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克服老龄化浪潮：哪些政策有效，哪些政策无效
“结论？为什么，我已经拥有了一堆结论，它们一无是处。”
—托马斯·爱迪生
如果事情按照当前的趋势持续发展，那么发达国家将面临更高的退休年龄、更低的生活水平，“老年人”将和“年轻人”展开厮杀，争夺应得的利益几。在接下来的10年里，投资者和政治家不得不为公共和私人养老金的资金短缺问题寻找解决办法，这些问题将演变为政治冲突。
皮特·彼得森(Pete .Peterson )是前任的商务部部长，他也是畅销书Running on Empty的作者，他积极倡导三种措施:减少福利，增加税收和建立政府托管的储蓄账户。他富有说服力地写道：
改革中的确需要一些栖牲，我们不得不支付更多的税收，同时也必须接受更低的福利，但是，这些栖牲与我们史上曾遭受过的牺牲相比，与由于我们不能量入为出的生活而使得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在明天所遭受的牺牲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啊。
但是，这些是解决老龄化危机唯一的方法吗?很明显，减少福利将“解决”这个问题，但是，那是一种失败的解决方法。实际上，很多正在采用的解决方法，比如不断增加的利润税，不断增加的移民以及不断增加的储蓄率，都基本上不能解决问题，而不断增加税收的方案将会使形势变得更加糟糕。
理解为什么这些方法不起作用是这一章的主题。但是，请不要陷入绝望之中，还存在一种解决方法，你将看到我们的经济并不像彼得森所宣称的那样“Running on Empty" 。
14.1 为退休年龄建模
为了研究这些方法的影响，我利用从英国人口统计工程中得到的人口数据建立了一个世界经济模型。这个模型假设在一段时期之内，一个经济中的工人生产的产出足够他们自己和退休人员的消费。这个模型说明了为了确保向所有的退休者提供足够的商品，退休年龄应该提升到多少。在考虑到生产增长、消费类型和人口老龄化的假设之后，这个模型提供了一个研究未来世界经济动态的方法。
按照我们现在的分析，工人如果希望在退休后维持原来的生活水平，他们必须延长工作年限。图14-1说明了为了达到维持相同生活水平的目标，美国人将不得不再工作多长时间。
在2005~2010年之间，在现代历史上已经流行了很久的早退休的趋势将被逆转。在接下来的数十年里，不仅退休年龄将会被迫从62岁延长至73岁，而且这种延长将超过人口寿命的延长，因此，工人的退休期将会缩短将近25 %。由于欧洲和日本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这些地方的工人退休年龄的延长将会更快到来。
这些是基于英国人口学家对寿命延长所做的保守估计。如果寿命如同许多专家预期的那样以一个更快的速度延长，那么美国的退休年龄或许要提升到80岁或者更高一些。
14.2 过早退休的结果
尽管一些人把接受增加他们的工作年限作为寿命延长的一个自然结果，但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些改变将是多么巨大。自从产业革命以来，工人们的工作时间缩短，退休期延长，他们把这些发展当做经济进步的内在收益。
在欧洲，老年人口比美国要多，一些公共和私人养老金在退休者迈入50岁时就开始向他们发放退休金。如果退休年龄延长至70岁或者更高，那么这将是一个巨大的转变。即使工人接受退休年龄的增加，也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间题，比如，老年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上是否具有竞争力，他们的生产效率是否能够达到年轻工人的水平。
美国的人口发展趋势比欧洲和日本好得多，但是这不应该给美国人带来任何安慰。对许多商品和服务而言，它们的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决定，欧洲和日本的退休者将是积极的出价者。价格将由世界范围内的退休者对商品的总需求决定，而不仅仅由一个国家的需求决定。
如果美国人仍然坚持在当前的退休年龄即62岁退休，将会发生什么？随着婴儿潮一代人把他们的股票、债券和不动产转换为消费商品，资产的真实价格将下跌。退休者将不能从他们的资产销售中得到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他们在工作期间达到的生活水平。
