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酒与阿尔•卡彭
一
1919年，《凡尔赛和约》的命运悬而未决，伍德罗•威尔逊对国际联盟高唱赞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阴影在美国四处弥漫，做父母的开始为年青一代担忧操劳。如果你在此时告诉一位普通的美国公民，禁酒运动注定会成为一个争论激烈的公共问题，在20世纪20年代引起轩然大波，他可能会告诉你，你简直是疯了。如果你为他描绘出此后的真实情景，这位天真无辜的公民一定会吓得目瞪口呆：装满朗姆酒的船漂泊在12英里界线以外的海面，人们趁着夜色把船上的威士忌搬到走私快艇上，运输啤酒的卡车在城际公路上遭到手持汤普森冲锋枪的匪徒劫持，私自酿造的烈酒装满了货车，时尚晚宴开始前按惯例送上走私的鸡尾酒，绅士淑女到地下酒吧去，在帘幕低垂的铁栅前接受安全检查，阿尔•卡彭成了芝加哥私酒贩子里的千万富翁，坐着配备防弹玻璃的装甲汽车在大街上呼啸而过。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已经通过，将于1920年1月16日开始生效；他得到了政府的保证，自己也坚信不疑，第十八条修正案已经解决了禁酒的问题。不管你是否愿意，国家都将开始全面禁酒。
从20世纪30年代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近代美国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场面，就是经过几代人的激烈斗争，禁酒运动轻而易举地达到了目标，禁酒法最终载入了法典。整个国家不仅心甘情愿地接受这部法案，而且显得漫不经心。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在1917年提交参议院，仅仅经过13个小时的讨论，就获得一致通过，其中部分内容是按照10分钟原则批准的。几个月后，该修正案递交众议院，关于提案的讨论也只用了1天。随后，各州立法机构纷纷签字批准；到了1919年1月，也就是停战2个月后，立法所需3/4的州全部通过，该修正案成为美国宪法的一部分（除康涅狄格州和罗得岛外，其余各州都批准了该法案）。因为执行第十八条修正案至关重要，根据反酒吧联盟模式起草的《沃尔斯特法案》顺利通过。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否决了该法案，让美国人大为惊讶，不过美国国会不顾他的反对，立即再次通过该法案。此举引发了零零散散的抗议，纽约召开了群众集会，巴尔的摩举行了游行，美国劳工联合会通过一项决议要求修改法案，不让政府剥夺工人喝啤酒的权利，华盛顿国会大厦前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但是反对的力量缺乏热情、徒劳无功，整个国家都理所当然地认为，禁酒运动的出现在所难免，无论是新闻界的评论，还是餐桌上的闲谈，都很少提出法律能否得到执行的问题；最棘手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禁酒的国家会是什么样？强制性的全国禁酒会对工业、社会秩序和下一代人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怎么发生的？这个势不可挡、随意通过的法案为什么有如此至关重要的意义？
在那本描写禁酒运动最初十年的书里，查尔斯•梅尔茨清楚地阐明，支持修正案的各种力量经过严密组织；而反对修正案的各种力量根本毫无关联。直到美国参战前，全国禁酒运动还看似前景渺茫，动员缺乏想象力的公众去反对虚无缥缈的威胁，一直都是个难题。此外，反对禁酒的领导阶层声誉扫地，因为支持他们的酒水商声名狼藉，即使面对日益高涨的戒酒呼声，也顽固地拒绝清理门户。
美国参战给禁酒运动领导人带来了大好时机。战争转移了那些可能抵制禁酒运动的民众的注意力：随着国家存亡到了紧要关头，酒类未来的地位似乎无关紧要。战争让国家习惯了严格的立法，赋予了联邦政府全新的、广泛的权力。战争使人们必须省吃俭用，把禁酒运动作为节约粮食的措施推广给爱国者。战争让公众舆论反对德国的一切，而许多大酿酒企业正是起源于德国。战争也带来了斯巴达式的理想主义，第十八条修正案就是这种思想的自然表现。为了效率、生产和健康，人们可以牺牲一切。如果清醒的士兵是出色的士兵，如果清醒的工人是有生产力的工人，那么开展禁酒运动的理由就无可辩驳。此时，美国人民看到了乌托邦的虚幻美景；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有可能终结所有的战乱，胜利会带来光明的世界新秩序，美国可能会进入一个永远清醒高效的时代，这幅场景不难想象！最终，战争让他们渴望立见成效。在1917年和1918年，凡是值得做的事，就值得马上去做，人们毫不顾忌繁文缚节、反对意见和舒适便利。各种力量结合起来简直势不可当。这个国家满怀清、不假思索地走上了通向禁酒乌托邦的捷径。
