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巨大的红色恐怖

一

在战后十年的初期，如果说美国人民对威尔逊建立国际联盟的请求充耳不闻，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厌倦了外交纠葛和他们提倡的崇高努力，还因为他们还在倾听其他的声音。他们听说了可怕的传闻，关于推翻美国政府和机构的巨大阴谋。他们侧耳静听炸弹的爆炸声响和布尔什维克军队的沉重脚步。他们认真考虑过——至少有几百万人认真考虑过，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公民则保持理智——下个月或下个星期美国就可能爆发一场红色革命。他们关心的不是为民主促进世界和平，而是为自身保障美国安全。

那段时间，报纸头版的专栏里充斥着工人罢工和反布尔什维克暴乱的消息；停战日那天，激进分子在华盛顿桑塔利亚的街道上向游行人群开枪射击，作为报复，爱国市民从监狱里拖出一个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会员一得一提的是，这是位美国白人——拿绳索套住脖子把他勒死，然后从桥上扔了下去；通过正当途径选举出来的纽约州议会议员遭到驱逐（他们的公民选举权也被同时剥夺），仅仅因为他们曾经当选为备受尊敬的社会党成员；在印第安纳州，有人开枪杀害了一名叫嚷“让美国见鬼去”的外国人，陪审团仅用两分钟时间就宣布凶手无罪；在一场校际辩论赛中，拉德克里夫学院的女辩手支持“雇主承认工会的存在，对劳资双方谈判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个观点，副总统竟把这称作女子学院存在激进主义的危险信号。在那个年代，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无法无天、混乱无序，执行宪法的人违背宪法，处处充满猜疑和内部冲突，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恐怖统治的时代。

这种举国恐慌的局面有一定的原因。在战争期间，劳工运动逐渐形成了气候，获得了声望。上百起罢工接连爆发，主要是由于工人生存所需的各种物品价格日益上涨，也是因为工人对自身力量有了新的认识。为了保证生产和维持产业和平，美国政府鼓励劳资双方进行谈判，使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在华盛顿位高权重的战时理事会有了一席之地，让工人们有理由期待，随着和平的到来，他们能享受到新福利计划。和平终于来临，希望却姗姗来迟。物价依然上涨，雇主却团结起来抵制加薪，继续要求延长工作时间。伍德罗•威尔逊远赴欧洲寻求世界和平，却把工人们忘得一干二净，他们心中充满愤怒和绝望，拿起了手中唯一的武器——罢工。全国的工人都在罢工，建筑工人、码头工人、堆料场工人、造船工人、地铁工人、制鞋工人、木匠、电话接线员，还有无数行业的工人加入到罢工的行列。据埃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估算，截止到1919年11月，美国各工业州的罢工总人数至少达到100万，非工业州的罢工人数更多，还有人虽然没有加入罢工，但是自愿放弃了工作，加上这些人，罢工人数总共达到200多万。

罢工工人提出的不完全是承认工会组织、增加工资、缩短工作时间等传统要求。有些工人要求建立全新的行业秩序，以政府管理取代资本主义对行业的控制（起码是他们所处的行业）：简单地说，就是建立类似于社会主义的体制。迄今为止都持保守态度的铁路工人进而支持布勒姆方案（Plumb Plan），按照这个方案，政府继续主导铁路的发展，工人对管理拥有发言权。1919年9月，美国矿工联合会的工人投票一致要求罢工，他们大胆倡议矿山国有化；有位代表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前发表演讲，他刚说到“国有化是不可能实现的”，就被嘘声和嘲笑淹没了，有人大喊“把这个煤矿主撵出去！”在美国西北部，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为争取全球工会联合的大公会来控制资本而斗争。在北达科他州和其他邻近的谷物出产州，有20万农民加入了汤利领导的无党派联盟，这个联盟被敌人称为土地苏维埃，倒是有几分真实。（顺便说一下，在汤利的无党派联盟中，有位瑞典裔美国人查尔斯•A，林德伯格（Charles A. Lindbergh），他在1916年成为明尼苏达州州长候选人，倘若他听说自己的家庭注定要和摩根家族联姻，一定会大吃一惊。）工人阶级和自由知识分子阶层中，都出现了明显倾向于社会主义思想的潮流。社会主义党派关注着俄国革命的成功，萌发了大规模暴动的想法。社会底层的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过去多半是社会主义者，而且几乎是外国移民，大多数还是俄国人，他们谈论进一步的行动，听从莫斯科的指示，大概还有俄国资金的援助，他们经常对贫民窟和工厂镇的居民进行激进宣传。

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群体在激进运动中占的分量微乎其微，当我们考虑到他们引发的动荡局势，就会觉得这个比例小得可笑。1919年年底，伊利诺伊大学的戈登•S，沃特金斯（Gordon S. Watkins）教授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估算出社会党有3.9万名党员，共产主义劳动党有1万到3万名党员，共产党有3万到6万名党员。也就是说，根据这个估计，共产党最多不超过美国成年人口的1%。；3个政党加起来也不过占总人口的2%。，而大多数党员可能满足于用合法方式来达到目的。如果要开展大规模的革命行动，这个比例简直微不足道。

但是，美国商人可没心情去考虑这一比例的大小。他刚刚走出战争，浑身热血沸腾，随时准备踢开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他想重返商界，获得丰厚利润。劳工拦住了他的去路，威胁到他的利益。他从战争中沿袭了激进的爱国主义；沿袭所有时代人们的做法，把自身的理想主义和自私动机混为一体，产生了狂热的信念，认为百分之百的美国精神、上帝国度的福祉和建国之父的教诲就意味着，商人有权利把工会组织者从自己的工厂里赶出去。他逐渐不信任国外的一切事物，把激进主义看做长发的斯拉夫人和肮脏的东方犹太人的产物。最后，战争年代的间谍密探和国际阴谋的故事让他耳濡目染。他一直坚信，德国的同情者在山顶用灯光互相传递信号，还把毛玻璃藏进外科绷带，他养成了猜疑的习惯，以为网球场底下埋着枪炮。他变得越来越顽固，最后他深信不疑：美国工人为了加薪展开的斗争，只是列宁和托洛茨基领导武装暴动的开始；每位宣讲社会主义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的无辜教授后面，都站着一个满脸胡须的欧洲暴徒，他一手握着钱袋，一手举着冒烟的炸弹。

