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恢复常态

一

1918年11月11日清晨，伍德罗•威尔逊总统（Woodrow Wilson）用铅笔在一张白宫专用的普通信纸上，写下了这则致美国人民的宣言：

我的同胞们：

        停战协议已于今天早晨签订。美国终于实现了为之奋战的一切。现在我们有幸肩负责任，要用以身作则、冷静友好的忠告和物资援助，在全世界建立正义的民主制度。

没什么比这份文件更能体现威尔逊的风格，短短三句话就道出了他的特质：既是清教徒书匠，在充满激情的时代里保持清醒，平心静气地安排一天的课程；又是道德理想主义者，专注于实现双方和解的和平，而不是互相仇恨的和平；还是五段的民主先知，他不曾想到，终其一生信奉的民主制度并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与此同时，这种精神也出现在另一位战时总统的宣言中，这就是林肯总统撰写的文件。如果身处白宫的威尔逊总统在写下宣言时想到亚伯拉罕•林肯，毫无疑问他的确想到了这一点，也许他忽略了其中的某些东西。随着和平的到来，理想主义的忠告有时并不奏效。林肯总统没有活着看到战后十年“冷静友好忠告”的政策带来什么结果，他在胜利到来的时刻已经离开了人世。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可没有这么幸运。

二

11月11日那天多么不寻常啊！还没到凌晨3点，美国国务院就向睡眼蒙胧的记者们宣布了签署停战协定的消息。4天前，有一则失实报道称敌对状态已经终结，让全美国感到欣喜若狂。人们从办公室和商店中蜂拥而出，走在大街小巷上欢呼高唱，钟声浩荡、喇叭齐鸣，大家彼此甩开帽子，身着军服的士兵欢呼雀跃、身披美国国旗，新闻布告栏前挤得水泄不通，这一天变成了狂欢喧闹的节日；纽约的第五大道已经禁止通行，挤满了四面八方涌来的男女老少，纽约市的窗口飘下了155吨白色纸条和碎纸片。这种热情激昂的场面似乎不会重演，但这场景确实重现眼前。

11日凌晨4：30，美国的十几座城市纷纷响起了汽笛声、警报声和钟声，吵醒了睡梦中的市民，报童沿着黑漆漆的街道高声呼喊。人们起初对这则报道满心怀疑；他们已经被骗过一次，不肯再上当。在华盛顿的一条大街上，政府官员宅邸的窗下，有个报童一字一顿地大声嚷道：“战争结束了！官方已经证实了这条消息！”他不像平常的报童那样含糊其辞，因为他知道，清楚明确的消息才能打消人们的疑虑。这句话让人们感到无比轻松。一个充满和平与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这个时代已经到来。

消息立即传遍了整个美国。在一座座城市中，刚到上午10点，办公室已经人去楼空，商店门外贴着“庆祝德国皇帝灭亡而停业”的告示。人们像四天前一样在大街小巷到处游行，美丽的姑娘随意亲吻过路的士兵，汽车在人群中缓慢行驶，有意熄火来给喇叭轰鸣、笑乐喧哗的声音增添一份喧嚣。巴纳德学院的800位女生在纽约市的晨边高地上蜿蜒起舞；时代广场曾为战时运动搭起了一座名叫“自由厅”的建筑，这天一大早，就有个姑娘登上了自由厅的平台，在肃静无声的人们面前高唱《荣耀颂》。

然而，似乎是为了讽刺威尔逊总统声明中倡导的“冷静友好的忠告”，庆祝活动与此形成了鲜明对比，人们流露的情绪不是虔诚的感恩，而是胜利后的仇恨。民众焚烧了德国皇帝的肖像。在纽约，有人用消防水龙头冲刷华尔街上德国皇帝模样的假人；第五大道上，人们一边扛着肥皂箱改成的棺材来回奔走，一边高呼，德国皇帝已经“粉身碎骨”躺在棺材里；在百老汇和第七十街的路口，有个男孩在人行道上一张一张地画着德国皇帝的画像，分发给路人来践踏取乐。

这个和平的新时代到来了。

引用拜伦的话说，百万民众不可能在一夜之间摆脱战争。此时仍有350多万美国人在军队服役，驻扎欧洲的军人就超过了200万，身着军服的身影随处可见。即使在11月11日的喧闹欢呼结束以后，美国远征军依然身处战壕，准备小心谨慎地长途跋涉，向德国进军；普通民众依然省下白糖和煤炭，吃着难以下咽的黑面包；直到10天之后，燃料管理局才撤销了亮灯禁令，百老汇大街这样曾经灯火昏暗的道路，如今重现光明；铁路依然由政府运营，人们要在铁路管理局统一的售票厅买票；流行性感冒让成千上万人心惊胆寒，纷纷在脸上蒙上白口罩，此次流感爆发夺走了很多美国人的生命，死亡人数甚至多于对德国作战的伤亡记录，如今这场流感正在消退；报纸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报道：欧洲军队、德国革命、威尔逊总统的和平准备、联合战争运动，除此以外几乎没有任何消息；日复一日、凋复一周、月复一月，报纸上的伤亡名单日益增加，从缅因州到俄勒冈州，男女老少每天都在寻找亲友的名字，心中满怀忧虑。

