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道德教养的革命

一

战后十年的早期，美国上流阶级率先反对传统礼教，这种局面当然和列宁毫不相干。奋起反抗的先锋也不是外国的煽动分子，而是本国的富家子弟，他们对布尔什维克所知甚少，对此毫不关心，他们的反抗既不是在晦涩的激进主义报刊上发表文章，也不是站在肥皂箱上大声疾呼，而是在家里的餐桌上畅所欲言，让思想保守的父母听得心惊胆战。人们依然被红色威胁吓得浑身发抖，此时恍然醒悟到年青一代的问题同样可怕，他们意识到美国宪法并没有什么危险，国家的道德准则倒是岌岌可危。

至于年轻人当时的道德准则，大体上有如下几条：女性是道德的守护者；女人的本质要比男人纤细，行为举止要更优雅。年轻女子应当天真无邪（她们的性情或许稍微需要指导），憧憬浪漫的爱情，走向婚姻殿堂，从此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在理想丈夫出现前，不准其他小伙子来跟自己亲吻。可以想见，有些男人会沉迷于色情的诱惑，但只限于特殊阶层的放荡女子；名门世家出身的女孩子绝不能卖弄风情。青年男女可以自由自在地共同工作和娱乐，陪伴人日渐减少、有名无实，只是因为道德准则总体上起到了作用，荣誉体系代替了长辈的监护，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他们有良好的教养，就永远不会滥用这种自由。尽管在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地区，人们对女孩子抽烟喝酒的态度截然不同，大多数人还是认为，女孩子抽烟不合伦理道德，酗酒的危害更是不可想象。

战争结束后不久，父母、教师和道德楷模的警告声已经响彻云霄，刚刚脱离青春期的年轻男女把这套道德准则扯得七零八落。

此时，年轻女孩子和大多数年长女性的装束足够让人担惊受怕。1921年7月，有位时尚作家在《纽约时报》上写道，“美国女性的裙子远远超过了合适的高度”，换句话说，裙子离地的高度已经高于9英寸。人们坦率地预言，到了1920年至1921年的冬天裙子会再次加长，但是恰恰相反，裙子的长度竟然又缩短了几英寸。新潮女郎身穿单薄的短袖连衣裙，有些晚装连袖子都没有；性格开放的姑娘把长筒袜挽到了膝盖以下，正人君子瞥见她们的膝盖和小腿，不免震惊得睁大眼睛；许多女孩子看来都用了化妆品。小说《黑暗中的舞者》的多萝西•斯皮尔（Dorothy Speare）郑重其事地解释道：“陶醉于胭脂口红，是很多少女心中的古典情怀，男人们却不敢相信。”满怀焦虑的父母坚称上等女子不该涂脂抹粉，也无济于事；到头来大家闺秀都浓妆艳抹，甚至在大庭广众面前修饰妆容。此外，有些姑娘竟然把紧身胸衣丢到了一边，正如她们所说，“你要是穿着紧身衣，就不会有男人跟你跳舞”。

如今风行的跳舞方式更让人惊慌失措。引领管弦乐团的不再是悠扬浪漫的小提琴，而是狂野奔放的萨克斯，在萨克斯轻柔低回、如泣如诉的旋律中，跳狐步舞的人轻移脚步，霍巴特学院《先驱报》的编辑厌恶地称之为“如胶似漆的拥抱”。舞伴之间连1英寸的空隙都没有，跳舞的时候粘在一起，身体相拥，面部紧贴。辛辛那提的《天主教电讯报》振振有词地写道：“音乐固然美妙动人，舞伴的拥抱却有伤风化。女舞伴竟然衣着暴露。舞蹈的动作简直难以形容，没有半点规矩可言。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专门跳这种舞的舞厅——这种地方早就应该依法关闭。”

原本举止正派的姑娘肆无忌惮地吸着烟卷，她们吸烟的模样常常显得局促不安、装腔作势。女孩子也开始喝酒，虽有几分半遮半掩，却也酒气冲天。模范家庭的女儿喝得醉醺醺的，被朋友们戏称为“烂醉如泥”，她们在禁酒法实施的背景下开怀畅饮，凌晨4点和男人开车出去兜风。最糟糕的是，甚至在规规矩矩的舞会上，她们也会躲到目光锋利的监护人看不到的地方，在黑漆漆的房间里和停着的汽车上，干着抚摸亲吻这种难以启齿的勾当。

此时斯科特•菲茨杰拉德还没有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而他应该知道那一代年轻人的所作所为。在1920年4月份，菲茨杰拉德出版了小说《人间天堂》，父母们这才完全意识到当时的情形，而这种情形已经持续了数年。早在1916年就兴起的爱抚晚会，此时已经成为广泛流行的室内活动。“维多利亚式的母亲——大多数母亲都是维多利亚式的——根本不曾想到自己的女儿举止这样轻浮，习惯于被人吻来吻去。”菲茨杰拉德这样写道，“埃莫里看见这些女孩子做着不可思议的事：凌晨3点舞会后去吃晚饭，此时根本不可能找到饭店；谈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总是带着半真半假、半开玩笑的神气，在埃莫里看来，这种偷偷摸摸的行径简直是名副其实的道德沦丧。等他见识了从纽约到芝加哥一座座城市的青年男女都不成体统，才意识到道德沦丧竟然如此普遍。”这本小说让全美国都感到不寒而栗、脊背发凉。菲茨杰拉德竟敢让书中教养良好的女主角肆无忌惮地表白：“我已经吻了几十个男人，我猜还要再吻上几十个。”另一位女主角竟然对一位小伙子说：“你瞧，50个男人里头只有1个对性有点了解。我对弗洛伊德什么的非常着迷，可这世上的每次真爱不过是99%的激情加上一丁点嫉妒，真是可惜。”

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令人厌恶。这一切意味着什么？难道良好的道德标准都遭到了摒弃？母亲们读着这些放荡的文字，不由得暗自思忖，自己是否想过“女儿们已经习惯了被人亲吻”。这绝不是事实，必定是对某个堕落阶层的不端行为夸大其词。正派的姑娘绝不会这样做，更不会开诚布公地谈论激情。此后出版的几本书却证实了菲茨杰拉德的结论，比如说《黑暗中的舞者》、《塑料年代》和《烈火青春》。杂志和报纸上的文章不断地报道这些丑闻。当然，很多社区里的正派姑娘其实根本没有“那种轻浮的举动”；甚至在情况复杂的城市中心，有很多女孩子也不会这样做。那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使年轻一代的问题成了全美各地备感担忧的话题，但人们心中依然存在希望。

