第六章 控制通货膨胀
保罗·沃尔克
本书是对国际货币事务的一系列反思，而非个人回忆录或货币政策专著。但所有这些事务都是相互关联的，在我担任美联储主席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尤为明显①。
事情来得相当意外。伴随着石油价格上升和通胀加剧，经济看上去停滞不前，政府信用亦有所下降，吉米·卡特于是登上他的戴维营山头思考对策。在那里，他撤换了几个内阁成员，其中包括他的财政部部长。接着，他又下山发表了被称为"不适"的演讲②。在我看来，那是对这个国家心态的贴切描述，但由于未能指明国家的新方向，他受到了广泛批评。对于关心国家大事的人来说，安排美联储主席G.威廉·米勒③接任财政部部长，使得这一将来不得不应付通胀的机构的领导位置④出现了空缺，如果有人能治理通胀的话。
①本章不是在构成本书的那些演讲的基础上形成的，而是源自课堂讨论中对问题所做的问答。——作者原注。
②卡特于1979年7月15日发表的全国电视讲话，内容涉及能源危机、失业、通胀和其他笼统的话题，但讲话本身并未出现"不适"的提法，而是使用了''信心的危机"一词。他认为，美国人遭遇的这场危机，表现为"日益怀疑自己生活的意义，并丧失了对国家的共同目标"。
③GG.威廉·米勒于1979至1981年任美国财政部部长，此前为美联储主席(1978至1979年)，目前系最后一位企业家出身而非经济学家或金融家的美联储主席，也是唯一一位同时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部长和美联储主席的人。
④此处指美联储主席一职。
当我在纽约接到比尔·米勒①要我去见总统的电话时，我有点吃惊。他没说理由，但我当然可以猜。我从未与卡特先生或其任何一个密切的白宫随员见过面，而且我也从来不认为美联储主席这个位置是值得去争的，因此，我前往华盛顿，不也有任何特别的预期，主要关心的是，总统不要误解我对一个独立中央银行的重要性和实施更紧缩货币政策一一比比尔·米勒曾想采取的政策更趋紧一一必要性的关注。回想起来，见面的大部分时间都是我在讲。记得那天夜里，和几个好友在纽约吃饭时，我曾如释重负地告诉他们，经过今天的表现，我肯定不会再收到搬回华盛顿的指示，给家人造成不便了。
①比尔·米勒即威廉·米勒。
几天之后，一通电话在早晨七点半把我叫醒：卡特总统要求我担任美联储主席(我后来有点儿怀疑，如果他知道我那天早晨还没起床，是有；还认为我是称职的人选)。对于在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任过职的人来说，总统的要求是不能拒绝的。我和比尔·米勒一起于1979年8月6日在白宫宣誓就职。不久前，我碰巧看到了一卷东室①仪式的录影带。那里面，我拉长着脸，痛陈一个事实：通胀从未如此深入美国的国民意识，而作为一个民族，对于经济增长和稳定的实现，美国已然"失去了15年前那种掌控全局的幸福感"。这不是那种不适的演讲，却惊人地相似！
①东室是白宫最大的一个房间，可容纳300位宾客，主要用来举办大型招待会、舞会和各种纪念性仪式的庆典。
前面几章提到过，通货膨胀自越南战争时期就开始上升。它已经明显根植于大众的预期中。那些日子，精美的艺术品，甚至所有可收集的品类，都成了主要的投资标的。通胀的严重程度，自然与两次石油危机的惨烈有关，但与那种局面失控的感觉，以及美元国际范围内的不稳定，无疑也脱不了关系。在我到任前，外汇市场上的美元又陷入了常见的下跌魔咒。我不禁要为自己的就职公告使市场有所回升感到一丝骄傲，但它没有持续太久。
现在，人们可能会质疑，这些问题怎么就凑到了一起。但有一件事，我当时是清楚的。要想彻底解决通胀带来的所有难题，只能通过货币政策。这不只是因为其他政策可能受制于政治困境，还有一个原因是，缺乏货币政策将揭续紧缩的可靠证明，其他方法部无法成功。
当时的形势由于广泛的担忧而变得复杂，这种担忧也存在于美联储成员之间，认为经济衰退即将来临，甚至已然开始。我知道，经济学家们并不擅长预测转折点，而这一回，他们正在预测一次并未发生的哀退一一至少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发生(经济预言家职业里有一条经常被忽视的审慎准则：选一个数字或者选一个日期，但不要两者都选)。
尽管通胀形势已十分严峻，但基于这些考虑，在强化紧缩货币的政策时，自然会有所顾忌。7月份采取了一些紧缩政策，其中包括提高贴现率；8月份又采取了进一步的紧缩政策，当时我已正式上任。事实证明，更为重要的是，美联储决定，批准贴现率于9月中旬再度提高0.5个百分点，这也是贴现率在仅仅4周内的第二次提高。其重要性不在于贴现率调整本身，而在于市场对它的解读。
贴现率调整，由华盛顿联储理事会的7名成员，根据12家美联储银行之一的建议进行多数票决。投票结果往往是立刻宣布。那次投票，经过多番激烈讨论，结果是4:3。通常，理事会意见如此不一致，我不愿意采取行动，但根据讨论的情况，我知道这4张赞成票的态度是坚定的一一除我之外，亨利·华莱士和菲利普·考德威尔①，是两位著名的反通胀"鹰派"，而新任美联储副主席弗雷德·舒尔茨，与我合作密切。要是我真的准备照他们的想法行事，也没有什么理由能阻止我实施进一步的紧缩政策。但新闻界和市场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投票结果分歧这么大，就意味着迟疑，并给人一种感觉，这将是美联储最后一次紧缩货币。整个行动似乎在传达一个信息，即通胀在眼下乃至将来都得不到有效控制，结果起了反作用。
①菲利普·考德威尔(1920-2013)：1953年即加入福特汽车公司，1979年10月1日起担任该公司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直至1985年2月1日退休。
