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哈定总统与丑闻

一

在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当上俄亥俄州参议员前，以及其担任参议员期间，直到他去世为止，我一直担任他的私人律师。

在哈定当选总统前和去世后，我在数年时间内担任哈定夫人的私人律师。

我一直担任俄亥俄州华盛顿法院大厦米德兰国民银行的法律顾问，同时也担任我弟弟马尔・S.多尔蒂的法律顾问。

在哈定担任总统期间，我一直担任美国司法部部长。

哈定总统去世后，我曾在柯立芝政府中担任一段时间的司法部部长。

作为律师、私人朋友和司法部长，我和上述各位的关系具有高度的保密性和职业性。

我拒绝出庭作证和回答问题，理由如下：

我做出的回答和提供的证词可能会认定我有罪。

——1926年3月31日，撒切尔法官要求哈里•多尔蒂为联邦大陪审团提供信息，他的书面回答全文如上。

1921年3月4日早晨，这是个阳光灿烂的清晨，薄雾缭绕，华盛顿上空的国旗迎风飘扬，病重体弱、弯腰驼背的伍德罗•威尔逊缓缓走出白宫大门，坐上停在门口的汽车，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前往国会大厦。他旁边坐着的正是新当选的总统。此后威尔逊回到S大街那座与世隔绝的私人宅第。沃伦•甘梅利尔•哈定宣誓就职，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恢复常态的统治时期从此开始。

1921年3月4日，这个冷冰冰的日期对你有什么意义？让我们回顾一下，看看那天周围的情景。

战争已经结束了两年多，由于参议院否决了《凡尔赛条约》，伍德罗•威尔逊不肯和宾夕法尼亚大道另一头国会山的上流人士达成妥协，德国和美国依然互相敌视。到了1920年年中，一直繁荣发展的商界日渐萧条，导致物价水平下降，此前高昂的生活成本曾经引发公众不满。虽然超级爱国者依然狂热，但巨大的红色恐惧逐渐消散，塞耶法官还没有对萨科和万泽蒂作出判决。三K党拥有了几十万成员。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的实施进入了第二年，私酒贩子们开始信心十足。时髦女郎的罪过搅得全国不得安宁，恰好在此时，费城设计出了“道德长袍”，《文学文摘》刊登了这样的专题：《年青一代是否岌岌可危？》。美国的第一家广播电台此时才成立四个月，收音机的热潮还没有到来。女性身上的裙子刚遮住一半小腿，看起来还会越来越短。犯罪委员会正在对芝加哥的犯罪浪潮进行调查。兰迪斯法官成了棒球沙皇。邓普希和卡彭铁尔签署协议，第二年夏天在波伊尔三十英亩园展开对决。《大街》和《世界史纲》成为了畅销书。

整个国家在精神上疲惫不堪。公众厌倦了战争的热闹场景和巨大的红色恐怖造成的紧张局势，他们只希望平静安宁、治愈创伤。他们听腻了威尔逊那套美国担负人类义务的说辞，对政治理想漠不关心，只希望不受政府的干涉，有机会处理私人事务，把公共事务忘得一干二净。在字典里或许没有“常态”这个词，但是他们只想恢复常态。

华盛顿的每一届新政府上任之初，都洋溢着憧憬友好的气氛，此次笼罩在首都上空的氛围尤为和谐融洽。新任总统的笑容温暖可亲，犹如寒冬过后冰雪消融的春天。在漫长的四年里，白宫大门深锁紧闭，卫兵们守护着此地。哈定当上总统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大门，允许成群结队的游客在白宫徜徉，任由他们把鼻子紧贴在总统办公室的玻璃窗上往里看，在白宫高大的北门廊底下相互拍照；廉价汽车和卡车从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驶入白宫车道，从总统官邸前门扬长而去。这一举措仿佛象征着美国政府再次回归人民。威尔逊曾经被指责独断专行，骄傲自大地不肯发表自己的意见；哈定则谦和地表示，还要靠杰出人士对他多加指点，他宣誓就职的时候，引用了圣经旧约《弥迦书》里的名言：“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威尔逊似乎向来爱插手商界事务，对大多数的商人并不信任；哈定使商人们尽量不受约束，让他们“回到正途”。最后，威尔逊是位不动感情的空想学者，哈定却是质朴善良的老实人：他性情忠厚、待人谦和，无论是会见记者，还是接见白宫来客，他都报以热情的握手和亲切的问候，他在白宫养了一条叫做小伙子的小狗，更是打动了美国人民柔软敏感的内心。在哈定总统上任后不久，爱德华•劳瑞这样写道：“时下华盛顿的氛围，犹如旧时老友欢聚或大学同窗重逢。这种变化多么不可思议。民众喜笑颜开。”似乎美好的新时代已经到来。

沃伦•哈定拥有两笔巨大的财富，这一点显而易见。首先，他的外貌具备美国总统应有的气派。哈定是位英俊潇洒的美男子，他的面容和举止拥有华盛顿人的高贵和尊严，他的眼睛看起来温和慈祥。他非常上镜，登在报纸上的照片为他赢得了民众的爱戴和敬重。其次，他在美国历任总统中最为和善可亲。他仿佛喜爱每个人，想对所有人投其所好，让人们皆大欢喜。他的亲切和蔼并不是冷酷无情的政客伪装的和善，而是真诚透明、令人感动的。在战争期间，他首次会见赫伯特•胡佛时说道：“老兄，想要我帮你做什么？”他的本意正是如此。如今他当上了总统，自然想帮助那些来自马里恩和竞选总部的邻里朋友，还有睦邻友好的美国民众。

起初，他的缺陷并没有显露出来，然而可悲的是，这些缺点确实存在。正如威廉•艾伦•怀特所言，除了有限的政治经验范围以外，哈定几乎一无所知，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的头脑混沌，思想模糊。他发表公开演讲时结结巴巴，言辞夸张拙劣（“不介入”欧洲事务，“固守”条约），经常搞不清楚字尾把常态（normality）说成“normalcy"，把婚约（betrothal）说成"betrothment"。每当面对政治问题时，这些缺陷更是暴露无遗，单靠好脾气哪能答得出这些问题？他对此总是显得无可奈何。怀特说起哈定在任时的一则趣事，哈定留心倾听顾问们为税收问题争吵了一整天，回头走进秘书的办公室，放开嗓子嚷道：“约翰，这个该死的税收问题，我一点也搞不明白。我听了这一方的意见，他们说的好像挺对。我的天！接着我跟另一方谈了谈，他们说的似乎也不错，我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原点。我心里知道，肯定有本书能让我知道实情，可是你瞧，我没办法读到那本书。我还知道，肯定有位经济学家知道实情，可我不知道该到哪儿去找他，就算我找到了他，我也没办法了解他、相信他。天啊！这叫什么工作！”他本人无法发现问题的本质，对其全盘考虑，只好完全依靠头脑灵活的下属和好友。