二

1919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剧了这种恐惧情绪。4月28日，当时威尔逊正在巴黎进行和平条约的谈判，归国的军队在凯旋门下列队游行，西雅图市长欧雷•汉森的信中发现了一枚定时炸弹，“分量足以炸飞市政大楼的半边”。汉森市长曾在全国各地发表演说，唤醒人们对红色恐怖的意识。第二天下午，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参议员托马斯•R.哈德威克（Thomas R. Hardwick）的家中，有个黑人女佣打开了寄给参议员的包裹，包裹中的炸弹当即炸掉了她的双手。而哈德威克参议员时任参议院移民委员会主席，曾提议把限制移民作为阻止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途径。

次日凌晨两点，纽约邮政局包裹邮递部门职员查尔斯•卡普兰（Charles Caplan）走在回家途中，路过哈莱姆区时看到了哈德威克遭到炸弹袭击的消息。新闻报道中描述的包裹长6英寸，宽3英寸，像汉森收到的炸弹一样，用牛皮纸包裹，上面写的回信地址（当然是假地址）是纽约金贝尔兄弟公司。卡普兰觉得这段描述似曾相识，他记得自己好像看到过几个类似的包裹。他绞尽脑汁地回想，终于恍然大悟。他匆匆忙忙回到邮局，发现在邮资不足的架子上，整整齐齐地放着16个牛皮纸小包裹，回信地址全写着金贝尔公司。这些包裹分别寄给司法部部长帕尔默、芝加哥邮政署署长兰迪斯（Landis）、最高法院法官霍姆斯（Holmes）、劳工部部长威尔逊（Wilson）、移民局局长卡米内蒂（Caminetti）、约翰•皮尔庞特•摩根（J.P.Morgan）和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还有很多政府官员和资本家。警方在邻近的房子里检查了这些包裹，发现里面装有炸弹。其他包裹已经通过邮件寄出；最后查到包裹的总数是36个。（其他没有一个包裹被粗心地打开，这一点无须多加说明；此后几天，身居高位的人们解开牛皮纸包裹时格外谨慎。）收件人的名单就是有力的证据，表明外国的激进分子寄来了炸弹。

不到一个月后，又发生了一系列炸弹爆炸案，最严重的一起发生在司法部长帕尔默位于华盛顿的宅邸的前面。当时正值晚间，帕尔默刚离开一楼的图书室，关了灯去睡觉，这时传来砰的一声响，似乎有人在敲前门，接着就发生了爆炸。门外发现了一个男子，已经被炸成了碎片，据报纸报道，在附近还散落着一份激进刊物《平实话语》。

美国民众常常看到这些残酷暴行的头条新闻，决定对这些激进分子展开严厉的报复。

在那段时间，发生了几十起报复事件，我们以其中两件为例，来看看他们是如何行动的。这两件事发生在1919年五一劳动节那天，也就是卡普兰先生在邮局架子上发现牛皮纸包裹的第二天。劳动节那天下午，社会主义报纸《纽约晚报》的老板和员工正在举行招待会，庆祝他们启用了新办公室。大楼里有几百名男女老少聚集一堂、谈笑风生。突然闯进来一群士兵和水手，要把“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海报扯下来。这个要求遭到了拒绝，他们撕掉了桌上的报刊信件，捣毁了办公室，将人们赶到了大街上，把他们打得头破血流——这些暴徒围在前门，等他们出来时扑上去痛打一顿一一致使7名报社员工被送进了医院。

就在同一天，克利夫兰举行了社会主义者游行，为首的人举了一面红旗。有个陆军中尉要他们把旗子放下来，接着有一群士兵冲进游行队伍，和游行人群爆发了一场混战。警察闻讯赶来，加入了这场骚动，从那一刻开始，一系列暴乱事件开始蔓延到整座城市。骚乱中有多人受伤，一人丧生，一伙支持美国政府的暴徒把社会主义者总部毁坏殆尽，还把打字机和办公家具扔到了大街上。

1919年的夏天过去了。参议院还在对和平条约展开辩论。众议院通过了禁酒法案。国会批准了妇女选举权宪法修正案，并在全国实施。R-34飞艇完成了首次横跨大西洋的飞艇飞行，从英国飞到长岛米尼奥拉，之后安全返航。人们笑着谈论起《年轻访客》这本书，暗自猜想书中的黛西•阿什福德是不是作家麓姆斯•M.巴里（James M. Barrie）。由于生活成本持续上涨，报纸上对囤积白糖和食品牟取暴利的奸商大加谴责。世界上举行了首次飞机葬礼。政府官员哀叹年轻人的道德意识日益淡薄。新一轮罢工不断爆发，工人们变得更加激进，革命迅速蔓延到整个欧洲，美国民众心里充满了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和仇恨。接下来，9月份发生了波士顿警察大罢工，加重了人们的恐惧情绪。

三

波士顿警察也有满腹的委屈：他们的薪水最低只有1100美元，其中还有购买制服的费用，按照1919年的物价，1100美元能买到的东西屈指可数。他们跟随工会运动的潮流，建立了自己的工会，附属于美国劳工联合会。波士顿警察局局长柯蒂斯（Curtis）固执己见，禁止警察隶属于任何外部组织，立即指控19位警官和公会成员违抗他的命令，判定他们有罪，暂停了他们的职务。爱尔兰裔的警察怒火中烧，威胁说要罢工。市长随即指派了委员会来调解争执，提议双方达成妥协。但在柯蒂斯看来这等于妥协，他拒绝做出让步。因此，在1919年9月9日晚上点名的时候，大部分警察走出警局举行了罢工。

这座城市失去了防卫，流氓强盗从而为所欲为。当天晚上，暴徒们砸碎玻璃窗，把各家商店洗劫一空。彼得斯市长调来了该州民团。第二天州长召集了州警卫队和志愿警察力量，开始企图控制局势。警卫队士兵和志愿警察都是退伍军人、哈佛大学学生和后湾区的棉花经纪人，他们毫无经验，而暴徒们对此一清二楚。在南波士顿，州警卫队向寻衅滋事的流氓开火，打死了2人。暴力行为时有发生、持续多日，尤其是在警卫队士兵维护法律尊严，禁止在宁静肃穆的波士顿公园里玩掷骰子游戏的时候。死伤名单越来越长，全国上下惶恐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中央劳工联盟代表波士顿有组织的工会会员，表示要为了警察举行一次大罢工。人们暗地思忖，恐怖可怕的革命也许正在四处蔓延。

