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后记：1930年至1931年

一

要让整个国家承认柯立芝一胡佛繁荣的崩溃无法避免，不免会引来人们长久不满的抗议。这枚苦果实在难以下咽；对共和党来说尤为苦涩，他们早已忘记，经济周期与政治策略毫不相干，误以为经济繁荣是共和党的功劳政绩；赫伯特•胡佛更是满心苦楚，他还信誓旦旦地宣称要消除贫困。

1929年10月和11月，股市到了崩溃的边缘，经济形势一路下滑，全国上下希望总统采取行动。只有立即出台措施，才能挽回公众的信心，防止灾难继续蔓延。胡佛总统出身商界，具有出类拔萃的组织能力，历来善于引导公众舆论；无论他在应对各界政治人物，处理纯粹的政治问题上有什么不妥，美国人都觉得，出现这样的突发公共事件，他应该像世上其他人一样，知道解决对策和处理方式。

果然，总统立即采取行动，承诺削减税收，召集商界领袖举行一系列会议，表达了公众反对降低工资标准的立场。他建议兴修公共设施，来应对迫在眉睫的就业萧条。他与幕僚坚定不移地发表演说，宣称经济发展没有问题，日后会有所改观，以此鼓舞商界低迷的士气；他当时再三重申“经济形势基本良好”。1929年12月，胡佛总统在年度咨文中表示：“我坚信通过这些措施，已经恢复了公众的信心。”1930年年初，财政部部长梅隆预计：“经济活动会在今年春天复苏。”2月，商务部长拉蒙特表示：“不必为目前的形势感到忐忑不安，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属于正常年份。”3月，拉蒙特给出了更明确的时间：他预计经济会在2个月内恢复正常。几天后，总统本人为政府承诺的经济复苏确定了期限：失业的影响将在今后60天内消失。胡佛总统新成立了全美商业调查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朱利叶斯•H.巴恩斯（Julius H. Barnes）一直不知疲倦地为总统的乐观主义欢呼喝彩，他在3月16日表示：“1930年的春天，标志着经济萧条时期的结束……美国经济平稳恢复正常的繁荣发展。”仿佛经济困境已经成为过眼云烟。

乍看起来，美国政府不仅阻止了工资水平大幅降低，还用库埃博士的妙方恢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到1929年年底，美国经济水平跌至低谷，300万人流落街头，工业指标显示出改善的迹象。股市重整旗鼓，再度走高。普通股的诱惑力并没有消失殆尽；那些在恐慌中还没倾家荡产的投机者，迫不及待地投身股市打算挽回损失。1930年的前三个月，出现了和大牛市似曾相识的小牛市。股市交易量和1929年艳阳夏日的交易量基本相当，实际上，龙头股的价格已经收回了股市崩盘的多半跌幅。有一段时期，华盛顿那些满怀希望的预言家似乎说得很对，经济繁荣再度出现，股市可能会逐渐恢复元气，弥补1929年的惨痛损失。

但是到了4月，人们短暂的幻觉猛然破灭，消失得无影无踪。经济反应再次造成影响。等到总统和商务部长设定的60天期限结束时，商品价格日渐下跌，生产指数持续下降，股市出现一系列暴跌，希望迟迟未实现，让美国人心烦意乱。库埃博士的妙方也无济于事：经济疾病不仅是暂时的神经衰弱，而是病入膏肓的器官病变。

华盛顿的医生们满面愁容，脸上挤出僵硬的笑容，接着背诵他们从《通过有意识的心理暗示来掌控自我》中学到的名言。他们的治疗过程呈现在大庭广众之下，如果中途更改处方，免不了陷入尴尬的境地。5月初，胡佛总统表示，他坚信“我们已经度过了最困难的时期，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能很快振兴经济”。5月8日，美联储主席承认，美国“似乎已经陷入了经济萧条”（睁开眼看看吧，工厂接连倒闭，股价一路下滑，领救济的人在大街上排着长队！）但是华盛顿似乎没有人愿意面对这残酷的现实。5月28日，有报道称胡佛总统预计，到了秋天经济就能恢复正常。这幕冷酷的闹剧继续上演，医生们对病人好言相劝，病人就信以为真，病情日益加重，到头来，每次只要有人发表经济乐观的讲话，市场就会出现新一轮下跌。等到病人医治无效，医生蒙羞受辱的时候，政府才悄声屏息。