倘若哈定在选择朋友和顾问方面颇具眼力的话，可能一切顺利。不料他向来眼力欠佳。他安排查尔斯•埃文斯•休斯、赫伯特•胡佛和安德鲁•梅隆（Andrew Mellon）进入内阁任职，只是因为他隐约觉得，这些人能让本届政府的政治家拥有足够的分量，不过他如法炮制，相继任命了多尔蒂、福尔和福布斯等人。至于什么人能胜任什么样的工作，他根本一无所知。哈定仿佛是慷慨仁慈的圣诞老人，像分发蜜饯糖果一样，到处分派政府官职，最先受益的就是那帮马里恩的弟兄。哈定让自己的姐夫担任监狱总长，挑选索亚（Sawyer）医生做自己的私人医生，这位来自马里恩索亚疗养院的小人物竟然获得了白宫任命的“准将”军衔，还被指派研究政府卫生部门的协调工作。至于财政部货币监理署署长的位置，哈定委派来自马里恩的D.R.克瑞辛格（D.R.Crissinger）律师担任，此人的银行管理履历实在有限，只在马里恩当了几个月的国民城市银行信托公司总裁。

哈定似乎分不清诚实正直与卑鄙无耻的区别。他在利欲熏心、讲求实际的俄亥俄州政坛历经磨炼。数年以来，在哈定那副庄重典雅的假面具后面，隐藏的是俄亥俄州的说客、毒贩和特权买家，他们口里谈论的是自己的“商业定律”，顺利做成的“小生意”，这帮人和马里恩的哥们一样，跟他来到了华盛顿。有些人占据了位高权重的要职，另一些人巴望着有权有势的职位。哈定熟悉这帮人的秉性，倘若他花上一分钟，清楚而公正地思考一番，就一定会明白，这些人免不了要利用手中的权势。可是他过于偏爱这帮旧时好友，急于让他们分享自己的好运，稀里糊涂地忽略了这个问题，等他想到的时候却为时已晚。他喜欢偷偷溜出白宫，赶到H大街的宅邸，那里聚集着俄亥俄帮和熟人密友，大家开怀畅饮，丝毫不顾忌禁酒令的约束，人们可以在牌桌上尽情玩乐，把国家大事抛到脑后。如今最轻松的做法并不是对这帮人的所作所为一探究竟，而是希望他们的贪污行为有所收敛，理智行事，不要闹出什么乱子，让哈定难堪失望。

哈定怎么会结交这样的朋友？事实上，在他高贵典雅的外表下，不过是个平凡无奇的小镇男子，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他这种人最喜欢做的事，莫过于解开马甲的纽扣，嘴里叼着雪茄，手边放着充足的啤酒冰块，和老朋友聚在小酒馆里，在周末晚上消磨时光。哈定的私生活里还有一段风流韵事：哈定的情妇南•布里顿（Nan Britton）写了一本自传，宣称在哈定当选总统前一年为他生下私生女，而且哈定一直在抚养这个孩子。这桩不知羞耻的丑闻实在令人震惊：两人幽会的地点包括卑污龌龊的旅馆，参议院办公大楼（南•布里顿确信，两人就是在那里怀上了孩子），甚至还有白宫总统办公室的衣帽间。（人们对《总统的女儿》这个故事的真相抱有疑虑，但是想象出这么多不光彩经历组成的自传体小说，难道是件容易的事吗？）通过南•布里顿对哈定个性略有偏颇的描述，人们能清楚地看穿这个男人的平凡本质：他的嘴边常挂着“哎，小宝贝”和“嗨，亲爱的”这样的俗语；他在火车上打牌竟然被赌棍骗走了100美元；他和南在百老汇一家旅馆幽会时，被闯进来的探员们逮个正着，他还天真地保证两人不会遭到拘捕，因为逮捕一位“赶往华盛顿途中为人民服务的”参议员是违法的。沃伦•哈定的夫人雄心勃勃，费尽心思把他塑造成体面可敬的人物，使他拥有大笔资产。即使入主白宫，哈定在本质上依然和俄亥俄帮的下流胚子属于同一类人。他在人群中崭露头角，温文尔雅地穿梭于达官贵人中间，可只有待在H大街烟雾弥漫的宅子里，他才感到逍遥自在。

哈定来到白宫后不久，华盛顿再次出现了一帮麦金利一福拉克式的实用主义政客。华盛顿的旅馆里到处可见衣冠不整的绅士，嘴里随时叼着雪茄，口袋里塞着成卷的百元美钞。一时间流言四起，据说你只要和得力的人商量好，眼下就可以和政府做生意。石油大亨对此垂涎三尺；他们在芝加哥的大会上卖力游说，提名哈定当上候选人，哈定本人对这些胡言乱语都不当真，难道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长艾伯特•福尔还不肯友好相待、放松条款，让他们开发国家资源吗？俄亥俄帮对着眼前的盛宴乐不可支：和联邦政府赋予他们的权势相比，他们在哥伦布市的贪污搜刮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沃伦•哈定想帮忙做点什么，那好啊，他肯定有机会帮得上忙。

二

然而，普通民众却毫不知情，对幕后发生的一切也并不关心。他们的眼睛都盯在灯光辉煌的舞台上，哈定政府如今正在上演一幕展现贤明得体政治才能的好戏。

美国与德国的和平迟迟未能实现，直到1921年7月2日总统才签署批准了一项决议。根据1921年通过的预算法案，美国有史以来首次在统一预算的基础上成立了政府。查尔斯•盖茨•道斯（Charles G. Dawes）担任预算办公室主任，他的言语生动活泼，嘴里总是叼着烟斗，质问政府官僚的办事效率时夸张地挥舞扫帚，凡此种种让报纸读者看得出神。由于实行配额制度，移民的数量受到限制，工人们感到满意，那些觉得大熔炉小得令人失望的人也安下心来。国会提高了关税，表现出色的共和党国会理应如此。财政部长梅隆降低了对大笔收入征收的高额附加税，让美国的金融大亨满心欢喜；尽管国会中的农业集团和民主党人士联合起来，要求把最高附加税率保持在50%，但华尔街至少体会到美国政府的一片好心。司法部部长多尔蒂向罢工的铁路工人颁布了禁令，这条禁令简直能和前任部长米切尔•帕尔默的做法相提并论，使工会所有的敌人心满意足。1923年1月，资助英国偿还美国战争债务的协议在华盛顿签订，随即得到参议院的批准。然而，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哈定政府取得的杰出成就，新闻界坚持把此次会议称为“军备会谈”。

自从开战以来，世界强国再次展开争夺霸权的军备竞赛。英国、美国和日本纷纷加紧建造军舰。由于太平洋的局势日益紧张，各国之间的竞争对抗也日趋加剧。在战争期间，日本抓住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乘势扩张了自己的商业帝国：日本的对手已经占据了其他地区，日本就把中国视为自己的特殊势力范围，将中国当做自己的领地，日本商界在中国拥有的权利优先于其他国家。通过和英国结盟，日本的势力越来越大。查尔斯•埃文斯•休斯担任国务卿后，开始维护美国在东方的权益，采取美国传统的开放门户政策，不久局势就显得相当棘手。日本希望随心所欲，美国表示强烈反对，如果两国爆发冲突，夹在中间的菲律宾显然会听从日本的掌控！英国、日本和美国如果能够在太平洋地区的争议问题上达成友好协议，用三方协议来取代日英同盟，对各国舰队的扩张加以限制，三大强国都会从中受益。波拉参议员提出召开国际会议，哈定和休斯听从了他的建议，于是华盛顿会议在1921年11月12日召开，恰好是美国无名英雄在阿灵顿公墓举行庄严葬礼的第二天，各国代表在华盛顿聚集一堂。