但眼下能看得出来，波士顿和全国各地的舆论一样，强烈反对警察的罢工，他们注定要以失败告终。中央劳工联盟慎重决定，不再举行大罢工。柯蒂斯局长开除了此前停职的19名警察，开始招募新的警力。

身处华盛顿的塞缪尔•冈珀斯意识到这场闹剧即将达到高潮，打算插手干预。他向马萨诸塞州州长发去电报，表示警察局长柯蒂斯的行为毫无道理、独断专行。马萨诸塞州州长是个面色阴沉、不引人注意的人，以少言寡语而著称，从未做过不当之举来威胁自己的政治地位。此刻他做出了明智的决定。他回复冈珀斯道：“不管是任何人，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在危害公共安全的前提下绝对没有权利举行罢工。”他在一夜之间成了国家英雄。如果说有人对罢工浪潮的分崩离析心存怀疑，等到全国的媒体为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欢呼喝彩时，这份疑虑已经烟消云散。此后的多个星期，被迫执行紧急任务的业余警察回到家中，晚上在灯塔街散步抱怨说，站岗执勤比在乡村俱乐部打一天高尔夫球难多了；补充新的警力尚需时日，但是警察的招募终于完成，波士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

然而，工会工人依然涌动着罢工的情绪。加里法官表现得和柯蒂斯局长一样顽固不化，拒绝与工会代表协商，几天后，几十万钢铁工人离开了工厂举行罢工。

此时，罢工的钢铁工人丝毫没有表现出激进主义。他们举行罢工是为了抗议低工资和工作时间过长。他们大部分人每天要工作12个小时，这可能是强有力的罢工理由。但是钢铁大亨们从波士顿警察罢工中受到了启示。公众眼下感到心惊胆战，会谴责任何和布尔什维克有关的事件。钢铁大亨们发现，不费吹灰之力就能给罢工工人扣上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帽子。在罢工组织者中，最精力充沛、足智多谋的就是威廉•乙福斯特（William Z.Foster），他曾是工会主义者（加里法官当时也想不到，他后来成了共产党员）。福斯特编写的工会主义宣传册出现在多家报社里，被人热切地用来表明他是个多么激进的革命者。福斯特打算以各行各业组织的联合工会来取代同业公会，这些同业公会不能发挥作用，受到了钢铁公司等大财团的摆布；因此，在报纸的报道中，福斯特是“深藏不露的蛀虫”，罢工是激进主义阴谋的一部分。美国民众感到惊恐不安，宁愿关心如何灭掉深藏不露的蛀虫，也不愿减轻每天在钢铁厂工作12个小时的工人的沉重负担。

钢铁工人大罢工进行了几周后，声势浩大的煤矿工人罢工开始了。这种情况下，无须旁人多言，公众就认定煤矿工人罢工的幕后隐藏着红色的幽灵。煤矿工人踊跃投票支持国有化，等于给自己戴上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者的帽子。对不能辨别是非的报纸读者来说，煤炭业收归国有，就意味着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爆炸袭击和熊熊烈焰。共和国面临着新的威胁，务必采取措施，政府必须行动起来。政府果然行动了。美国司法部长米切尔•帕尔默向来乐于被人称作“战斗的贵格会教徒”，他看到了光明的机会，开始了对宪法的拯救。

四

执掌政权的美国政府本应体现出新自由主义，而司法部部长帕尔默在此后3个月里的所作所为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情形透出一丝冷酷的幽默感。对此唯一的解释就是，伍德罗•威尔逊在白宫一病不起，对政府事务不予理睬，心中魂牵梦绕的只有他深感遗憾的国际联盟。

煤矿工人举行罢工的前一天，在司法部部长的授意下，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联邦法官下令，禁止罢工的工人领袖进一步扩大罢工规模。他下达这道禁令的根据，是《粮食与燃料管制法》中的条款，这部法律在战争期间禁止限制煤炭的生产。可实际上，战争不仅已经结束，而且过去了将近一年时间；但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战争还没有结束，和平条约依然在参议院等待表决通过。更深一层的事实是，参议院通过《粮食与燃料管制法》之前，哈斯廷（Husting）参议员就说得非常清楚，他“获得劳工部长威尔逊的授权，谨此宣布，无论是现在和未来，政府都不得把该法案解释为禁止罢工及和平示威的法律”。帕尔默要么是从来没听过这种保证，要么是对此毫不理会，要么是认定出现了无法预见的情况。他颁布了禁令，煤矿大罢工的结局已然注定。尽管第二天有40万煤矿工人走出矿山举行罢工，但根据联邦政府的法令，他们失去了工人领袖的领导。

当然，美国公众对违背诺言的内情一无所知；即使了解事情的真相，也没有报社老板胆敢刊登哈斯廷参议员的声明。当时的《纽约世界报》这样写道：“在美国，不论是布尔什维克的威胁，还是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恐吓，一个称职的普通警察都能对付得了。”一份报纸就连发表这样的言论，都需要真正的勇气。就像曾经对卡尔文•柯立芝欢呼喝彩一样，新闻界对这项法令拍手称快。“战斗的贵格会教徒”感到信心十足，他随即进行了一系列搜捕。遭到逮捕的共产党领袖被驱逐出境，取道芬兰逃到俄国，他们乘坐的“布福德”号轮船被人戏称为“苏联方舟”。人们的反响非常热烈，显然没有人关心，政府是否有权利把清白无罪的人和家人拆散。帕尔默决定在美国公众面前再显身手：他展开了新一轮的大搜捕，创下了美国历史上侵犯个人合法权利的新纪录。