我估计，如果维持当前的退休年龄不变，那么在21世纪中叶退休的人的生活水平只能达到他们在工作末期生活水平的一半。很明显，没有人愿意接受这种结果，许多人为了提高他们的收入不得不重新参加工作。
最后一个可以维持退休者生活水平的选择是大幅度提高对未来劳动者的税收，把这些资金用于解决退休者的负担。但是，年轻的劳动者会要求知道为什么他们要补贴没有正确地为自己的未来做准备的退休者，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两代人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将演变为一场大量不工作的退休者和少量劳动者之间令人痛苦的政治斗争。
如果没有采取其他措施的话，这里描述的三种痛苦选择—延长退休年龄、接受更低的生活水平或对未来工作的年轻人增加税收—将是不可避免的。
14.3 更高的生产增长率
提高工人劳动生产率的政策具有消除老龄化浪潮影响的最大潜力。生产率或者每小时工作的产出是衡量我们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生产率的提高能够增加利润，增加工人和退休者可以获得的商品和服务的数量。
生产率提高抵消了老龄化浪潮带来的一系列问题，当工人生产和消费更多的商品的时候，退休者在退休期的消费水平将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意味着生产率提高带来的产出增加可以惠及更广泛的退休者。
政府养老金计划反映了退休者的消费模式。在劳动者工作期间，养老金收益和平均工资相联系，但是，在退休之后，养老金收益仅与通货膨胀水平挂钩，这就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保障体系和大多数私人和政府养老金体系的运作方式。生产率的提高像工人数量增加一样抵消了老龄化浪潮引起的人口不平衡。
14.4 生产率提高的源泉
如果生产率是解决老龄化危机的关键，那么采用什么政策可以提高生产率呢？历史上，生产率的提高源自新机器的发明:轧棉机、蒸汽机、铁路、汽车和电话。这些机器的创造需要资本，而资本必然来自储蓄，许多人设想，增加储蓄将刺激资本形成从而促使生产率提高。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建议美国增加储蓄以提高生产率，从而抵消老龄化浪潮的影响。
但是，这种额外储蓄将极大提高生产率的假设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被麻省理工学院(MIT)的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授开创性的工作推翻了，他因这项工作获得了1987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当我在MIT接受经济学博士教育的时候，我在索洛教授的指导下做研究，我感兴趣于他关于资本投资的发现—公司用于生产而购买的所有机器、厂房和设备在历史上对生产率提高的影响很小。
像上面所说的那样，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曾经认为增加的资本存量—机器、厂房和其他固定资产的数量—是生产率提高的主要来源，但是，索洛的研究表明，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创新、发现、革新管理观念甚或仅仅是旧想法的清晰化。绝大多数这类来源并不需要大量资本支出或者更高的储蓄。
当我们的“企业家经济”需要资本注入时，无论储蓄率是多少，风险资本家总是能够为具有发展前景的创意吸引到资金。当我们的储蓄率很低时，因特网的发展和光学纤维的革命开始了。日本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是它在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提高缓慢，而有着很低储蓄率的美国却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进展。
日本的经验说明，一国的储蓄有可能过剩，而且过高的储蓄率甚至还会导致生活水平的降低。当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的时候，这被看做是一个古怪的理论，但是最近的证据使我相信，日本的高储蓄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在桥梁和公路上大幅度提高公共投资，但是这些投资的收益都很低。同样有证据表明，日本很多的私人部门投资也具有或者负的或者很低的收益率。