会议召开的第一天，哈定总统发表了热情洋溢但略显冗长的欢迎词，他恪守自己的原则，把棘手问题丢给才智出众的人去解决，让国务卿休斯及其幕僚参与实际谈判。在这次会议上，他那套无为而治的政策非常有效：休斯不仅聪明睿智，还有一套明确的计划，能够巧妙地把握利害攸关的复杂问题。哈定总统刚刚步出大陆会议纪念堂，身为会议主席的国务卿休斯就开始发言。起初大家以为不过是例行公事的欢迎致辞，然而，接下来的事情让围坐在会议长桌旁的代表们感到大为惊异，休斯随即提出了一个具体详细的计划：实行长达10年的海军裁军期，在此期间，各国不能建造大型军舰；放弃一切建造大型军舰的计划，无论是正在进行中的还是预定计划；英美日三国裁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军舰，这些舰艇的总吨位几乎达到200万吨；三国海军舰艇总吨位的比例为5：5：3，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比例相同，日本海军只有两者规模的3/5。

代表们屏住呼吸默不作声，休斯国务卿总结道：“如果各方接受这个计划，可以摆脱满足海军军备竞赛需求带来的负担。大量的资金将用于帮助文明取得进步。与此同时，还能充分满足适当的国防需要，在10年的海军裁军期间，各国将有很多机会来考虑未来发展的道路。为防御性海战所做的准备将就此终止。”

这个直接具体的计划产生了不可思议的影响。对于海军裁军期的提议，坐在记者中间的政治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高兴地欢呼起来，表露出他心中的热情。休斯的发言结束后，代表们报以经久不息的掌声。全美国和全世界的新闻界都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休斯的计划想法大胆、切实有效，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此次会议的成功势在必行。

日本、英国和美国的代表经过3个月的谈判，签署了条约，遵循了休斯计划的总体路线。美、英、法、日签订的《四国条约》，规定各国互相尊重在太平洋区域内岛屿属地和岛屿领地的权利，所有争端应通过和解谈判来解决；为日本撤出山东半岛和西伯利亚铺平了道路；各方同意尊重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各项条约如期得到了参议院的批准。条约消除了太平洋地区各种摩擦的直接根源。尽管批评人士会指出，巡洋舰和潜艇的竞赛并没有缓和，而战列舰已经淘汰过时，但正如国务卿休斯所言，这份《海军条约》至少减轻了军备竞赛的负担，还制定了至关重要的先例。如今，国家的军备建设被看做引发国际关注的事务，必须遵从国际协议。

表面上看来，沃伦•哈定似乎一切顺利。他本人备受民众欢迎；他对商界的友好态度正合美国保守派的心意；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有两三位银行家、实业家聚在一起，就会称赞哈定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梅隆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以来最伟大的财政部长”；商务部部长赫伯特•胡佛的贸易援助和他在比利时的救济工作一样高效；甚至连灰心丧气的理想主义者也得承认华盛顿会议的巨大成就。尽管传出了流言蜚语，说有些政府部门贪污浪费、管理不善，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被迫离职、名誉扫地，还有人吵吵嚷嚷地批评国会把油田租给了多赫尼和辛克莱两人，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引来公众多大的兴趣。1923年的初夏，哈定前往阿拉斯加州，几乎没人意识到哈定政府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他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病倒了，看起来是食物中毒，哈定到达旧金山时患上了肺炎，全国民众热切关注着每天的新闻头条。就在危险似乎已经过去的时候，哈定于1923年8月2日突然去世，总统的医生认定他是中风发作，举国上下陷入了真挚深切的悲痛。

总统的遗体被放在专列上，以飞快的速度穿过美国大地，开往华盛顿。在列车经过的路上，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少聚在一起，目送火车飞驰而过。当火车经过西部山区时，牛仔们跳下坐骑，脱掉帽子。在一座座城市里，成群结队的哀悼者蜂拥而至，火车不得不放慢了速度，最后到达华盛顿时比预定时间晚了几个小时。《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写道：“这是美国历史上对逝者充满爱戴、尊重和崇敬最为显著的证明。”沃伦•哈定的遗体正式安放在华盛顿，此后运回马里恩安葬。继任总统宣布了公共哀悼日，商业机构关门停业，美国从南到北的各个地区举行了哀悼仪式，全国降半旗致哀，高楼大厦都披上了黑纱。

那一天，人们发表了不计其数的演讲，这不仅是例行公事的表达哀悼：大家都认为，这位充满活力的总统为了他们的利益鞠躬尽瘁，在为国效力的征途上像殉道者一样逝去。民众把已故总统称为“如磐石般屹立的伟大人物”，赞扬“他在精神上富有远见卓识”。纽约的曼宁（Manning）主教在圣约翰大教堂的哀悼仪式上发表讲话，给予那位逝去英雄应有的评价，他哽咽着说道：“倘若我能在他的纪念碑上写下一句话，那就是’他教会我们手足之情的力量有多么重要’。这是人们能给予我们最重要的教益。这是基督教的精神所在。本着兄弟情谊和善良仁慈的精神，我们能解决所有面临的问题……愿上帝赐予我们的国家领袖忠诚、睿智和高贵的灵魂，像我们现在哀悼的这位总统一样。”

但是事实上，至少对一位美国总统而言，有些问题不是单靠兄弟情谊和善良仁慈的精神就能解决的。比如说，你一直以手足之情相待的人，他们的所作所为让你的政府陷入贪污腐败的泥潭，你明知道这些丑闻瞒不了多久，觉得毕生的事业都要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你该怎么解决这些难题？这才是断送了沃伦•哈定性命的根源。

直到作家塞缪尔•霍普金斯•亚当斯（Samuel Hopkins Adams）根据哈定政府背景创作的小说《狂欢》出版，总统服毒自杀的传闻才流传开来。司法部探员加斯顿•B.米恩斯（Gaston B. Means）是多尔蒂手下俄亥俄帮的成员，他在《哈定总统的离奇死亡》中说的再清楚不过：在索亚医生的姑息纵容下，总统夫人毒死了总统。据米恩斯所说，谋杀的动机有两个：哈丁夫人发现了南•布里顿和那个私生女的事情，心里痛苦万分，简直嫉妒得发疯；她对哈定密友的阴谋诡计了如指掌，清楚他们对哈定施加的影响，觉得只有一死才能让他免受谩骂侮辱。自杀的推测和米恩斯的说法都合乎情理。据说，总统是从阿拉斯加州返回的船上吃了螃蟹肉，导致了食物中毒，可是轮船食品间的供货单上根本没有螃蟹，参加总统宴会的人没有一个患病；此夕卜，致命的“中风发作”的时候，总统的肺炎已经好转，显然当时只有哈定夫人陪在他旁边，医生们没有进行尸体解剖，就得出了这个结论，仅仅是一面之词。不过，也没有必要让人们接受这段情节夸张的悲剧，承认哈定成为自身困境的牺牲品。他对政府里发生的所有事情都一清二楚，以至于无法面对未来。在前往阿拉斯加州的途中，哈定显然处于惶恐不安的状态。根据威廉•艾伦•怀特的描述，“他不停地问胡佛部长和身边颇为信任的记者，对待背叛自己的朋友，总统应该怎么办”。无论是毒药还是心力衰竭，要害死他都很容易，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求生的意志。

