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材料来源与致谢
在这本编年史中，我大量引用了多部作品的内容，谨此向各位作者表示诚挚的感谢。首先，在第5章和其他章节里，我多次引用了《中心镇》内容丰富、描述精确的资料，这本伟大的社会学著作的作者正是罗伯特•S.林德（Robert S.Lynd）和海伦•梅丽尔•林德（Helen Merrell Lynd）夫妇；我认为，任何一位认真负责的历史学家在研究美国战后十年时，都不会忽略这些珍贵的资料。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和玛丽•R.比尔德（Mary R. Beard）所著《美国文明的兴起》的最后几章，为我的写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尤其是在描述华盛顿会议和促成会议召开的情形方面。威廉•艾伦•怀特的《伍德罗•威尔逊传记》对威尔逊的描述，以及在《虚伪的面具》中对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和卡尔文•柯立芝的描写，为我提供了许多素材，他对三位总统的分析见解独特。我要特别感谢查尔斯•梅尔茨，他的《禁酒十年》为我提供了禁酒运动的许多史料和结论，这本著作客观公正地记述了禁酒运动的前十年，令人备感钦佩；此外，我还借鉴了梅尔茨的其他著作，如《福特来了》和《美国花车》。最后，我在本书中使用的大量统计数据参考了《世界年鉴》、《纽约时报索引》和纽约公立图书馆的《纽约时报》档案。这本书不免要大量引用当时的报纸和杂志；这些报纸资料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如实报道了各种重大事件，还在于它们的广告专栏和图片资料提供了那个年代的流行趋势、思想观念和社会氛围。
我在本书的第1章和第4章描写无线电广播的段落，开头部分引述自1928年4月21日西屋电器公司副总裁H.P.戴维斯（H.P Davis）在哈佛商学院发表的演讲。
在写作第2章“恢复常态”的过程中，我发现雷•斯坦纳德•贝克的《伍德罗•威尔逊和国际局势》有独到之处，详细描述了威尔逊在巴黎和会中的作用。当然，我把贝克的结论与豪斯上校、国务卿兰辛和其他人的记述进行了对比。我引述了洛奇写给亨利•怀特的秘密备忘录，这段文字出自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为怀特写的传记。对伍德罗•威尔逊生命最后时光的描述，源于我在1923年11月对他的拜访。
在第3章“巨大的红色恐怖”中，我参考了帕尔默大搜捕的史料和萨切瑞尔•查菲的《言论自由》。哈斯廷议员的发言引述自1919年煤矿工人大罢工时《新共和》杂志的封面。超级爱国者的素材取材于西德尼•霍华德1924年在《新共和》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我在仔细研究了查尔斯•S.约翰逊（Charles S. Johnson）的《芝加哥黑人》后，描写了芝加哥种族暴乱的段落；描写华尔街大爆炸的许多史料，参考了西德尼•萨瑟兰（Sidney Sutherland）在1926年4月26日的《自由》发表的文章。
在第4章“美国复苏”中，有关萨科一万泽蒂案件的史料主要来自《纽约世界报》当时对此案的一系列新闻报道。
如前所述，我在第5章“道德教养的革命”大量引用了《中心镇》的内容，还参考了保罗•尼斯托姆教授的《时尚经济学》，沃尔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论》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现代精神》。
在写作第6章“哈定总统与丑闻”时，我大量引用了怀特的《虚伪的面具》和比尔德的《美国文明的兴起》、M.E.拉维奇（M.E. Ravage）的《茶壶山记事》，对1924年的石油案进程做了生动的描写；同时还参照了布鲁斯•布利文刊登在《新共和》上有关“俄亥俄帮”的系列文章，在第6章开头引述哈里•多尔蒂的供词就出自布利文在《新共和》上发表的文章。在石油丑闻的写作过程中，费城蒙哥马利一麦克拉肯律师事务所的乔治•钱德勒（George G. Chandler）律师为我提供了宝贵的帮助。
