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美国复苏

一

巨大的红色恐怖慢慢地消失了。

究竟是什么让它销声匿迹的呢？

一方面，人们意识到，美国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为这种恐慌而动荡不安；另一方面，共产主义仅在欧洲传播：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并未淹没在布尔什维克的浪潮里，大西洋彼岸的美国更不可能被茫茫大海吞噬。事实上，激进主义也在美国陡然消退。“战斗的贵格会教徒”帕尔默的严酷审问产生了实际效果，无论别人如何看待，许多赤色分子都吓得摇身一变成了温和派。到了1921年，美国劳工联合会的领导人俯身低首，看起来像加里法官一样老派守旧；大学教授取消了自由派杂志的订阅，实在不敢让这种刊物出现在自己桌上；一两年前的社会改革家厌倦了这场看来徒劳无益、毫无希望的斗争。人们失去了对政府追捕赤色分子行动的热情，对个人自由产生了迟来的关心，对联邦探员生出了新的不信任。或许还有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战争过后的狂热最终被和平的心境取而代之。就像一位劳累过度的商人开始了悠闲的假期，整个国家经历过一段动荡不安、烦躁易怒的时期后，终于学习如何放松消遣。

幻想破灭的感觉挥之不去，举国上下像猛然间解脱的度假者，觉得自己应该尽情享乐，生活琐碎无聊，任何事情都无关紧要。而与此同时，人们尽可能地纵情欢乐，追随潮流，收集娱乐大众的新鲜玩意，追求新的时尚潮流，品味有趣的奇闻轶事和平凡琐碎的生活。到了1921年，新鲜玩意、时尚潮流、奇闻轶事接踵而至，这个国家兴致勃勃地把它们一把抓住。

二

头一样就是收音机，而这样东西注定要和那10年中的任何发明一样，深刻地改变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习惯。

1920年11月2日，东匹兹堡成立了第一家广播电台，学生们总有一天要记住这个日子，这也是哈定和考克斯参加总统大选的日子。这家电台就是西屋公司开设的KDKA商业广播电台。然而，有一段时间，这场通讯和公共娱乐的新革命却进展缓慢，几乎没有听众。业余无线电报务员反对播放音乐，西屋广播电台发行了很多音乐唱片，这就干扰了西屋的重要业务。等到真正的管弦乐团替代了唱片，却发现演奏厅的回声影响了播出效果。管弦乐团随后迁到户外屋顶的帐篷里，帐篷却被大风吹跑了。只得把帐篷固定在大厅的内部，此时人们才发现，悬挂的布幔可以充分地吸收声音，后来这成了广播电台录音间的标准。

然而，实验还在继续进行，其他广播电台陆续成立，节目里出现了市场报道。匹兹堡的范埃顿（Van Etten）博士允许通过广播进行圣公会教堂的礼拜，威斯康星大学播出了本校的音乐会，政治家对着新奇的设备侃侃而谈，想知道有没有人留神倾听。1921年7月，邓普希和卡彭铁尔展开对决，3位解说员在拳击台旁用电话进行了现场解说，并向全国广播，收听率达到了80点。《纽约时报》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报道了他们的创举，称之为“无线电传输”的成就。当年11月，无名烈士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下葬，人们纷纷涌进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和旧金山的大礼堂，聆听大喇叭里传来的演讲，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几乎没人想到，不久后他们就能听到所有想听的演说，不必坐在起居室的安乐椅上虚度时光。此时，恍然觉醒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然而，这个时刻就在1921年到1922年的冬天匆匆来到了。不久，人们口中谈论的不再是无线电传输，而是收音机。旧金山的一家报纸这样描述百万人的新奇发现：“在任何地方，每天晚上都能听到收音机里传来的音乐。任何人都能在家里用收音机收听广播，每个孩子都能用一个小时拼凑出一部收音机。”1922年2月，哈定总统在书房里安装了收音机的全套设备，迪克斯摩高尔夫俱乐部宣称，将安装一部电话让高尔夫会员听到教堂的礼拜。4月，拉克万纳列车上的乘客收听了收音机广播的音乐会，梅纳德中卫（Maynard）在飞机上用广播进行了复活节的祈祷，创造了基督教现代化的纪录。新闻报刊开辟了收音机板块，刊登有关再生电路、钠离子管、格兰姆斯来复电路、晶体检波器和高频调谐放大器的文章，让成千上万对机械毫无兴趣的读者感到困惑不解。齐格菲“1922年富丽秀”中的歌曲《我的蔷薇》广为流传，有位男子吟唱的情歌竟然与此不相上下，他希望所爱的人能够听到这番表白，因为她“正在听广播”。你在街上不管遇到什么人，他都会把你一把拉住，告诉你他熬到头天夜里两点钟，头上扣着耳机，居然听到了哈瓦那传来的声音！倘若一个人面临着如何架设环形天线这样要紧的问题，他怎么会去为红色威胁劳心费力呢？