当然，全国民众当时对这一切都毫不知情。他们的挚友和总统不幸逝去，大家对他的去世深感悲痛，哈定纪念协会提议为他建造一座雄伟的纪念碑时，人们拍手称赞。只是到了后来，真相才渐渐水落石出。

三

为国捐躯的总统被安葬后不久，参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就开始挖掘茶壶山和埃尔克山的海军石油资源储备地的蹊跷内幕，真相渐渐水落石出，这也许是哈定政府执政历史上最为严重、影响深远的丑闻。基本上来说，事情的真相大致如此：

自1909年起，政府所有的3块含油土地被依法保留，以满足美国海军未来的需要，作为应对紧急情况下石油短缺的保障政策。这3块土地分别是：加利福尼亚州埃尔克山的1号海军储备地，加利福尼亚州布纳维斯塔的2号海军储备地，以及怀俄明州茶壶山的3号海军储备地。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些储备地下面蕴含的石油显然有被邻近油井开采的危险：土地下面的石油可以流动，如果你钻探了一口油井，抽取上来的不仅有自己土地下面的原油，还有邻近土地的原油。至于这种特性造成的危险程度，各方意见不一。等到石油商在埃尔克山储备地附近开发喷油井的时候，国会采取了行动。1920年，国会赋予海军部部长不受限制的权力，满足他解决石油储备地保护问题的一切需要。他可以在石油储备地的边缘钻探邻井，抑制石油外流，也可以把石油储备地租借给私营石油公司，条件是他们必须储备合适数量的原油或燃油，以满足未来的国防要求。海军部长丹尼尔斯（Daniels）当时倾向于钻探邻井。

然而，艾伯特•福尔时任哈定政府的内政部部长，他的决定与此截然不同。在1921年，也就是限制军备的华盛顿会议召开前夕，有些海军高官对美国和日本可能发生冲突感到忧心忡忡，宣布海军必须立即建立燃油储备库，保障充足供应，以备珍珠港和其他战略要地使用。这个想法正合福尔的心意。他作为石油巨头的盟友进入政府就职，是个不存幻想的政客，眼下看到了为他们效劳的机会。他要把3块海军石油储备地全部租借给私营石油公司，石油公司向政府支付原油开采费用，用这笔费用购买燃油储存罐，向里面加注燃油，以满足海军的需要。当然，只有海军部部长才有权利租借海军石油储备地，福尔并不是海军部部长；可这也算不上难以逾越的障碍。

哈定总统就职不到三个月，就签署了行政命令，把石油储备地的监管权从海军部部长移交给内政部部长。1922年4月7日，福尔没有经过竞争招标，悄悄地把茶壶山的3号海军储备地租赁给哈里•F.辛克莱（Harry F. Sinclair）的猛犯象石油公司。到了1922年11月11日，他不经过竞争招标，偷偷地把埃尔克山的1号海军储备地租赁给爱德华•F.多赫尼（Edward F. Doherty）的泛美石油公司。有人认为，如果合同能够生效，租赁石油储备地对美国政府来说公平合理，没有非法利益可言。也有人认为，考虑到涉及军事部署，有必要保守机密，也算是不进行竞争招标和公众毫不知情的充分理由。不过后来人们才发现，福尔接受了辛克莱价值26万美元的自由债券，还从多赫尼那里“借”了10万美元的现金，可这笔借款既没有利息也没有担保。

战后十年余下的时光里，这起丑闻拖延了数年之久，经过一系列漫长的参议院调查、政府诉讼和刑事审判，最高法院判决多赫尼的租赁权无效，合同“不合法，具有欺骗性”，同时判决辛克莱的租赁权无效，内政部长福尔收受辛克莱的贿赂罪名成立，被判监禁1年。海军部长邓比（Denby）由于欣然同意把石油储备地的监管权移交给福尔，饱受公众批评，黯然下台。荒唐的是，多赫尼和辛克莱两人都被无罪开释。但是在1929年，辛克莱因双重罪名银铛入狱：首先，由于他拒绝回答公共土地委员会提出的问题，被判蔑视参议院罪；其次，在第一次法庭开审期间，他雇用侦探伯恩斯收买陪审团，被判蔑视法庭罪。（一位陪审员宣称，有人向他提出建议，如果他投票赞成的话，就能得到“像这条街一样长”的汽车。）

以上就是石油租赁交易案的事实真相。可这只是交易内幕的一部分。1924年初，在参议员委员会首次披露重要情况后，柯立芝总统委派精明能干的欧文•罗伯茨（Owen Roberts）和装点门面的前参议员阿特利•波莫雷内（Atlee Pomerene），作为两党联合的政府公诉人，代表美国政府采取任何需要的法律行动。罗伯茨和波莫雷内两人发现，辛克莱转交给福尔的这批债券来自大陆贸易公司的账户，这是加拿大一家名不见经传的企业。随着事情的真相逐渐明朗，大陆贸易公司的历史不仅骇人听闻，而且作为美国当代商业伦理的案例研究很有启发意义。事情是这样的：

1921年11月17日，在福尔和辛克莱签订合同的几个月前，有一伙人聚集在纽约范德比尔特酒店的客房里举行了商务会议。这些人包括：储量丰富的麦西亚油田所有人E.A.汉弗莱斯上校（E.A.Humphreys），中西石油公司的哈里•M.布莱克默（Hany M.Blackmer），普莱瑞石油公司的詹姆斯•E.奥尼尔（James E. O'Neil），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罗伯特•W.斯图尔特（Robert W. Stewart）上校，以及辛克莱石油公司的老板哈里・F.辛克莱。在会议上，汉弗莱斯上校同意以每桶1.50美元的价格出售自己油田开采的33，333，333桶原油。不过他发现，这些原油并不是像他想的那样，直接出售给在座的石油大亨，而是卖给一家他未曾听说过的企业——刚刚成立的大陆贸易公司。辛克莱和奥尼尔代表这家神秘莫测的大陆贸易公司，对销售合同进行担保。随后，大陆贸易公司直接把这批原油转卖给辛克莱和奥尼尔旗下的公司，此时的价格不再是每桶1.50美元，而是涨到了每桶1.75美元，大陆贸易公司从中赚取了每桶25美分的丰厚利润，不然的话，这笔利润本应该属于其他与会总裁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笔利润日积月累，总金额应该超过800万美元。