道德力量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击。基督徒奋进协会的创始人和会长弗朗西斯•E.克拉克（Francis E. Clark）博士宣称，现代的“下流舞会冒犯了女性的贞洁，而这正是我们家庭和社会生活的源泉”。宗教期刊谴责这种新式的舞蹈“道德败坏、污染视听、下流堕落、毁坏灵魂、淫荡无耻”，美国国土上的母亲、姐妹、教会信徒被号召起来，告诫和指导这些行为不端的年轻人，提高他们的道德品质。佛罗里达大学校长墨菲以南方人的真挚热情大声疾呼：“低胸睡衣、挽起的长筒袜和短裙都来源于魔鬼和堕落天使，让我们和下一代陷入混乱、最终毁灭。”纽约一群家境富有、地位优越的圣公会女教徒发出呼吁［其中包括约翰•皮尔庞特•摩根夫人、博登•哈里曼（Borden Harriman）夫人、亨利•菲普斯（Henry Phipps）夫人、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夫人和爱德华•亨利•哈里曼夫人］，提议成立一个组织，来劝阻种种有关“过分暴露”和“下流舞姿”的时尚。基督教女青年会在全国发起宣传活动，反对高中女生不成体统的装束，向报纸分发以《职业妇女响应衣着端庄的号召》和《高跟鞋在法国不再流行》为题的印刷品。在费城，德高望重的公民组成了服装改革委员会，向一千多位牧师发了调查问卷，询问他们对得体衣着的看法，尽管神职人员的意见大相径庭、让人苦恼，委员会还是设计出了“道德长袍”，而且得到了15位教派领袖的赞成。这种道德长袍的显著特征就是异常宽松，袖子刚刚盖过肘部，下摆仅离地面7.5英寸。

几个州的立法机构并不满足于举例说明和加以谴责，纷纷提交法案，彻底对女性服装进行改革。1921年，据《纽约美国人》杂志报道，犹他州收到一项法案，对街道上“裙边高于脚踝3英寸”的女性处以罚款和监禁。弗吉尼亚州立法会也收到了类似的法案，禁止女性穿着“颈部露出3英寸以上”的衬衫和晚礼服。在俄亥俄州，立法会收到的提案把领口尺寸限制在2英寸，旨在防止出售“过度暴露和强调女性曲线的服装”，并且禁止“任何年龄超过14岁的女性穿着裙边不到脚面的裙子”。

与此同时，不计其数的家庭为子女抽烟、喝酒和整夜开车兜风引发的争执伤透了脑筋。为人父母的躺在床上彻夜难眠，扪心自问儿女们是否完全迷失了方向；做儿女的却一味逃避问题，不是闷闷不乐地扯谎骗人，就是怒气冲冲地反唇相讥，说他们起码不算是灵魂肮脏的伪君子，看不出自己做的事情有什么害处，打算一直这么活下去。那些思想自由的神父和教师为自己能够赶上新潮流颇为自豪，异口同声地说道：这些年轻人至少比他们的父辈直率坦诚；有了亲身体会，他们难道不会发现有些标准已经过时，有些则代表了这个种族世代累积的道德智慧？听到这番充满希望的话语，许多好心人再次充满信心：也许这种青春激情的燃烧不过是昙花一现，也许过上一两年，年轻男女就会恢复理智，一切都会尽如人意。

然而，他们都错了。年轻一代的反叛只不过是道德教养革命的开端，而这场革命已经开始影响全美各地的男女老少。

二

各种力量联合起来相互影响，使这场革命在所难免。

首先，战争及战争结束影响了人们的心态。整整一代人都被“人生短暂及时行乐”的思想所感染，这种想法随着士兵的开拔流传到了训练营和战场前线。当时风行的不仅有匆忙仓促的战争结婚，还有不成体统的风流韵事。在法国，有200万男子置身于龌龊毁灭的边缘，与美国的道德准则及其拥护者相去甚远；卖淫勾当紧随而至，烟花女子人数众多；派往海外担任护士和战斗人员的美国女孩受到欧洲大陆礼仪标准的影响，却没有像欧洲上流阶级的小姐一样受到严格的保护；人们非常普遍而自然地打破了传统的克己复礼、沉默寡言和种种禁忌。等到战争的磨难结束后，这一代年轻人已经不可能恢复常态、丝毫未变。面对战争局势的压力，有些人接受了新的道德标准，这套标准在他们看来情有可原；数百万人从中得到精神刺激，却不容易平复心情。人们破碎的神经渴望着速度、兴奋和激情的抚慰。外界期望他们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适应平凡单调的美国生活，接受长辈遵循的道德信条，而长辈们生活的那片玫瑰色理想的乐土已经在战争中逝去了。他们无法做到这一点，于是肆无忌惮地表露出自己的想法。

约翰•F.卡特（John F. Carter）在1920年9月的《大西洋月刊》上准确地表达了无数当代人的感受，他写道：“老一代人把这个世界毁坏殆尽后，才交到我们手里。他们留给我们的世界支离破碎、千疮百孔、通红炽热，随时会被炸得粉碎；他们竟然不胜惊讶，我们没有像他们那样，用同样诚挚高尚的热情来接受这个他们在19世纪80年代接受的世界。”

中年一代并没有立即受到战争神经症的影响。在1917年前，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养成一套不易破坏的规矩习惯。但随着1919年战争结束，社会局面令人失望，他们也烦躁不安、心怀不满，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而这些事情从前在他们看来真实可贵、享有盛誉。他们曾经度过美好的时光，如今希望享受人生。他们看到自己的晚辈在性的禁地摸索前进，也有了亲身体会一番的想法。幻想破灭曾经打垮了伍德罗•威尔逊，引发了罢工骚乱，带来了巨大的红色恐怖，如今，幻想破灭又催生出一种文化，新生自由的萌芽在此生长繁衍。

美国女性的独立意识日渐增长，也加速了这场革命。1920年，美国妇女赢得了选举权。事实上，女性拥有选举权后似乎对此毫无兴趣。妇女虽然参加了投票，但和周围那些顽固不化的男人并无不同，尽管女子俱乐部和美国妇女选民联盟努力提醒女性肩负的公民权益。从政的女候选人寥寥无几，得克萨斯州选出首位女州长米丽娅姆•弗格森（Ma Ferguson），她曾承诺立刻提高公共生活水准，但这样的人看来也不能代表乐观精神的影响。几乎没有年轻女性对政治有过片刻的兴趣：对她们来说，政治是一桩利欲熏心、徒劳无用的事业，索然无味又毫无希望。然而，妇女赢得选举权还是对社会产生了影响，巩固了女性和男性平等的地位。

更为显著的影响是，妇女摆脱家务劳动的独立意识日益增长。家庭越来越小，照顾家人也越来越容易。许多家庭搬进了公寓，从而减少了主妇料理家务的时间和精力。女性开始学习如何使准备饭菜的工作更加轻松。罐头食品的销量逐渐增长，在1910年到1920年的10年间，熟食店数量的增加是人口增长速度的3倍。从1914年到1924年，面包店的产量增加了60%。如今，许多家务劳动不是完全走出了家门，就是通过机器变得简便有效。比如说，从1914年到1924年，专业洗衣店的数量就增加了57%。电动洗衣机和电熨斗的出现，给那些在家里洗衣服的人提供了帮助；美国小城市的电力公司经理预计，到了1924年，城里近90%的家庭都会拥有电熨斗。家庭主妇学会了用电话从商场订货，为自己购买成衣，摆脱做衣服的烦琐工作，买下真空吸尘器，效仿杂志广告里无忧无虑的美丽女郎，只需挥动纤细的手指就能清扫灰尘。女性渐渐从日常琐事中解脱出来，“过上了属于自己的生活”。