美国到底患上了什么样的经济病？让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逐一列举。

资本和商品的过剩。20世纪20年代，美国工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大规模生产的能力超过以往。在1928年到1929年的牛市期间，分期付款的方式和股市获得的利润暂时提高了美国人民的购买力，不计其数的公司兴高采烈地扩大规模；美国加快了工业资本化的进程，银行信贷日益膨胀。等到股市利润消失殆尽，分期付款的新买家无处寻觅，男女老少都暗自琢磨，怎么支付汽车、收音机和家具的下一笔款项，制造商不得已让自己空旷宽敞、生产力过剩的工厂减少生产，最终无利可图，只有等待购买力恢复。

人为操纵商品价格。正如戴维•弗莱德（David Friday）所言，在1929年，联营行为把许多商品的价格保持在高位。比如说，铜和棉花的联营；加拿大的小麦联营，巴西的咖啡联营，古巴的原糖联营，澳大利亚的羊毛联营。这些商品联营认为操纵商品价格，导致生产过剩，这种情形隐藏得越久越危险。商品囤积的速度和消费的速度完全不成比例，最终联营行为不再支撑市场，当灾难之日到来，商品价格随即狂跌。

银价暴跌，部分原因是几个国家恢复金本位制，导致实行银本位的东方国家丧失了购买力。

国际金融秩序混乱，主要原因是大量黄金流入法国和美国。

外国局势动荡。随着国际经济萧条越来越严重，战争造成的政治混乱和经济混乱浮出水面；1914年到1918年的战乱让人们自食恶果。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革命和革命的威胁，平添了动荡恐慌的气氛，连带危及了美国的海外投资。

大萧条本身产生的影响。每家公司的破产倒闭、停止付款和减少生产都会影响到其他企业，商业界犹如保龄球游戏，每个瓶子倒下时还会碰倒其他瓶子；每个失业的员工都减少了全国的潜在购买力。

最后一点——1929年经济繁荣的深层心理反应。从根本上来说，经济周期也许是一种心理现象。只有等到艰难时世的记忆黯淡无光，人们才能完全树立信心；只有信心膨胀到肆无忌惮的地步，才会戛然而止。对胡佛总统而言，要想阻止人们的“心理钟摆”向下坠落，就像当初美联储阻止钟摆向上飞扬一样困难。

胡佛总统的乐观措施到头来毫无用处，此后的情景让人看了悲从中来。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令人震惊不已。比如说，小麦的价格：1929年年末，芝加哥的冬小麦价格为1.35美元，而1年后仅有76美分。在此期间，春小麦的价格从1.37美元下跌至61美分。联邦农业局局长理雅各意识到，此次价格下滑会使小麦产区损失惨重；而他在上任之初，就肩负起“防止和调控任何农产品过剩”的重任。于是联邦农业局在小麦价格暴跌的时候大量收购，打算以此来稳定价格。不过，他们的收获主要是囤积了大量的小麦，与此相互冲突的不是《农产品销售法》，而是一条古老的法则——供求规律。等到一切烟消云散后，联邦农业局手里堆积了200万蒲式耳的小麦，而小麦价格已经一落千丈。理雅各的继任者宣称，联邦农业局的收购计划让数百家向小麦提供贷款的银行免于倒闭，但此举并没有给备受折磨的农民带来一丝安慰。1930年夏天，严重的旱灾加重了许多地区的萧条。农民再次被可怕的命运笼罩。他们在柯立芝繁荣时代获益有限，却在1930年到1931年的那场噩梦中损失惨重。