如果增加储蓄是人口问题的解决方法，那么日本这个具有最高储蓄率的发达国家应该绝对不用担心它的人口老龄化，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保罗·休伊特(Paul Hewitt)是一名研究全球老龄化问题的经济学家，他宣称，“日本大多数的经济问题或者直接由人口问题引起，或者正由于人口问题而恶化。”《经济学家》进一步指出，“糟糕的消息是，即使经济增长的步伐加快了一些，日本失控的人口问题仍然可能使它落在别的国家后面。”
如果增加储蓄不是正确的解决办法，那么什么才是呢?保罗·罗默(Paul Romer)是斯坦福大学的经济学家，他也是“新增长”理论的创始人，他认为生产率提高最重要的源泉是观念和发明的存量。我自己的研究支持这种观点。如果没有以前的知识和信息，创新几乎不能进行。事实上，绝大多数创造发明仅仅是对过去创造发明的扩展、联合和重组。
罗默认为，为了刺激创造发明和促进生产率提高，政府应该对研发进行税收补贴，或者更多地把自己的资金直接用到这方面来。但是，政府直接的研发有自身的缺陷。以美国政府向太空计划投入的巨额资金为例，把人类送上月球是一项了不起的科技成果，这使得美国人为自己的国家感到自豪，但是，关于NASA太空计划是否带来了重大的私人利益，特别是与把相同数额的资金投入到私人部门的研发中相比时，还是很有争议的。学院研究同样表明，政府部门试图直接把公共资金投入到挑选的“成功”产业中的指示性计划并不成功。
在历史上，从铁路到汽车再到网络，创新的出现都来自于私人部门，投资者认为这些项目能够带来巨大的商业利润，愿意为其提供资金。即便私人资本市场经历了很多起起落落，它们也被证明是最有效的资本配置者。的确，生产率的提高需要资本，但是单单依靠资本的增加并不能取得生产效率的巨大进步。
14.5 生产率提高与老龄化浪潮
基本的结论是，增加的储蓄率至多对生产率产生了适度的影响。此外，为了有效地抵消老龄化浪潮，生产率必须有大幅度的提升。
在美国，保持退休年龄在63岁要求劳动生产率每年提高大约7%，这是个令人惊讶的数字。这个数字是历史上劳动生产率提高速度的三倍，这样的增长率在历史上从未持续过较长时期。如果我们让国内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达到3.5%—这是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10年时间里曾达到过的最快速度—那么到2050年，退休年龄将仅仅下降3年。在美国(和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由于退休收益通过工资和生产率相联系，生产率提高并不能解决老龄化问题。
这种关于发达国家生产率提高对老龄化浪潮的影响的悲观估计被艾伦·格林斯潘和美联储对生产率提高和社会保障体系改革的研究所回应。生产率提高确实决定了工资的购买力，但是已经处于科技前沿的发达国家所能达到的生产率提高速度远远不能满足解决老龄化危机的需要。
14.6 更高的社会保障税并不是解决方法
许多人相信，老龄化危机可以通过增加工薪税从而增加社会保障信托基金的收入而得以缓解。这种观点认为，如果社会保障信托基金持有更多的政府债券，那么私人投资者持有的政府债券数量将会减少，于是这些投资者可以利用他们的储蓄为效益卓著的私人部门项目提供资金。
这个解决方法带来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说明，个人储蓄率的提高不大可能使生产率提高到足以抵消老龄化浪潮的水平，所以，通过信托基金积累资金带来的政府储蓄率的提高同样不大可能起到作用。
但是，不断增加的工薪税对经济应付数量不断增加的退休者的能力存在不利影响。这样的税收减少了工人带回家的工资，降低了工人的工作积极性，同时又提高了雇佣成本，也降低了公司雇佣工人的积极性。恰恰当我们需要更多工人的时候，我们却获得更少的劳动力。