正常情况下，11月份本应掀起橄榄球赛季的高潮，可如今的大学橄榄球队几乎都是学生军训团的队员拼凑而成，到处参加义赛来超额筹集战争基金。为了提高人们捐赠的意识，哈佛大学足球教练查理•布里克利（Charlie Brickley）凌空抽射，皮球越过了华尔街上空，落到了纽约证交所阳台上耶鲁大学的杰克•盖茨（Jack Gates）怀里。不仅是报纸的新闻专栏，连广告都流露出浓厚的战时情绪。报纸上既有《有权憎恨德国鬼子》的社论，也有建议严厉惩处德国皇帝的读者来信，信中表示应该把他当做“不受欢迎的外国人”，从一个国家驱赶到另一个国家。读者会在这些文章的旁边发现联合战争基金的巨幅广告，敦促他捐款、捐款、再捐款！翻开下一页，在《为美国重建世界而准备》的大字标题下，读者又会看到一波爱国主义的浪潮：“如今自由已经获胜，正义的力量开始重建人类的道德理念，世界面临同样艰巨的物质任务。”等读者费力地读完更多语调铿锵、辞藻华丽的语句后，才恍然发现，原来这项“物质任务”要用布兰科公司的铁窗才能完成。

当然，军人复员的过程正在进行，士兵们成群结队地离开军营、返回家乡，审查制度已经废除，千家万户的灯光重新点亮，妇女们毫无忧虑地购买白糖；即使这种光辉灿烂的和平时代已然成为现实，而不是梦想，这个国家依然让人们的思想停留在战争时期。此前的19个月里，人们学会了打倒自己痛恨的东西，绝不争论、毫不犹豫，直接发动攻击。德国已经遭到痛击，但看来好像出现了另一个威胁。布尔什维克主义正从俄国蔓延到欧洲，也可能会蔓延到美国。他们对布尔什维克主义发动了攻击，这正是他们想象的目标。停战协定签署一周后，纽约市市长海兰宣布禁止在街道上悬挂红色旗帜，并命令警察“驱散所有的非法集会”。几天后，社会主义者在麦迪逊广场花园举行群众集会时，500名士兵和水手从四面八方的街道涌来，企图破门而出。当局总共动用了22名骑警才驱散了集会人群，恢复了街道的秩序。次日晚间，靠近市中心的棕桐花园酒店门前又发生了一起骚乱，当时国际妇女联合会正在这里举行一个同情俄国革命的集会。士兵和水手再次成为罪魁祸首，他们包围了第五大道的一个街区，吵吵嚷嚷地打算冲进棕桐花园酒店，这场混乱中有6个人被打成重伤。其中有个受害者是名保守派股票经纪人，当时他正和一位女士在列克星敦大道上散步，恰好看到乱嚷乱叫的人群，他就向别人打听这场骚动是怎么回事。有个水手喊了一嗓子：“嘿，伙计们，这儿还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党呢！”立刻就有十几个人向他扑过去，扯掉他的领带，把他打得几乎不省人事。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战后暴乱的漫长时期即将开始。

在战争时期，这个国家已经养成了立刻行动的习惯，绝不会马上忘掉。社会环境和可行方法发生了改变，但是仅此而已。雇主们充满怨恨地关注着工人不断提高的工资水平，而政府不希望工人阶层引起骚动，在政府的鼓励下，雇主们觉得他们的机会来了。德国人被打败了，接着就该好好教训一下工人们。无论如何，煽动工人闹事的肯定是一帮布尔什维克，现在是让生意人有机会获得丰厚利润的时候了。与此同时，工人们面临着日渐上升的生活成本，意识到为增加工资而罢工不再是不爱国的行为，他们决定回过头来教训衣着华丽、牟取暴利的雇主。结果出现了一系列充满仇恨的罢工和停工事件。

至于饮酒问题，政府也立即采取了行动。在战争期间，酒精一直都是国家战斗力的显著威胁。大部分地方都曾根据各州法律和当地法规禁止饮酒，眼下国家决定彻底关闭酒吧。战时的心理状态占了上风，任何半途而废的措施都不管用。战时禁酒法已经写进法律，将于1919年7月1日生效。这样做还远远不够。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明确表示禁酒法长期有效，已于1917年年底在美国国会通过，战争结束前许多州已经批准了该法案。1919年1月，随着各州立法会议的召开，批准法案运动正以惊人的速度前进。据《纽约论坛报》报道，这种局面“犹如一艘帆船在风平浪静的海上飞速前进，靠着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来推动。”《纽约时报》的社论则宣称：“禁酒法似乎成了时尚，就像饮酒曾经流行一样”。截止到1月16日，在停战协定签署9周后，立法所需的36个州批准了宪法修正案。几天后，纽约州也加入了这一行列。和赤色分子一样，威士忌和酒环也遭到了恶毒的攻击。当然，人们也抱有疑虑：有人指出，300万军人可能不赞成这种新安排；但是举国上下没有三思而行的心情。禁酒法在“毫不妥协”的战争精神中乘风破浪地前进。