在1919年到1921年出版的《读者期刊文献指南》中，列出了3年里杂志上发表的所有文章，涉及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的文章占据2栏，提及收音机的文章仅占1/4栏。相比之下，在1922年到1924年的《读者期刊文献指南》，有关激进分子和激进主义的文章减少到半栏，介绍收音机的文章却猛增到19栏。这些变化体现的含义要远远大于文学期刊。

三

体育运动也成了美国人痴迷的爱好。1921年，杰克•卡恩斯（Jack Kearns）劝说特克斯•里卡德（Tex Rickard），把邓普希和身体衰弱、余威尚存的乔治•卡彭铁尔（Georges Carpentier）联合起来，在新泽西州泽西城的波伊尔三十英亩园展开对决，公众对这场比赛的反响在美国历史上前所未有。此次比赛的门票收入达到150万美元，是邓普希和威拉德拳击赛收入的3倍，现场有7.5万观众看到外表温和的法国拳手在第四个回合就被打翻在地，都市报纸不满足于体育版现有的几个专栏，第二天用了好几页篇幅来描述这场比赛的细枝末节。这是战后十年第一场赢得百万美元巨额收益的体育比赛。贝比•鲁斯把自己的本垒打纪录提高到59个，1921年的世界职业棒球大赛在门票收入和观众人数上双双打破纪录。那些痴迷体育运动的人们从没想过要参加大学入学考试，却蜂拥到大学足球比赛的赛场，观看耶鲁大学的马尔科姆•奥德里奇（Malcolm Aldrich）上尉和哈佛大学的乔治•欧文（George Owen）的比赛，如饥似渴地读着关于宾州大学、匹兹堡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中央学院“祈祷的上校”的闲话专栏。1920年，小说《最佳赛马》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使赛马运动从此获得了新生。网球俱乐部越来越多，数以万计的商人发现，4杆洞成了最适宜开会的地方。饮食时尚也像运动时尚一样流行开来，人们突然疯狂地迷上了巧克力雪糕，短短3个月里，纽约市场的可可豆价格就上涨了50%。

到了1921年夏天，一项新的美国风俗吸引了公众的关注。7月初，波多马克河畔的华盛顿海水浴场举行了一场时装美女秀，获胜者几乎没受到电影制片人马克•塞内特（Mack Sennett）及其影片中泳装形象的影响，她们身着束腰泳装，长长的卷发上戴着帽子，穿着长筒袜，只有一位姑娘例外，她大胆地把长袜挽到了膝盖以下。9月初，亚特兰大市举行了首次选美比赛，这场性质类似的选秀也有不同之处。有位大惊小怪的记者写道：“如今，针对露出膝盖和紧身泳装的禁令已经废除，成千上万的观众惊讶得屏住呼吸，为这些姑娘欢呼喝彩。”华盛顿小姐当选美国城市中最美丽动人的女孩，连体泳装一夜之间成了泳装美女的标准装扮（尽管在今后一两个夏天里，对真正去海边游泳的人来说，塔夫绸和棉缎依然很有用处），海岸度假胜地的推销员开始计划举办新的选美比赛，画报和通俗小报的编辑迎来了充满希望的光明未来。

实际上，通俗小报的火爆对社会也产生了影响。通俗小报出现后，激进主义就销声匿迹了，这个事实不仅仅是偶然巧合。通俗小报没有把美国人的生活描绘成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是演绎成体育、犯罪和爱情交织的热闹场面，迫于竞争压力，其他报纸也在不同程度上争相效仿。工人们兴高采烈地欣赏路边斯克兰顿（Scranton）小姐的海报，关心斯蒂尔曼案件和阿克巴案件的进展，研究赛马莫维奇的内幕消息，他们已经把阶级意识忘得一干二净。

文化层次更高的读者也能从日常的事物得到娱乐消遣。尽管《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让他们看得头昏脑胀，可他们仍然无所畏惧、艰难费力地读完了《世界史纲》里的古生物学（大多数人刚看到介绍成吉思汗的章节，就陷入泥潭难以自拔）。他们彼此询问，美国是不是真像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在小说《大街》里写得那么丑恶，大溪地岛是不是和弗雷德里克•奥布莱恩（Frederick O'Brien）在《南海白影》里描绘的美景一样迷人；他们从《沙漠酋长》中了解炎热沙漠里的炙热爱情，贪婪地读着阿斯奎斯（Asquith）夫人描写英国统治阶级的流言蜚语，还为《假如冬天来临》的悲惨结局伤心落泪。