与此同时，工业产值逐渐下滑。到了1930年年底，经济水平比正常年份低了28%。股价在1930年夏天小幅回升后，在9月份急转直下，到了12月，股市经过一系列震荡清盘，股价已经远远低于1929年恐慌过后的水平。唉，这时运不济的大牛市！无线电公司的股价曾经在1928年和1929年达到令人炫目的辉煌高度，如今节节败退，早就跌破了3年前的发行价；还有许多股票的下跌幅度更大，惨得一塌糊涂。经纪人贷款的数额急剧减少，交易账户不断注销。经纪人在亲朋好友的眼里，再也不是神奇非凡的人物；他温和机敏地应对眼下的情形，就算不合时宜地提到股市，别人也不会感到耿耿于怀。几家经纪公司遭受重创；大牛市期间建立的投资信托公司毫无保障，接连关门倒闭，坑蒙拐骗的可怕内情暴露无遗；在1930年，有1000多家银行纷纷破产，导致房地产市场和股市双双受挫；12月，出现了美国金融史上最大的银行破产案，声名狼藉的纽约美国银行倒闭。美国失业率稳步上升，到1930年年底，失业人数达到600万人左右；卖苹果的小贩站在寒风刺骨的街角，公司经理、职员和工人彻夜难眠，不知道自己何时流落街头，忐忑不安地为失业基金慷慨解囊；在百老汇大街上，有家剧院即将放映查理•卓别林的电影《城市之光》，门外排起了长队，流浪汉看见这副情景，走上前关切地问道：“这是在做什么，排队领救济还是银行要破产？”

在1931年年初，经济出现了一丝好转的迹象，萎靡不振的股市重现生机；到了3月，朦胧的曙光仿佛转瞬即逝，这年春天经济出现新一轮下滑。工业产值再度减少；商品价格持续下降；股价下跌到低谷，相比之下，1929年11月出现恐慌的股价水平简直高不可攀；公司宣布下调或取消股息，破产倒闭接踵而来，人们失望的情绪越来越浓。难道股市永远都不会跌到谷底吗？

1929年绚烂绮丽的景象还没有烟消云散：值得一提的是，在1930年，持有大公司普通股的股东人数有所增加。投资者死心塌地盼望，股市总有一天会时来运转，等到那个时候，他们还在股市中坚守。然而股价接连下跌，经济萧条似乎永无尽头，真叫他们伤心难受。1930年12月，《世界晚报》在纽约的各家报纸上附送了一则广告，上面写道：“有相当多的民众，无论是商人还是工人，都渴望听到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这些胡言乱语摧毁了人们的信心，制造出互不信任的气氛。在大街小巷和商品市场，这种虚无缥缈的恐惧感使人们深受其害，给社会造成威胁……人们都是受到大众心理的影响，才感到惊慌不安。”

好一个“大众心理”！在大牛市的日子里，也是大众心理在作祟。如今有了作用力和反作用力的关系，这幅图画才算清晰完整。

两年前，胡佛在竞选总统时宣称要消除贫困，他小心谨慎地补充道：“……如果上帝保佑。”眼下在胡佛看来，上帝似乎和他开了一个残酷刻薄、含讥带讽的玩笑。和当初比利时遭到侵略相比，胡佛总统更难摆脱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希望破灭的责任；他因比利时的救济工作而声名大振，理应响应召唤来解救美国人民——他把消除贫困说得那么轻描淡写，可民众身陷贫困难以自拔。胡佛是才能出众的经济学家，也是处理公共危机的卓越领袖。阅历丰富的美国商人此前和胡佛一样，不相信经济萧条会日久天长、令人痛苦；然而等到美国经济走上毁灭之路，这些商人就把自己的乐观主义忘到脑后，回过头来指责总统缺乏远见卓识，没有领导才能，不具备基本的经济常识。这些商人的言论不必记录在案被人铭记，可总统的发言却让人们难以忘怀；这些商人不必背负重振经济繁荣的期望，可总统却被人们寄予厚望。到了1931年春天，胡佛总统的声望与当时的股价和利润一样，创下新低，民主党人满怀希望地憧憬1932年的到来，准备为当年11月总统大选的获胜欢呼喝彩。卡尔文•柯立芝察觉到胡佛的艰难处境，在北安普顿的隐居宅邸里每天写下200字的文章，笔下既有冷嘲热讽，也有奉承吹捧，柯立芝心里肯定谢天谢地，感慨自己没有参加1928年的总统选举；史密斯州长必定深有同感，庆幸自己恰好错过了那班开往断桥尽头的火车。毫无疑问，这届政府的乐观言论过于热切，而胡佛平生最大的错误就是，他根本不该当选1928年到1932年的第31任美国总统。