尽管停战后人们在战时养成的急性子依然存在，但和平的到来还是给一个方面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战争期间，这个国家兴致勃勃地忙着自己的事业。陆军军士长叫嚷道，只有死去的德国鬼子才是好鬼子，为民主而促进世界和平这种话都是胡扯；言简意赅的演说家尖起嗓子说，应该把德国皇帝下油锅；事实却是，数百万美国人坚信，他们是为了神圣的事业而战，为了受压迫国家的权利而战，为了一切战争永远结束而战，为了华盛顿那位教书匠的慷慨陈词而战。在时代广场吟唱《荣耀颂》的那个女孩和焚烧德国皇帝的肖像一样，代表着美国人民的真挚感情。然而，在停战协定签署的那一刻，情况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

如今有些一直都不喜欢威尔逊总统的人纷纷倾吐心声，认为威尔逊置身于战争之外的时间太长，他的血管里流的不是热血，而是牛奶掺水，至于他对待罗斯福（Roosevelt）和伍德（Wood）的行径，永远都不能原谅，他内心深处是个危险的极端分子，对资本主义制度是个威胁，他不应该解散议会重新选出民主党控制的国会，他亲赴巴黎参加和平会议是自大狂妄的标志。还有一些人，他们要么厌倦了为法国喝彩叫好，要么对英国人以及英国人对爱尔兰的态度有自己的想法，要么听腻了“我们的神圣同盟”这种说法，要么认为美国参战是为了挽救自己的命运，觉得威尔逊那套为民主而促进世界和平的说法是危言耸听、胡说八道。人们开始畅所欲言。眼下，有人可以泰然自若地说：“我们已经打垮了德国人，还要打垮这些该死的布尔什维克，到了该驱逐威尔逊和他那帮和平主义者的时候了。”和平时代的最初几周悄然过去，人们开始怀疑，美国是否像威尔逊所说的那样，准备“在全世界建立正义的民主制度”。

三

威尔逊总统的心灵也受到了战争的塑造。自1917年4月以来，他的意志就变得不可抗拒。在美国，公开反对威尔逊领导的意见实际上遭到了扼杀：谁和总统意见不同就等于不爱国。他的宣言和演说，为民众对美国战争目标和最终和平条款的想法奠定了基调。在欧洲，他的慷慨陈词非常有效，政治家们不得不听从他的指令，按照他的条件签署停战协定。在全世界，有千百万人把他的讲话当做救世主的神谕。如今，他设想在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基础上建立世界新秩序，看来他不免要亲自前往巴黎，发挥仁慈的强大力量，把这种构想变成现实。他完全沉浸在绚烂绮丽的梦想中。像参议员洛奇那样的批评家和国务卿兰辛这样的辅佐者也许都会反对，他应该把谈判事宜留给下属去交涉，先和德国建立和平关系，再讨论国际联盟的建立，目的是让局势动荡的世界立刻回归平衡。但他既然在战争期间能让批评者哑口无言，难道眼下不能让他们一言不发吗？12月4日，距离停战还不到1个月，总统乘坐“乔治•华盛顿”号轮船离开纽约。码头上的人群欢呼喝彩，港口的船只拉响汽笛，礼炮齐鸣向总统致敬。随着轮船向东驶去，站在“乔治•华盛顿”号舰桥上的伍德罗•威尔逊他肯定觉得自己得到了命运之神的垂青。

接下来几周发生的事情证实了他这种良好的感觉。威尔逊对法国、英格兰和意大利的访问都取得了难以置信的成功。在英国本土，从来没有民众这样热烈地欢迎一位外国来宾。当他经过伦敦街道时，热闹的场面只有加冕典礼才比得上。在意大利，大街小巷都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都来向他致敬。在法国，威廉•伯利梭这样写道：“从未有人接受过这样的欢呼喝彩。听到巴黎街头呼声震天，我一生都无法忘怀。我在这里看到过福煦（Foch）元帅、总理克里孟梭（Clemenceau）、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Lloyd George），看到过将军凯旋、士兵归国、旗帜飘扬，当威尔逊坐在马车中经过时，我看到了超凡入圣的东西。”当伍德罗•威尔逊见到喧闹的人群，听到热切的欢呼，他怎么会去怀疑自己不可战胜？巴黎和会召开时，只要他开口讲话，大家就悉心静听，维护旧秩序的外交官怎么能抵挡他的威力？命运之神垂青于他，全世界都同他站在一起，闪烁着希望光明的未来就在前方。