根据战争时期通过的《煽动叛乱法》，在美国居住的任何外国人，如果信奉无政府主义，相信、提倡以暴力推翻政府，隶属于任何相信、提倡暴力推翻政府的组织，劳工部部长都有权利驱逐此人。现在，帕尔默决定和劳工部部长联起手来，逮捕美国共产党的外国党员，把他们全部驱逐出境。他手下的秘密特工早已打入共产党组织，据说其中有个人还当上了他那一区的领导人。（这就出现了一个富有哲理的问题：身处两难境地的政府探员劝同志们审时度势，会使他本身的工作陷入危机。）

1920年的新年，在美国的几十座城市中，共产党员同时在各自的总部召开会议。帕尔默派出的特工、警察和协助人员逮捕了当时在场的所有人，不管他是不是共产党员（可谁能说得清呢？），无论有没有逮捕令，都把他们通通关进监狱。所有算作证据的东西都被搜集起来，不管是文学作品、成员名单、书籍、纸张还是墙上挂的图片。当天和随后几天的晚上，其他共产党员和被怀疑是共产党员的人在家中被捕。逮捕人数总计超过6000人，他们关在狱中的时间少则数天，多则数周，根本没机会知道自己遭到指控的罪名。至少有一位被捕的美国公民根本不是共产党，却因警方失误在狱中被关押了数日，险些被驱逐出境，结果竟然是搞错了名字。在底特律，有一百多人被丢进一个24英尺宽、30英尺长的狭小牢房，在这种情形下关了1个星期，底特律市长称这种条件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在哈特福德，嫌疑犯被关进监狱后，政府采取了进一步措施，逮捕和关押所有来探望嫌疑犯的人，把区区一个问候电话都当做此人和共产党有联系的初步证据。

由于缺乏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是共产党员，最终大量的嫌疑犯获释出狱。终于，有人透露消息称，在这场针对全副武装危险分子的全国大逮捕行动中，唯一发现的就是3把手枪，根本没有找到炸药。而当时的报纸上，到处都是来自帕尔默办公室的消息，报道说发现了新的证据，揭露了危害国家安全的惊天阴谋。尽管钢铁工人和煤矿工人罢工渐渐结束，社会主义政府的威胁日渐散去，更谈不上什么革命行动，但大多数美国民众还是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阴影比以往更令人恐惧。

帕尔默穷追不舍，他发表了公开声明，提醒2000万自由公债的持有者、900万的农场主和1100万存款账户的开户人，红色革命会夺走他们拥有的一切。他向新闻界发放公式化的宣传材料，里面附着布尔什维克党的图片，他们胡须浓密、面目可憎，帕尔默质问道，是否应该让这些家伙统治美国。政治家们纷纷引述盖伊•埃皮（Guy Empey）的建议，表示“任何一家五金店里”都会找到对付赤色分子的合适工具。他们大声宣告：“我对待赤色分子的座右铭就是S.O.S.，要么驱逐，要么枪杀。我认为应该把他们赶到石头船上，挂上铅制的帆，他们头一个该去的地方就是地狱。”大学生要求解雇有激进主义嫌疑的教授；学校教师不得不宣誓效忠；那些政治观点和经济观点离经叛道的商人如果想继续做生意，就要学会沉默寡言。歇斯底里的状态达到了顶峰。

五

这种狂热状态没有立即平息，而超级爱国者和扮作超级爱国者的特殊宣传员的战斗才刚刚开始。当时涌现出了不计其数的爱国团体，每个团体都有自己的行政秘书，这些人也要生存下去，因此他们必须凭空想象出更可怕的新威胁。如今，无数的正人君子发现，只要扣上了布尔什维克这顶显眼的帽子，他们就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管是海军要人、义务兵役制的信徒、禁酒主义者、禁烟倡导者、反对进化论的原教旨主义者、道德秩序的拥护者、书籍审查官、仇恨犹太人者、歧视黑人者、地主、制造商、公用事业公司高管还是各种事业的支持者，无论他们好也罢，歹也罢，无动于衷也罢，都披上了星条旗，继承了建国元勋的衣钵，把他们的反对者和列宁归为一类。比如说，变成“美国计划”。数年以来，演说家和作家不断描述着“用心险恶、破坏颠覆的煽动分子”，让这个国家心惊肉跳。老太太们坐在富丽堂皇的客厅里，从秘书那儿打听到，政府特工发现了激进主义的阴谋，可眼下透露邪恶阴谋的时机还不成熟。她们的丈夫在俱乐部吃午饭的时候，听说了大学里到处充斥着布尔什维克思想。一团疑云笼罩在美国的上空，党同伐异成了美国的美德。

威廉·J.伯恩斯（William J. Bums）估计共产主义者的人数有42.2万，而国家安全同盟的斯坦伍德•孟肯（S. Stanwood Menken）至少把沃特金斯教授估算的人数放大了10倍，高达60万人。爱国团体联盟的主席德怀特•布莱曼（Dwight Braman）则告诉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这些赤色分子每周在全国举行1万次会议，过去6个月里有350家激进主义报纸成立。

共产主义者不但非常危险，还善于伪装，不知不觉地结交盟友，打入了备受尊敬的领域。据全国公民联盟的拉尔夫•伊斯利（Ralph Easley）称，俄国饥荒赈济基金会里竟然有60名同情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成员。叫嚣最甚的超级爱国者断言，全国裁军委员会的弗雷德里克•J.利比（Frederick J. Libby）就是在俄国受过教育的共产主义者，他还去过俄国接受指示（可实际上，这位信奉和平主义的牧师从未去过俄国，与俄国人毫无瓜葛，他的委员会里也只有美国公民）。《国家》、《新共和》、《自由人》等杂志被美国国防学会的行政秘书列为革命刊物。连《调查》杂志都遭到《拉斯克报告》作者的抨击，因为这本杂志得到了“革命团体的支持”。拉尔夫•伊斯利充满警惕地直指全国妇女选民联盟、基督教联合委员会和外交政策协会等组织。那段时间，美国本土没有一个自由公民组织从国家的捍卫者眼前逃脱，这让普通公民不寒而栗。就连调查慈善机构的国家新闻局也不能幸免。这个机构的领导正是在纽约德高望重的罗伯特•W.德福雷斯特（Robert W. DeForest），他肯定忙得无暇顾及周围的事情。和他遭遇相同的还有拉比•怀斯（Rabbi Wise）、诺尔曼•托马斯（Norman Thomas）、奥斯瓦尔德•维拉德（Oswald Villard）、简•亚当斯（Jane Addams）、斯科特•尼尔林（Scott Nearing）和保罗•U.凯洛格（Paul U. Kellogg），他们大多数都受到激进组织的不良影响。