实际上，这笔利润从来没有达到那么高的数额。一年多以后，参议院开始对此刨根问底，有人认为最好让大陆贸易公司的事情就此结束，销毁了一切记录。但在此之前，范德比尔特酒店完成的那笔交易的利润已经高达300万美元以上。

大陆贸易公司的总裁奥斯勒（Osler）是加拿大一位声名显赫的律师，他用得到的数百万美元购买了自由债券。在扣除了自己那2%的份额后，他把这笔债券分成几份，交给了在范德比尔特酒店开会的四位先生，分配的数额如下：

哈里•M，布莱克默，大约76.3万美元。

詹姆斯•E.奥尼尔，大约80万美元。

罗伯特•W.斯图尔特上校，大约75.9万美元。

哈里•F.辛克莱，大约75.7万美元。

这些石油大亨在收到债券后，立即向董事们和股东们报告，把这些债券交给公司了吗？他们当然没有。

根据布莱克默的律师后来提供的证词称（那是很久以后的事了），布莱克默把他的债券放在纽约公平信托公司的保险箱里，在那里一直保存到1928年。

奥尼尔把他那份债券交给了公司，不过已经是1925年5月的事情。

斯图尔特把债券交给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一位员工，委托他保管在公司的保险库里，但是除了告知公司的一位法律顾问外，他没有告诉任何同事，也没有向董事们报告，直到1928年他把债券交给各位董事的时候才吐露实情。那份委托协议也是用铅笔草草写就的。

辛克莱本人的证言称，直到1928年，他对公司的董事和员工都不信任，于是就把债券放在自己家的保险柜里。但是，他保存债券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不然大陆贸易公司的辉煌历史永远都不会真相大白。我们已经知道，他把债券的一部分送给了福尔，把另一部分价值18.5万美元的债券“借给”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还无偿捐献了7.5万美元），后来只收回了10万美元。这笔“借款”实际上交给了威尔•海斯，他在1920年哈定和考克斯竞选总统时，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此后被哈定总统任命为邮政总局局长，最终辞职后出任全美电影制片和发行人协会主席，对电影业的道德观进行审查。就在海斯当上电影沙皇的时候，接受了辛克莱的债券，不过他本人颇有良知，一直尽力偿还1920年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欠下的债务。为了这个目标，他打算以一种妙趣横生的方式动用辛克莱的借款。海斯和他的助手前去拜访那些可能为事业捐款的富豪，表示如果他们愿意捐款来弥补赤字，就能得到同等数额的辛克莱债券。他们能把债券保存多长时间并不清楚，至少海斯在参议院公共土地委员会作证时没有提及。这种方法隐藏了数目庞大的辛克莱债券，身为电影界道德督导的海斯却委婉地说，这是“利用债券来为填补赤字筹集资金”。

四

我们从政府的所作所为和公司高管代表股东担负的诚信义务里，只得到了这么一点儿教训。如今，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石油丑闻中较为轻松的一面。也就是说，那些没有牵涉进去的家伙觉得轻松无比的一面。面对蒙大拿州参议员沃尔什毫不留情的连番询问，心不甘情不愿的证人敷衍搪塞，这种情形透出一丝冷酷的幽默感，要是没有这番灵机应变的功夫，真相可能永远不会水落石出。参议院的调查慢慢揭开某些场景的帷幕，涉案当事人远走异国他乡，证人的记忆模糊不清，凡此种种不免充满了娱乐元素。让我们回顾这份漫长的调查记录，逐条逐项地做一番研究。

第一项    谁把钱借给了福尔？

1923年秋天，哈定总统渍然长逝后不久，参议员沃尔什领导的委员会得知内政部长福尔近来发了横财。不久以前，福尔还处于经济窘迫的境地，有好几年连地方税都交不起。不料如今时来运转，福尔在自己位于新墨西哥州的农场旁边买下了一块土地，还在买地的时候拿了一叠百元大钞。沃尔什的委员会立刻像猎狗一样嗅到了蛛丝马迹：百元大钞和拒绝作证或拒绝免除豁免权一样，让调查者感到兴奋不已。福尔从哪里弄到这么多钱？福尔给委员会写了一封长信，坚决否认自己从多赫尼或辛克莱那里收受钱财，以愤怒无辜的口气解释道，是华盛顿的爱德华•B.麦克莱恩（Edward B. McLean）借给了他10万美元，这位新闻界的百万富翁经常盛情款待哈定和他的幕僚。

麦克莱恩此时正在棕桐滩，不能来华盛顿为这笔借款作证。委员会本来可以让这件事到此为止，但是他们没有罢休。人们找到了麦克莱恩，起初他显得很不情愿接受询问。他和朋友们通过密码电报与华盛顿的助手频繁地保持通信联系，用下面这种暗语谈论事情的进展：

Haxpw sent over buy bonka and householder bonka sultry tkvouep prozoics sepic bepelt goal hocusing this pouted proponent

最后，参议员沃尔什放下身段，亲自赶到棕桐滩，听取麦克莱恩的证言。的确，麦克莱恩借过钱给福尔，不过这笔钱是3张支票。福尔不久后就把支票还给了他；他们甚至没有经过银行的中转，也没有留下任何交易记录。

显而易见，这笔短暂而不寻常的金融交易，并不能解释前内政部长的财产来源和手里的大额现金。人们还需要另一种解释。于是在1924年1月24日，1号海军储备地的承租人爱德华•L.多赫尼出庭作证。他承认曾借给福尔10万美元，把这笔钱装在包里从纽约带到华盛顿。但是这笔借款和石油储备地的租借毫无瓜葛，只是出于好意向老朋友借点钱。这位上了年纪的石油大亨，为他和福尔的长久交情描绘出一幅动人的场景。10万美元的现金算是一笔巨款吗？怎么会，这对他来说不过是“小事一桩”。他用“这种方法支付款项”，再平常不过了。这笔借款有没有借据呢？当然有，多赫尼总能找得出来。后来，他的确拿出了借据，倒不如说是借据的碎片，上面连签名都没有。多赫尼害怕自己过世后，冷酷无情的遗嘱执行人会故意逼迫福尔还钱，就把借据一撕两半，把有签名的那一半交给多赫尼夫人，可她不知道放在哪儿了。这个解释听起来完美无缺，数年以后，最高法院才对此产生了疑虑。

第二项    六头到八头奶牛

就在慷慨大方的多赫尼出庭作证前，有人向新闻界提供了轰动的头版新闻。此人就是阿尔奇•罗斯福（Archie Roosevelt），他的父亲是伟大的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他的哥哥小西奥多•罗斯福曾在哈定政府担任海军部副部长，他找到沃尔什的委员会自愿作证。阿尔奇•罗斯福是辛克莱旗下一家企业的高管，掌握了一些事情的内幕，而他哥哥敦促他把这些事和盘托出。阿尔奇从辛克莱的机要秘书G.D.沃尔伯格（G.D.Walberg）那里听说，辛克莱向福尔农场的经理支付了6.8万美元，当时参议员沃尔什坚持不懈地四处搜集证据，这种情形让沃尔伯格感到忐忑不安。此外，辛克莱已经乘船远赴欧洲，走的时候无声无息，他的名字甚至都没有出现在旅客名单里。委员会传唤了沃尔伯格。这位秘书来到委员会出庭作证时，比他告诉阿尔奇•罗斯福的时候还要紧张不安，不过他对自己说过的话做了一番动听的解释。罗斯福必定误解了他的意思，他从来没提过6.8万美元的事，他说的肯定是，辛克莱给福尔的农场送去了“6头到8头奶牛”。（说起来，这倒是真的：辛克莱的确给福尔送过家畜，准确的数目并不是“6头到8头奶牛”，而是1匹马、6头猪、1头公牛和6头小母牛。）你知道这个误会是怎么来的吧？“6.8万块钱”听起来可不就像“6头到8头奶牛”吗？