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似乎也没有人想到修正案会难以实施。当然，第一任禁酒管理局局长约翰•F.克莱默（John F. Kramer）没有表示出丝毫的怀疑。他用庄严神圣的口吻说道：“这项法案将在大大小小的城市和乡村实施，在不服从法律的地区将被强制执行。这项法案规定作为饮料的酒类不再生产。我们将禁止在美国领土、地下和领空内生产、销售、运送或输入酒类。”据反酒吧联盟预计，国会每年拨款500万美元就可以确保这项法案顺利实施（大概包括防范“地下”偷运私酒的费用）。国会投票表决的内容仅此而已，议员们终于解决了这件令人头疼的麻烦事，如释重负地舒了一口长气，转而对付其他更重要紧迫的问题。1920年1月16日的清晨来临了，开启了一个充满希望的禁酒时代。禁酒运动领导人、国会和公众后来终于慢慢意识到这个问题，他们曾经如此轻松随意地处理了一个意义重大的难题。
二
显而易见，实施禁酒法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从源头切断酒的供应，但是你要明白这意味着什么。美国有18，700英里的海岸线和陆地边界线，为私酒贩子提供了方便。数以千计的药剂师可以按照医生处方出售酒精，而如果没有严密持续的监督，这种销售根本无法得到控制。法律允许出售淡啤酒，生产淡啤酒的唯一方法是酿造出纯啤酒，然后从中分离出酒精，而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很容易分离失败。只有通过严格而有效的监督，才能防止工业酒精的生产为私酒运输打开方便之门，但在酒精离开工厂之后，不可能追踪经销商之间转手的路线；也无法确保，按照政府法令在酒精里添加的不能饮用的原料，不会被精明能干的化学家提炼出来。任何地方几乎都可以进行非法酿酒，甚至是在房子的地下室里；建起一套商业蒸增设备需要500美元，每天能生产50~100加仑私酒，从而获得丰厚的利润，而只要花六七美元就能买到一加仑的轻便蒸偕器。
为了对付这些可能违反《沃尔斯特法案》的威胁，美国政府在1920年拨款组建了1520人的禁酒专员队伍，到了1930年也仅有2836人；禁酒力量如此薄弱，有时还需要并不热衷于此的海岸警卫队、海关和移民局提供帮助。查尔斯•梅尔茨描写了这样一幅生动形象的场景：在1920年，如果把所有的禁酒专员调集到海岸线和边界线上，暂且不顾医用酒精、啤酒厂、工业酒精和非法酿酒等领域，每个人就要巡查12英里的沙滩、港口、海角和河岸。1920年，禁酒专员的薪水普遍在1200美元到2000美元之间；到了1930年，他们的薪水大幅提升到2300美元到2800美元。人们相信这些每星期拿着35美元、40美元甚至50美元的人拥有专业的技术知识，勤奋努力地工作，严格监督工业酒精厂家复杂的化学生产流程，用聪明智慧战胜诡计多端的私酒贩子，他们拥有坚定的人格力量，任凭口袋里塞满了钱的家伙行贿也不为所动；他们还相信世上有圣诞老人、永动机和小精灵。
然而，面对艰巨复杂的任务和巨大的金钱诱惑，这支禁酒专员的队伍显得那么渺小，他们的薪水如此微薄；如果得到公众舆论的全力支持，也许还能切断酒精的供应，但是公众舆论已经转了风向。战争宣告结束，到T1920年，一切都恢复常态。禁酒运动遭遇到了情绪抵触，这种情绪曾经使伍德罗•威尔逊一败涂地，加速了道德教养革命的爆发。斯巴达式的理想主义轰然倒下。人们厌倦了为了崇高的事业节衣缩食，厌倦了把美国变成英雄人物生活的土地。他们想放松身心，随心所欲。人们对禁酒运动态度的变化之快，简直令人困惑。短短几个月内，《沃尔斯特法案》就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禁酒法已经载入法典，禁酒管理局忙于对付私酿酒的热潮，街角的酒馆变成了人们的回忆；但是禁酒的黄金时代永远都不会到来了。
三