戏剧界和电影界暗藏危险。在爱国团体联盟的布莱曼看来，莫斯科艺术剧院、歌剧《蝙蝠》和俄国歌唱家费奥多•夏里亚宾（Fyodor Chaliapin）都是苏联的宣传工具；据美国国防学会的惠特尼称，不仅电影明星诺玛•塔尔梅奇，就连查理•卓别林和威尔•罗杰斯（Will Rogers）都在共产主义者的文件中有所提及。

书籍也必须受到仔细的审查，因为罪恶会无孔不入。改善美国联盟是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国者团体，该联盟发言人赫米娜•施韦德（Hermine Schwed）对小说《大街》极为不满，因为这本书“令人对美国传统的美好生活产生反感”，她还斥责哲学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和詹姆斯•哈维•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是“年轻人最大的危害”。至于中学和大学里，危险则更加隐蔽、影响深远。按照惠特尼的说法，哈佛大学的教授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萨切瑞尔•乔伊斯•查菲（Zacharia Choice Chafee）和耶鲁大学的教授弗里德里克•威廉姆斯（Frederick Wells Williams）、马克斯•所罗门•曼德尔（Max Solomon Mandell）都“聪明过头了，不知道他们公开发表的言论和课堂上的讲话，是对共产主义者的煽动鼓励”。学校必须加以严格的管制：课本要梳理清楚，挑出对美国历史上英雄人物的冒犯之处；只有保守派的发言人才能进入中学或大学所在的选区；学校要义务开设尊重宪法的课程。

这些告诫的影响力势不可挡。由于对激进分子充满恐惧，人们害怕自己也被当做激进分子。如果你想在商界有所作为，进入大草原或中心镇的上流社会，就得表现得循规蹈矩。对任何偏离于加里法官或司法部长帕尔默的意见，人们都会侧目而视。有位信奉自由主义的记者，前去采访一位曾经直言不讳的印第安纳州居民，这位受访者显得惊恐不安，立即锁上办公室的房门、关好窗户，才肯谈论政治问题。（窗户正对着一个50英尺长的通风井，那头的办公室里也许有人竖着耳朵偷听他们的异端邪说）。据说有人从前住在中西部的一座城市，很久以后重返故地，发现“这里的人都心怀恐惧”，不禁要问：“他们究竟在怕什么？”小说《中心镇》的作者引述了一位政治异议分子的话，他被迫屈从于舆论的可怕压力，感慨道：“我只得逃离尘世的一切，埋头于书本。”他不敢公开表示自己的经济观点，只要与退伍军人协会和扶轮社的意见有丝毫偏差，他就会被扣上布尔什维克的帽子。

直到1922年，凯瑟琳•富勒顿•杰罗尔德（Katharine Fullerton Gerould）才在《哈泼斯杂志》中写道：“美国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自由国家，自由逐渐成了一句空话……我敢说，没有一名理性的公民能够自由表达自己诚实的信念。我当然不是指那些邪恶的念头。我是说，在任何地方，在任何人身上，自由的言论都在这里或那里被扼杀。真正对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感兴趣的美国公民，如果能保留表达意见的自由，唯一的出路就是投靠一伙和他深有同感的暴徒，在这伙暴徒的荫蔽下生存。”

此后的岁月里，人们经常流露出这样愤慨的情绪，但在1922年，这种举动着实令人惊讶，刊登这篇文章颇需要几分勇气。杰罗尔德夫人的文章发表后，《哈泼斯》杂志办公室和她的家中收到了数以百计的信件，有些来信言语粗俗，纷纷谴责她是破坏分子和布尔什维克，有些来信却欢欣鼓舞，觉得最终有人挺身而出，说出了真相。超级爱国者的喧闹竟然把国家弄到了这种地步。

六

那个时代，党同伐异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人们几乎不免用痛恨黑人、犹太人和罗马天主教徒的方式来发泄怒火。集体效忠和集体仇恨的情绪在战争期间膨胀起来，突然间无法用言语表达，最终通过扭曲的途径宣泄出来。他们迫害的不仅有激进分子，还有那些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白人新教徒眼中的异类或“反美分子”。

在战争期间，受到高工资的吸引，成千上万的黑人涌进了工业化的北方，征兵给各家工厂带来许多空缺岗位。四面八方的黑人都在日益增多，他们别无选择，只得搬进了专属于白人的地区，在电车和公共场所和白人争抢位置，在各个方面打破了种族分布的微妙平衡。无论是在南方还是北方，黑人都萌发出新的独立意识；他们难道没有像白人一样应征入伍，难道没有为民主和受压迫的少数国家而战斗？如今和平到来，他们却发现要再次回到自己过去的地位，有些黑人显得愤恨不满。在当时紧张不安的气氛中，这足以点燃隐藏在人性表面下的种族主义激情。在白人看来，布尔什维克主义已经够糟了，如果黑人再失去控制，那就难以设想。

1919年夏天一个闷热的午后，有个17岁的黑人男孩在芝加哥海水浴场旁的密歇根湖游泳。海岸的一部分仅供白人使用，另一部分供黑人使用，这是心照不宣的事情。这个男孩抓住了水上漂浮的一根枕木，无意间游过了那条看不见的界线。石块纷纷向他砸去，有个白人少年向他游来，这个黑人男孩于是放开了枕木，划了几下水后，就沉了下去。他就这样淹死了。他是否被石块砸中不得而知，但是岸边的黑人纷纷指责那些白人用石头打死了他，一场冲突由此开始。这件小事点燃了导火索，从而引发种族仇恨的熊熊怒火。芝加哥的黑人在10年间翻了一番，黑人陆续涌进白人的社区，紧张局势一触即发。这场骚乱迅速蔓延到城市的其他角落，最终的结果是，在将近一周的时间里，芝加哥实际上都处于内战的状态。黑人开始聚众闹事，黑人社区里到处是打架斗殴、持刀伤人、帮派袭击，自卫的黑人开枪还击，暴徒肆意毁坏房屋住宅。等到秩序最终恢复时，有15名白人和23名黑人丧生，537人受伤，上千人变得无家可归、一贫如洗。