我对这件事印象深刻，因为它进一步确认了我长期以来的感受。经过多年或失败或半途而废的治理通胀的努力，市场已经对整个"华盛顿"，尤其是美联储态度的坚定性十分怀疑。在市场言论中，我们只是在局势非常明显之后，才慢吞吞、不痛不痒地采取行动，似乎总是"落后于形势"，意思是我们出手太晚。
我已经发现，部分困难缘于美联储的操作技巧。接照几年前边过的一项法律的要求，我们根据货币供应量，每六个月发布一次我们期望的增长目标。但美联储的实际操作目标，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从一次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到另一次会议，都仅限于短期利息率。具体来说，就是联邦基金利率，实际上是各银行和其最大客户间隔夜拆借的"批发"市场价格。
对利率的关注导致了一个心理陷阱，而随着通胀势头加剧，这种陷阱的影响也日益恶化。即便我们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专业团队，也给了他们最强大的计算能力，却仍然无法确定能够保持适度货币供应、调节经济活动的联邦利率恰当水平。中央银行的技巧，很大程度上是根据经验和逐次逼近效果的感觉来做最优选择。提高利率几乎总被认为大于降低利率的风险，这也是一种实际的心理现象。毕竟，没有人愿意胃经济衰退的风险，政治对手通常也会拿衰退说事儿。结果就是，要采取一些举措的话，特别是在紧缩货币时，只能小幅度地"试水"。这在物价及市场预期相对稳定时没问题，也算得上审慎。但在通胀加速期间，美联储眼中审慎的试探性措施，在世界其他国家看来，就如同婴儿脚步般无力。
1979年9月，市场似乎只对一件事有信心：押注通货膨胀。即使押注通胀的借贷成本在上升，但成本仍低于通胀。无论你想买什么，似乎都可以借到足够的资金。这种形势迫使我认真考虑，我们怎样做才能更有效果。我知道，几年来，美联储里有些人总想把更多重点放在更直接地控制某种口径的货币供应量上，可以是包括流通中和前期账户上现金的M1，也可以是M2或M3，即在M1的口径上加上储蓄账户及其他高度流动的基金。公开市场委员会里的几个地区联储主席，则一直特别希望，通过调整银行准备金来控制货币供应量，以决定我们每日、每周的操作。事实上，我们的重点将是从控制货币价格转向控制其数量。
原理上，这与米尔顿·弗里德曼大力倡导的货币主义学派的思想一致。对于这个学派有关货币持续增长好处的极端看法，我持怀疑态度，一如我对浮动汇率体系在解决我们外部束缚方面有效性的怀疑。剔除那些过激主张中的某些内容，曾经在美联储内部争论过(并且半数被遗忘)的建议，看上去值得再考虑。其实，在一年多前的美国金融协会年会上，我就做过一次枯燥冗长的演说，提出通胀背景下重视货币增长的好处。
当然，我们必须警惕经济衰退的信号。但我至少清楚，"可能性"不能主导我们的决策。凯恩斯主义相关的所谓菲利普斯曲线，即认为失业和通胀之间存在替代效应的观点，似乎并不那么有效。一段时间后发生的真实情况，正如货币主义者所强调的，是失业和通胀同时在上升。而且，一再耽搁应付通胀的措施，最终将使形势恶化，包括衰退可能加大的风险。
我心里几乎认定，我们是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方法来实现几个目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约束我们自己。一旦美联储对货币供应量更加重视，不仅公开宣布目标，而且还切实改变操作技巧，以提高真正实现目标的可能性，我们会发现，即便我们的决定导致了痛苦的高利率，我们也难有回旋余地。更关注货币供应量同样是在告诉公众：我们来真的了。人们不需要通过高级经济学课程来了解通胀与货币过多有关；只要我们发出这样的信号，即当我们说要控制货币时，我们的意思就是要对付，通货膨胀了，同时，我们就有了影响普通人行为的机会。
在我9月份飞赴贝尔格莱德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之前，我和华盛顿的同事们就着手设计这一方案。技术方面的工作正按部就班地展开，同时，我还意识到，有个在委员会内部达成一致意见的好机会。隶属于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地区联储主席尚未得到简报，但我知道有几位会感兴趣。
欧洲之行给了我契机，得以向财政部部长和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查尔斯·舒尔策介绍我的想法。他们的态度并不积极。但当我们中途经停施密特的家乡汉堡时，我得到了某种心理上的支持。施密特已是西德共和国的总理。我们花了部分时间，与他和奥特马尔·埃明格尔会谈，后者已成为联邦银行行长。
施密特的暴怒是坏到了极点还是好到了极点，见仁见智。他主导了谈话，清楚表达，当看到美国对美元的忽视和束手无策时，他已经没有耐心了。他的言论有着特别的效果，因为，尽管他和卡特先生在其他一些方面存在明显摩擦，但没人真正怀疑他多年来对美国和美国人民的良好愿望。他和埃明格尔在国际货币领域的经验也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的讨论更强化了我的信念：采取行动的时间到了，我们正面临着对国际社会和国内支持者守信的极大挑战。我猜测，德国人的担忧也对米勒和舒尔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可能减轻了他们对于我的计划的顾虑。在贝尔将莱德开会期间，我找机会与几位我深信其判断力的中央银行同行，尤其是埃明格尔，私下进行了沟通。在向他们暗示了我的想法后，我得到了积极的反馈。