此后几年发生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事件，让民主政府的旁观者颇感兴趣。显而易见，在美国大部分地区，禁酒法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洞察事理的旁观者会提议，摆脱困境的直接方式是把执法力量增加1倍、2倍甚至3倍，或是修改法律。但是人们根本没有这么做。禁酒运动领导人不愿意承认美国全面禁酒的任务比他们预想的要艰巨，也不愿意呼吁国会大幅增加禁酒执法的拨款；对面们而言更容易的做法是把禁酒法的反对者诋毁为布尔什维克党和文明的破坏者，希望舆论浪潮扭转局面。国会没有勇敢地承担责任，尽管参众两院里支持禁酒的议员占大多数，不过支持禁酒是一回事，而不惜一切代价、给自己的选民带来不便也要坚持执行，就是另一回事了。行政官员把禁酒问题当做火药桶一样小心提防；哈定政府和柯立芝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最大贡献一一除了协商条约把3英里界线扩大到12英里，努力提高执法效率，却没有呼吁国会增加拨款——无非是宣扬遵守，法律的美德这种陈词滥调。各州政府本应协助禁酒管理局，但是截止到1927年，各州对这项事业的财政支出，仅占本州执行打渔狩猎法律费用的1/8。有些州立法机构完全取消了拨款，甚至支持禁酒的各州，也希望在执行《沃尔斯特法案》时让联邦政府首当其冲。地方政府本应打击地下酒吧，却对此漠不关心，除非当地舆论一再坚持。原本就反对禁酒的各州，更不会推行任何实际有效的计划。无论是废除还是更改修正案，看来都毫无指望，他们此时只要大声疾呼、愤慨不平、深表遗憾，就感到心满意足了。禁酒法案没有按照既定的轨道前行，但是人们不愿意，也无法采取一切措施来积极应对。
装满朗姆酒的船从比米尼群岛、伯利兹和圣皮埃尔起航，经过精心伪装进入美国港口，把货物转移到摩托快艇上，再运到安全的海湾。装有加拿大上等威士忌的汽艇飞快地驶过底特律的河岸。货船上夹带了一箱箱走私的杜松子酒，混在其他完全合法、标示准确的货物中间。货车里藏着烈酒，从加拿大边界偷运过来；整车的威士忌有时通过巧妙篡改封印走私到美国。这些形形色色的走私行为大获成功，到了1925年，负责执行禁酒法案的财政部副部长林肯•C.安德鲁将军（Lincoln C. Andrews）大胆断言，他的下属只查获了5%走私到美国的酒类；根据商务部估计，仅1924年1年，流入美国的酒类价值就高达400万美元！啤酒从酿酒厂偷偷流失；禁酒专员并不熟悉的酿酒作坊生意兴隆，财源滚滚。在20年代中期，每年非法流失的工业酒精数量估计有1300万加仑到1500万加仑；即使到了1930年，政府已经加强了应对特殊供应来源的手段（通过严格控制许可制度和其他措施），禁酒官员也承认，每年流失的酒精依然达到900万加仑，其他人估计的数字则高达1500万加仑（你要知道，1加仑的工业酒精经过勾兑稀释，加香调味，足以制成3加仑假酒，装瓶后贴上苏格兰威士忌的精美标签，就可以被私酒贩子拿到上流人士的门前，吹嘘成“刚从船上下来的”货色）。
随着时间的流逝，私酿酒成了酒类供应最丰富的来源。到了1930年，根据禁酒专家多兰（Doran）博士的证词，私酿酒的数量大概是提取工业酒精数量的七八倍。如果有什么事实能证明私酿酒在美国泛滥成灾，那就是玉米糖的产量数据。在1919年到1929年间，这种大宗商品的产量增加了6倍，正如《维克夏姆报告》指出的那样，这种情形表明玉米糖的合法用途“极为少见且不易查明”。毫无疑问，玉米酿造的威士忌是玉米糖产量大幅增加的主要原因。
非法饮酒的浪潮来势凶猛，美国风情里出现了一连串生动鲜明、不成体统的场景：在橄榄球大赛的赛场上，男男女女拿起小酒瓶开怀畅饮；地下酒吧里放着常见的老式吧台，供应杜松子酒调制成的鸡尾酒，这也许是西西里黑帮私自酿造的（主顾们掏75美分，警察免费）；出身名门的年轻小姐一只脚跷在铜栏杆上，端起马提尼一饮而尽；因为加油站派来的小伙子会定期检查，年轻夫妻只能把成桶的葡萄汁放在卧室壁橱里慢慢加热；去开商务会议的企业高管会在包里放两瓶杜松子酒；销售经理慷慨地给来访的客人端上酒水，就像以前大方地递上香烟一样；旅馆服务员匆忙赶到417房间，送上加冰块的姜汁啤酒，按照对管理规定颇有讽刺意味的理解，他们不会供应“含酒精的饮料”；联邦检察官关闭了夜总会和地下酒吧，却会发现他们不久后换了地址和名字重新开张；禁酒专员伊兹•爱因斯坦（Izzy Einstein）和莫伊•史密斯（Moe Smith）表现出色，经过一系列滑稽可笑的伪装，不可思议地逮捕了众多私酒贩子；美国海军的斯梅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将军在费城严厉打击走私酒行为，获得了晋升，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他承认政治让这个城市无法全面禁酒，在一片混乱中黯然辞职；政府下令在工业酒精里添加甲醇和其他有毒物质，防止酒精流失，反禁酒人士因此指责政府谋害人命；政府官员无法用得体的方式防止酒类流入，感到大为恼火；在加拿大注册的“孤独号”轮船，被美国缉私船追了2天半，在距美国海岸215英里的地方沉入海底，使加拿大政府感到震惊忧虑；联邦法庭里禁酒案件堆积如山，反对禁酒地区的陪审员不肯判决私酒贩子有罪，各个部门的公务员都在审查贪腐案件。