时隔不到一年，俄克拉何马州塔尔萨市引起了另一起大规模骚乱。只要是有黑人居住的地方，不同种族之间就会出现紧张局势。演说家和作家宣扬白人至上的信条加剧了这种情绪，洛斯罗普•斯托达（Lothrop Stoddard）在《有色人种的兴起》一书中宣称，比起德国人或激进分子，黑人对西方文明构成的威胁更可怕。

对信奉纯粹美国精神的大多数人来说，犹太人也值得怀疑。这个民族免不了离心离德。不可否认的是，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和美国的激进分子中很多是颇有名望的犹太人。亨利•福特发现了“国际犹太人”的威胁，在他旗下的《德宝独立报》上指责这个不幸的民族密谋征服全世界，除此之外，他们还是美国各种苦恼的根源，比如说房租太高、农场工人短缺、爵士乐、赌博酗酒、道德败坏，甚至还有短裙的流行。福特的抨击荒唐可笑、夸大其词，恰恰体现了反犹主义的普遍存在。偏见和空气一样无孔不入。房东不想把房子租给犹太人，学校不愿收下犹太儿童；在安纳波利斯市，侮辱犹太男孩的事件成了尽人皆知的丑闻；哈佛大学认真考虑限制犹太学生的数量；遍及全国的犹太人都感受到，在他们和基督徒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罗马天主教徒在他们仅占少数的地区也没能幸免。难道这些教会的成员不能遵从外国教皇的指示？难道这位教皇不能有世俗的权力？难道天主教徒不能坚持用自己的方式教育孩子，不送他们进入美国的公立学校，难道这些就是反对美国、叛国不忠？

在这种氛围里，三K党得到蓬勃发展，最终执掌大权。

早在1915年，有个叫威廉•约瑟夫•西蒙斯上校（Colonel William Joseph Simmons）的佐治亚人建立了三K党，成立之初的5年并不起眼，直到1920年，西蒙斯上校的爱国兄弟会里仅有几百名成员。这个组织的灵感源自南部重建时期的三K党，通常主张白人至上主义和南部理想主义。在1920年，西蒙斯把组织三K党的任务交到了南方宣传协会的爱德华・Y.克拉克（Edward Y. Clarke）手中。克拉克拥有推销员的惊人天赋，曾效力于清白可靠的组织，比如罗斯福纪念协会和近东救济协会。他深知三K党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对想加入三K党的人来说，三K党不仅代表白人仇视黑人、基督徒仇视犹太人、新教徒仇视天主教徒的拥护者，从而利用容易轻信的小镇居民刚出现的恐惧心理，还有白色长袍和尖头罩，燃烧的十字架，秘密仪式，仪式中的胡言乱语，都能满足人们对骗人把戏和画符念咒的痴迷，对神秘探险的渴望，生活单调乏味的人们心里都有这种渴望。对乡下的老顽固来说，正有个机会让他盛装打扮，成为无形王国里的骑士。这个模式完美无缺，还有条诱人的真理要牢记在心。倘若组织得力，三K党也能成为盈利的生意。

招募新人的会员被赋予克里格的迷人头衔；全国被划分为几个王国，以克里格国王为首，每个王国再分成几块领地，以大精灵为首；身为主要组织者的克拉克成为克里格皇帝。在赐给西蒙斯上校的头衔中，起名艺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竟然成了魔法师皇帝。成为会员要花费10美元，其中有4美元落进招募会员的克里格的口袋。显而易见的是，工作勤奋的克里格不必害怕债主登门。当克里格是那10年里最赚钱的行当。王国的克里格国王和领地的大精灵从剩下的6美元会费里抽走少量佣金，剩余资金归亚特兰大的帝国国库所有。

由于关于三K党涂抹焦油、粘上羽毛、鞭打敌人的行径有各式各样的说法，而且《纽约世界报》透露了三K党的很多秘密，1921年国会对三K党进行了秘而不宣的调查，最终导致克里格皇帝克拉克遭到驱逐，得克萨斯州的一位牙医海勒姆•韦斯利•埃文斯（Hiram Wesley Evans）接替西蒙斯上校当了魔法师皇帝，此人自誉为“美国最平凡的人”，这个称号也不无道理。但这个不断招募新人的组织已经建立，三K党继续发展壮大。事实上，三K党的扩张速度不同寻常，据斯坦利•弗罗斯特（Stanley Frost）的统计，该组织在1924年年初的成员人数竟达450万，令人瞠目结舌。三K党逐渐发挥巨大的政治力量，一度掌控了7个州，包括俄勒冈州、俄克拉何马州、得克萨斯州、阿肯色州、印第安纳州、俄亥俄州和加利福尼亚州。三K党的大本营在新南方、中西部和太平洋沿岸，但势力范围几乎涵盖全国的各个角落，甚至逼近了纽约犹太人、天主教徒和混居者的中心区。迄今为止，是克拉克的天赋才能和这个时代的热情慷慨造就了三K党。

三K党的目标正如章程中所述，是“为了联合美利坚合众国所有的白人男子、非犹太裔的本土公民，他们不以任何性质效忠于任何外国政府、国家、机构、教派、统治者、个人或人民，他们品行端正、声誉良好、职业可敬……为了弘扬和培养对我国公民政府的爱国热情；为了彼此实现光荣的三K党宗旨；为了成为仁慈向善的典范；为了保卫家园的神圣和女性的贞洁；为了永远维护白人至上主义；为了通过高贵的形式主义来教导和灌输崇高的精神哲学，并用实际的奉献来守卫、保护和维持与众不同的习俗、权利、特权、原则、传统和纯粹美国精神的理想”。