不过，命运之神恰巧还有别的安排。在欧洲和美国，理想主义的浪潮正在消退。长久以来，劳埃德•乔治都是民众舆论的晴雨表，他正在“绞死德国皇帝”的基础上争取重新选举。民众可能为威尔逊和正义公平呐喊，却投票给劳埃德•乔治和报仇雪恨。如今，德国人已经被打败，一群心怀嫉妒的欧洲政客暗自盘算，为了国家的终结和自己的荣耀，能从巴黎和会上获得什么好处。他们希望把战利品带回家中。他们听到了民众对威尔逊的赞扬，但他们也知道民众变幻无常，还会为占领吞并和惩罚赔款喝彩叫好。他们来到巴黎决心缔造和平，把战利品掠夺回国。

与此同时，在华盛顿的参议院里，反对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和十四点原则的意见却越来越多。早在1918年12月21日，参议院的共和党精神领袖亨利•卡伯特•洛奇（Henry Cabot Lodge）宣布，参议院在缔结条约方面和总统享有同等的权力，应该在谈判之前让公众了解政府的决定。他表示，即使不提出国际联盟的问题，在巴黎和会上也有很多事要做。他阐述了自己对缔造和平的想法，和威尔逊总统的观点截然不同。洛奇和他的同事们希望让德国解除武装，承担巨额的赔款，如果可能的话，瓜分德国的势力范围。他们准备在领土方面对盟国做出巨大让步。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被列入和平解决方案中，这会使美国承担进一步介入欧洲事务的责任。他们准备仔细审视巴黎和会提出的有关国际联盟的任何计划，如果涉及“纠缠不清的联盟”就设法抵制。这样一来，欧洲外交官的敌对，加上美国国内参议院和公众舆论的反对，威尔逊遭到了两面夹攻。他没有意识到反对意见对他造成的威胁，然而这些意见迅速散布开来。

倘若威尔逊有所察觉，事态的发展正逐渐变得对他不利。全世界的人性开始显现出崭新的一面，历史上每一场战争结束时都会如此。团结的愿望消失殆尽，分裂的局面取而代之；理想主义的冲动一去不返，现实主义的潮流后来居上。

命运之神不但通过旧世界的外交官和新世界的爱国议员影响局势，还通过伍德罗•威尔逊本人思想和性格特有的局限性发挥威力。专心致志、不屈不挠的个性帮助威尔逊成了伟大的先知，也迫使他在巴黎和会上把负责谈判的重任压在自己肩头，让他无法承受。这使他无法确切告知自己的同僚，他在十人会议和四人会议上的作为，也使他了解不到他们的建议和反对意见。这让他无法赢得驻巴黎美国记者的信任，也无法赢得国内宝贵的支持。这让他自己单枪匹马行事。他的智慧清晰可见，却没有用言语表达。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曾经写道，威尔逊“习惯于从书籍、文件和书信等文字中获取信息，而不是从人们口中得知消息，所以低估了与人交往的价值”o他在书面谈判中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手，但在小型会议的口头交流上处于下风。当克里孟梭、劳埃德•乔治和意大利总理奥兰多（Orlando）请他加入四人会议闭门谈判时，他们已经把缔结条约操纵成了四人联手的牌局。超人可以远赴巴黎、胜利归国，但伍德罗•威尔逊却失去了往日的威风，并没有大获全胜。

关于总统在巴黎为理想而斗争那漫长痛苦的经历，我无须多言。只说一句就够了，他做了顽强不屈、机智勇敢的斗争，接着令人称赞地修订了条约的内容。欧洲外交官们希望先解决领土和军事问题，再讨论国际联盟的事宜，但威尔逊迫使他们把国际联盟放在首要位置。身为起草《国际联盟盟约》的委员会主席，威尔逊拟定了初步草案，如他所料，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主要是塔夫脱（Taft）、鲁特（Root）和洛奇等人。在巴黎，与会代表一致同意吞并大片的德国领土及所有殖民地，甚至连英国自治领都通过各自的总督大胆提出吞并领土，彼此支持对殖民地的主权要求；不过他仍然成功说服会议接受了委任统治权原则。威尔逊威胁要退出巴黎和会，逼迫克里孟梭修改了对德国领土的要求；他敢于呼吁公众唤醒世界的良知，迫使意大利放弃了自己想要的土地。威尔逊一次又一次挺身而出，他孤身一人阻止战胜国对领土的瓜分，毫不顾及战胜国民众的愿望。如果留心巴黎和会的每日报道，人们就会发现，倘若威尔逊没有尽力周旋，签订对各方代表都公平的条约，会议的解决方案会对未来世界和平造成更大的威胁。终于，会议结果达成了妥协。这份条约在很多方面都沿袭了战时秘密条约的规定，威尔逊设法把《国际联盟盟约》牢牢嵌入其中；但这份条约过于苛刻，承担了太多的军事义务，而美国人已经厌倦了战争，准备彻底摆脱欧洲事务。