无论禁酒法案对人们戒酒有什么贡献，至少引发了饮酒过度的宣传和反宣传活动。支持禁酒的人会告诉你，禁酒运动成为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银行的储蓄存款金额日益增加，大工厂里的工人周一回来上班时眼神清澈、双手平稳，足以证明这一点。可以说，禁酒运动使酗酒死亡人数减少，监狱里空空荡荡，工人可以用积蓄去买汽车、收音机和住房。不过，反对禁酒的人会告诉你，禁酒运动和经济繁荣毫不相干，反而导致犯罪率激增，婚外情和离婚率上升，人们公然蔑视法律，进而危害了自由政府的基础。反对禁酒的人表示，禁酒支持者狂热地支持必然要遭到蔑视的法律，等于煽动布尔什维克主义；支持禁酒的人认为，禁酒反对者玩世不恭地违反法律，就是煽动布尔什维克主义。只要你阅读报刊，收听广播，就能从妄自猜测的事实里嗅出火药味。大街上再也看不到一个酒鬼；大街上的酒鬼比以前更多。大学里的饮酒问题不复存在；大学里的饮酒问题非常严重。在宾夕法尼亚的矿区，每两户人家就有一个蒸馅瓶；在宾夕法尼亚的矿区，饮酒已经成为历史镜头。酗酒导致贫困的例子只不过是从前的一个零头；贫民窟里酗酒的恶习是实施《沃尔斯特法案》前的3倍。A主教、B医生和C州长受到目前形势的鼓舞；X主教、Y医生和Z州长对此种局面惊恐万分。两派交锋日益激烈，无休无止，热闹非凡，你来我往。
支持禁酒和反对禁酒的专业人士抛出大量统计数据，呈现在公众面前，我们不必在这上面耽搁时间。许多数据并不可靠，一位逻辑学讲师完全可以引用这些数字，作为事后归因谬误理论的完美样本。这也足以反映出一个简单的反常现象，随着第十八条修正案和《沃尔斯特法案》的实施，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关于美国饮酒人数比战前更多还是更少的问题，人们其实一直都在持续不断、吵吵嚷嚷地争论。据推测，除了富有阶层夕卜，饮酒的人数比战前大幅减少；但是实际的情形再清楚不过了，那就是禁酒法并没有实现人们在1919年设想达成的目标。
四
到了1928年，关于禁酒的争论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连总统竞选都不能置身事外。纽约州州长史密斯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尽管他坚决反对禁酒，还是在竞选中兴致勃勃地提出两点修订意见：第一点，修正《沃尔斯特法案》，对“酒精饮料的酒精含量做出科学解释”（对科学界而言是个艰巨的任务），在不超过国会规定标准的前提下，允许各州自行制定标准；第二点，“修改第十八条修正案，在全体公民投票表决后，允许各州在本周内进口、生产、制造和出售酒精饮料，仅限于在本州内销售，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饮酒”。作为回应，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毫不犹豫地站在了禁酒运动这一边。当然，赫伯特•胡佛的禁酒宣言对许多内容只字不提；他称赞禁酒运动“是伟大的社会实践和经济实践，具有崇高的动机和意义深远的目标”，不过把禁酒的高尚结果略去不谈。然而，选民并没有留意这些省略的内容，而是把对禁酒动机的肯定当做对成绩的认可。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大选中大获全胜，禁酒支持者欢呼雀跃。尽管各州公民投票和民意调查的结果反差很大，禁酒支持者还是宣称他们在全国和国会都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现在他们感到确信无疑。然而，选举的结果为悬而未决的疑惑留下了解决的空间。谁能说明白纽约东区的那位幸福勇士一败涂地，到底因为他反对禁酒？还是因为他是天主教徒？不然是他被看作柯立芝繁荣时代延续下去的威胁？要么因为他是民主党人？