公共土地委员会显然没明白过来，他们都深深地皱起了眉头。所以不久后，沃尔伯格再次受到传唤。这次他的解释更让人乐不可支。他重新回忆了一番，弄清了他原来谈话的本意，听起来似乎是辛克莱给了福尔农场的经理6.8万美元，其实是给了“马场”经理6.8万美元，他指的是辛克莱那座声名显赫的兰科克斯马场的驯马师。这笔6.8万美元的巨款包括驯马•师希尔德里斯的薪水，还有泽夫和辛克莱其他赛马应得奖金的份额。

“马场”这个解释并不符合通常的说法，压根儿没有让委员们紧锁的眉头舒展开来。

第三项    斯图尔特上校和其他人默不作声

参议员委员会对这条线索穷追不舍，确切地说，是两条线索。不过此后，能够对追查线索提供莫大帮助的各位当事人，出奇地守口如瓶，等到他们肯开口的时候，记忆力却出了莫名其妙的问题。内政部长福尔被自己的医生宣称“身患重病”，不适宜出庭作证。等他最终能作证的时候，又不肯回答那些“可能认定他有罪”的问题。正如阿尔奇•罗斯福告诉委员会的那样，辛克莱已经远赴欧洲；等他回国后，也不肯如实道来，由于拒绝回答提问，导致他被判蔑视法庭罪。此后他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指控——图谋欺诈美国政府，被判无罪开释后，他终于开口作证：他承认自己把债券交给了福尔，但是坚持说这笔钱是支付给福尔的农场和畜牧场1/3的利息。

布莱克默去了欧洲，没办法说服他回来。奥尼尔去了欧洲，也不可能劝他回来。大陆贸易公司的奥斯勒远走天涯海角。至于斯图尔特上校，经过小约翰•洛克菲特坚持不懈地劝说，他才从古巴回来面对委员会的询问。此时已是1928年年初，他的证言如下：“我本人没有收到过任何债券。我没有从这笔交易里得到一美元的好处。”不到两个月后，辛克莱的无罪开释多少缓解了他的紧张不安，他这才承认曾经收到过价值超过75万美元的债券，数年以来从没有告诉过本公司的董事们。

第四项    海斯的证言

1924年，身为电影界道德督导的威尔•H.海斯受到委员会传唤。他被问及辛克莱向共和党捐赠的金额，海斯回答为7.5万美元。

1928年，大陆贸易公司债券的历史变得逐渐清晰后，海斯再次面对委员会的质询。他向委员会和盘托出，辛克莱除了捐款外，还借给他18.5万美元。他之前怎么不说出来呢？海斯解释说，因为“没有问到债券的事情”。

第五项    梅隆保持沉默

在海斯第二次为辛克莱捐款事宜作证后几天，查尔斯一普拉特公司的出纳受到委员会传唤，要求他就价值5万美元的辛克莱一大陆贸易公司自由债券出庭作证，海斯在已故的约翰•T.普拉特（John T. Pratt）向共和党委员会捐款后，按照他那套别出心裁的计划，把这笔相同数额的债券给了普拉特。这位出纳拿出了一张卡片，普拉特先生在上面标明了债券的分配和他那笔捐款的金额。在卡片的一角，用铅笔写了几行小字，内容如下：

5万美元

安迪威克斯

杜邦

巴特勒

参议员沃尔什把这张卡片审视了一番。

参议员沃尔什：我能认得出“威克斯”，还有“杜邦”，也能认得出“巴特勒”，另一个名字是什么？看起来像是安迪。

出纳（用放大镜仔细地看）：是威克斯、杜邦、巴特勒，另一个名字应该是坎迪……不对，可能是安迪。

参议员奈伊：那么安迪是谁？

出纳：我不知道安迪是谁。我不记得有人叫做安迪。

会场的听众爆发出哄堂大笑。人人都明白安迪是谁。参议员沃尔什派人给财政部部长安德鲁•W.梅隆送了一封短信，问他能否解释一下这行字。梅隆部长不敢耽搁，态度和蔼地照办不误。

梅隆解释道，在1923年年末，也就是参议院刚对茶壶山丑闻进行调查时，海斯给了他一些债券。“过了不久，海斯打来电话告诉我，他是从辛克莱那里接受的债券，建议我保存这笔债券，向基金会捐出同样数额的款项。而我没有这样做。”

梅隆部长的确严谨守信，他把债券还了回去，没有听从海斯的建议，直接捐赠了5万美元。他补充道，自己对“茶壶山租借事件的进展毫不知情”。

然而，有一点也许值得一提，这段证言出自1928年。在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不仅是参议院委员会，还有柯立芝总统委派的政府公诉人欧文•罗伯茨和阿特利•波莫雷内，都在设法查明大陆贸易公司债券的去向，在此期间，财政部部长早就明白，1923年他接受的那笔自由债券来自辛克莱。可他却一言不发，一直等到这张用铅笔写着安迪（也许是坎迪）的小卡片公之于众。也许这不过是桩小事，但是清楚地表明，当自己的证言会让本党筹款方式蒙受羞辱的时候，财政部长俨然成了沉默寡言的典范。

写作本书之时，茶壶山、埃尔克山和大陆贸易公司发人深省的故事也到此为止。1921年6月，哈定总统发布转让租借权的行政命令，拉开了这个故事的帷幕，当时哈定刚刚上任，斯蒂尔曼离婚案即将到来，邓普希准备和卡彭铁尔展开对决，年轻的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还没有开始首次飞行。等到辛克莱和斯图尔特讲完了自己的故事，海斯本人自圆其说，财政部部长梅隆打破了沉默，林德伯格已经飞到了欧洲，赫伯特•胡佛正在召集代表参加共和党大选；等到哈里•辛克莱结束了身为华盛顿监狱药剂师这段不甚愉快的经历，大牛市已经成了残垣断壁，战后十年落下了帷幕。福尔部长监管哈定政府国有资源的任期固然短暂，造成的后果却影响深远、令人痛心，也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了，还要顺便说一句。那就是石油，海军部的爱国者曾经满怀忧虑，打算在太平洋发生冲突时立即动用石油储备，可拉开故事序幕的石油究竟怎么样了？大家对这笔债券和数十万美元的借款感到兴奋不已，可每个人都把石油忘到脑后。租借给辛克莱和多赫尼的油田已经停止了生产；你可能还记得，地下的原油有流向邻近油井的危险，这些油井正在不停地开采，据说其中有一部分，其中多半包括石油储备地的储藏，竟然卖给了日本政府！