启程远赴法国六个多月后，威尔逊总统在1919年6月月末带着条约返回美国，他必定十分清楚《凡尔赛条约》令人厌恶的种种缺陷。他肯定意识到，不论他如何努力，坐在巴黎和会谈判桌前的代表都摇摆不定，他们心中充满了恐惧、仇恨、贪婪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而不是他所宣扬的高尚动机。任何一个耳聪目明、通晓事理的人都能察觉到，世间的梦想在慢慢破灭，华盛顿参议院对《凡尔赛条约》的反对意见日益增多。而威尔逊能做些什么？

事实上，难道他能在回国后对参议院和美国人民说“这个条约在某些方面糟糕透顶。我本来不该接受山东条款，也不该接受意大利边境条款，我没有确定德国赔款的数目，不该把大片的德国领土割让给法国，凡此种种我都是迫不得已，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这是我们能得到的最好结果，我相信国际联盟会对其他事情做出弥补”？他当然不能，各项条款的制定是他亲力亲为，他既然签署了条约，就该为此辩护。难道他能坦然承认，在巴黎和会的谈判中，代表们并没有体现出他此前宣称的无私精神？这样说无异于承认他的失败，丧失他的威信。他在巴黎和会召开前断言解决方案将公正无私，在巴黎和会上坚称会议过程充满正义，又怎么能在会后宣称结果毫不公正呢？事态的发展让他陷入窘境，要摆脱困境看来只有一个办法。他必须在回国后发誓说：巴黎和会是一次友好的聚会，每一项重大决定都是以十四点原则为基础，而克里孟梭、奥兰多、劳埃德•乔治等人迸发出对人类的热爱之情；要拯救全世界，人们就得完全接受条约，把它当做田园牧歌般世界新秩序的宪章来看待。

他的确这么做了，而他关于条约的说法并非事实；他心里肯定清楚，起码有时候明白，这些都不是真话。从这个角度来看，威尔逊的故事绝对是个悲剧。他掉进了每个理想主义者自己挖好的陷阱。由于在现实中无法体现自己的理想，他就歪曲事实真相。他向自己和别人描绘的世界，并非现实面目，而是他希望的景象。乐观主义者就这样变得多愁善感。他回国后向美国人民讲述了巴黎和会的经过，描绘了一段美好动人的传奇，唯有高尚人士和真实的奋斗，却不见为人类造福的自私考虑。他宣称，如果美国不签署巴黎和会的条约来造福人类，全世界都会万分伤心。可到头来唯一伤心痛苦的，却是他自己。

四

亨利•卡伯特•洛奇不仅是一位绅士、一名学者，还是美国参议院里一位温文尔雅、善于游说的议员。当他沿着参议院的长廊漫步时，只见他身材修长、风度优雅、满头白发、花白胡子，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贵族的特质。他像饰演福尔摩斯的威廉•吉尔特（WilHam Gilliette）一样，能在拥挤的舞台上吸引人们的目光。他无须提高嗓门，只要转过身来，倾听同僚们发表一两句辞藻华丽的讲话，然后漫不经心地走开，就能让旁听席上的听众相信，那番话根本不值得关注。正是在洛奇身上集中了对威尔逊的反对意见。

洛奇信奉美国精神。他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本质应该是让国家远离外交纠葛，除非是牵涉到本国的荣誉；一旦牵涉其中，就要准备艰苦的斗争；当战斗结束，我们就再次从中脱身、置身事外，管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在洛奇看来，如果我们的特权受到威胁，就牵涉到了本国的荣誉；另一方面，在威尔逊看来，国家荣誉是道德问题：只有可耻的行为才能让国家丧失荣誉。）身为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主席，洛奇认为他的职责就是保证美国不要卷入任何国际协议，这会危及这项历史悠久的外交政策。他不相信世界各国都值得信赖，在今后的岁月会表现得像童子军一样；他心里知道，一份在争执和和睦时期都有用的条约才算有效；他看得出，目前的这个时代会带来不少麻烦。

参议员洛奇也是一位政治家。他深知自己在马萨诸塞州的选民人数众多，其中有几十万爱尔兰人，于是要求劳累过度的巴黎和会代表举行听证会，面对的是弗兰克•沃尔什（Frank P. Walsh）、爱德华•邓恩（Edward F. Dunn）和迈克尔•瑞恩（Michael J. Ryan）等人组成的美国争取爱尔兰独立委员会，尽管除了爱尔兰人，大家难以说出爱尔兰独立和条约有什么关系。还有一点值得铭记，那就是意大利人的大量选票，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面临危机时，洛奇有意让威尔逊难堪，在演说中对波士顿的意大利人表示，意大利应该占领阜姆，控制亚得里亚海。说到底，洛奇对威尔逊没有好感。威尔逊自认为有权利代表美国人民讲话，但洛奇却强烈感受到这种假设毫无根据、并不公正。当美国和平委员会中唯一的共和党人亨利•怀特（Henry White）前往欧洲时，洛奇把一份秘密备忘录塞到他手里，里面是洛奇有关和平条款和威尔逊截然不同的个人理解，美国人民会支持这些想法。他建议怀特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把备忘录拿给英国外交大臣巴尔福（Balfour）、克里孟梭和意大利总理尼蒂（Nitti）参阅。他补充道：“在特定条件下，这些内容对他们加强自身的地位至关重要。”正直高尚的人绝不会提出这种建议，除非他相信，总统的计划失败对这个国家的福祉必不可少。