不过，赫伯特•胡佛所做的不仅是认可禁酒运动的动机。他承诺成立一个政府委员会来调查法案的实施问题。胡佛入主白宫后两个半月，任命了全国守法及执法委员会，委员会里有11名成员，由纽约的乔治•维克夏姆（George W. Wickersham）担任主席，投入到这项艰巨的任务中。
此后维克夏姆委员会一直埋头研究，等到他们从堆积如山的事实、理论和争议里抬起头来，向总统提交报告的时候，战后十年已成为过眼云烟。在1931年1月，也就是维克夏姆接受任命19个月后，他把11位调查员写出的厚重报告放在总统办公桌上。关于20世纪20年代至关重要的禁酒问题，几位聪明睿智、公正无私的调查员的研究成果都体现在这份调查报告里，颇为值得一看。
这是一份似是而非的报告。首先，报告全文都清楚表明，对执法人员无法在全国实施禁酒表示遗憾。其次，11位调查员每人提交了一份阐述本人观点的私人报告，仅有5人（不到半数）赞成进一步执行禁酒法案，不进行实质性改变，另有4人赞成对第十八条修正案进行修订，2人赞成彻底废除修正案。但是委员会全体投票赞成进一步执行禁酒法案，心满意足地提出建议，如果时间证明禁酒实验失败，可以做出一定修正。这份报告的结论令人困惑不解，《纽约世界报》的专栏作家弗拉库斯写了一首小诗，对此进行讽刺：
禁酒法案糟糕透顶。
我们喜欢它。
该阻拦的管不了。
我们喜欢它。
留下一串贪污腐败的足迹，
邪恶犯罪充斥我们的国土，
它禁止的东西一文不值，
这一点我们都同意。
如果说维克夏姆报告令人困惑不解，这也十分恰当；当时他们面临的情况正是如此。在公正的旁观者看来，有一点非常清楚：从1917年到1920年，这个国家选择了错误的道路，立法时完全不考虑化学常识，因为稍有常识的人会知道酒精的生产如此容易，也没有考虑心理学常识，因为普通人的心理冲动不容易受到禁令的抑制；然而人们并不明白，这个国家如何从当初轻易陷入的困境里摆脱出来。按照修改；案的建议，怎么能让喝惯杜松子酒的人满足于低度酒和啤酒？很多人已经明白如何违反法律而不受惩罚，怎么能通过缓和的政府管理体系和酒精的销售途径，不让犯罪腐败的情形蔓延下去？如果完全废除禁酒法案，让私酒贩子们失去习惯的谋生之道，他们还会从事什么罪恶的行当？国家的酒类新政策如何付诸实施，让想改变法律的人展开了激烈的争执，酒精到底是万恶之源，还是适量饮用的佳酿，是个人私事还是公共事件？即使大多数头脑清醒的美国民众，能够心满意足地找到脱离困境的最佳途径，但还有13个支持禁酒的州，不肯对修正案作出任何改变，他们有什么机会来实施这些计划呢？这就是美国有史以来面临的最难解决的问题。
五
1920年禁酒法案刚刚出炉的时候，芝加哥的约翰尼•托里奥（Johnny Torrio）突然想到一个绝妙的主意。托里奥是芝加哥黑社会令人闻风丧胆的人物，他发现刚刚被宣布违法的酒类生意十分有利可图，于是心血来潮，想把芝加哥全城的酒水供应控制起来。当时的竞争非常激烈，要是有一帮手脚麻利、枪法精准、训练有素的手下，就能够控制局面，他们可以恐吓私酒贩子，威逼利诱地下酒吧的老板，如果他们不从约翰尼•托里奥那里买酒，就没有安生日子可过。托里奥现在只需要一个组织突击队的小头目。
约翰尼•托里奥曾经加入纽约臭名昭著的五街顶黑帮，是左撇子路易（Lefty Louie）和血手吉普（Gypthe Blood）等帮派头目的门徒（吉普本人曾涉嫌在贝克尔案件中杀害赫尔曼•罗森塔尔），托里奥当然会在自己的老窝里找个帮手。托里奥从五街顶黑帮挑选了一个24岁的那不勒斯小无赖做这桩生意，许诺他如果肯来芝加哥解决竞争问题，不仅有丰厚的收入，还能分到私酒生意一半的利润。这个小无赖如约而至，在托里奥的四魔赌场里站住了脚跟，成立了一家掩人耳目、貌似清白的公司，公司的资产包括一本家族圣经，还有一叠名片，名片上印着：
阿尔•卡彭
二手家具经销商南瓦巴什大街2220号
托里奥又猜对了，实际上，他已经猜对了3次。芝加哥的私酒生意利润的确非常巨大，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削弱法律的力量。竞争也的确非常激烈，托里奥时常会发现他的竞争对手拉拢地下酒吧的老板，劝他们买自己的啤酒，不从托里奥和卡彭手里进货，一旦遭到对方的拒绝，他们就会把酒吧老板打得不省人事，把店面砸得乱七八糟，逼得他关门停业。但是阿尔•卡彭是托里奥帮派头目最好的人选，他在学着如何对付这些突发情况。
据说不到3年，这个出身五街顶黑帮的小子手下就有700号人听他调遣，其中许多人擅长用短筒霰弹枪和汤姆逊冲锋枪。随着啤酒和煮酒（蒸悔酒）生意的利润滚滚而来，年轻的阿尔•卡彭学会了灵活的手腕，尤其是操纵政界和政治家的手段。到了1925年，他已经完全控制了西塞罗市郊，安插自己的人当上了市长，把手下派到了完全开放的赌场和161家酒吧，在霍索恩酒店成立了自己的总部，手头的钱足有几百万美元。托里奥渐渐退隐到了幕后，卡彭成了黑帮老大。但是由于阿尔•卡彭大权在握，不免引发了流血事件。冤家对头奥巴尼恩帮、吉纳斯帮和埃罗斯帮纷纷阻止他日益扩大势力范围，芝加哥四处充斥着杀戮的场面，从来没有一座文明的现代城市遭受过这样的磨难，大规模屠杀的新手段由此演变而来。