当时的媒体上以及后来一些关于那段时间的史料中，涉及了许多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尚在进行时就离开贝尔格莱德这一情况。人们的推测是，糟糕的会议气氛，让我意识到，我们面临着一场紧急危机。真相很是平淡，因为我在贝尔格莱德无事可做，也就回去了。五国集团、十国集团，以及临时委员会和发展委员会的一系列准备会议都结束了。在正式的全体会议上，我没有任何安排，而比尔·米勒将宣读一篇为美国政策辩护的稿子。我于是决定，与其在那儿百无聊赖地耗时间，索性提前一两天回国，着手政策调整。
我一回国就发现，技术性工作和委员们的想法都步入了正轨。我开始计划在周末之前召开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的二次特别会议，并在会上做出决定。当然，政府的支持或至少是默认，对于新推出的措施是否有说服力是非常重要的。米勒和舒尔策回国后，同他们自己的专家进行了讨论，其中包括时为舒尔策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莱尔·格拉姆利一一以前是一位有名望的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不久之后他被指派到理事会任职，并成为我们的一位非常优秀和忠实的同事)。他们仍有顾虑，部分的正当理由是，一个不熟悉的过程将导致高度不可知的结果。他们敦促我们另行采取有力但正统的措施，其中甚至可以包括2%的贴现率升幅。他们无疑也向总统力荐了这种主张。他们转告我说，总统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总统并没有直接约见我，这一点对我非常重要。我由此认为，尽管总统将明显倾向于我们不按照自己的方案行事，毕竟该方案有其不确定性，但在一个不熟悉的领域，他也不会把他的判断强加于他新任命的美联储主席的观点之上。身负稳定美元主任的托尼·所罗门，作为负责货币事务的财政部副部长，冷静地建议我采取行动，前提是我确信可行。这一建议也很有帮助。
于是我决定行动，便在10月6日，星期六，召开了一次公开市场委员会的秘密会议。正如预期的那样，一些地区联储主席期望行动。我占用了大部分会议时间强调，在投票表决前，必须全面考虑后果一一包括短期内出现更高利率的可能性。理论上，集中力量直接控制银行准备金和货币供应量，将导致利率发生更大的波动；在通胀得到控制、信心恢复之前，利率的整体水平将会在短期内上升。实际情况也肯定了这一点。当时及后来，我都比公开市场委员会的大部分其他成员更烦恼利率的波动。多数人坚持，不要对利率的变动幅度设置任何真正有效的限制，但委员会压是制定了一个相当宽松的范围，一旦超出，我们将需要重新考虑我们的政策。
星期六当晚，在我们宣布改变操作策略的同时，还有另外几个更容易理解的变化：再次将贴现率提高1%，对增加的商业银行定期储蓄要求特别准备金，并呼吁银行停止对投机用途发放贷款。几天之后，我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年会上发表了预先安排的演讲，这样就有机会用比美联储公告更具体、形象的语言解释政策。但我们在表达的基本信息本身很简单：我们要杀死通胀魔鬼。而且，总统在被问及态度时，也表示非常支持我们的做法。
我们很快发现，通过我们自己的坚定信念来改变公众预期，这类我们也许有过的梦想，仅仅是梦想。我们面临困难的一个预警信号是，当短期利息率提高时，长期利率也如预期那样，提高了。如果市场相信通货膨胀率会降，那么这种情况可能就不会出现，至少不会持续太长时间。而且，利率整休水平超出了我或我的同事们此前的预测。有点讽刺的是，邢也是新措施的成效之一；如果需要这种水平的利率来调整货币供应量，我是不会支持特意把短期利率提高这么多的。更重要的是，尽管利率提得这么高，又变化无常，仍然很难说我们实现了在我看来必要的、更有建设性的市场不确定性，以减缓贷款和投机。最令人不安的是，虽然货币供应量几乎和我们第四季度想要的水平一致，但在1980年年初，通胀的势头实际上更严重了。几个月内，居民消费价格以每年近15%的速度上涨，能明显感觉到政治恐慌和经济萧条日益加剧。
提交联邦年度预算的时间就在眼前，按照教科书的说法，对于总统来说，这是一个建设性地带头实施有力财政政策的机会。无疑，他做了他认为他能做的，但从政治角度，无论税收还是支出，回旋的余地似乎都不大。因为生产和消费价格持续直线上升的背景，金融市场对预算不予理会。对我来说，这种负面反应似乎过分了。一年前，在纽约联储的年度报告中，我向所有美元持有者表达了对"美国经济政策的可信性和连贯性"的担忧，反观过去一段时间清晰发生的一切，算是一语成谶。
利率仍在上升，商业银行间优惠贷款利率，在1980年2月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5.25%的水平。但月通胀率几乎高达14.9%，而且，已经稳定了一段时期的美元又出现摇摆。我们在美联储除了再次紧缩货币，别无选择；在提高贴现率之外，还对过度增长的银行借贷，通过更具体的量化指标强化"道义劝说"。政府原则上不反对。但我们被力劝推迟行动，直到一项修改后的预算可以提交。该预算罗列了所有的新措施，囊括了我们的货币政策和他们的财政政策，组成了综合性的一揽子措施，以增加力度。
总统认为，把他的信息传递给美国普通民众非常重要。为此，他希望直接控制消费者信贷的使用。这在美联储内并未得到我们的太多认同。尽管利率奇高，并伴有衰退的早期预言，直到年底，经济仍在扩张。但是，信用消费往好了说，也是处于低迷状态。而且，无论从经济还是从实践出发，卷入直接控制数百万消费者信用交易的管理泥沼的想法，对我们没有任何吸引力。可是，避开又不那么容易。国会前段时间通过了一项特别法律，其设计意在令尼克松总统骑虎难下：在他反对控制消费信贷时，法律却给他权力去授权控制。最终，美联储被授权实施这项控制措施。理论上，美联储可以拒绝执行总统的授权，但那很难说是诱人的选择。