更多的娱乐方式也即将出现。如果人们曾经怀疑，在收音机的热潮席卷全美后，美国人民还会全体一致地投入娱乐活动，那1922年和1923年发生的事会让这种怀疑烟消云散。1922年9月16日发生了一起凶杀案：牧师爱德华•惠勒•霍尔（Edward Wheeler Hall）和教堂唱诗班领唱詹姆斯•米尔斯（James  Mills）夫人被人发现中枪身亡，死在新泽西州新布伦兹维克附近的废弃农场里。霍尔一米尔斯凶杀案具备一切满足大众猎奇心理的元素，轰动性超过了1920年6月份的埃尔韦尔案件。这起谋杀案恐怖阴森、引人关注（两具尸体并排放在一起，似乎象征着某种亵渎神明的联系），牵涉到了富贵人家和上流人士，带着几分桃色事件的意味，偏偏又发生在美国新闻界的都市中心旁边。目不识丁的美国人也熟知了德拉西小道、山楂树、骑着骡子的胖女人、威利•史蒂文斯（Willie Stevens）的精神状况和唱诗班里的流言蜚语。

四

始风靡美国。战后的一两年里，标准石油公司驻苏州的代表约瑟夫•巴布考克（JosephP Babcock）对中国的麻将牌产生了兴趣，根据美国人的要求整理和简化了麻将的打法。怀特两兄弟把麻将介绍到了上海的英语俱乐部，立刻在那里流行开来。麻将被带到了美国，立刻赢得了人们的喜爱，旧金山的一位木材商人W.A.哈蒙德（W.A.Hammond）从中深受启发，大规模地进口麻将牌。截止于1922年9月，他已经进口了价值5万美元的麻将牌。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广告宣传，加上免费的教程和展览，推广了这种游戏，不到1年的光景，麻将就普遍流行开来。中国制造的麻将牌越发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美国的麻将制造业开始活跃起来。到了1923年，如今对收音机习以为常的人们在“砌长城”的时候，会把收音机打开，口里吆喝着“碰”或“吃”，一边码牌，一边熟练地谈着梅兰竹菊、春夏秋冬、南风红中。富贵人家会买一副价值500美元的麻将牌；几十家制造商纷纷涌进了这一行；美国麻将联盟随即成立；人们就麻将的打法、使用的积分规则、手牌上限的规矩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体面的宴会最后总是这样结束的——人人都坐在绿呢台桌旁忙着码放象牙和竹子做的麻将牌。

麻将的风行没有达到高潮以前，埃米尔•库埃（Emil Coue）来到了美国。人还未到宣传造势活动就开始了，在1923年年初，这个来自法国南锡、矮小干瘪的男子，突然间成了全美国谈论最多的名人。库埃学会相继成立，听众们争先恐后地去倾听大师的演讲，他本人一开口，人们就肃静无声，大师的名言被人们口耳相传：“日复一日，我感到一切都越来越好。”几周后，发现法老图坦卡蒙陵墓的消息通过海底电报从埃及传到了美国，全国上下都兴奋不已，使激进分子审判和三K党丑闻的报道黯然失色，服装制造商开始打算在下一季推出埃及风格的时装。最后，美国人发现了新的歌曲方式，来自意大利水果小贩口中的俚语，被漫画家塔德•多尔根（Tad Dorgan）当做笑料用了很长时间，后来改编成了歌词，配上从《哈利路亚合唱》、《我梦见居住在大理石大厅》和《黛娜婶婶的缝纫会》等歌曲中选取的旋律，在长岛的公路旅馆试唱后，传唱到了纽约，在那里迅速取代了畅销曲《加拉格尔和肖恩》深受好评。不久，连穷乡僻壤的农舍都能听到《没错，我们没有香蕉》这首流行歌曲。

尽管超级爱国者依然情绪激昂，联邦特工依然对机智的共产主义者穷追不舍，公开承认的社会党成员依然遭到人们的排挤，三K党依然发展壮大，巨大的红色恐怖却已经消失殆尽。人们还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思考。

或许，红色威胁的消失还有其他的原因。另一种威胁正在危害这片土地，这种威胁无法归结于莫斯科的阴谋诡计。我们即将看见年青一代的喧闹行为。

五

在战后十年里，只有一件事划分了1919年和1920年全美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界限。