第7章“柯立芝繁荣”，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斯图亚特•蔡斯简明扼要的著作《繁荣，现实还是虚构》的事实和评论，还有大量数据出自他的《当前经济变革》。有关超级推销员、宗教和商业的内容，我参考了商界人士杰西•雷恩斯福德•斯普拉格（Jesse Rainsford Sprague）发表在《哈泼斯杂志》上的多篇文章。查尔斯・W.弗格森（Charles W. Ferguson）即将出版的著作《参与者》，为我提供了互助俱乐部的统计数据；大学的商务课程和管理方法的段落，取材于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的著作《大学：美国、英国与德国》。
第8章“喧嚣岁月”的基本思想来自于赛拉斯•本特的著作《喧嚣》，读过此书的读者一定很清楚，我参考了这本书的许多内容。战后十年宗教地位的统计数据来源于C.卢瑟•弗莱尔（C. Luther Fry）的《为总统了解社会趋势对宗教机构研究的初步报告》，同时感谢罗伯特•C.林德（Robert S. Lynd）为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代顿小镇审判案的描写参考了阿瑟•加菲尔德•海斯的《自由之声回响》的记述。西蒙一舒斯特公司的理查德•西蒙为我提供了填字游戏热的资料。前《路易斯维尔信使日报》记者米勒，亲自向我讲述了弗洛伊德•柯林斯事件的经过。
我要特别感谢沃尔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论》和约瑟夫•伍德•克鲁奇的《现代精神》，这两本书对20世纪20年代幻想破灭做了出色的分析；倘若没有克鲁奇先生这本具有真知灼见的著作，我可能无法完成第9章“知识分子的反抗”对幻想破灭的论述。
在第10章“酒与阿尔•卡彭”中，我引用了以下4本书的许多内容：查尔斯•梅尔茨的《禁酒十年》，《维克夏姆报告》、弗雷德•D.帕斯利笔下引人入胜的《阿尔•卡彭》，还有戈登•L.贺斯泰德和托马斯•奎恩•比斯利的《这是敲诈！》。
在第11章“佛罗里达，甜蜜的家”中，沃尔特•C.希尔列举的许多数据、事件和引文都出自霍默•B.范德布鲁在《土地及公共事业经济学》（第3卷）刊登的两篇文章。对我尤为珍贵的其他资料还包括，格特鲁德•马修斯•谢尔比（Gertrude Mathews Shelby）在1926年1月份的《哈泼斯杂志》上发表的《佛罗里达热潮》。纽约办公楼的出租数据由一家当地金融机构的房地产办公室提供。
在第13章“大崩盘！”中，我引用的许多内容出自理查德•惠特尼于1930年6月10日在波士顿证券交易公司协会上发表的演讲，演讲题目为《纽约证券交易所在1929年股市恐慌中的工作》。
在最后一章“后记：1930年至1931年”中，胡佛政府官员的乐观言论出自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1930年8月份的《哈泼斯杂志》发表的文章《总统的繁荣》。
以上所述仅是本书大量资料来源的一部分；有些资料来源并未在书中出现，因而在此特意提及，以表示我对他们的衷心感谢。
我在此向各位好友表示诚挚的谢意，多谢你们不辞辛劳地为我搜集资料，抽出时间来阅读我的手稿，提出宝贵的修改意见；我尤其要感谢纽约公共图书馆的罗琳•阿尔杰•索耶（Rollin Alger Sawyer）、阿瑟•贝斯（Arthur Besse）、约翰•G.麦克肯提（John G. MacKenty）、厄尔•贝利（Earle Bailie）、埃里森•斯库里（C. Alison Scully）、迈拉•理查森（Myra Richardson）、戈登•埃马尔（Gordon Aymar）、艾格尼丝•罗杰斯•海德（Agnes Rogers Hyde）、斯图亚特•蔡斯、罗伯特•K.哈斯（Robert K. Haas）、阿瑟•C.霍顿（Arthur C. Holden）和艾米丽•林纳德•科布（Emily Linnard Cobb）。我要特别感谢查尔斯•梅尔茨，自从我担负这个漫长而精彩的任务开始，他就一直给我鼓励和帮助。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多萝西•彭罗斯•艾伦（Dorothy Penros Allen），直到她生命的尽头，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
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