这不过是理论罢了。实际上，“纯粹的美国精神”因地而异。起初，在美国南方，白人至上主义是三K党的主要目标，但随着时间推移，组织发展壮大，反对犹太人，尤其是反对天主教徒，成了大部分地区三K党讨论的热点。当地三K党组织惯用的手法也没有体现出“崇高的精神哲学”的存在。各地组织基本上实行自治，并不接受亚特兰大总部的控制。通常来说，他们的成员多半是白人新教徒社区里教育程度低下、纪律涣散的居民。（印第安纳州某座城市的观察家直言不讳地说道：“你真以为有钱有势的人物待在这儿？瞧瞧他们游行时穿的鞋子。拿单子都盖不住。”）尽管魔法师皇帝埃文斯猛烈抨击这种混乱无序，但当地三K党的成员并不满足于投票反对孩子们进入教区学校，反对天主教候选人竞选公职，或者在城镇背后的山顶上竖起燃烧的十字架，让黑人知道白人是说话算数的。三K党的秘密决议引来了更直截了当的行动。

倘若有消息说一个黑人小伙子厚颜无耻地追求白人姑娘，即使这条罪名未经证实、毫无根据，充其量是凭空猜想，也会有一伙身穿白色长袍的家伙把这个黑人诱骗到树林里“好好教训他一下”，不是涂柏油粘羽毛，就是一顿鞭打。如果在种族冲突中有白人男子为黑人挺身而出，他可能会遭到绑架和殴打。倘若有位黑人妇女觉得出价过低，不肯把自己的土地出售给三K党成员，她就会收到三K党的最后通牒：要么卖地，要么被赶走。三K党成员还会联合抵制犹太商人，拒绝雇佣信奉天主教的工人，不肯把房子租给天主教徒。路易斯安那州发生过一起惨绝人寰的悲剧，当地有五个人遭到绑架，后来被人发现淹死在湖里，身上还用绳子捆了起来，这正是三K党成员犯下的罪行。写作《当代历史》的R.A.帕顿（R.A.Patton）报道了阿拉巴马州发生的一系列残酷暴行：“有个孩子被树枝抽打，背上遍布血痕；一个女黑人遭到暴打后，被丢在路旁无人照管，染上肺炎而死；有位离异的白人女子在自己家中被打得不省人事；有个入了美国籍的外国人因娶了美国妻子，背上被打得血肉模糊；有个黑人遭到鞭笞，直到他以微不足道的价钱把自己的土地卖给一个白人。”

有些地方即使没有发生这些暴行，至少也存在可怕的威胁。身披白袍的大军列队游行，燃烧的十字架在山谷里火光冲天，黑暗中有人低声私语，暗自揣测“他们这次要跟踪谁”，恐惧和猜疑的情绪挨家挨户地蔓延。此外，罪犯暴徒、流氓团伙很快学会了利用三K党的存在：如果他们想焚烧别人的谷仓，袭击铁轨旁的贫民窟，就会肆无忌惮地放火抢劫——这难道不是三K党干的吗？任何人都能在栅栏上用粉笔写下K.K.K.的符号，治安官看到了肯定会小心行事。因此，就像红色恐怖引发的歇斯底里状态一样，恐惧中孕育的行动永远摆脱不了恐惧，带来了形形色色的罪恶和暴行。

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战争情绪的消退，三K党的威力日渐衰弱，直到在很多地区的势力最终消亡，在其他地区沦落为投机政客掌控的政治派别；但三K党已经成为数百万人心目中的恐怖灾难。

七

1920年年初，帕尔默大搜捕过后，对激进分子的追捕仍在继续。4月份，纽约州议会的5位社会党议员遭到驱逐，根据司法委员会公布的报告，他们是“一个完全由终身叛国者组成的不忠组织”的成员。当小西奥多•罗斯福公开反对这项驱逐决议时，遭到了议长斯威特（Sweet）的严厉指责，斯威特走上讲台，高声朗读西奥多•罗斯福文章中的章节，以便让父亲的美国精神和儿子的非美国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在这番演讲中，议员古维烈（Cuvillier）赫然发现有两位社会党成员通过选举占据了议员席位，他开口嚷道：“有两个家伙坐在这里，脸上带着不怀好意的笑容，他们和列宁、托洛茨基之流一样，都是苏俄政府的代表。他们就是混在我们中间的小列宁、小托洛茨基。”议会用压倒性的投票把他们赶了出去，第二天《纽约时报》宣布：“这是全体美国人的投票，是爱国主义的保守投票。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民都会赞成和认可议会的行动。”这段声明来自一贯言辞谨慎的《纽约时报》，可以想见当时的政治气氛。

然而，人们已经准备扭转局势。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对议会的行动提出了抗议，差点让他在联盟俱乐部的那些沉着稳重的同僚中风发作，他们暗自思忖，这位共和党的好小伙子会不会变成温和的激进分子。1920年的劳动节来得正好，尽管此前帕尔默尽职尽责地提醒全世界，激进分子会选定劳动节这天发动大罢工，制造暗杀事件，这一天却风平浪静。全部动员的警察等待一场革命袭击，革命却始终没有到来。各党派举行了政治会议，拥有破坏波士顿警察大罢工记录的卡尔文•柯立芝成了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值得一提的是，民主党并没有推选“战斗的贵格会教徒”帕尔默进行竞选，他的对手换来换去，坚持把帕尔默叫做“惊恐的战斗者”，“伪装的战斗者”和“惊恐的懦夫”。如此看来，美国渐渐恢复了原有的幽默感。

罢工、骚乱、立法行动和不利于激进分子的司法解释持续不断，但随着1920年夏天的来临，其他事件转移了美国人的注意力。当时正值总统大选，和蔼可亲的哈定站在自家前廊上侃侃而谈，绝望的考克斯州长在全国进行巡回演说，替伍德罗•威尔逊火中取栗。经济形势十分棘手：几个月来人们纷纷抗议物价飞涨，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游行，费城牧师乔治•M.埃尔斯布里（George M. Elsbree）身着工装讲经布道，纽约市举行了一场集体婚礼（报纸上的牧师、新娘和新郎都穿着工装），百货商店被逼降价，现在显而易见的是，不管罢工不罢工，有没有激进分子，经济情况都每况愈下。