我一再向总统及其幕僚转达我们的忧虑。但我最终发现，反对下面这种含蓄的观点是不可能的：当总统已经公开支持我们前所未有的冒险的货币政策时，当他为响应我们还采取了紧缩预算的强硬措施时，我们美联储的人应该尊重他的政治判断，即，需要控制消费者信贷，以传达情况紧急的感觉。毕竟，我们的意图也不是很纯粹：为配合自己追求的减缓货币供应增长的目标，我们正准备对银行放贷实施行政控制，尽管名义上，这种控制是自愿的。这样，我最终说服了不情愿的理事会，基于的共识是在尽量合理的基础上，我们将把消费者信贷控制设计得温和、客观。
应总统的要求，我与财政部部长米勒以及其他政府官员一道，花了大量时间与国会讨论预算缩减方案。接着，在总统做其纲领性的预算决策时，我又参与了他及其高层经济顾问的讨论。我对这些决策细节几乎没什么贡献，但这些经历给我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得以观察一位被强大政治压力环绕的总统，在竭力实现一项连贯的预算政策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日复一日，我仿佛看到，就在我眼前，有一位本性基本算保守的总统。他发现，自己的初步决定受到了顾问们的挑战。而后者，对特殊利益，以及这位总统所属党派较为自由的传统，都颇为敏感。实际上，最后谁都不满意妥协的决定，而总统想传达的本意也看不出来了。不夸张地说，在我看来，那场预算斗争更多地表现为，在向美国人民树立一个政策一致的强大行政形象时，卡特总统所遇到的困难。虽说他个人声望颇高，且信念坚定。
1980年3月14日，整个一揽子政策方案在白宫的一次大型仪式上亮相：新的预算、信贷控制、美联储的进一步紧缩。经济迅速呈俯冲式下滑。在利率不断升高的前6个月里，经济仍在持续增长。眼下，新低乍现，就是几天的事。
往事回顾起来总是更清晰。国家经济研究署那些自封的专家们后来指出，经济衰退开始于1980年的2月。也许确实如此，但当我们回头仔细研究数据时，跳出来的结果是，总统的决定一宣布，消费者就突然不花钱了。这样的情形前所未有。我们控制消费者信贷并不是为了下猛药。技术上，我们的控制措施也做不到这一点。汽车或与房产相关用途的信贷，是政策豁免的，它们也是消费信贷的主要用途。因此，实施控制的范围，应该限于信用卡购物和一般用途的分期付款贷款。即使如此，新的特殊准备金政策，也仅适用于新增贷款，只为了借贷成本能适度提高。但是，总统的决定却被解读为，国家处于紧急关头，消费者开支应受到限制。于是许多消费者不花钱了。当然，他们也停止了信用卡的使用，有人还把剪碎的信用卡寄到了白宫。"总统先生"，附信写道，"我们将合作。"
在我们经历了停止货币供应量增加遇到的各种麻烦后，它突然断崖式地下降。就像经济下滑时的情形一样，直到几周后拿到统计数据时，我们才发现形势的严峻。下降的幅度一旦明显，银根就被放松了。但来自经济学家、货币主义者和凯恩斯主义者的许多批评，照样认为我们行动得不够快；通胀肆虐时，我们也希望将国家从高利率的痛苦中解脱出来，可对于暴跌的避免，我们做得还不够。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将银根放松了不少。仅在3个月内，联邦基金利率就从约20%降到了8%。我感觉时机成熟，随即安排美联储在7月初取消了消费信贷控制。利率很快稳定下来，货币供应量立刻开始再次上升，尽管其一度仍远低于我们年初制定的日标。直到后来，我们或其他人才意识到，经济反弹时，几乎与其下跌时一样迅速。
在各种书籍里，这次事件都被记录为一次经济衰退，但回头来看，它是一桩近乎意外的怪事。生产出现了急剧下滑，但只持续了大约4个月。表面的情形是，许多消费者决定还请债务，因此开支和现金余额(换言之，货币供应量)突然下跌。随着对一起经济突发状况的恐惧烟消云散，以及控制消费信贷的措施被取消，消费(和货币供应量)迅速回升。
最终的结果可能算不上一次经济衰退，但在对付通胀方面也没取得多大进展。通胀率仍维持在两位数的水平，随着货币供应量再度急剧上升，我们处境艰难一一必须在几周后即将大选的节骨眼儿上紧缩货币、提高贴现率。稍感安慰的是，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纳德·里根，批评美联储太宽松了！
也许，所有这些细节，看上去背离了国际金融，但两者之间的基本联系还是有的。1979年的秋后，货币政策重点着眼于反通胀，帮助稳定了外汇市场的情绪，尽管消费价格又急剧上市长了一段时间。而且，部分得益于美元此前的贬值，国际市场的美国商品便宜了，我们的经常账户也趋近平衡。美元的强化成为可能，并最终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实现了。
在罗纳德里根于1981年1月入主白宫时，货币政策再次全面收紧；我们的货币供应量目标调低了一些，商业银行利率则回归超出21%的峰值。我们在与新政府的关系上十分谨慎，小心翼翼地选用恰当的字眼。在我看来，新政府的财经团队，是一个相当奇怪的混合体，既有强硬的货币主义者，又有后来热门的"供给学派"，还加入了一些像新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默里·韦登鲍姆那样的实用主义者。10年前，默里担任负责经济政策的财政部部长助理时，曾一度向我汇报，因而我们可以融洽、坦诚地沟通。我觉得，新任财政部部长唐纳德·里甘①可能也是个实用主义者，但情况很快明朗，总体上，在其财政部下属乃至政府官员那些坚定却经常冲突的思想信念面前，他无所适从。
①唐纳德·里甘：1981年1月任美国财政部部长，1985年2月转任白宫办公厅主任(后文有提及)，直至1987年2月辞职。他于1946年即加入美林公司，1971至1980年成为该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CEO)。他也是证券投资者保护机构(SIPC)最初的董事之一，并于1973至1975年担任纽交所副主席，是经纪公司上市的主要支持者。在他的努力下，美林公司于1971年成为第二家上市的华尔街公司，而且1975年经纪人固定佣金制的取消，很大程度上也归功于他的游说。