五

在哈定政府的几件丑闻里，石油案算得上是富贵浮云，还有些污秽不堪、腥臭难闻的丑事。让我们暂且忍住心中的不快，把它们打量一番。

例如，查尔斯•R.福布斯（Charles R.Forbes）领导的退伍军人管理局充斥着铺张浪费、贪污腐败的勾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哈定访问夏威夷时认识了这个捞钱敛财的大盗（他曾经是军队的逃兵）。哈定总统对福布斯十分赏识，在1921年委派他担任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这个政府机构负责照顾身有残疾的战争英雄，各位公众人士看重他的责任，为此留下了感激的热泪。可福布斯上任还不到2年，就挥霍无度、贪污受贿、奢侈浪费，花光了2亿多美元。最臭名昭著的是，福布斯借公费旅游的名义周游全国，说是为医院选址，其实这些医院的地址早已选定。他的部门为退伍军人医院签订合同时，根本不考虑价格；比如说，修建北安普顿医院的合同交给了一家开价3万美元的农场，远远超过最低竞标价。有人指控福布斯和几家医院的建筑商互相勾结，从中赚取了1/3的利润。医院用品的采购更是荒唐可笑：退伍军人管理局购买了价值高达7万美元的地板蜡和地板清洁剂，算起来，这些东西足够用上100年，而清洁剂的价格是每加仑98美分，事后专家们证实，除掉其中的水分，这种清洁剂的价钱绝不超过每加仑4美分。大量的战争剩余物资被廉价抛售：每条价值1-37美元的8.4万条崭新的床单，却以每条26-27美分的价格被卖掉，与此同时，退伍军人管理局还以每条1.03美元的价格，买进了2.5万条新床单。布鲁斯•布利文（Bruce Bliven）这样写道：“刚采购的床单从（马里兰州佩里维尔）仓库的一头运进来，此时此刻，卖出去的床单正从另一头搬出去，由于粗心大意，有些床单刚运进来就从另一头搬出去了。”每条价值19美分的7.5万条毛巾，以每条3.375美分的价格倾销出去。这些例子足以说明，慷慨大方的福布斯，竟然把用来照顾国家卫士的资金挥霍一空。1926年，福布斯因欺诈罪被关进了莱文沃斯监狱。

在外侨资产管理局，贪污腐败的现象也很猖獗。加斯顿•B.米恩斯指出，律师们来到华盛顿要求归还战争期间被德国人接管的财产，却被告知要向一位名叫瑟斯顿（Thurston）的波士顿律师请教，瑟斯顿从他们那里收了一大笔咨询费后，索赔申请才能得到批准，而这笔咨询费将分给政府高官。即使如此，美国金属公司案件的证据也足以表明，这种交易得到了许可。

美国金属公司是一家国际企业，公司49%的股份属于德国人，因此在战争期间被外侨资产管理局接管。此后，这笔股份以600万美元出售。在1921年，有个名叫理查德•莫顿（Richard Merton）的人找到外侨资产管理局，宣称这笔49%的股份不是属于德国人，而是属于瑞士人，他所代表的瑞士股东应该得到赔偿。这个要求得到了批准，但此前莫顿购买了44.1万美元的自由债券，交给了康涅狄格州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委员约翰•T.金（John T. King），感谢他为自己引见了外侨资产管理局局长T.W.米勒（T.W.Miller）上校，以及司法部部长多尔蒂的副手杰西•史密斯（Jess Smith）。在对米勒的审讯中发现，这笔44.1万美元的债券中，至少有20万美元给了杰西•史密斯，“因为他通过华盛顿的熟人给这笔赔偿行了方便”；司法部部长的弟弟马尔•S.多尔蒂（Mai S. Daugherty）起码卖出了价值4万美元的自由债券，没过多久就把49，165美元存到了他哥哥的账户上；米勒上校也得到了一笔钱。1927年，米勒被判罪名成立，在任期内图谋欺诈政府，面临18个月的监禁。多尔蒂也接受了审判，却无罪释放。因为两个陪审团出现了意见分歧，不能判定他究竟是有罪还是无罪，撤回了对他的起诉，不过就在事情败露前的1925年，这位前美国司法部部长赶到他弟弟在俄亥俄州华盛顿法院大厦的银行，把分类账拿出来全部烧毁，这些账目涉及他的账户、他弟弟的账户，还有个叫做“杰西•史密斯”的额外账户。

正是在美国金属公司案件的大陪审团调查过程中，哈定政府的司法部部长写下了本章开头的那段声明。在审判期间，多尔蒂本人没有出庭作证，后来他的代理律师马克斯•施托伊尔（Max Steuer）为此做了解释，这段话同样引人注目：

“迫使他不能出庭作证的原因与此案无关……他担心巴克纳会就政治问题向他加以盘问，这些事与多尔蒂先生毫无关联，他了解内情，但绝不会披露出来……如果陪审团知道销毁账目的真正原因，会赞赏多尔蒂先生的举动，而不是加以谴责，但他仍然保持沉默。”

这番深思熟虑的表白，难道不是在暗示哈定的司法部部长不能讲出真相，是因为担心诋毁已故总统的名声？你可以把多尔蒂的缄默不语看做忠心耿耿的沉默，也可以把这段声明看做是为已故总统尽力遮掩；无论如何，哈定政府都笼罩上了一层奇异的光芒。

1930年，加斯顿•B.米恩斯大胆地提出了一项更骇人听闻的指控。他表示，自己身为俄亥俄帮的亲信，曾经在纽约一家酒店里预定两间相邻的客房，收取私酒贩子的贿赂，这帮人违背了禁酒令，愿意付钱来换取联邦政府的保护；他会在一间客房里的桌子上事先放上一个大金鱼缸，躲在旁边的房间里偷偷往里瞧；每个私酒贩子在指定的时间前来，在金鱼缸里留下1000美元或500美元的大额现金；私酒贩子前脚刚走，米恩斯就会进来数钱，核对金额；他用这种手段收取的贿赂足足有700万美元，然后转手交给俄亥俄帮的总账房杰西•史密斯，杰西和司法部部长多尔蒂在华盛顿合住一套公寓。

米恩斯进一步断言，通过各种方法弄来的赃款，每次都有数万美元，全藏在一个金属箱子里，就埋在他位于华盛顿第16街903号宅子的后院；他形容这套房子和院子都用高高的铁丝网保护了起来，装备了密码系统和其他秘密设备，足够让一帮小孩子兴高采烈地玩海盗游戏。