而属于她们自己的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首先，她们能够获得工作。直到此时，希望有所作为的中产阶级女孩能够从事的工作，依然只限于学校教育、社会服务、护理、速记和商号行政事务。然而如今，从中学和大学毕业的女生涌入到各种各样的新行业。她们纷纷进入出版社和广告公司，担任茶室的管理人员，以至于食品供应商的数量比购买鸡排和肉桂面包的顾客还多；姑娘们开始销售古董、出售房产、开一家时髦小店，最终进入了百货公司。1920年，在普通女大学生的心里，百货公司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商店，雇佣的全是“可怜的女售货员”，到了20年代末，她们却在排队等候女性运动服装店的招聘，站在柜台后面卖东西，心中满怀希望，期盼幸运之神的眷顾，让她们摇身一变成为顾客或是时装设计师。曾经满足于在索克中心消磨时光的小镇姑娘，眼下也从父亲那里借了钱，远赴纽约和芝加哥寻找出路，进入了百斯特百货、梅西百货和马歇尔一菲尔德百货公司。已婚妇女受到孩子的拖累，不能出去找工作，只好用这种想法来自我宽慰：毕竟料理家务和养育孩子也算是正经职业。美国从南到北的各个地方，餐桌上讨论最热烈的话题就是，已婚妇女是否应该出去工作，做母亲的有没有权利这么做。而未婚女子再也不用解释，她为何要在商店或办公室上班；如今，轮到无事可做的姑娘来为自己辩解。

随着工作和工作意识的到来，女性产生了相对的经济独立意识。随着经济独立意识的出现，丈夫和父母的权威渐渐削弱。单身女性离开家庭的庇护，自己住进了配有厨房的公寓。城市居民的家越来越不像圣殿，更像是宿舍，像一个停留过夜的临时处所，从这里前往饭店、电影院和办公室。不加装饰的机械化居所尽管让人满意，美国女性却没有对工作感到心满意足。女性还能释放能量和热情，为这场革命做好了准备。

像所有革命一样，这场革命也深受国外宣传活动的鼓舞。然而，这种鼓舞不是源于莫斯科，而是来自维也纳。19世纪末，奥地利心理学家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出版了第一本心理分析的著作。早在1909年，弗洛伊德就和荣格（Jung）一起给美国心理学家讲过课，但直到战后，弗洛伊德的理论才在美国民众中广泛传播开来。科学这种伟大的知识力量，并没有因为战争的缘故而名誉扫地；受过教育的民众正在学习大量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普及知识，这些知识给人留下了一种印象：无论男女都是结构复杂的生物，道德准则并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常常以古怪的迷信为基础。美国为弗洛伊德学说的种子准备好了肥沃土壤，如今，你甚至能从时髦女郎的口中听到，科学教会我们有关性的新鲜事情，简直令人不安。性俨然成了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普遍存在的力量。人类几乎所有的动机都归结于此；无论你是热爱国家还是喜爱小提琴，掌控你的都是性意识的升华。心理健康的第一要素就是无拘无束的性生活。如果你想健康快乐，就要服从你的本能冲动。通过翻译、大众作家、诚实读者和忠实听众的相继传播，弗洛伊德理论深深植入了美国人的心里。鸡尾酒会和麻将桌上开始随意引用新名词，比如说自卑情结、虐待狂、受虐狂和恋母情结。知识女性纷纷赶往欧洲接受心理分析；分析师往来于美国各座城市从事这个新行当，认真负责地调节病人的情绪；直言不讳的批评家提醒那些宣扬克己美德的牧师，克己复礼早已过时落伍，而且危险透顶。

其他力量也加速了这场道德教养的革命，这些地道的美国因素包括禁酒法、汽车、忏悔杂志、色情杂志和电影。

我们前面提到过，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获得了批准，禁酒法似乎获得了举国上下的支持。然而，随即出现了逃避法律的行为，尤其是在美国北部和东部的大城市里，强烈反对禁酒法的人立刻集合起来。结果有了私酒贩子、地下酒吧和奋起反抗的精神，在很多社区里喝酒竟然成了流行时尚。这些情形进一步推波助澜：由于酿造酒遭到禁止，蒸馆酒越来越受欢迎，人们用起了随身小酒瓶，开起了鸡尾酒会，饮酒从男性专有的特权成为了男女共享的爱好。旧时代的酒吧间几乎全是男士的身影，如今的地下酒吧却照常招待男女主顾。作家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这样说道：“往日父亲和其他男人在卡西迪酒吧整晚消磨时光的岁月已经远去，也许一去不返；卡西迪还在陈旧的吧台后面做着生意，父亲晚上还会去那里，可自从禁酒法颁布以来，母亲会和父亲一起到酒吧去。”在新法案的治理下，不仅酒水饮料相互掺杂，连喝酒的人也男女不分。

与此同时，汽车（尤其是轿车）的应用快速增长，人们得以获得新的自由。（1919年，美国制造的汽车中，仅有10%是四门轿车；到了1924年，这个比率就猛增到43%，到1927年增长到了82.8%。）汽车到处都能提供便利，人们可以暂时摆脱父母和监护人的监管，可以对四邻八舍的意见置之不理。正如作家林德夫妇在小说《中心镇》里写的那样，男孩女孩如今不用征求任何人的同意，就会不假思索地跳上汽车，立即开车上路，赶到20英里外的小镇上去跳舞，他们在那里彼此都是陌生人，享受着在社区里不可能拥有的自由。此外，在小轿车里，人们还能躲避风吹日晒，无论白天黑夜都能坐进车里，开往黑暗小径和乡间小路。在《中心镇》里，林德夫妇借用少年法庭法官的话宣称，汽车已经沦落为“轮子上的妓院”，每年被带上法庭遭到性犯罪指控的有30位少女，所有的犯罪地点都被记录在案，而其中有19人正是在汽车上堕落犯罪。