这些学派共同的观点是，货币政策对于新政府的成功至关重要，即使他们在如何实施上各持己见。我从阿瑟·伯恩斯那儿得知，起初一些以米尔顿·弗里德曼和极端货币主义者(他们长期参与反对美联储的知识界活动)为首的顾问，原本想结束美联储的独立地位，如果不是直接撤销这个机构的话。伯恩斯对此非常恼火。我们的确很幸运，甚至在伯恩斯退休的情况下，其学术地位、公众形象以及老关系也发挥了作用，没让他那些共和党朋友的野蛮想法得逞。
为表示对货币政策的重视，白宫顾问们建议，总统应亲自去一趟宪法大街，以便在华丽的美联储总部，也就是我的办公室，与我会面。这可是没有先例的。我感觉，尽管出发点不错，但这种姿态将引发无数关于美联储独立性的问题。我告诉他们，正常的安排，应该是我去总统办公室拜访他。
我们各让一步，改为在财政部用午餐。总统在其财经团队大部分成员陪同下，从白宫步行穿过大街。这是我们第一次碰面，由于媒体和摄像机在侧，我觉得全程都稍显刻意。不过，作为开始，总统当着仍在场的记者们的面说，"作为通胀得到控制的一个指标，市场黄金价格下降非常重要"，我还是很高兴的。
在早期的政策文件中，政府里的一些新人想把货币政策写得非常具体。比如，一个被偏爱的公式是，货币增长应该以每年1%的速率，"可预期和确定地"连续下降几年。我认为，这种精准在现实世界中是不能实现的，而且，不论能否实现，都表明政府在试图命令美联储。我最终成功让他们放弃了使用这类语言，以免在一些事务上惹来摩擦和敌对。毕竟，法律规定得很清楚，这些事务由我们(美联储)决策。当然，我们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很多建议。后来，很多这样的建议被媒体披露了出去，有时是匿名的白宫官员隐隐透露不利的前景，而唐纳德里甘往往比较公开，他会反复提及对美联储独立性的神秘研究。
我认为，鉴于1981年年中发生了极其严重的经济衰退，上述情形，有些也很正常。到1982年年底，衰退使失业率在短期内达到了战后最高水平一一11%以上，并持续了一年多，直到当时的国会选举年。里根总统肯定收到了很多要求总统本人接手美联储的建议，但事实上，面对新闻发布会和其他场合的诸多引诱，他从来没有这样做。与见卡特先生不同，我很少见里根总统，我也从没有觉得能够跟他建立更密切的个人关系，或者能够对他真正产生更多的影响。他一直很客气，但显然，他没有真正参与货币政策实质性讨论的意图，也不想了解我在其他领域的建议。但我感觉，他和一些前任们不同，对通货膨胀有一种发白内心的强烈反感，而且不论他的顾问们怎么想，他本能地认为，削弱美联储的独立地位不是一个好主意一一说一干道一万，美联储正在努力恢复稳定。
当然，在1981年，政府总体上是支持我们控制货币增长的，甚至不惜以畸高的利率为代价。我尤其记得，当财政部部长里甘得知我们将在5月份提高贴现率以应对货币供应量突增时，他的那种高兴，尽管情况表明，当时的贴现率与商业活动的峰值非常接近。我承认我的想法片面且有失公允，但在我看来，实际情况是，由于通胀似乎意味着切肤之痛和个人生活失序，对通胀采取强硬态度，在这个国家有相当的支持力量。我并不是说我们本该赢得公众支持，然而，那时内心深处的感觉是，既然问题来了，我们就得努力做点儿什么。苏联军队入侵阿富汗时期，一度是卡特政府最黑暗的日子。在此期间，信心的缺乏表现为黄金价格飞涨至800美元/盎司以上、白银市场投机盛行。偶尔，美联储总部周围会有示威游行。有阵子，建筑商们发起了一场运动，要求降低利率以剌激他们的业务，于是，锯开的小木片在我的办公室泛滥成灾。不过，涂写在标语牌上的一些口号，甚至和我们正在建议的一样。内容是这样的"降低货币供应，以削减利率"停止用印钱去填国家债务窟窿。"
最后，支持严厉的紧缩货币政策实施只有一个理由。那是一个简单的信念，即假以时门，在价格合理稳定的环境里，伴随更好的预期和更多的储蓄，经济将运行得更好、更有效率、更公平。
在1983年12月旧金山的一次演讲中，我将"合理的价格稳定"定义为如下状态：在做投资计划或安排生计时，普罗大众不会感到他们有必要考虑市长价预期。大萧条之后，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存在轻微的通胀是好字；它有一丝激励作用，鼓励消费和新投资。问题是，在人人都有血胀的预期，且利率也一如所料地上升的情况下，总会有一种诱导进一步加速通胀一一尽管当时并非有意为之，唯恐紧缩政策引起经济衰退(所以不实施紧缩政策以抑制通胀)。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更为严重的经济哀退，以及恢复稳定时更多的痛苦。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情形。
如果要借助现代经济学家们使用的严格的数学推理和统计技术，从而证明这个观点，可能是困难的。但是，那些技术究竟能否捕捉到推动人类行为的复杂因素，的确存在疑问。总体来说，全球最发达国家和一些最不发达国家的政府，现在似乎得出了一个结论：价格稳定是重中之重，为此值得承担诸多过渡期痛苦。
我们都是完美主义者。回顾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事后分析。比如，在我们1982年放松银根是否不算太慢的问题上，就有许多同情美联储两难处境的专家做出了分析。他们也许会说，经济衰退，本来可以提前几个月结束的。这个结论可能是对的，但诸如此类的分析，我并不是很赞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政策完关无缺，而是说、当时更重大的错误，应该是没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从而影响社会基本心态，并真正平息、通货膨胀预期内那些政策的确无法微调，甚至我们做了那么多之后，目标还是没有完全实现。我觉得，我们确实为20世纪80年代的史上最长和平扩张期打下了关键基础。而且，看到现在的美联储理事们仍将工作重点放在价格稳定的实现上，也令人十分安慰。