在这场帮派冲突中，解决对手的惯用手段就是：用偷来的汽车跟踪对方的车辆，车上坐满手持短筒霰弹枪和冲锋枪的杀手；追踪的人紧跟不放，逼迫他停下车，迅速向其开火，随后消失在滚滚车流中，然后把这辆赃车扔到安全的地方。有一种他们常用的手法，叫做带着受害人“出去兜风”，换句话说就是：把他诱骗到熟人的车上，从容不迫地将其击毙，把车开到偏远荒凉的城区，不动声色地扔掉尸体。还有一种方法是在仇家的住所对面，租下一处公寓或一间房子，安排几个雇来的杀手守在窗口，等到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受害人刚刚走出住所，就有几十发机关枪子弹从低垂的窗帘后面向他扫射。不过，还有更多巧妙精确的杀人方式。
比如说，曾经有一段时间，卡彭占据芝加哥最大的威胁是黑帮老大迪安•奥巴尼恩，而暗杀奥巴尼恩的准备过程，不免让人想到犹大出卖耶稣的死亡之吻。奥巴尼恩在夜里是私酒贩子和黑帮成员，到了白天就摇身一变成了花店老板：此人行事古怪、性格复杂，既是赏玩兰花的行家，也是开枪杀人的高手。有天早晨，一辆汽车停在了奥巴尼恩的花店外面，上面下来三个人，另一个人留在车上。这三个人显然设法赢得了奥巴尼恩的信任，虽然他总是带着三把手枪，不过在走出鲜花应招呼客人的这一刻，他放松了警惕。三人中为首的那个家伙，热情地和奥巴尼恩握手致意，他紧紧地握住奥巴尼恩的手不放，两个同伙趁机掏出手枪向其开火，打中了六发子弹。三个杀手径直走出花店，上车后扬长而去。他们没有接受审判，也没有报道说他们有人悔恨地上吊身亡。奥巴尼恩的葬礼非常隆重，颇有黑帮风范：价值1000美元的灵柩，满满26卡车鲜花，其中有一个花篮上题写了令人感伤的签名——“阿尔敬献”。
1926年，群龙无首的奥巴尼恩帮依然执迷不悟，给帮派之争增添了新花样。光天化日之下，西塞罗市的大街上车水马龙，奥巴尼恩帮开着8辆旅行车用机关枪袭击了卡彭的总部。这些车辆沿着霍索恩酒店外熙熙攘攘的街道缓缓驶来，第一辆车先打了几发空弹，驱散无辜的平民，把卡彭的手下吸引到了门口和窗前，此时后面的车辆依次排开，密集的子弹纷纷扫射进酒店和周围的建筑，有个枪手下了车，冲到霍索恩酒店门前，在人行道上单膝跪地，向大厅里连打了一百多发子弹，就像拿着水管冲洗花园一样干净利落。此次袭击的伤亡人数少得惊人，绰号“疤面”的阿尔•卡彭趴在霍索恩酒店的地上幸免于难，然而，这场激烈的枪战不免引发了公众的关注。即使在这个用装甲车运金条的时代，把郊区街道变成子弹横飞的战场，看起来也有点不同寻常。
硝烟还未散去，一个又一个帮派在枪林弹雨中栽了跟头；到了1929年的情人节，帮派之争在一场屠杀中达到了高潮，出现了有史以来最别出心裁、残酷血腥的杀戮。1929年2月14日上午十点半，在北克拉克街SMC货运公司的车库里，坐着奥巴尼恩帮的七个手下，在等待一批约定好的劫持私酒到货。只见驶来一辆凯迪拉克巡逻车，车上先跳下三位身穿警服的警察，后面下来两个穿着便服的人。三位警察冲了进来，拿走了七个人的枪，命令他们面对着墙站成一排。这些人欣然从命，他们已经习惯了警方突袭，对此满不在乎，以为能够轻易脱身。就在七个人举起双手、面向墙壁的时候，那两个穿便服的人从走廊上冲过来，抽出两把冲锋枪，镇定地对着他们一阵狂扫。这段小插曲就这样结束了，三个警察模样的人严肃地押着两个便衣杀手，穿过人行道走向等在路边的警车，五个人上车后，警车一溜烟地开走了，站在寒冬街头的路人深感欣慰，这幅以法律之名逮捕罪犯的画面多么完美生动！
这些杀戮案件和杰克•林格（Jake Lingle）枪杀案一样，成了战后十年间芝加哥最轰动的事件。林格过着双重身份的生活，既是《芝加哥论坛报》的记者，还是黑帮同伙，1930年，他在伊利诺伊州中央火车站拥挤的地下道里遭到枪杀。10年间总共发生了五百多起黑帮杀人案。杀人凶手很少遭到逮捕；精心策划、金钱利诱、动用影响力，威胁证人，涉案的歹徒拒绝作证指认同伙，不管凶手有多么残忍，情况有多么危险。芝加哥城给全美国，甚至是全世界，提供了暴力凶杀和纵容犯罪的生动案例，让人不胜惊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其中根源何在？