实际上，大牛市以来发生的一切，绝不仅是股价和生产的周期性下跌，而是国民经济的重大变化。然而，在情况最恶劣的时候，也还有令人鼓舞的迹象：比如，没有出现劳资双方的激烈冲突，当银行摇摇欲坠时，美国联邦储备体系能够阻止货币恐慌。毋庸置疑，美国最终还会出现经济繁荣的景象，但是不能和20世纪20年代的繁华岁月相提并论：经济繁荣无疑会立足于不同的基础，垂青不同的行业，激发不同的疯狂热情和歇斯底里。恐慌已经为美国经济史的这一章画上了句号。

二

随着20世纪30年代的到来，美国也出现了许多改变的迹象。有些迹象在恐慌之前就有所显现，有些迹象在此后才浮出水面；但是，这些迹象都反映出美国精神和美国生活方式的显著改变。

当你在美国城市乡镇的大街上漫步时，不免会注意到这些变化，比如女装的样式：随着股价的下跌，裙长也有所下降，女性白天穿的裙子略长了几英寸，晚礼服则是长裙曳地。及膝短裙拥护者的抗议声响彻云霄，到头来新款长裙大获全胜。波波头渐渐失宠；花边、荷叶边、绪纱卷边再次流行，让紧身胸衣的制造商喜笑颜开。礼节规矩逐渐恢复旧时的风貌：男士们戴着长长的白手套，头戴丝质礼帽，身穿燕尾服。这些变化并不是服装厂商和时装设计师心血来潮的念头所致。服装厂商和时装设计师虽然会发布流行趋势，不过只有公众心甘情愿的追随才能改变流行时尚。早在20世纪20年代，服装业不是使出浑身解数推销长裙吗？到头来还是白费工夫。1930年到1931年间时兴的长裙花边和白手套体现了男女关系的微妙变化。美国女性的理想形象不再是胸部扁平、双腿细长、无忧无虑、天真烂漫、穿着低腰外套的小姑娘，感情炙热的小伙子也不再受欢迎。1930年和1931年的时装广告描绘了一副大相径庭的画面，人们举止优雅、活泼开朗、充满魅力，端庄高雅和罗曼蒂克可能再度风行。

时尚流行的趋势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佐证得到证实。至少，道德教养的革命已经偃旗息鼓，宣布休战。

然而，并不是20世纪20年代的旧习俗全部卷土重来。如今，步入中年的“年青一代”并没有丢掉当初时髦女郎竭力争取的自由。很难发现人们在运用自由方面有多少实质的改变。那种打破固有禁忌、颠覆摧毁道德观和改变行为准则的激动情绪一去不复返。罪恶的代价渐渐微不足道，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性的痴迷已经烟消云散，而这正是战后十年的特点。色情书籍和两性话题也成了生产过剩的产品。1930年年末，作家罗伯特•本奇利（Robert Benchley）在《纽约客》杂志戏剧版上发表文章，表达了人们公认的观点：“我准备郑重声明，关于性的戏剧题材和旧房贷一样令人厌倦，我再也不想听人提起……我烦透了叛逆的年轻人，我厌倦了维多利亚式的家长，我不在乎美国各地的小姑娘究竟是遭到诱骗、自甘堕落还是洁身自好。我只想说，别再写这种题材的剧本，也别叫我耐着性子看完。”

显而易见，许多戏剧观众和读者和本奇利深有同感。戏剧评论家乔治•琼•纳森（George Jean Nathan）写道，百老汇最近出现了一批罗曼蒂克、充满诗意的剧作家，“愤世嫉俗的戏剧和文学风格显然日渐衰落。”亨利•赛德尔•坎比（Henry Seidel Canby）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撰写的文章，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人们重新拾起沉默寡言的美德；在战后十年结束前，百老汇上演了舞台剧《旅途终点》，这部戏真实地刻画了战争，没有亵渎神灵的情节，也没有烟花女子的亮相，获得了观众的鼓掌喝彩，让人们感到如释重负。《旅途终点》和《光荣何价》形成了鲜明对比，显示出大众品味的变化。《好伙伴》、《天使街》和《水上吉普赛人》等小说大获成功，也许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变化。凡事总有例外，这足以提醒人们，简单的概括并不可靠，不过有两条结论确定无疑：性不再是头版新闻，优雅魅力开始盛行。