波士顿诈骗犯查尔斯•庞兹（Charles Ponzi）炮制了一夜暴富的骗局，阴谋败露后遭到追捕。8月18日，妇女选举权修正案终于得到政府批准，正式施行。禁酒法案也最终生效，而且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的热门话题。那段岁月里，人们屏息静气地坐在一起，倾听某人在自家地下室里酿造出美味香醇的杜松子酒，有什么配方能用葡萄干来酿酒，走私者如何把烈酒从加拿大贩运到美国。所有的消息听起来既新奇又令人兴奋。到T1920年的夏末，巨大的红色恐怖已经渐渐消散，9月16日那天降临了一场真正的灾难，也许是一伙无政府主义暴徒所为，而这个国家尽力保持冷静镇定，却让人刮目相看。

如果美国国土有一个地方能够称为美国的金融中心，那就是纽约百老汇大街和华尔街的交会处。华尔街北边耸立着美国国库的分库大楼，紧邻美国贵金属验证局；大楼对面的东南角，有一栋典雅朴素的三层石墙大厦，正是全世界资本主义的权力核心摩根公司总部的所在地；西南角挖开了一个大坑，眼下准备建起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配楼，旁边的百老汇大街上，矗立着纽约证交所的科林斯式白柱。无论是政府财政，民间金融，还是资本家手中掌控的行业，他们各自的大本营都在此紧密相连，犹如把政府权力、金钱力量和企业方向融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却遭到激进分子的猛烈抨击。

灾难几乎就发生在此处。9月16日正午时分，正当附近的员工准备起身去吃午饭时，突然闪过耀眼的蓝白色光芒，伴随着一声恐怖的巨响，玻璃碎片从无数扇窗户上散落下来，接着就听到男男女女的惨叫声。有一枚巨大的炸弹在华尔街上爆炸了，正好在贵金属验证局门前，也就是摩根公司总部的对面。这次骇人听闻的爆炸造成30人当场身亡，数百人受伤，摩根公司的内部毁坏殆尽，邻近街区的玻璃窗震得粉碎，一块铁皮竟然炸穿了公正大楼（Equitable Building）34层银行家俱乐部的窗户。

一团黄绿色的蘑菇云从摩天大楼之间慢慢腾空而起。阴云下面的空气里充满烟尘，摩根大厦和其他建筑的窗口烟雾弥漫，饱受重创的灰色石墙尘土飞扬。华尔街上鲜血直流，死伤遍地。那些侥幸在爆炸中逃生的人从地上爬起来，惊恐逃窜，玻璃碎片和石块从高楼大厦上砸落，吓得人们毛骨悚然。大家忙得团团乱转，急于救助伤者，却不知所措，瞎走乱撞，高声呼喊，等到消防车和救护车叮叮当当地赶到现场，警察和医护人员在人群中东奔西走，街道上才终于恢复了秩序。

摩根大厦中有位主管不幸丧生，数十人受伤，17人被送往医院。但是仅有一位合伙人被飞溅的玻璃划伤手掌，其他人要么在大厦的另一侧开会，要么不在城里。摩根本人正在国外。这次爆炸的受害者中并没有美国的金融大亨，而是银行职员、股票经纪人、华尔街的信差和速记员。

仅隔200英尺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正在进行股票交易，当时股市出现了“不错的成交量”，当日交易量大约为五十万股。股价持续走高，股指上涨2.125点，至93.75点，鲍德温机车公司股价强势走高，至110.75美元，中部石油个股成交量巨大，美国钢铁公司股价上涨至89.375美元。爆炸发生那一刻，大楼陡然震动，巨大的玻璃窗瞬间崩裂，玻璃碎片纷纷落下，百老汇大街那一侧的窗口都拉着厚厚的丝绒窗帘，不然的话会导致几十人受伤。股票经纪人在刹那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立刻冲向能够遮挡的地方。交易所大厅的中央，片刻前还有大量的交易员聚在股指公告牌前，此时他们已躲到大厅各个角落，免得被坠落的屋顶砸到。但是纽约证交所主席威廉•H.雷米克（William H. Remick）和富豪们站在大厅的一侧，依然镇定自若。他和好友说道：“我想该是敲钟的时候了。"他登上主席台，敲响了收盘钟声，当天的交易就此结束。（次日股价继续上扬，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

在华尔街的中央，躺着一匹炸得粉身碎骨的死马，地上四处散落着铁皮、木屑和帆布片，还有马蹄铁和马鞍马镣，这些物证让警察判断出，车夫把TNT炸弹放在马车上，丢下无人看管的马车，逃离了现场。此后的几天、几个月乃至几年中，侦探和联邦特工对任何一条可能的线索穷追不舍。城里的每辆马车都受到追查，更不必说运过火药的马车。落到周边大厦里的铁块经过检查，发现是破碎的铁窗框，尽管进行了漫无目的的调查，却没有得出任何结论，只知道这场爆炸是有预谋的犯罪。经过鉴定，有人发现这个马蹄铁正是自己数天前给马钉上的，他说车夫是西西里人的模样，可这条线索就此中断。警方对周围发现的铁片和锡片进行了研究，咨询了制造商，浏览了销售记录。有块铁片证明是保险箱上的按钮，保险箱的出处得到了确认。有位侦探追踪了这台保险箱的历史，它在制造出厂后几经转手，战争期间随军队远赴法国，最后回到霍博肯市，但在这里失去了下落。每位目击证人的证言都经过测试和分析。商人们收到的灾难警告已经核查过了，但毫无价值可言。对可疑激进分子的追捕也没有结果。不过还是留下了蛛丝马迹，但不能肯定这份证据有多么重要。在爆炸发生那一刻，有位邮递员在两三个街区外的邮箱里发现了5张纸，这个邮箱在半个小时前才被清空，纸上歪歪扭扭印着几行字，里面还有很多拼写错误：

要记住

我们不会忍耐太久

放了政治犯

要不然你们必死无疑

美国无政府主义者

战斗者

爆炸发生的时候，有位声名显赫的煤炭大亨坐在摩根公司的办公室里，他当即宣称，这肯定是布尔什维克干的。经过数年徒劳无功的调查后，试图揭开这个谜团的人们依然感到满心疑虑。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说，那位煤炭大亨或许是对的。

调查进行之初，吸引了全国民众的注意力。但是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暴乱没有显著的增加。倘若这场爆炸案发生在118天前，可能会导致比爆炸本身更严重的间接后果。但此时美国人民完全恢复了理智，意识到除了少数的狂热分子，没人会支持这么疯狂惊悚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