最后，随着革命掀开帷幕，革命的威力催生了色情杂志、忏悔杂志和香艳电影，进而影响了读者和电影观众，这些人未曾听说过弗洛伊德和性欲，今后也不会听说这些东西。色情杂志的出版商纷纷刊登名为“婚礼前夜对女儿的叮嘱”、“懒洋洋的吻”、“当心你的内衣”的文章，细心揣摩高雅艺术的微妙之处，既能激发读者的兴趣，又不会引起审查机构的注意。忏悔杂志的出版社，一面指点本社的作家写出符合道德的结局、表达虔诚的信仰，一面大肆描写委婉其词的“失足”情节。他们的许多小说都是雇佣落魄文人如法炮制，今天可以吐露《歌舞女郎的自白》，明天又能用第一人称讲述引发出租车司机走上歧途的诱惑。这两种杂志的发行数量大得惊人，十分轰动。博纳尔•麦克法登（Bemarr Macfadden）的《真实故事》推迟到1919年才出版，在1923年就拥有了30多万读者，1924年增加到84.8万，1925年超过了150万，到了1926年竟然有200万读者，创下了杂志出版业前所未有的增长纪录。

除了色情杂志和忏悔杂志，书报亭里还摆满了电影画刊，上面用这段文字描述了“七个银幕之吻”：“你还认得出你的小朋友梅•布什（Mae Busch）吗？她献出了很多亲吻，却没有感到厌倦。起码你会说，她把那些陶醉于亲吻的人模仿得惟妙惟肖。”每天每夜，都有数以百万的观众被吸引到电影院，这里不断放映着主题相同的影片，利润颇为丰厚。一部电影的制片人登出了这样的广告：“英俊潇洒的男主角、美艳绝伦的爵士宝贝、香槟浴、午夜狂欢、黎明时分的爱抚晚会，一切都在欢闹的高潮中结束，让你难以喘息。”另一部电影的发行方则保证，影片中会有“热吻拥抱、烈焰红唇、欣喜若狂的女儿、满怀激情的母亲……袒露真情、纤毫毕露、令人感动”。尽管广告词里信誓旦旦，可很少有影片能表现这么多情节，但其中的内容用一位16岁的少女的话作为证明，爱丽丝•米勒•米歇尔（Alice MillerMitchell）说道：“电影里男欢女爱的场景太多了，让坐在一起的少男少女想起身离开，去别的地方。我曾经和一个男孩子在电影结束前走了出来，去开车兜风。可我的朋友却始终没动，她得等着和男朋友一起走。”

战后十年的初期，电影制片人遭到了教会狂风暴雨般的批评，曾经在哈定政府担任邮政总局局长的威尔•H.海斯（Will H. Hays）出任全美电影制片和发行人协会主席，对电影的道德观和品位进行审查，海斯承诺一切都会好转。他在洛杉矶商会表示：“电影业对待神圣的宗教、儿童的思想、纯洁的事物和毫无瑕疵的记录，要像优秀的牧师和鼓舞青年的教师那样肩负责任感，给予关怀。”海斯的不懈努力换来了这样的结果：电影像忏悔杂志一样，安排了符合道德伦理的结局，色情场景用虔诚的说教加以修饰，许多精彩的小说和戏剧登上了电影制作的黑名单，因为电影业向来开诚布公，这些书可能经过认真巧妙的改编，会令人对美国小镇的传统性伦理产生质疑。海斯本人算是个天才，设法牵制了教会人士。每当审查制度面临邪恶的威胁，他都会颁布一套新的道德法典，供电影制片人遵守。海斯法典的实际影响也许足以表明，上面这番话来自他独揽大权的时期。电影业表面上对旧法典口头敷衍，私下里肆无忌惮，积极宣传新准则。

战后的幻想破灭，女性的新地位、弗洛伊德理论、汽车、禁酒法案、色情杂志、忏悔杂志和电影，各种各样的影响力都在这场革命中起到了作用。各种因素互相影响发挥作用，而没有一种因素能够单独改变美国的风俗，但各种力量加起来却势不可挡。

三

在这场革命里，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女性服饰和外貌的巨大变化。

《时尚经济学》的作者保罗•H.尼斯托姆（Paul H. Nystrom）教授，借用图表巧妙地体现了战后十年间裙子长度的变化趋势，商界分析师本来是用这类图表计算汽车库存或股票指数的涨跌波动。这份图表的绘制依据，是对《绘图者》杂志的时装图样进行的一系列测量。月复一月，统计学家煞费苦心地计算出裙边离地高度和女性身高的关系，用这些数据连成曲线。这份不同寻常的图表显示：1919年，裙边离地高度平均占女性身高的10%，也就是说，大约为6到7英寸；1920年，这条曲线从10%增加到20%；此后3年，这个比例再次下降到10%，在1923年跌至最保点；不过到了1924年，这一比例再次上升到15%到20%，1925年超过了20%；此后这条曲线继续稳步上升，直到1927年超过25%，换句话说，此时的裙边已经到了膝盖；这个高度一直保持到了1929年年末。

尼斯托姆教授解释道，这份图表并没有准确反映真实的情况，因为在任何特定的年份和月份里，图表体现的并不是女性身上裙子的平均长度，而是时尚决策者受到服装厂商的影响，期望女性穿着的裙子长度。事实上，从1921年到1924年，裙边的下降幅度微乎其微。巴黎的时装裁缝预计长裙会再度流行，美国的时装设计师和厂商紧随其后，各家商店纷纷采购长裙准备出售，但是女顾客只肯买下短裙。从1923年秋天到1924年春天，服装制造商忙于应付零售商对裙子太长的抱怨。到头来，裙子越来越短。女性想要的正是长及膝盖的裙子。运气不佳的服装商竭尽全力地改变流行时尚，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及膝短裙依然作为标准装束，延续到战后十年的末期。

随着短裙的流行，女性服装的分量、面料和长度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拥有少年般纤细苗条的身材成为了每个女人的愿望，紧身胸衣早被弃置一旁，从1924年到1927年的短短3年里，在克利夫兰联邦储备区的各家百货商店里，紧身胸衣和胸罩的销量下滑了11%。丝袜或尼龙制成的长袜和内衣取代了棉织品，棉花加工商感到苦恼不堪，尼龙制造商却欢天喜地。在1921年，美国各家企业的尼龙产量仅有800万磅，到了1925年竟达到5300万磅。肉色丝袜和短裙一样成为了美国女性的标准装扮。衬裙在美国风情中几乎绝迹，事实上，女式服装正在一层又一层地减少，这种趋势显而易见。1928年的《商业日报》预测说，在未来15年里，女性全套服装（不包括长袜）的面料长度会从19.25码减少到7码。现在看来，全套女式服装会仅剩下上衣（2码）、裙子（2.25码）、马甲或衬衣（0.75码）、内裤（2码），还有1双长袜，所有服饰的材质都是丝绸或尼龙！事实上，这句话有些夸大其词；但是在1926年，根据全国各家百货公司提供的数据，全美纺织品零售协会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女士内衣仅有33%是棉织品，36%是尼龙制品，而31%是丝织品。丝袜不再是家境富裕的标志，全家年收入仅有1638美元的工人妻子对《中心镇》的作者说：“女孩子都不愿意穿着棉袜去高中上学，就算在冬天，我的孩子们也要穿丝光长袜和人造纤维的内衣。”