比我们行动时机的精准更主要的事，是20世纪80年代政策运用的广泛性。1981年里根政府的减税法案，即其供给侧计划的核心，开启了大规模税收削减和预算赤字的过程。这一过程超出了所有人的真实预期。我们美联储的人，只能旁观民主党、共和党双方政客们的政治角力，看谁能把税减得更低。我向国会建议，所有减税政策都应该伴随开支削减，但没人乐意听。
更爱幻想的里根政府官员辩称，减税将为经济提供一种灵丹妙药，可以消除赤字，或者芋，少让赤字无关紧要。这是我在1963年坚持的一个极端观点，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财政部官员。但是，他们的一些想法却令我怀疑：我们何苦去征税。那些更现实的顾问们(一切都是相对的)则显然考虑到，赤字暴增的风险是他们的激进方案获得通过的合理代价。他们认为，任何损害都可以在以后修补，这基于一种新奇的理论，即降低政府开支的方式，并不是坚持依据税收量入为出，而是用赤字来威胁国会与民众。
通过后来的补救，1981年收回了一些极端减税措施，但我们最终还是出现了巨额的内部赤字。我曾利用一切机会强调，将出现利率比低赤字情况下高很多的后果。这一点对我们大多数人似乎是不言自明的、但却遭到财政部一些狂热的供给侧人士的否认。在我快期与之打交道的保守主义制度堡垒中，这种情况太多了。
由于工作分工的原因，我常与唐·里甘和他的继任詹姆斯贝克见面。依据长期行益的斗惯，我们每周尽量共进一次早餐，而且我们需要经常见而处理特别事务。他们知道我对赤字的担忧，经常无奈于控制开支的艰难。但这些都无法真正改变财政政策的执行，财政政策已经被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有效冻结了。各届财政部部长无疑都感到他们对货币政策过程几乎没有影响。尤其是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我常常是拿起报纸吾我们事情做得有多差劲，尽管直接说的很少。
巨额财政赤字，尽管在经济哀退过程中是合理的，在复苏之初也是可以接受的，可等到经济恢复增快势头，对国家就没有任何好处。在我看来，这一点仅从国内角度就很明显，因为赤字实际上吞噬了美国大量的私人储蓄，而这叫储蓄，按世界标准甚至按美国自己过去的表现，都低得惊人。相应地，这意味着国内投资环境要差于其应有的情况。美国处于历史上最长的和平扩张期，但这一时期，生产率的上升也好，对工厂、设备的新投资也好，都表现平平，特别是允许在实际发生的投资支出中占大头的巨型计算机加速折旧之后。低投资和低生产率增长的趋势看上去是相互联系的，展示了当下经济政策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
经过一段时间，国内储蓄缺口，很大程度上被主要借自海外的大量资本流入所补充。这些资金流入，在增长速度上，一度超过了美国所有的私人存款，在规模上，也远远越出了我的想象。说起来有点儿尴尬，我记得，大约在1983年，我曾斥责美联储官员。原因是，他们在报告中建议，为了弥补日益增长的经常项目赤字，资本流入可能需要达到或超过每年750亿美元。我提醒他们，就在十多年以前，每年流入或流出200亿或300亿美元，便已是极限，并且导致了币值不稳。事实上，在最多的1985年，登记的净资本流入是1030亿美元。
一段时间内——在1980年、1981年和1982年——伴随着高利率，有些走强的美元给经历了70年代外汇市场危机的每一个人，提供了有利的喘息之机。但随着时间推移，高利率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外资金，来帮助解决我们的赤字和投资问题，这项政策组含在国际市场上的负面效应也明显起来。更准确地说，除了政府中一些虔诚人士将其理解为这是对美国政策投的信任票以外，它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
首先，高利率和强势升值的美元，使得处理下一章将涉及的债务危机更加困难。其次，由于境外大睛，购买美国证券导致美元突然于1983年大幅升值，美国的产业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开始被严重削弱。这种升值在1984年几乎是爆炸性的，到1985年年初，美元对德国马克的汇率，在1980年的水平上升值了约45%。最终，在巨额贸易赤字面前，美国商业复苏的动力逐渐消失。在那些背景下，很自然会有这样的问题：我们能否放弃严格的紧缩货币目标，尝试通过降低利率来改善当时的处境。答案看起来一直是非常清楚的：这种举措只会危及更重大的目标。
在墨西哥债务危机于1982年8月爆发之前，我们就已经感觉到其可能性，并且有一段时间了。但仅凭1981年年底或1982年年初降低一两个百分点的利率，就想明显改变局面，貌似不可能。在货币供应最高于我们的目标时，即使是这种相对小幅的变化，也很难解释。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该宣布，为了缓解某外国债务，美国愿承受更高的通货膨胀，特别是，无论如何，在这一努力几乎确定不足以产生多少作用时？
问题本身就是答案。债务危机搭上自己的高速列车，在1981年年底或1982年，已没人能制止它了。实际上，在1982年夏天，美国自身的金融体系有明显的紧张迹象。不断蔓延的储蓄和贷款业问题，加上一些边缘的政府证券交易商破产被广为报道，在这样的背景下，俄克拉荷马州飞速发展但籍籍无名的宾州广场国民银行破产，爆出其发起的数十亿美元石油贷款实际上已一文不值。一些又大又有名的银行被卷入；自负的伊利诺斯大陆银行，也是中西部规模最大的银行，元气大伤。所有这些，促使我们决定在1982年7月放松政策。而政策执行时的背景，是令人失望的商业消息，以及货币供应量得到良好控制的事实。换言之，这与应对通胀的核心战斗没有明显冲突。