同样，人们不敢断言，体现维多利亚风格和19世纪90年代特色的东西会遭到现代人的嘲笑。收藏家不再用轻蔑的目光打量维多利亚式的家具；那些阅读《紫红色十年》和揭露真相传记的人，以前说起战前的旧习俗，不免带着屈尊行贵的神气，仅仅几年之后，他们就用渴望的眼神看待威廉•吉尔特饰演的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以及《甜蜜的艾德琳》里19世纪90年代的浪漫伤感。

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人对生活的了解，和20年代中早期的年轻人不相上下，但是他们没有那么招摇过市，并不愿意向世人展示他们的年轻早熟。拉马尔•沃里克（LaMar Warrick）在中西部的一所大学任教，她在1930年秋天的《哈泼斯》杂志上写道，奥尔德斯•赫胥黎的生物小说，约翰•B.沃森（John B. Watson）的生物心理学和伯特兰•罗素的生物哲学，在她班上的学生中间很快变得过时了。他发现，新的年轻一代已经厌倦了所谓的“现代主义”，有个学生说“现代主义让你到了30岁就身心交瘁，愤世嫉俗。”《得梅因周日记事报》的一位记者为了证实沃里克太太的观点，询问了艾奥瓦州3所大学的多位教授和学生，大多数接受采访的人都告诉他，沃里克太太的观点不仅在艾奥瓦州存在，在伊利诺伊州也一样。有位艾奥瓦州的大学生说，他就读的大学里已经没有一个“时髦女郎”可以和“5年前那些身穿豹皮外套，开着名贵跑车，到处惹是生非的姑娘”相提并论。惹是生非似乎多半出自人类暴躁易怒的本性；但是这些见证可以表明，卖弄炫耀、肆无忌惮的人性不一定要像时髦女郎盛行的时代一样，弄得世人皆知。

知识分子的反抗已经销声匿迹。亨利•路易斯•门肯的大声疾呼不再轰动全国，从普罗温斯敦传到好莱坞。那些一直抨击乔治•巴比特式庸人和标准化危害的人，也开始感到厌倦无聊。许多狂妄不羁的知识分子暗自纳闷，生活是否真的如他们所料，是一场荒唐可怕的闹剧。虚无缥缈的哲学主题和文学题材已经演绎完毕。海明威在1926年前后侨居蒙帕纳斯，被年轻人看做洞察万物虚空的圣贤先知，然而在1929年年末出版的《永别了，武器》里，他改变了写作风格，流露出罗曼蒂克的一面；这本小说没有充斥浅薄轻率的情感，而是描写了真挚的爱情，具有非凡的价值观，可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对这种价值观的未来感到绝望。1931年，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宣称，克鲁奇应该意识到，文明一直在脱胎换骨，并不会土崩瓦解；芒福德代表20世纪30年代的年轻知识分子宣布：“失败的情绪已经消亡，我们没有低头认输，就像惠特曼诗里的小船长一样，我们会异口同声地说：我们还没有开始战斗。”再说，简单的概括也不可靠；人们不禁怀疑，知识界的代表在谈到1925年的反抗斗争时，能否代表他那些紧跟时代的同行的意见。1925年风行的并不是斗志旺盛，而是面对失败保持沉默的优雅风度。如今，知识分子幻想破灾的情绪已经烟消云散，他们身上那袭失望的华服渐渐磨出了破洞。