美国女性不满足于身穿短裙和性感服装，还要追求留短发的自由。你也许会记得，在战后十年的初期，也就是1918年，纽约棕桐花园酒店的经理还把短发看做激进主义的标志，如今短发却在年轻女性中日益流行，主要是考虑到方便的原因。1922年5月份，《美国发型师》杂志预测，当时风行的波波头“可能会一直流行到夏天”。这款发型不仅流行到了那年夏天，而且越来越受欢迎，到了1924年，这份杂志重点推荐了波波头发型，指导用户如何打理这款新发型，同时报道了职业发型师和传统理发师为这个行业里展开的激烈竞争。女式发型师自然反对女顾客去理发店；另一方面，理发师打算推动美国各州的立法机构颁布禁令，除非专业发型师和理发师一样获得执照，否则不准从事理发业务。《美国发型师》杂志高傲地写道：“促使女性去理发店剪头发，并不符合公众的利益，理发店里经常弥漫着自由随意的气氛，也不适合上流社会的美国女性。”不过，所有的美国妇女都坚持留着短发。战后十年的后期，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几乎都是齐耳短发，这种发型在三四十岁的中年妇女十分普遍，在六十岁的老太太中也大有人在；有一段时间，女性不仅留着短发，还剪了像男人一样紧贴头皮的平头。时髦女郎们普遍戴着小巧的钟形帽，包裹着一头短发，于是生产女帽面料也和生产发网、发卡、棉织品、毛织品和紧身胸衣一样，成了萧条低迷的行业。

不过，战后十年却为另一个行业带来了丰厚的新利润。化妆品厂商和美容院老板可没什么好抱怨的。1920年胭脂口红的风行曾让年青一代的父母惊慌失措，眼下已经流行到了偏远的乡村。在1920年，女性还认为涂脂抹粉不合伦理道德，不久便开始轻松自然地修饰容貌，毫不掩饰地浓妆艳抹；大街小巷都开起了美容院，包括做面部美容，给头发涂上发蜡，用紧肤水除去皱纹，收紧松弛的下巴，修眉描眉，让女性焕发青春的光彩；还有一种叫做“整容术”的古怪新奇的外科手术，如今已经开始普遍应用。据弗朗西斯•费舍•杜别克（Frances Fisher Dubuc）称，早在1917年，美容行业仅有两个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到了1927年，这个行业竟然有1.8万家公司和个人缴纳所得税。美容师这个职业便应运而生。

截止到战后十年结束，关于美国女性在化妆品和美容方面的花费，我们不妨看看保罗•尼斯托姆教授的保守估计，他在1930年估算这笔支出创下7.5亿美元的天文数字，其他人的预计则高达20亿美元。1929年，克里斯蒂娜•弗雷德里克（Christine Frederick）用图表列出了另一组同样惊人的数据：一位美国成年女性每年购买的蜜粉重达1磅，使用的胭脂不少于8盒；市场上有2500种品牌的香水和1500种品牌的面霜；如果把美国每年出售的口红首尾相连，竟然能从纽约排到内华达州的雷诺，把这座离婚城市当做目的地还真是合乎逻辑。

只要把一份观点保守的刊物在20年代初期和末期的广告做个比较，就能看出公众对化妆品的态度有所变化。1919年6月，《妇女家庭杂志》里刊登了4则胭脂广告，只有1则提及胭脂的成分，广告词是这样说的：“薄施脂粉，不留痕迹。”当时，在这本杂志的读者圈子里，擦胭脂的女性都希望掩饰化妆的痕迹。（1919年，爽身粉广告通常是这幅画面：温柔亲切的母亲弯下腰，注视着活泼可爱的婴儿。）到了10年之后的1929年6月，这本杂志上的口红广告词写道：“诱入的绯红色泽，数小时不易脱色，令你倍感舒适。”（顺便说一句，细细审视这两本杂志，还有一个鲜明的对比：1919年李施德林漱口水的广告简单明了：“立即使用李施德林漱口水，防止小问题变成大麻烦。”而到了1929年，广告词竟然是以伤感的诗句开头：“春天啊！人人都如沐春风，只有她……”）

时尚界的种种变化，包括短裙、少年的体态、低腰直身长裙，毫无顾忌地使用化妆品，都标志着美国女性的理想形象有所变换（与此同时，也是男性心目中理想女性的形象）。女性充分享受到工作和娱乐的自由，挣脱了束缚她们的枷锁，迄今为止她们都过着无所事事的生活。然而，她们追求的不是摆脱男人和男性欲望的自由，这种自由让早年支持妇女参政的女性头戴硬草帽，身着男式套装，脚穿低跟鞋。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女性希望，不论身在高尔夫球场还是办公室都能吸引男人。娇小玲珑的时髦女郎留着短发，戴着容易打理的小帽子，身着灯笼裤欢度周末，随时随地都穿着长筒丝袜和高跟鞋。战后女性的理想形象既不是丰满成熟，也不是聪明能干，更不是高雅娴静；恰恰相反，当时理想的女性要有纤弱的身段、扁平的胸部，身穿时尚的短裙（穿上短裙看起来就像小姑娘），孩子气的低腰装束，不论有意还是无意，这些迹象都表明，20年代美国女性向往的不仅是青春活力，而是青涩的少女形象。她们希望成为男性轻松随意的伴侣，男人们正好也有同样的想法。她们不想做繁衍后代的丰腴母亲，而是要做不负责任的嬉戏玩伴。她们拥有年轻的特质，但不年幼无知：她们仿效的是冷酷无情的青春，心里考虑的不是浪漫爱情，而是本能冲动；她们的魅力不是靠着巧妙手段得来，而是爽直坦白。实际上，在战后十年间，美国女性会提醒男性：“你感到精疲力竭、幻想破灭，你不需要家庭的关爱，也不需要成熟智慧的陪伴，你只需要纵情欢乐，逢场作戏的刺激，却未能如愿，我会给你带来一切。”她接着喃喃自语：“而我会自由自在。”

四

这场革命的一个标志是，女性在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迅速地接受了香烟。短短几年间，美国数百万女性无论老少，都效仿1920年的时髦女郎抽起烟来。当时的风俗依然不赞成女性在大街小巷和办公室里吸烟，福音派教会主导的美国内陆还保留着旧时的禁忌。无论是酒店餐厅、晚宴舞会还是剧院大厅，到处都有人在暗自抱怨。让我们用广告变化的趋势来判断公众舆论的走向。战后十年的初期，广告商心知肚明，描绘妇女吸烟的场景简直是自找麻烦；但几年后，就有了美貌女子央求男人吐烟圈的广告画；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广告牌上公然出现了手执香烟的摩登女郎，尽管乡间的读者纷纷提出抗议，有些杂志还是刊登了烟草商的宣言：“当今女性可以像她们的丈夫兄弟一样与香烟为伴。”从1918年到1928年的10年间，美国香烟总产量增加了1倍以上。香烟产量的增加，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男性曾经认为吸烟缺乏男子气概，随着雪茄、烟丝和口嚼烟草的产量下降，这种偏见已经烟消云散；另一方面是因为香烟好用方便，会让男性烟民比过去吸雪茄和烟斗时消费更多的烟草。而烟草产量的增长如此之大，如今的女性在餐桌上掉烟灰。吞云吐雾，打破了男人独有的特权，百货公司不得已在女鞋柜台的椅子中间放上了精美的烟灰缸。男女之间的屏障已经不复存在。比如说，正式晚宴后依然有把男女宾客分开的惯例，这套规矩如今毫无用处。主人家照常为男客送上雪茄，却总是无人问津；餐厅里的男士和客厅里的女士吸的香烟正是同一个牌子。