然而，还有各种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和洛奇一样对条约满心疑虑。其中有布兰德吉（Brandegee）那样顽固不化的保守党；有波拉（Borah）那样的西方理想主义者，他们不相信任何和外国外交官的牵连，就像老式情节剧里，金发碧眼的乡下小伙子不信任精明狡猾的城里人一样；有参议员拉福莱特（La Follette）和吉姆•里德（Jim Reed）那样的长期反对派；也有共和党人，他们毫不手软地对一位民主党总统落井下石，尤其是这位总统在战时选出了一个民主党议会；而参议员们急于表明，倘若没有参议院的建议和认可，任何人都无法制定条约、摆脱困境；还有不少人，除了有自己反对的理由，也和洛奇一样厌恶威尔逊的腔调。除参议院之外，还有来自其他方面的反对意见。爱尔兰人无疑对国际联盟怀着满腔怒火，因为联盟给了“英格兰六个席位”。而意大利人则准备公开抨击拒绝让意大利占有阜姆的威尔逊。许多德国人，无论他们在战争期间对美国多么忠诚，都对牵制德意志共和国、国联拒绝留给德国席位等行为反应冷淡。有一些人认为美国从解决方案中获益不多。还有许多人看到《国际联盟盟约》中，尤其是第10条的内容，包含了他们不愿意让美国承担的义务。

除了这些人以外，还有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就是数百万美国人对任何让他们回想起战争的东西都日益冷漠。美国人很快就无法忍受欧洲的混乱场面，只想与其一刀两断。他们不想被告知要做出新的牺牲，牺牲得已经太多了。在时代广场高唱《荣耀颂》的女孩表达了美国人胜利的喜悦，可是那天的欢庆高潮已经过去。现在一切都过去了，威拉德对决邓普希的拳击比赛和英国飞艇R-34号到达长岛的消息要有趣得多。

1919年7月10日，总统再次回到华盛顿，把《凡尔赛条约》递交给参议院，他否认这份条约是一次妥协，美国代表没有“丧失原则的核心”。当威尔逊在参议院发表演说时，他的言辞依然雄辩有力，像几个月前那样震撼世界。他说道：“舞台已经搭好，命运已然注定。一切并非出自我们心中的构想，而是上帝之手带领我们上路。我们不能后退，只有昂起头来勇往直前，振奋精神，遥望远方的景象。这就是我们诞生之初的梦想。美国将真切地指引前途方向，光明洒在这条道路的前方，普照大地。”

这番话说得多么动人，但没有让参议员们产生巨大的爱国热情，来立即批准《凡尔赛条约》。这个国家厌倦了昂起头来勇往直前，听腻了伍德罗•威尔逊抒情的散文风格，人们对这些话耳熟能详，再也振作不起精神。这份像小说一样冗长的条约提交给了洛奇领导的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会打定主意，从容不迫地研究起来。1个月后，洛奇在参议院发表演说，表示他更看重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坚决抵制《国际联盟盟约》的第10条和第11条，这份条约使其他国家有权利“调动美国军队和美国军舰开往世界各地”，他反驳威尔逊道：“我们不会让本国的政治受到别国纷争的扰乱和毒害。我们不会永无休止地干涉各种冲突，这些大大小小的冲突折磨世界，让本国的经济活力和道德力量消耗殆尽。”2周以后，洛奇领导的委员会开始投票表决条约的修正案，各方面的优势都非常微弱：支持中国收回山东，解除美国国际委员会的成员资格，美国和英国在国际联盟中享有同等的投票权，取消英国自治领代表投票表决影响大英帝国问题的条款。对条约做出补充和附加保留条件的过程看来在所难免。伍德罗•威尔逊决心孤注一掷。他要到人民中间去。他将争取民众对自己事业的支持，准备在美国西部进行巡回演说。

总统的医生劝他不要这么做，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容乐观。几个月来，他的身体并不强壮，精神一直高度紧张。在巴黎和会期间，雷•斯坦纳德•贝克就发现，经过一天漫长而煎熬的会议后，总统看起来“疲惫不堪、筋疲力尽，他面容憔悴，一侧的脸颊痛苦地抽搐”。有段时间总统一度病倒，突然患上了流行性感冒，咳嗽剧烈，高烧达到103华氏度，几天后却又开始了工作。如今是9月份，持续的过分劳累让他神经紧张，想到自己为之付出心血和力量的事业有可能失败，他就感到心烦意乱。他心里所想的，只有条约和国际联盟。他唯一关心的，是让这两件事获得成功。所以，他不顾所有人的劝告，在9月3日离开华盛顿，开始了巡回演说。他每天在闷热的大礼堂里准备和发表一两次演讲（而且没有扩音器让他缓解嗓子疲劳）；他要乘坐汽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城市（在此期间，他必须站在车上，不停地向人群挥舞帽子）；他面对着蜂拥而至的记者、连续不断的握手、公众密切的关注，还要在颠簸的火车上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