宗教是否挽回了往日的威信，倒还是个疑问。1930年，美国所有教会的净收益率仅有千分之一，创下1890年H.K.卡罗尔（H.K. Carroll）博士进行年度汇编以来的最少利润。不过，宗教场面已经截然不同。原教旨主义者和现代主义者厌倦了两派的冲突争执。代顿小镇审判案已经是家喻户晓的旧闻。科学的声音似乎不再发号施令，疾言厉色地否定世间存在的精神价值。爱丁顿和吉恩斯的读者认为，在科学唯物主义的缜密体系里也存在空白，现代主义者牧师连忙解释道，这个空白足以令人承认上帝的存在，他们的看法没有遭到严词反驳，仅仅是因为这套新的科学理论艰深难懂，持续多年的争论令人厌倦。哲学的声音曾经震耳欲聋，令人迷惑，如今却威信扫地；显而易见，无论是弗洛伊德还是沃森，对于人性的所有问题都没有正确的结论，心理学家的争执丝毫不亚于民主党人的矛盾。20世纪20年代渐渐远去，20世纪30年代悄然来到，那些留心大学宗教生活的人不免怀疑，不可知论者是否有所减少，然而，他们发现人们的态度有所改变：对任何宗教都满怀敌意的青年男女越来越少，即使不相信宗教的人也有普遍的愿望，希望找到积极丰富地诠释生活的根据。这种趋势在大学里切实存在，在全美各地也一样可行：尽管教会很难占据上风，宗教影响已经日渐衰落。如同道德教养一样，宗教也显露出稳定的迹象，立足于不同的基础。这些变化能否持续下去，人们还要拭目以待。

美国大众像往常一样深受流行风潮的影响。从1929年秋天开始，到了每天晚上7点钟，就有几百万台收音机准时响起，传出喜剧演员弗里曼•费舍尔•戈斯登（Freeman F. Gosden）和查尔斯•詹姆斯•科雷尔（Charles J. Correll）的声音，两人以情景喜剧《阿莫斯和安迪》而家喻户晓。“我烦透了”和“仔细检查一下”已经成了人们平常的口头禅，安迪在餐厅遇到的麻烦和奎恩太太在人们心里的位置，仅次于经济起伏和股市动荡。1930年9月，美国商务部公布了一项体现繁荣经济的数据：有3万个小型高尔夫球场投入使用，总计投资了1.25亿美元，许多高尔夫球场每月盈利300%。在1930年的夏天，如果说美国人什么都没有买的话，他们至少买下了用球杆打高尔夫球的权利。

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大获成功的宣传手段已经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伯德上将飞往南极探险的经历，使他在美国民众眼里成为了仅次于林德伯格的英雄，现在却有许多人对此感到厌倦：伯德的南极历险宣传过度，尽管这番英雄壮举勇敢无畏，但是经过精心策划和报业集团的报道，却失去了原有的光彩。在伯德飞抵南极后几个月，法国人科斯塔（Coste）和贝龙特（Bellonte）首次成功不着陆飞越大西洋；但是到了1930年年底，知道科斯塔和贝龙特的美国人比记得老将鲁斯的人还少。此时，航空英雄已经是家常便饭。飞行员日复一日地在空中盘旋，创造新的纪录，但是观看的人群越来越稀疏，头条新闻的利润越来越少，他们的收入也越来越微薄。说到曾经在20年代坐旗杆的西普雷克•凯利，有报道称他在1930年从派拉蒙大楼的顶端纵身跳下，因为他再也得不到人们的关注。还记得泳装选美比赛吗？亚特兰大市在1927年已经停办了一年一度的选美大赛。在整个1930年，没有举国关注的谋杀案审判，没有轰动一时的拳击赛，也没有伟大的体育明星捧得桂冠。

的确，那个辉煌的体育时代已经远去。曾经声名显赫的里卡德，组织过两场重量级拳击比赛，获得了高达250万美元的门票收入，如今黯然离世；拳击运动再度名声扫地。邓普希悄然隐退，唐尼转攻莎士比亚。鲁斯依然刻苦训练本垒打，不过鲍比•琼斯和蒂尔登转战职业赛场。20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橄榄球教练纽特•罗克尼在空难中不幸身亡，美国总统对此深表遗憾。随着格罗夫•华伦离开政坛，就职于纽约沃纳梅克百货公司，曾经是大肆炒作源头的纽约城，失去了当初欢迎英雄归国的耀眼光芒；在1930年，已经很少有人把碎纸片和电话号码本抛向百老汇大道。也许是艰难时世导致了英雄壮举的没落。但是，喧嚣炒作的大好时光悄然逝去。毕竟时代已经改变了。