经济中很多证据说明了收入税和工薪税对工作动机的影响。最近的证据强烈支持工薪税对工作动机有很大负面影响的观点。最近的一名诺贝尔奖得主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写了一篇名为《为什么美国人比欧洲人工作得如此之多》的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国人的工作时间不仅比德国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多出50%，而且美国人一年大约只有10天的假期，而欧洲人则有6~7周的假期。普遍的理解是，不同的工作伦理来源于不同的文化。人们普遍认为，欧洲人有着不同的优先次序，相比美国人他们更愿意享受闲暇时光。像《欧洲梦》一书的作者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所写的，“美国梦对工作表示出敬意，欧洲梦更加倾向于消闲和玩乐。”但是，普雷斯科特并不同意这种解释。当前欧洲工资和薪水的税率要远远高于美国，但是，在20世纪}o年代早期，欧洲和美国的税率是相仿的，欧洲和美国的工作时间也大致一样。普雷斯科特发现，工作时间的不断减少直接与工薪税的增加相关。
为了证明这一结论，芝加哥大学的史蒂文·戴维斯(Steven Davis )和斯德哥尔摩经济学院的马格努斯·亨雷克松(Magnus Henrekson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对富裕国家做了一项计量研究。他们同样发现，高税率与工作人员的数量负相关，也和每个雇员工作的小时数负相关。
如果工人发现这些工薪税流向了他们的养老金收益中，或许更高社会保障税收的负面影响将会减少，但是，调查表明工人把工资的减少看做税收，而不是“贡献”。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工人们是完全正确的。最高法院审理的两个案件已经证明，社会保障(与医疗)税收并不蕴涵着关于未来收益的权利。1937年最高法院宣布，“(雇员和雇主)两者的税收收益将像任何其他内部收益税一样添加到国库中，不会以任何方式指定用途。”1960年，最高法院进一步说明，“为了树立社会保障体系的名誉，一个‘累计财产权’的概念将剥夺它根据需要不断调整的灵活和冒失。”
社会保障是一种税收而不是对个人退休账户的贡献，这一认识具有重大的意义。如果把对87 900美元(2004年的水平)的工资征收的12.4%的税收直接投入工人的储蓄账户，那么这个账户将可以用做退休生活的资金，甚至能够进行较大额的购买，比如说一个住宅，这对工作和储蓄积极性的影响将是重大的。
尽管我并不相信储蓄率的增加将解决老龄化浪潮引起的问题，但相比通过更高的税收增加政府储蓄，个人账户显然是一个更具吸引力的选择。
14.7 移民
工人数量的减少导致产出不足，移民或许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如果增加了年轻工人的数量，那么他们在得到养老金收益之前能够提供很多年的劳动服务。
为了保持美国人的退休年龄在63岁而需要的移民数量取决于这样一些假设，比如移民的平均年龄、每个工人的家属数量以及工人的技术水平等。假设到达美国的移民平均收入是美国人平均每单位资本收入的一半，那么为了在接下来的45年里保持退休年龄不变需要的移民数量超过4个亿，这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当前人口总数。数字如此之高的原因是移民同样也有亲属，同样要利用政府服务，退休后同样需要养老金收益，这使得保障体系面临更大压力。
关于移民政策存在着很多争议，我个人倾向于放开管制移民的法律，但是，没有理由认为移民可以解决发达国家的老龄化问题。
14.8 应该做些什么
解决老龄化危机的传统方法都有严重的缺陷。尽管提高储蓄率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是，它对降低退休年龄的作用很有限。人们经常提到生产率的提高，但事实上这种方法的作用也很有限，这是因为收益自身就与生产率高度相关，这抵消了它解决危机的能力。更高的税收和增加移民同样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正如托马斯·爱迪生在本章前面所说的那样，我认为我们已经发现很多不起作用的结论。
但是，这不意味着我们就放弃了寻找解决老龄化问题的方法。中国、印度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站在经济迅速扩张的边缘，而且与发达国家不同，它们巨大的人口有着年龄上的优势。把更多的人口带进生产过程中可以解决老龄化危机。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需要移民是为了把工人带入到当时最先进的生产技术中，现在，最尖端的资本正在向全球每个角落扩散。
发展中国家的产出现在只占世界产出的很小一部分，它们的增长真的可以抵消老龄化浪潮的影响吗？这将是下一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