1920年4月，正值巨大的红色恐怖达到高潮，马萨诸塞州的南布伦特里发生了一起凶杀案，这起案件实在无关紧要，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对此只字未提，此后也没有报道。全国任何地方都会发生这种平常的案件。有家鞋厂的出纳和警卫带了两箱工资，被两个持枪歹徒杀害，歹徒随即跳上停在路边的汽车，驶过铁轨逃跑了。两周后，两个意大利激进分子被当做凶手逮捕，一年后，韦伯斯特•塞耶（Webster Thayer）法官和陪审团判决这两名意大利人有罪，与此同时，华盛顿的泳装美女捋直了长筒袜让人拍照，戴维•萨尔诺夫（David Samoff）通过无线电话现场报道了邓普希和卡彭铁尔的拳击赛。这场审判几乎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然而在几个月后，从缅因州到加利福尼亚州，大家都在询问萨科一万泽蒂案件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此时发生了一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在波士顿一间阴冷简陋的办公室里，有位西班牙木匠、一位来自纽约的犹太青年和一名意大利记者勤奋地写作，把两名意大利人的报道发给法国、意大利、西班牙以及欧洲其他国家和中南美洲国家的激进分子和激进报刊。到头来，赫里克（Herrick）大使在巴黎的宅邸遭到炸弹袭击。巴黎民众为萨科一万泽蒂事件举行了游行示威，游行中有20人被炸身亡。群众对罗马的美国大使馆进行恐吓。美国总领事位于里斯本的家险些被炸毁。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爆发了大罢工，试图抵制美国商品。阿尔及尔、波多黎各和墨西哥的激进报刊都对案件进行了讨论。在这种局面下，这起案件在美国也不免引起了轩然大波。

尽管炸弹爆炸和罢工抵制引起了人们对此事的关注，却没有让公众对萨科和万泽蒂两人生出恻隐之心。案件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上诉再三遭到法庭驳回，公众倒是对两人的君子风度颇为同情。万泽蒂尤其引人注目，他是位品格高尚的饱学之士、有哲学思想的无政府主义者，看起来和凶杀案不可能有什么关联。新的证据使两人的罪名越发让人怀疑。1927年，在这起凶杀案发生7年后，塞耶法官顽固不化地驳回了最后一次上诉，宣布判决两人死刑，舆论迫使马萨诸塞州州长福勒对案件重审，考虑赦免萨科和万泽蒂。州长任命了顾问委员会对案件做进一步研究，委员会里有哈佛大学校长罗威尔（Lowell）、麻省理工学院院长斯特拉顿（Stratton）、罗伯特•格兰特（Robert Grant）法官，全都是德高望重的人士。几周后，委员会宣布：他们认定萨科和万泽蒂有罪。1927年8月22日晚上，在全世界数百万民众满心希望和忧虑的关注下，两个人被送上了电椅。

他们究竟有没有犯罪，也许永远都不得而知，但如果有人读完了他们向法庭的陈述和信件，不免要怀疑法律是否伸张正义。与此案有关的材料篇幅冗长，专业术语名目繁多，双方的支持者各执一词，公众对案情的看法两极分化，一派认为激进分子应该统统吊死，另一派认为对于国家文明的真正考验，是看人们保护少数群体权利的谨慎态度。战后十年初期的那种激情再灰点燃，罢工纠察队员在波士顿的州议会大厦前示威游行，呼吁州长释放萨科和万泽蒂，波士顿警察逮捕了纠察队员，把他们关押起来，而不到8年前，正是波士顿警察大罢工把卡尔文•柯立芝送进上白宫的总统宝座。

如今，牛市已经进入高潮，劳工运动日渐衰退，国家繁荣仿佛给了激进主义致命一击，但这两位普通意大利人的不幸遭遇，却能让人回想起米切尔•帕尔默对赤色分子的大搜捕，勾起心中早亡平息的恐惧和仇恨。人们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究竟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却再次陷入了激烈的争论，对萨科帽子的鉴定和普罗科特（Proctor）上尉对致命子弹的证词破坏了和谐的关系。但这段时间非常短暂。萨科和万泽蒂遭到处决的头条新闻让读者不寒而栗，他们或许暗自怀疑，这个无可挽回的残酷结局究竟是两人罪有应得，还是可怕的错误。不久，人们的目光又投向了另一则新闻，寻找林德伯格今天飞到了哪里，随手翻开财经版面，看看通用汽车公司有什么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