然而，男女一起喝酒这件事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在富裕人家，宴会前提供鸡尾酒几乎已经成为社交惯例。各方人士络绎不绝地涌入帘幕低垂的地下酒吧，随口说出神秘的暗语，女孩子和男人一样站在吧台前面，一只脚跷在铜栏杆上。傍晚时分的鸡尾酒会俨然成了美国社会的新风尚。酒店里举行的舞会，渐渐形成了一种极不光彩的奇特习俗，那就是租用酒店的客房，偷偷摸摸地饮酒作乐；男女宾客慵懒地躺在床上，把杯中掺杂的酒水一饮而尽。随着住宅和公寓越来越小，乡村俱乐部成了小城市、郊区和避暑胜地的社交中心；每到周六晚上，刚在别人家里喝过一轮鸡尾酒的男男女女，驱车赶往名声显赫的俱乐部，参加每周一次的晚宴舞会。桌子上摆满了一瓶瓶伏特加和姜汁汽水，男士们从裤子后面的口袋拿出装着杜松子酒的小酒瓶（杜松子酒曾经遭到调酒师的鄙视和抵制，如今倒成了最受欢迎的酒水），女士们和男人一样开怀畅饮，在纷乱喧嚣中放松自己，几年前她们一想到自己会深受酒精的影响，不禁要打个寒噤。第二天就传出了闲言碎语，说某太太昨晚11点钟从宴会中消失，是因为喝了太多的鸡尾酒，跑到化妆间吐了起来；还有人砸坏了东西要赔偿俱乐部的损失；某夫人本不该喝得这么厉害，她刚灌了3杯鸡尾酒，就在桌子上扔起面包来。舞会上也闹出了不少丑闻，许多已婚男子绊倒服务生给自己取乐，陶醉于幽期密约的小伙子来到高尔夫球场，从第十八洞的草坪上径直开过。

这些事情自然都是特例，许多社区里压根没有发生过。虽说习惯喝酒的人不肯承认这种可能，但禁酒法的确成功降低了全美饮酒的总人数，工业地区喝酒的工人更是显著减少。阅历丰富的大学管理人员多半认为，喝酒的男大学生比禁酒法颁布前少了许多，这一点倒是让有些学生心烦意乱；住校女学生的喝酒行为，起码还算不上棘手的问题。尽管如此，事实上，在制定全美社会行为标准的富裕阶层里，烈酒的流动比以往更加自由，至少可以说，此时人们的不拘礼节，简直是空前绝后。

烈酒的滋润也让男女之间坦诚相见。由于科学怀疑论的传播，尤其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流行，保守派道德家固守的教条日趋式微，以直面性爱事实来完成救赎的信条逐渐占了上风。价值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谦逊稳重、罕言寡语和豪侠英勇都不再时兴；女性既不想当“高贵淑女”，也不指望她们的女儿“天真烂漫”；人们普遍认为，旧式淑女完全是种假象，天真烂漫的姑娘不过是压抑了龌龊的思想，肯定不会有好的归宿。“维多利亚式”和“清教徒”都成了耻辱的代名词：在时髦人士的想象中，维多利亚式的女性都是套着裙撑、内心压抑的老太太，清教徒恪守清规戒律、满腹牢骚，专门教人扫兴。还是变得时尚些好，人人都想赶时髦，显得自己老成世故、聪明伶俐、不拘常规、个性爽直。等你手里拿着鸡尾酒的时候，说起话来就爽快多了。

1927年，玛丽•艾格尼丝•汉密尔顿（Mary Agnes Hamilton）这样写道：“当你侧耳倾听一段现代的对白，会感到不胜惊异：首先，人们使用的词汇如此贫乏；其次，有些词语出现的频率如此之高，按照过去的说法，上等女人是不会说这些话的。”人们迷上了高度的烈酒，也爱上了粗俗的言语。每逢和同伴品尝美味的晚餐，也不免做一番对比，从前说的“精美可口”如今变成了“差劲透了”。纽约舞台上出人意料地说出“该死”、“见鬼”这样的粗话，观众们也不会因感到震惊而放声大笑，因为这些已然成了人们平日闲谈的俗语。从前酒吧间里讲述的趣闻异事，如今在富贵人家的桥牌桌上流传开来。大家既想表现得无动于衷，还想流露出一丝惊讶，因此人们对言论的大胆程度讨论了好一阵子，正如汉密尔顿夫人写的那样，上流社会的谈话就像是猩红华美的厅堂，矫揉造作、纷扰喧闹、令人厌烦。

随着人们开始畅所欲言，书籍和戏剧也越发坦率直白。比如说，看看战后十年纽约推出的几部名剧的主题：《光荣何价》讲述了海军士兵的儿女情长，他们的谈话夹杂着俚语，这在舞台上还是头一遭；《罗马之路》颇有几分滑稽，剧中的罗马女子希望和迦太基人一起远走高飞；《奇妙的插曲》描写了妻子发现丈夫的家族患有精神病，却想给他生个孩子，于是决定和英俊潇洒的年轻医生偷偷产下孩子，不料自己竟然爱上了这位医生；《奇耻大辱》中，青春美丽的女主角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令人惊讶地和歌剧演员有了一夜情；《迷惑》这部戏让数以千计的无辜观众了解到，世上居然还有同性恋这种现象。在战后十年以前，即使纽约城里也不能接受这样的剧目；可到了20年代，这些剧目不仅大受欢迎，还得到了聪明观众的真诚赞赏。下面这个故事，足以说明这些戏剧对观众产生的影响——有位安详稳重的老太太，看了两次《光荣何价》后，竟然这样呵斥自己的孙子：“该死的！乔尼，快坐下！”

战后十年出版的小说也是这样；无论是《尤尔根》、《暗笑》、迈克尔•阿伦的小说，还是《美国悲剧》、《太阳照常升起》、《孤独之井》和《针锋相对》，这些小说对于男女之情的处理，不是坦率开放，就是玩世不恭，要么毫无道德伦理可言，这对英语国家来说非常新奇。