如果说禁酒法案，或者说是公众拒绝遵守禁酒法案，导致黑帮猖獗、无法无天，这个解释可能过于简单。毕竟还有其他原因：遭到抢劫的银行工作人员发现，汽车可以让匪徒轻易逃脱；军火商向和平时期转型，产生了轻便的新式致命武器；黑手党从西西里黑帮那里学来了谋杀的传统；反对禁酒的地区对黑帮经营啤酒和杜松子酒的副产品视而不见；现代都市社区规模庞大，反应迟缓，公众舆论不会注意到任何与普通公民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抢劫；当然，还有那个时代漫不经心、冷漠的政治氛围。然而，黑帮崛起的直接契机就是禁酒运动，准确地说，是私运啤酒（啤酒的体积比威士忌大，要在啤酒生意中赢利，必须使用卡车运输，因为需要贿赂禁酒专员和警察获得保护，携带枪支防止土匪抢劫）。啤酒的生产、运输和销售环节都有巨大的利润。根据阿尔•卡彭传记的作者弗雷德•D.帕斯利（Fred D. Pasley）记述，联邦探员预计，卡彭帮派在1927年控制的酒类来源收入达到了60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啤酒生意。把一个人的口袋里塞满钞票，让他有机会赚到巨大的利润，让他参与非法的生意，即使他受到袭击，也断了诉诸法律的后路，而且你还给了他行贿和开枪杀人的方便。美国人生活里从来少不了黑帮和匪徒的身影，毫无疑问，今后也会如此；市政官员从来少不了贪污腐败的行径，毫无疑问，今后也会如此；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20年代芝加哥涌现贪腐犯罪浪潮的原因，归根结底还是人们想在美国国土上消灭酒精的诱惑。
从1920年起，这个来自纽约五街顶黑帮的小混混开始平步青云。到了1930年，他已经是远近驰名的人物，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基尼•唐尼不相上下。他成了美国社会特有的产物。他不仅掌控了芝加哥1万多家地下酒吧的酒水销售，据说还控制了加拿大和佛罗里达海岸的进货源头。他积攒藏匿了一大笔财富，具体的数目压根没人知道，据联邦探员称，总计有2000万美元。他曾经因私藏武器在费城被捕入狱，其他时候则凌驾于法律之上。他坐着那辆防弹车从芝加哥街头开过时戒备森严，前面有汽车开道，后面还有一辆车坐满带枪的手下；他去剧院看戏时，旁边有18个衣着笔挺的保镖随行，他们按照黑帮的惯例，多半在西装下面藏着手枪；他姐姐结婚时，教堂外的雪地上有几千人来来往往，他送给新娘一个高达9英尺的结婚蛋糕和一辆特制的蜜月轿车；他在迈阿密有一处豪宅，有时在那里举行宴会，可以同时款待75位宾客；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据说还有法官都要听从他的吩咐，接听他在芝加哥市中心酒店总部里打来的电话。此时他只有32岁。拿破仑32岁的时候又能如何呢？
与此同时，黑帮势力和帮派暴力迅速蔓延到美国其他城市。托莱多受到了影响、接着是底特律、纽约，还有其他很多城市。芝加哥并不孤独，不过是领先了一步。
六
到了战后十年的中期，黑帮的势力范围显然在不断扩大。帕斯利对卡彭帮派在1927年的总收入做了一番分析，据联邦探员估计，有600万美元来自啤酒和酒类的收入，其中包括私酿酒生意，有250万美元来自赌场和赛狗场，有100万美元来自于妓院、舞厅、旅馆和其他途径，还有勒索诈骗得来的1000万美元。经营私酒的黑帮渐渐涉足新的领域和新的生意。
通常来说，勒索是个容易来钱的行当，历史由来已久；50年前纽约的坦慕尼协会就用过这种手段。不过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这种非法勾当才开始蔓延开来，到了1927年，也就是萨科和万泽蒂被判死刑、林德伯格飞越大西洋、卡尔文•柯立芝崭露头角的那一年，由此衍生出的“敲诈勒索”进入了美国人的词汇。这个名词是战后十年的产物，这种不法行径也是如此。
就像贩酒黑帮的谋杀行动一样，敲诈勒索的出现也有错综复杂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劳工同盟动用暴力。自从莫利马奎尔社成立之日起，工会成员就在用指节铜环和炸弹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红色恐怖时期，工会失去了公众舆论的支持，柯立芝繁荣让数以千计的公会成员明白，工会证并不是通往财富的通行证，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艰难。因此，奋勇抗争的工会领袖再三使用炸弹袭击，保住自己的工作和权力。1919年满怀热情的激进主义成为过眼云烟，工会领袖发现自己不过是个普通人，在别人瓜分成果的时候，希望得到自己应有的一份。他想把工贼的脸抓得稀烂，把反对工会的工厂屋顶炸得粉碎，让人们看看自己说到做到，言出必行。在许多情形下，工会领袖向雇来的流氓打手求援，用行贿和政治影响来逃脱法律的制裁；他和那些耍花招保护自己、赚取利润的生意人相互勾结。非法贩酒的生意让黑社会发了横财，信心大增，动辄开枪杀人，许多政客和商人对行贿贪腐和阴谋诡计习以为常，彼此更容易达成狼狈为奸的勾当。黑帮分子和那些滑头骗子识破了工会领袖的伎俩，为了自己的利益开始敲诈勒索、坑蒙拐骗。到了1927年，诞生了阿尔•卡彭的这个城市养活了稀奇古怪的各色人物。