后来，由于美元强劲升值，利率已经明显下降，尽管站在更长的历史角度，利率还在高位。在我后来，这是一种奇怪、矛盾的情况。一定程度上，美元的强势，通过使进口品保持低价且比美国产品更有竞争力，帮助抑制了通胀。但假以时日，这种情况就俨然从有帮助变成了潜在的灾难。美国产业的竞争力，正在被削弱，以一种可能造成持续损害的方式。我认为，美元太有可能像20世纪70年代经常发生的那样，出现病态的下跌，对信心造成打击。这是早晚的事儿。然而，此时的政府似乎不是太在乎欧洲和日本的官员时不时提出，我们应同他们一起在外汇市场上卖出美元，并以这种最直接、简单的方式表明我们的顾虑但财政部视其为原则问题，从而拒绝了这些提议。相反，美元强势被一些官员认为是市场给予的一种"好管家奖章"一一对健全的里根经济政策的肯定。
当时，美联储利用其独立地位进行干预，进而忽略财政部的态度，对我而言是理论多过现实。独自干预以应对形势的效力很值得怀疑，尤其叫政府在这一点上意见不统一时对美联储来说，唯独行动将肯定引发一个分散精力、帮倒忙的政治争议，这会危及对我们基本政策的支持。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也不会同意，其一些成员对干预的价值一直是怀疑的，即使他们的主席因被误导而已经正式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实质上一个更为重要的举措，应该是真正更大力度地宽松了货币，越过我们认为的与国内要求及应对通胀相协调的力度。在政府部门正为美元欢呼时，那也会显得怪异。1984年年底和1985年年初时，当美元超越竞争力的感念以货币飞船的模式升值时，干预甚至货币政策都不会产生预期的影响。
在我的记忆里，美联储没有因为忽略政策的海外影响而遭到真正的指责。如我们指出的那样，政府系统看上去对美元并不担心。我们那些外国中央银行和财政部的同僚们，基本部支持我们应对通胀的努力，而且大部分是公开表态。他们认识到了更大的隐忠。我一定程度上感觉到，他们视美联储正在为所有的中央银行而战，尽管有一些副作用比较麻烦。在赫尔穆特·施密特引用"这是自基督诞生以来最高的利率"来表达他的不满时，我有些忐忑。1979年我在汉堡中途停留时，他对促成我们的新政策帮了一个大忙。但非常明白，他认为美国宽松的财政政策是主要问题。
对于我和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种形势的清晰逻制就是去降低预算赤字，大约2000亿美元的赤字，是1980年年初被诟病的卡特预案的10倍以上。减少赤字会在不威胁通胀战斗可信度的同时，减轻对货币和资本市场的压力及对国外资本的依赖。事实上，恢复预算平衡的有效努力，只会支持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我有很多机会向国会阐明这一观点。尽管从未被施压，但偶尔有做交易的暗示：如果美联储本身愿意降低利率，那将为减少赤字的某种政策组合一一各类削减开支和一个加税一一提供政治润滑剂。历史告诉我，对此要谨慎。此前，在20世纪60年代末关于增收所得税以支付越战费用的辩论中，美联储在预期财政紧缩的情况下放松了银根。我不知道，放松决定在多大程度上体现其经济合理性的同时，也表达了政治态度。但美联储对此的总结是，这完全是一个重大错误，税收增加没有产尘预期的紧缩效果，美联储在几个月中政治性地受因于不恰当的政策，通胀的势头进而加速。
在20世纪80年代的环境中，认为国会能够完成这个假设交易，实际上是不现实的一一不考虑政府的反对。我知道，在选举政治的真实世界里，为一项艰苦的表决"找理由"很重要，而且议员自然会在调高税率或削减开支两项中，选择更易看出可能获得选民支持的选项。我一直确信，国会更大的智慧反映在其决断上，即自1913年创立美联储始，中央银行应该免受选举的政治影响。换句话说，即使是好的、有责任的财政政策，也不能成为一项失败的货币政策的充分借口。
关于一个强有力的预算计划(尽管长期而言是有利的)是否真有降低美元高汇率的效果，我发现当时有两个思想学派。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分析直截了当：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汇削减赤字把更多的美国储蓄用于其他领域，利率将下降，吸引来的外国资本将会减少，美元将停止升值或是出现贬值，我们最终将是出口更多、进口更少。已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马丁·费尔德斯坦①，就大力公开宣扬这种观点，把他在政府中的很多同事惹得无奈又气愤。
①马丁·费尔德斯坦：1982年10月-1984年7月作为首席经济顾问，担任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在此期间其"赤字鹰派"(即强硬的缩减赤字支持者)观点与政府当时的大规模货币支出政策发生了冲突。1978-2008年一直担任国家经济研究署(NBER)主席。现为哈佛大学乔治·F·贝克经济学讲席教授，以及国家经济研究署名誉主席。自2003年以来，他也一直是总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性金融咨询机构三十人团体(Group of hrirty，通常缩写为G30)成员，该机构汇聚了顶尖金融家和学者，保罗·沃尔克亦为其荣体主席。
另一派人士指出，一个被视为"更负责任"的预算计划，只能使美元在外汇市场上升得更高，因为它将增加对美国经济政策和经济前景的信心，从而继续鼓励更多的资本流入美国。至少短期内，仅就政府里的辩解者来说，这不是一个愚蠢的看法。我曾把这个问题，抛给了在巴塞尔同中央银行家对话的一个非常令人尊敬的学院派经济学家小组。他们如何看待赤字削减对美元走向的影响？一半说会上涨，一半说会下跌。