清教徒道德准则的捍卫者竭力阻挡这股浪潮，但已无力控制局面。他们查禁了《尤尔根》，反而让这本小说成了畅销书，作者从此名声大噪。他们把玛丽•威尔•丹尼特（Mary Ware Dennett）推上法庭，因为她向孩子们分发解释两性奥秘的小册子，不料她获得了思想自由的法官的支持，得到了明智的公众舆论的认可。在波士顿，他们获得了顽固不化的清教主义和罗马天主教会的双重支持，查禁了批发的书籍，禁止舞台上演出《奇妙的插曲》，宣布出售《查泰莱夫人的情人》的书商有罪，不曾想遭到了全国知识分子的嘲笑，到头来被迫准许这些10年前本可以下令禁止的书籍出版。尽管他们使出了浑身解数，美国人依然迫切需要一种新读物。

早在战后十年的初期，有位声名显赫的评论家写了篇文章，认为生孩子的过程对很多妇女来说并不光彩。她把这篇文章交给一本优秀杂志的编辑过目，结果两人都认为不该出版：这个主题会让许多读者心生反感，这篇文章会把他们吓得惊慌失措。仅仅几年以后，到了1927年，这位编辑想起了这份手稿，于是询问能否再看一看。他看过之后百思不得其解，当时为什么没有刊登这篇稿子。文章的率直风格如今看来十分自然、恰如其分。这篇文章如期出版了，却没有引起很大的轰动。

倘若在1918年，知名杂志的编辑审阅来稿时，看到有个流氓冲着另一个家伙说：“看在上帝的分上，乔，赶紧踩油门，那几个狗娘养的杂种把埃迪干掉了。”他会当即抽出蓝色铅笔，把对话改成这样：“看在迈克的分上，乔，赶紧踩油门，那几个坏蛋杀了埃迪。”到了1929年，最富盛名的杂志看到小说里有这种句子，也会不加改动地登出来。有些读者会提出抗议，但是人数寥寥无几。时过境迁，即使是发行量很大的畅销期刊，在乡间卫理公会的大本营拥有大批信徒，文章标准的变化也非常显著。20世纪20年代末，有位短篇小说家这样说道：“当我构思出无伤大雅的精彩小说，只想挣点钱，就寄给《星期六晚邮报》和《画报》，当我写出深刻真实的故事，就寄给《哈泼斯》和《斯克里布纳》杂志。如今我发现，也可以把真实的故事卖给流行杂志。”

五

随着礼仪的变化，道德观念的变化也在所难免。孩子们小小年纪就对男女之情了如指掌，通过下面事例可见一斑：《中心镇》的作者询问了241位高中男生和315位女生，要求根据他们自己的看法来判断正确或错误，面对“9/10的高中学生都参加过爱抚晚会”这句话，几乎有一半学生认为正确。这些年轻人究竟有过多少亲热举动，当然不得而知，但是林赛法官讲了几个骇人听闻的故事：有些姑娘的小手提包里随身带着安全套；有位叫做凯瑟琳的女孩告诉法官，她认识的58个姑娘有过1次以上的性经验，结果没有一个怀孕的，这恰好印证了很多小城市里的流言蜚语。在那10年里，卖淫行为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尚不清楚；但可以肯定一点，烟花女子头一次面对大量良家妇女的竞争。

至于已婚夫妻的婚外情数量，并没有可靠的数据，而男女间的感情是否和谐，是统计学家也算不出来的。不过，离婚率却在稳步增长：在1910年，每100对夫妻中有8.8对离婚；1920年为13.4对；到了1928年增加到16.5对，几乎每3对夫妻里便有1对离婚。离婚所带来的羞耻感也相应减少。在城市社区，离婚男女已经被社会所接纳，这一点毫无疑问；事实上，人们谈到离婚人士时，常常带着一丝异乎寻常的神气，认为他们行为大胆，终于如愿以偿。有个纽约女孩说道，她决定嫁给亨利，虽说自己并不喜欢他，即使两人相处不好，她也能离婚，“就算做个离婚女人也比当老处女要有趣得多”。战后十年间，可能很多年轻姑娘都会这么想。

在战后十年的前几年，爱抚晚会还只是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男女的集会，不久也出现在中年男女之间：在酒店客房里举行的舞会上，人们觥筹交错，在乡村俱乐部的周六晚宴上，乐手放下了手中的萨克斯，风流倜傥的男子和已有子女的少妇此时开始品味原始的冲动。有人开始听说，聪明伶俐、出身良好的女孩子早在婚前就和男伴一起欢度周末，对她们未来的丈夫也直言不讳，而且获得了谅解，对方还表示没什么好原谅的；这些男人觉得，有点经验对女孩子来说也不错。数百万人都接受了早年一位纨络子弟的说法，他认为，所谓道德的最佳状态“不过是一套标准，把标准降低即可”。

当然，我们很容易把各种情况拿来做一番对比，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依然有许多男女的行为举止，和基督教青年会领袖希望的一模一样。有两位在报纸专栏上帮人解决感情纠纷的女士证实，从堆积如山的读者信件来看，美国年轻人感到最困扰的问题，并不是向男朋友吐露私生子的隐情，而是下面这些问题：假如男朋友不请自来，在门廊前邀请他看电影是否得体；聚会上的蛋糕能不能用刀切开。在美国内陆，人们对男欢女爱依然有不少传统的感想，就像妇女联合会口号说的那样，“男性是上帝栽下的树，女性是树上开放的花”。有人挖空心思地用法律来阻止道德观念变化的潮流，1925年，阿肯色州诺菲尔特通过了一道法令，其中内容如下：

第一条从今以后在上文提及的城市范围内的任何地方，任何男女，无论男性或女性，发生性行为都认定有罪，属于非法行为。

第二条本条例的第一条不适用于已婚男女之间，以及夫妻双方，除非出现了极不合适和淫荡下流的举动。

尽管如此，两性关系和家庭婚姻的伦理，却清楚而迅速地偏离了美国往日的道德准则，这个国家出现了全新的理念：人们觉得贞操和忠诚的美德过于崇高，赞同伯兰特•罗素（Bertrand Russell）夫人提倡的“男女共同分享权利，自由体会性经历”的观点，无论是未婚女孩，还是已婚夫妻，都没必要拒绝这种权利。这种看法四处蔓延，获得了公众的认可，1927年林赛法官提议，在合法的基础上建立“伙伴式的婚姻”。他希望把节制生育合法化（尽管节育行为依然非法，但是除了愚昧无知的阶层，当时许多夫妻都普遍施行节育，对此深信不疑），倘若两个人没有孩子，经过夫妻双方的协商，可以随时离婚，结束这段合法婚姻。他的提议让公众大为惊愕，招致了普遍的严厉谴责；但是这件事引起的激烈争论表明，往日的道德准则已经遭到动摇。这场道德伦理的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六