有些人曾经是工会成员，走上了犯罪的歧途；有些人仅仅是冒充工会成员来坑蒙拐骗；其他人则打着同业工会的旗号来敲诈勒索，或是以多种方式相结合。但是基本原则完全一致：敲诈勒索这个行当从生意人那里收取费用，保护他们免受损失，而且日渐兴旺。因为受害人很快会知道，如果他不肯出钱，他的店铺会被炸得支离破碎，他的货车会被撞得七零八落，他本人会遭到枪杀，倒在血泊中，连向政府求援的机会都没有，因为政府官员要么遭到威胁，要么被拉下了水。
他们对干洗店和染坊进行敲诈，从大大小小的干洗店老板那里索要大量钱财，曾经有一段时间，芝加哥的洗衣行业完全遭到操控，洗衣价格一路上涨，普通公民洗一套衣服的价钱从1.25美元涨到了1.75美元。如果干洗店和染坊胆敢拒绝敲诈，店铺就会被炸毁，送货车会被泼上汽油点火烧掉，老板还会遭到恶毒的报复：易爆化学品被缝进裤子里的缝线里，送到他的店里去洗。他们还对修车厂进行敲诈，绰号“斜眼”马利根的大卫•埃布林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主意：如果修车厂的厂主不肯加入中西部修车协会，按照这个行业赋予的权利，他的修车厂会被炸弹袭击，手下的修车工会遭到殴打，流氓们会在半夜闯进来打碎挡风玻璃，或者用铁锤砸烂停放的汽车，或者巧妙地用冰锥扎破轮胎。他们连擦窗户的也不放过，马克斯•维尔纳一直在克利夫兰包揽擦窗户的业务，他搬到芝加哥打算在这里做生意，有人告诉他要是不交钱收买别的承包商，他就做不成生意，他没有答应，到头来他没有遭到拳打脚踢，也没有收到恐吓炸弹，而是直接被开枪打死。把敲诈勒索、坑蒙拐骗的案件列出一份清单，足足要写上几页纸；据总检察长办公室的统计，1929年芝加哥发生了91起敲诈案，其中75起正在审判，根据雇主协会的数据显示，每年给公民造成的损失总计1.36亿美元。
贩酒黑帮最偏爱的武器是机关枪，而敲诈者最偏爱的武器是炸弹。雇主找个杀手用黑火药炸弹完成一项普通任务，只要花费100美元，不过要用烈性炸药执行危险的任务，就得花费1000美元。从1927年10月11日到1929年1月15日的15个月里，芝加哥地区安放或爆炸的炸弹超过157枚，据戈登•L.贺斯泰德（Gordon L. Hostetter）和托马斯•奎恩•比斯利（Thomas Quinn Beesley）在《这是敲诈！》一书中对这些暴行的详细描写，没有证据表明有罪犯受到了惩罚。
在敲诈者看来，这个行当逍遥自在，相当安全。的确，在1930年以前，敲诈勒索已经在芝加哥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商人们在绝望中纷纷寻求阿尔•卡彭的保护；卡彭的手下悄悄参加工会会议，确保一切都按照黑帮老大的要求行事，据说在工会组织的委员会里，没有几个人的权势比得上这位私酒贩子中的头面人物。敲诈勒索和帮派斗争一样，也迅速地蔓延到美国其他城市。纽约曾经嘲笑芝加哥的无法无天，如今呢？纽约也有了大量的敲诈案，敲诈的对象包括洗衣店、游戏机、鱼市、花店、菜场，还有许多数不胜数的行当。在每个大都市社区里，敲诈者都是潜在的威胁。短短几年间，这种勾当已经风行全国。
七
随着战后十年退出历史舞台，禁酒运动、黑帮泛滥、敲诈勒索等问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这对20世纪20年代的政治家来说是个挑战。装满朗姆酒的船在河面静静驶过；私藏的酿酒设备源源不断地流出烈酒；私自贩酒的大亨把对手“当场干掉”；芝加哥的街头传来机关枪“嗒嗒嗒”的响声；铺满玫瑰花瓣的汽车和匪徒一起寿终正寝；脖子粗壮、眼神游移的绅士来拜访商贩，建议他和帮派合作，不然对以后发生的事情概不负责；炸弹把小商店夷为平地，只剩下残砖败瓦；通俗小报的读者全神贯注地读着黑帮杀戮的报道，从中寻找惊险刺激、悲壮惨烈、传奇浪漫的情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