1923年，杰西•史密斯在他和多尔蒂合住的公寓里自杀身亡，起码官方给出了这个定论。米恩斯认为，杰西一直是个小心谨慎的人，此前跟随多尔蒂来到华盛顿，在司法部部里谋了一个职位，他想到自己的罪行和了解的秘密就吓得心惊胆战，于是动了向政府求救指控俄亥俄帮的念头，就在这场悲剧发生前，俄亥俄帮发现史密斯掌握了所有他经手的现金记录。据米恩斯说，俄亥俄帮决定必须把史密斯解决掉。尽管史密斯害怕使用枪支，却出人意料地在去俄亥俄州的路上买了一把左轮手枪。不久，他就“自杀”了，米恩斯说得很清楚，像很多人怀疑的那样，他压根就不是自杀。

最后，米恩斯还提请人们注意，了解俄亥俄帮秘密的诸位当事人，死亡率竟然高得惊人。不仅有自杀身亡的史密斯，还有接受莫顿债券的约翰•T.金，司法部探员C.F.哈特利（C.F.Hately），退伍军人管理局的律师C.F.克莱姆（C.F.Cramer），代表各位客户向外侨资产管理局索赔的波士顿律师瑟斯顿，哈定团队的律师T.B.福尔德（T.B.Felder），哈定总统，哈定夫人，还有索亚准将。他们在哈定政府下台后的几年里纷纷过世，多半是猝死暴亡。

无论人们相不相信后来的指控和推论，这些确凿证据足以证明，哈定政府在短短2年5个月的任期内，对贪污腐败、巧取豪夺的现象负有责任，而这些卑鄙行径要比美国历史上任何一届政府都要多。

六

美国人民究竟怎么看待这些丑闻的败露？他们会愤然跃起，把这帮罪犯惩治一番吗？

1924年年初，当石油丑闻首次横扫报纸头版的时候，民众的反对情绪高涨，足以迫使邓比和多尔蒂提出辞职，让新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任命政府特别顾问来处理石油案。但是受到媒体和公众严厉谴责的，并不是欺骗政府的高官巨商，而是坚持揭露事实真相的人士。参议员沃尔什负责调查石油丑闻，参议员惠勒（Wheeler）负责调查司法部，两人竟然被《纽约论坛报》叫做“蒙大拿长舌鬼”。《纽约晚邮报》把两位称作“造谣专家”。《纽约时报》尽管倾向于民主党的立场，也痛斥他们有“杀手本性”。在全美各地的报纸上，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描述，“民主党暴徒”、“毒舌政党充满敌意、歇斯底里的吃语”，两人对当事人的询问被说成“言语粗俗、卑鄙下流、令人作呕”。

报纸读者对这些温和的观点深有同感。许多商人一本正经地相互提醒，有可能是出了差错，谴责他们算是不爱国的表现，会让“政府名誉扫地”，那些坚持调查到底的人“简直就是布尔什维克”。超级爱国者的领袖，美国核心人物协会的弗雷德•R.马文（Fred R.Marvin）表示，整件石油丑闻不过是“巨大国际阴谋的产物，策划阴谋的是国际主义者，我们不如称其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这段时间里，每天从郊区到纽约往返的乘客会发现，在7点钟的火车上，人们还对丑闻怒不可遏，而在8点钟的火车上，大家只是对丑闻败露耿耿于怀，等到坐上了9点钟的火车，众人已经对此只字不提。几个月后，约翰•W.戴维斯（John W.Davis）作为民主党候选人参加总统大选，利用哈定总统的丑闻捞取政治资本，在大多数人看来，戴维斯的这番言论粗鄙低俗，而他在民意调查中也不幸落败。事实上，任何对丑闻的残酷调查，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也可能会扰乱现状，主导社会的商人阶级和普通民众最不想看到的事情，就是打破现有局面。

他们曾经投票支持常态，如今依然深信不疑。他们对美国政府最高的要求，就是不要插手商界事务（除了偶尔通过优惠关税和其他手段来提振经济），保持沉默寡言。他们不指望华盛顿的政治家英勇无畏、富有远见；他们认为总统应该具备政治家风范，采取自由放任政策，为工商业提供获取丰厚利润的机会，不要“破坏当前的局势”。他们意识到，推选哈定总统就是实现这个中庸理想的错误开始。哈定本人过于亲切友善，和蔼可亲的性格让他广交朋友，却落得名誉扫地的下场，从而破坏了当前的局势。不过，基本的准则依然合乎情理：整个国家如今需要一位个性谦和的总统，对待商界态度友好，为人正直、名声清白，不愿意被人打趣戏弄；眼下就有这么一位总统。上帝那神秘莫测的力量，在哈定去世空出的总统职位上，恰好安排了一位理想总统的完美化身。卡尔文•柯立芝向来少言寡语；他绝不会引领美国政府这艘巨轮驶往未知的海域；此外，他诚实可靠、小心谨慎，足以防止甲板上出现肆无忌惮的狂欢景象。这一切都和人们的设想分毫不差。为什么还要纠结于过去的悲剧，打消公众对哈定所在政党的信心，减少对哈定继任者的信任呢？最好的办法就是摒弃前嫌，既往不咎。

随着岁月的流逝，曝光的丑闻越来越多，牵涉的范围也越来越大，现在看来，1921年到1923年间出的“差错”，比那些当初对沃尔什参议员发火、支持常态的人想的严重得多。这些断断续续出现的证言，让人困惑不解，很难理出头绪；普通民众根本想不明白大陆贸易公司债券和多尔蒂银行账户这么复杂的情节；时光渐渐推移，后来的调查如同炒作一桩声名狼藉的陈年旧闻。商业运转良好，柯立芝诚实守信，保持着各种常态，举国上下心满意足，人们何必沉溺于过去？民众对丑闻的愤慨和对长舌鬼的怨恨都烟消云散，变得平心静气、无动于衷。当大陆贸易公司交易案的故事流传开来，印第安纳标准石油公司的大股东小约翰•洛克菲勒向斯图尔特上校发起挑战，准备把他赶下公司董事会主席的位子；可是整个商界似乎都找不出斯图尔特上校的毛病。小约翰的呼吁成了旷野中无人回应的呼喊。

不过，已故总统的威望却日渐下滑。数年以来，悲痛的美国民众慷慨捐赠了俄亥俄州马里恩市那座宏伟的纪念碑，却仍然没有揭幕。显而易见，一位美国总统的纪念碑只能由另一位美国总统来主持揭幕式；然而，哈定之后的几任总统，似乎都觉得不方便去马里恩主持这个仪式。1930年年末，哈定去世7年后，哈定纪念协会商议应该如何解决令人尴尬的处境。已故总统那位勇敢无畏的密友哈里•多尔蒂，因为了解那些“绝不会披露出去”的内幕，曾经拒绝出庭作证，如今发表了一番辞藻华丽的演讲，宣称美国人民从来没有被“恶语中伤和造谣生事”所动摇。他提议，把揭幕式无限期地拖延下去。这个决议获得正式通过。不过后来，达官显贵们觉得，这件事不能总处在尴尬为难的境地，共和党人最好还是迅速了结此事。于是在1931年6月，胡佛总统和前总统柯立芝接受邀请，参加了纪念碑的落成仪式，揭幕式终于如约举行。不过，事情的发展还是受到一定的约束。毕竟对这位在1923年“教会我们手足之情力量”的好心人，到T1931年还要写诗称赞他的公德操守，实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