在这次漫长的旅途中，伍德罗•威尔逊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描绘他脑海中《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的美好前景，这幅场景和现实的相似之处却越来越模糊。他提到，巴黎和会上自始至终都体现出“慷慨高尚、有政治家风范的合作”；他讲道：“克里孟梭、劳埃德•乔治和奥兰多等人的心和全世界人民的心共同跳动。”而他们签署的文件中跳动着人性之心。他代表美国，其实也代表其他各国，对新的理想感到心潮澎湃：“你可以想象，如今整个世界都兴奋不已，每一张脸上都流淌着热泪，这些热泪不仅是悲伤的泪水，也是希望的泪珠。”他警告听众说，如果条约不能得到批准，混乱的局面会动摇世界的基础，他预言道，这个伟大的国家走在庞大队伍的前列，走向“唯有上帝正义的圣洁光芒洒落的地方”。40场演说的内容每一次都各不相同，每次演说他都有完美的表现、优美的措辞和激动人心的热情。作为充满智慧的奇迹，他发表的这些演说都不同凡响。然而，这个国家本能地知道，每次演说中所描绘的皆是梦幻的世界和梦想的条约。（也许，当总统在私人车厢中彻夜难眠时，会猛然清醒过来，发觉自己说的离真相有多么遥远。）公众并没有如威尔逊所料，积极支持他的事业。参议院依然在讨论保留条款，9月24日，第一轮测试投票以43票对40票否决了总统的提议。第二天晚上，威尔逊终于耗尽了所有的精力。一段时间以来，他一直消化不良、睡眠不足。9月25日晚上，他在科罗拉多州普韦布洛发表了长篇演说，此后就无法入睡。火车停了下来，威尔逊夫妇一起沿着乡间小路散步。当他回到火车上，就发起高烧，“服了镇静剂才睡着，他的嘴角流下了口水。总的来看，他的身体到了崩溃的边缘”。次日清晨，当他打算起床时，几乎站不起来。火车立即驶向华盛顿，取消了所有预定的演讲计划。总统回到白宫就一病不起。几天后，脑血栓发作使他左半身瘫痪。又一出悲剧落下了帷幕。他倾其所有奉献给了自己的事业，这还远远不够。

五

此后是美国总统历史上最不同寻常的一段时期。几周来，伍德罗•威尔逊病得很重，有时甚至无法在等他签署的文件上签字。有一个多月的光景，他都不能在椅子上坐起来，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他甚至不能坐白宫的专车出行。在威尔逊剩下的任期内，从他病重到1921年3月4日卸任总统的17个月中，他的身体依然虚弱，健康状况并不稳定，要么卧病在床，要么坐在病椅中，他的左侧身体、左腿和左臂完全瘫痪。他把自己封闭在白宫里，犹如住在医院里。他几乎见不到什么人，只处理总统办公室中最紧急的事务。人们只有通过书信才能和他联系，而所有的信件必须经由威尔逊夫人、医生格雷森海军上将（Admiral Grayson）和其他护理人员的手传递，很少有人收到回信，外界没办法知道谁该为此负责，他们经常得不到回复，也没有按照他们提出的建议行事。事实上，有人猜测正是由威尔逊夫人来负责做出白宫的诸多决定，这个国家实际处于摄政统治中。

由于总统实际上形同虚设，整个行政机构几乎陷于停滞。当然，政府可以照旧处理日常事务：像司法部长帕尔默（Palmer）那样专横跋扈的内阁成员，能够随心所欲地搜捕激进分子，到处驱赶他们，颁布针对罢工分子的禁令，犹如他背后得到总统智慧和力量的支持。但是大多数政策问题还要等待白宫来处理，过了一段时间，人们逐渐明白，已经不可能指望来自白宫的领导。还有各种重大问题需要总统的关注：生活成本居高不下，经济繁荣转而低迷，失业率不断攀升；劳资双方势不两立，在钢铁和煤炭行业的大罢工中达到了高潮；政府部门要在和平的基础上重组；外交政策方面有不计其数的问题，尽管与条约和国际联盟毫不相干，却亟待解决。在大多数问题上，病重的总统无法发挥领袖的作用。与此同时，总统对国会和国家的影响力，并没有因他为国际联盟献身而增加，反而消失殆尽。

这种奇怪的局面对华盛顿官方产生了影响，一两年后爱德华•G.劳瑞（Edward G. Lowry）在《华盛顿小传》中描写了当时的情形：

“很长一段时间，华盛顿都弥漫着阴沉、严峻的社会气氛和政治气氛。人们对那位病重的总统充满了仇恨，似乎他阻碍和破坏了所有的人际关系。白宫已然与世隔绝，与国会、当地居民和政府没有了任何关联。高大的铁门紧闭，扣上锁链。警察守卫着通往白宫的道路，这里成了人迹罕至的空旷所在。这一切都让人感到萧瑟凄凉、痛苦沮丧、无比忧伤。"