然而，在这个革命的时代并不容易生存下去。打破旧的规则容易，树立新的准则却很困难，与此同时，人们注定要多少经历一些痛苦和磨难。他们还记得从小受的教诲：女性吸烟喝酒不合伦理道德，在餐桌上讨论风流韵事简直是不知羞耻，女孩子默许男人厚颜无耻地献殷勤更是不可想象。小时候受的训诫不可能在短短的一刹那间忘掉。让人们的脑筋转过来，花的时间总比白水煮蛋要长得多。有些倡导新自由的人，以为人们的思维习惯会在一夜间改变，倘若你让情爱秘密暴露在光天化日下，人们就能随心所欲，社会就能进人原始单纯的状态，像南太平洋偏远小岛上的居民一样淳朴。可这是万万做不到的。等你把情爱秘密公之于众，规矩人家的儿女头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把你上下打量一番，除了对你崇拜得五体投地，其他什么事都顾不上。如果你让每个人都随心所欲，他兴许会到处惹麻烦招人嫌。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发现，惹是生非终究不是保持幸福的秘诀。而这正是战后十年间人们打破旧规则的情形。

这场革命最为显著的结果是，人们普遍沉迷于情爱之中。留神倾听那些规矩人家儿女的谈话，你也许还记得，有位父亲说他的女儿常常谈天说地，事实上，她对其他的事情闭口不谈。当时公众对各种问题的态度都流露出这种倾向：举个简单的例子，在这个时期，人们反对女子学院的理由非常时髦，既无关课程的设置，也不关乎女毕业生的学术前途，而是和女同学一起上四年大学，可能会影响女性的性生活。美国公众的阅读品位也表露无疑：且不说色情杂志和通俗小报，以及报纸上每天用整版刊登布朗宁老爹和桃子夫人这样鲜活生动的绯闻，单就一点而言，在战后知识分子中获得高度评价的小说家，几乎都和审查机构意见相左，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甚至有段时间很难满足获奖标准的要求，因为评选获奖小说的标准是“表现美国生活的健康氛围，体现美国教养和人性的崇高标准”，最终评审委员会不得已修改了其中用词，把“健康”换成了“整体”，删去了“崇高标准”这样的字眼。那些精彩绝伦的小说，几乎不能在体现“健康氛围”的同时，还有所保留地做一番解释，自认为思想摩登的读者压根不要看这种书。合乎他们心意的是英国作家奥尔德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笔下放荡荒淫的红男绿女，迈克尔•阿伦描写的堕落轻浮的荒唐经历，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书中那位水性杨花、酒气熏天的女主角布莱特•阿什利，安妮塔•鲁斯（Anita Loos）写的那一幕两位情妇和绅士男友上演的喜剧，以及拉德克里夫•霍尔（Radclyffe Hall）构思的同性恋故事。几年前还在拥护激进主义的经济原则和政治教条的青年男女，如今又来支持全新的道德观，这种话题无所不在，在人们的心里不断盘旋。性成了世人瞩目的焦点，规矩人家的孩子也没办法移开自己的视线。

这场革命的另一个结果是，人们的教养不仅与过去截然不同，在今后几年也毫无礼貌可言。战后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并不是偶然的巧合，甚至在小型宴会上，女主人也会发现，不必费心告诉来宾们宴会开始和结束的时间；舞会上的不速之客已经得到公众的认可；数以千计的男女都宣称，赴宴的时候千万别早半个小时到，免得让人家以为自己足不出户、不会享乐；去乡间别墅参加宴会的时髦女郎和公子哥儿，随手就把点燃的香烟搪在桃花心木桌子上，漫不经心地把烟灰散在地毯上，把门廊脚垫扔到小船上，任凭雨打风吹，到头来连一句道歉的话都不说；按照老话说，有些人出身优越，自以为文雅守礼，不料几杯鸡尾酒下肚，就吵吵嚷嚷，把一场晚宴闹得乌烟瘴气，根本没有意识到这般寻常的纷乱喧嚣，不见得标志着回归希腊式的美好生活。也许有一天，战后的这十年会被人恰如其分地叫做“缺乏教养的十年”。

人们把道德准则丢到船外，拿别的东西来顶替，想要毫无困惑和痛苦也并不容易。有人宣称，已婚夫妻应该按照自己的喜好，自由寻找新奇冒险的性经历，婚姻和这种随心所欲的行为毫无关系；有些男女从小就怀有浪漫婚姻的理想，等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容忍不忠行为的时候，就是另一回事了。林赛法官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有个女人打定主意让丈夫去爱他喜欢的人，她会表现得很开明，不会为此看不起他。但是等她见到自己的情敌，竟然觉得恶心透顶。她恍然明白，自己的无动于衷不过是表面现象。在这场道德革命里，很多人都和她有同样的感受。在冷冰冰的离婚率数据背后有很多实例，夫妻双方都在体会这种新自由，却猛然发现其中暗藏着危险，随时会破坏彼此的信任和尊重，如果没有相互信任和尊重，即使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两人的婚姻也完全不能维持下去。

随着幻想破灭，新的道德准则应运而生，尽管新道德的支持者虚张声势，对进入一个新时代议论纷纷，但幻想破灭仍挥之不去。如果说这10年缺乏教养，人们过得也并不幸福。往日让生活丰富充实、富有意义的那套价值观已经消逝，建立另一套价值观取而代之并不容易。如果道德沦丧，该拿什么来替代呢？有些新时代的先知认为是“荣誉”：“你做什么都无关紧要，只要你诚实面对。”这种勇敢的理想并不能让人完全满意；这个词模棱两可，过于严肃，难以实现。如果浪漫的爱情不复存在，该拿什么来替代呢？难道是性吗？约瑟夫•伍德•克鲁奇（Joseph Wood Krutch）解释道：“如果爱情不再是罪过，那它也不再是至高无上的特权。”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道德序论》里引用了克鲁奇的话，接着补充道：“倘若你从一开始就相信，爱情只是片刻的欢欣，当爱情给你带来短暂的欢乐时，你还会感到诧异吗？”单纯对性的追求不过是空虚徒劳，不幸的是，小说《太阳照常升起》中的布莱特•阿什利夫人和她的朋友注定要落得空虚枉然的下场。

当然，在战后十年里，像布莱特•阿什利那样的美国人并不多。但有数百万的美国人同样感到幻想破灭，因而痛苦悲伤。他们不能承受没有价值观的生活，他们曾经形成的价值观已经遭到破坏。一切都看来毫无意义，微不足道。至少人们能开怀畅饮，从感情宣泄中获得乐趣，把这个摇摇欲坠的世界忘到脑后。随着萨克斯奏出轻柔的旋律，杜松子酒瓶在人们手里传来传去，跳舞的人半眯着眼睛，一圈又一圈地旋转，外面的世界如此残酷疯狂，却在这个不眠夜里被抛到了九霄云外。

建立新的准则尚需时日。等到战后十年快结束的时候，才显露出一些迹象，革命者再次学会如何舒适自在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摆脱了对性爱的沉迷，从感情上适应习惯和标准的改变，在这个新时代里，从容不迫地过着更加自由坦率的生活，发现在旧日教条的废墟里，也别有一番持久的人生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