战后美国公众对政治活动和政治事件的冷漠态度，却依然没有改变。在1929年秋天，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访问美国，他表达出和平亲善的意愿，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这些场景不禁让人联想起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教诲。有一段时间，理想主义卷土重来，仿佛回到了美国恢复常态以前的时代。这种情绪持续了很长时间，削减和限制海军军备的《伦敦条约》在参议院顺利通过，这多半要归功于胡佛总统和国务卿史汀生；然而，愤世嫉俗、失望沮丧的情绪依然占据上风。芝加哥出现了臭名昭著的汤普森冲锋枪，纽约的坦慕尼协会卷入了丑闻，引发人们的反感不满；在1931年的夏天，公众的普遍心态是，“竭尽全力又有什么用呢？”敲诈勒索像野草一样肆虐蔓延，私酒贩子、禁酒问题层出不穷。

如果说这个国家依然对政界和政治家不抱期望，对黑帮法则低头屈服，那么比起柯立芝繁荣时代来，他们对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更为不满。在1930年到1931年的经济大萧条期间，公众的态度和以往的经济衰退形成了鲜明对比。站在肥皂箱上大声疾呼的激进分子，远远没有红色恐怖时期那么可怕。共产主义宣传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变化，总体看来，公众对此事的关注少得可怜：也许是因为经济危机时期，许多大老板深谋远虑，尽可能降低工资水平，减少工作时间，而不是解雇员工；另一方面是因为在大牛市期间，激进分子在股市中接受教训，遵循财务保守的原则。人们自然而然地感到，奉行个人主义的资本主义出现了问题，必须加以纠正：现有的经济制度让几百万家庭陷入饥寒交迫的深渊，难道还有别的原因吗？

人们对苏联的社会实践产生了新的兴趣，其中不免掺杂着一丝冷静的敬畏。在股市恐慌的那个月，莫里斯•辛杜斯（Maurice Hindus）的《剖析人性》得以出版，这本书起初无人问津，不料到了1930年阴暗凄凉的秋天，竟然成了畅销书。在1929年的夏天，苏联还像中国一样遥不可及；可到了1931年，随着大街上排起领救济的长队，苏联的五年计划成为了满心忧虑的美国人关注的话题。工业生产停滞的时间越长一一拖的时候够长了！——人们对美国经济计划措施的需要就越迫切，这些措施会防止灾难再次发生，免得让毫不称职、贪赃枉法的官僚机构独揽大权。

随着经济繁荣的全面复苏，这种需求毫无疑问会日渐式微；人们倾向于集权主义的趋势不可避免，虽然在喧嚣辉煌的20世纪20年代陡然中断，可如今有望卷土重来。尽管美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及其有关的联想深表厌恶，但不可否认的是，经济体制本身错综复杂，机器生产威力惊人，依然难以掌控。也许最大的困难就是，如何找到合适的个人或团体，他们的聪明智慧足以对国家施加约束，有足够的说服力来控制局势。过去数年来的经验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显示金融家和经济学家能够判断国家经济问题的根源，让情绪多变的公众感到满意。然而，柯立芝繁荣时代的美国人做梦也不曾想到的问题依然存在；1931年慢慢过去，月复一月，经济形势没有立即复苏的迹象，而这个国家任何问题的重要性和紧迫性，都远远比不上这个难题的一半。

三

许多变化的迹象没有确切的意义，有些可能是虚无缥缈的幻想。1931年的美国和战后十年的美国有截然不同的面貌，这一点毋庸置疑。旧秩序已经消失殆尽，新秩序后来居上。

20世纪20年代的身影会在历史的迷雾里变得若隐若现，当人们翻阅这些书籍时，会对那些繁华喧嚣的岁月记忆付之一笑：那时收音机还是令人兴奋的新鲜玩意儿，女孩子留着齐耳短发，穿着及膝短裙，横渡大西洋的飞行员会在一夜之间成为英雄，普通股能让我们达到美好富足的乌托邦。他们也许会忘记战后的希望受挫，艰难岁月的幻想破灭，政界的石油丑闻，人们的精神麻木，寻欢作乐的喧闹；他们也许会对美好的旧时光津津乐道……

即将到来的20世纪30年代会是什么样？

只有一件事情可以肯定：历史绝不会重演。时间的长河向前奔流，时而蜿蜒曲折，但是总能为自己找到新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