也许正确的答案应该是，由于心理因素，开始会上升一点儿，随后则因为更长期的因素而下跌。遗憾的是，我们永远没有机会去验证这个假设。面对政府对"需要与国会在开支和税收上达成妥协"的预算修改的强硬反对，所有这些高深的讨论都可能离题了。甚至在共和党的国会领袖准备考虑这个问题时，政府的反对态度仍然坚决。政府官员们对我请求的答复是经典且不能反驳的：尽管两党制可能是什理的，但它不仅仅关乎政治；里根总统在争取连任的活动中，曾发誓不再新增税收，我们也是这么做的。里根确实发过誓，但我也经常考虑这个烦人的问题：在一场能轻易取胜的选举中，是哪些顾问们怂恿了那个誓言，或者至少没有反对？
所有这些，使得政府官员在外国同行们看来显得相当不合时宜。其中的心理低点，可能出现在财政部部长唐·里甘任期将满时的一次临时委员会会议上。听了那些针对我们预算赤字的冗长批评后，他爱尔兰裔的脾气就冒出来了。他挑衅点地发表了演讲，告诉那些外国同行们：他们是错误的，我们是对的；他们应该学习我们的政策，而不是批评那些政策；事实是美国在快速增长，而不是欧洲和日本。我正好在他演讲中间走进会场，他正处于最激动时，几乎是在大喊。很显然，这不是外交细节中的好状态。在我看来，其言论没有为其力辩的财政政策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外国听众就更不感冒了。
但里甘提到了重要一点。当时欧洲和日本都处于低增长时期、也正是"欧洲硬化症"(Eurosclerosis)这个词被发明的那段日子。他们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实质上在靠美国拉动，特别是直接依靠美国快速扩大的进口。可能在外国人眼中，美国政府在税收、预算及汇率政策上似乎完全是关乎意识形态的(或者说，如他们看到的，缺少来由)。但同样的思想，却倡导为了共同利益，强烈反对保护主义、全世界开放更多的市场。另外，在欧洲和日本重拾增长势头前，以美国经济增长为代价承担更多风险将是错误的。这一说法也是对的。
第二届里根政府，将很快承担起实现更好的国际协调的领导责任。这是后面章节的内容。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到来，国际政策问题再次成为重点和核心，尽管在削减通胀方面有了明显进步，经济也得到了蓬勃发展。
行天丰雄
我关于这些事件的记忆开始于1980年，就在美联储实施新政策后。最初我们没觉得变化很剧烈，因为一度并没有真正发生什么事情。利率随后开始飞涨。在日本，我们开始怀疑这是不是一个可持续的、可行的政策，特别是在美国经济开始下滑时。美联储的强硬立场能维持多久？保罗·沃尔克过来访问我们，大藏相金子一平在大仓洞店为他安排了晚宴。餐后我们围坐在一起，喝着白兰地时，沃尔克问道"如果你是美联储主席，你还会继续这种紧缩的货币政策吗？"他让桌边的六七位高级官员逐一回答，我们都说"会"。我不知道他是否受到了我们回答的鼓舞，但这件事我记得很情楚。
在第一届里根政府初期，美国财政部被自由市场主义者主导。你也许想过，持续的高利率及其导致的强美元，应当会在政府内产生一些反思，并促成一项政策的修改。但是，当时那些掌权的自由市场主义者，却没有这么做。他们从不怀疑自己政策的明智，对美元的不断升值乐见其成，而且丝毫不在乎日益严重的经常项目赤字，因为资金流进美国是为了赚取高利息。他们认为，这种状况是美国经济实力的标志。
我们开始感到非常紧张。当上涨的美元在1983年成为一个到处谈论的话题时，我们一同质疑美国政策是否明智，尽管强势美元助推日本出口商品攻陷了美国市场。我们对美国的货币政策没有异议，认为其只是过分扩张的财政政策的牺品。而之所以批评财政赤字，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在助长通胀的同时，也吞噬了可用资金。但美国政府没心思听这些。我们提出，高利率确实恶化了第二世界的债务问题。根据我们的测算，如果美国的利率下降1%，拉美每年将减少40亿美元的债务负担。我们没有得到华盛顿的任何回应，感觉那段时间实际上在同一群聋子说话。
当然，里根政府财政政策的初衷并没有那么坏。问题是，政策并没有按预期发挥作用。他们指望其政策能促进国内储蓄，结果却适得其反。局外人都清楚这一点，但美国政府花了太长时间才认识到政策的无效，以致无法及时扭转局面。
20世纪80年代的前半叶，确实是一段极不寻常的时期。突出表现为，严重缺乏在国际层面讨论国内经济政策的准备和意愿。用保罗·沃尔克的话说，所有财政和货币官员的倾向，都极其狭隘和孤立。我们日本则饱受两个问题困扰：一是美国需要努力进入一个更好的财政状态，再者是意识到美国的政策正在导致一个非常严重的国际失衡。但是，在研究我们国内不同政策的国际适应性方面，我们也同样连意愿都没有。当时的一个强烈共识是，美国的财政政策应当被谴责，而且一旦其他国家尝试通过放松其财政政策来应对，全球价格的稳定将受到威胁。我最遗憾的是，那个时候，尽管我们都有意就这些问题开展激烈的讨论，可对话压根儿就不存在。
然而，日本和德国当时都没有直言不讳的勇气，这也是事实。我们若指责美国，虽然貌似说得过去，却始终有一个担心，即美国会回应说，世界需要增长动力，一旦美国削减赤字并减缓经济速度，谁又来代替其作为增长发动机。那个时候，这一针对日本经济的问题的明显暗示，就会令我们丧失继续讨论的勇气。所以，允许我这样说，在他人的罪过中，存在一些相互默许，因为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是罪人这种情形尚未发生明显变化。站在美国的角度，它是失望的一个主要根源；在我们曰前进行的协调努力中，它也几乎始终是失望和不满的缘由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