威尔逊总统的神志依然清醒。当时有报道称，他不能履行总统职务的“权力和责任”，因此根据宪法规定，他应该被副总统取而代之。（这种报道在当时司空见惯。）参议员福尔（Fall）和希区柯克（Hitchcock）代表参议院看望总统，以便确定他的精神状态。两人发现，他敏锐地观察到了他们尴尬使命的可笑之处。威尔逊笑语如常，玩笑不断，表示完全理解当下讨论的种种问题。然而，他已经心灰意冷。他的想法单调无趣，他的头脑没有新思想。他不能以全新的方式去适应新的环境。读着他撰写的公文，只会感到他的思想依然充斥着旧观念，重新组合陈腐老套的词句，他依然生活在梦想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他在为国际联盟而奋斗的岁月里亲手建立的。

他一直都是个孤独寂寞的人，如今仿佛被魔鬼附身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冷落了过去为他效力的人。豪斯上校（Colonel House）多年来担任总统的首席顾问，也是他的亲密好友。在巴黎和会的最后几天，人们注意到威尔逊对豪斯的态度有些冷淡。当总统离开巴黎期间，这位息事宁人的顾问或许在谈判中过于妥协退让。不论对错与否，总统都觉得豪斯不经意间地给了老奸巨猾的克里孟梭可乘之机。尽管如此，豪斯还希望他从巴黎回国后，能让灰心丧气的总统和盛气凌人的参议员们达成和解。豪斯写信建议威尔逊接受条约附加的保留条件，这封信没有得到回复。豪斯又写了一封信，依然没有回音，更没有得到任何解释。长期以来，两人的友谊和政治关系对总统而言弥足珍贵，对政策方向影响深远，这份交情就此走到尽头，能说的仅此而已。

巴黎和会召开前后，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flg）在很多事情上都和总统意见不同；眼下他仍然担任着国务卿的职务，深信自己和总统关系融洽。在威尔逊患病期间，他认为必须采取一些措施，以便政府能够处理政务，于是在白宫办公楼内阁会议室里召开了内阁会议。结果他不由分说就遭到解职。最后离开的是尽忠职守的乔•塔马尔蒂（Joe Tumulty），他作为威尔逊的秘书，从特伦顿的州长办公室起家，历经风雨沧桑，在华盛顿任职也达8年之久。尽管在威尔逊离开白宫后，塔马尔蒂和他才彻底决裂，但值得一提的是，这和其他事也有相似之处，可以揭示这位病重总统的内心究竟是什么病毒在作祟。1922年4月，纽约将举行一次民主党晚宴。宴会召开前，塔马尔蒂拜访了威尔逊，他本以为自己得到了一个口信，大意是威尔逊会“支持任何为拯救美国而奋斗的人担任总统职务，拯救美国就意味着对所有阶层一视同仁”。看起来这个口信无关紧要，毕竟和威尔逊有10年的交情，塔马尔蒂有理由知道，何时能引用威尔逊的话，何时不能引用。塔马尔蒂转达这条口信的时候，恰巧考克斯州长在民主党晚宴上发表了讲话，被外界理解成考克斯获得了威尔逊的认可。威尔逊随即给《纽约时报》写了一封短信，否认他曾委托任何人传达他的口信。塔马尔蒂立刻向威尔逊写信解释，他本是出于好意，不料却让总统难堪，他像一位真正的朋友那样深表歉意。他的信件得到了“威尔逊夫人客客气气的回复”（出自塔马尔蒂本人的叙述），但是威尔逊总统却只字未提。塔马尔蒂忠心耿耿地又写了一封信，表示他一直对威尔逊满腔爱戴，而且“在您需要我的时候随时听候差遣”。这封信从此石沉大海。

在条约和国际联盟的问题上，伍德罗•威尔逊的态度始终坚定不移，既可以称为矢志不渝，也可以叫做顽固不化。他不赞成附加任何保留条款，除了参议员希区柯克提出的一些无关紧要的解释条款；等他同意这些条款时也为时已晚，最终还是宣告失败。总统卧病在床期间，参议院正在一条接一条地讨论保留条款，1919年11月19日，参议院否决了《凡尔赛条约》。当时坚决反对条约的参议员仅刚过半数，但他们足以占据上风。他们先和希望不加改动通过条约的威尔逊的民主党支持者联合起来，这样能够确保得到多数选票，反对洛奇领导的外交委员会提出的一长串保留条款；然后他们再和支持保留条款的洛奇和其他持保留意见的议员联合起来，否决了不附加保留条款的条约。这个结果颇有讽刺意义，但已成定局。几个月后，有人重新提出这个议题，条约再次宣告失败。最终，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了和德国独自和解的决议，却遭到威尔逊的否决，因为“此举会使美国的勇气和荣誉染上不能抹杀的污点”。（最终，哈定总统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和平决议。）威尔逊总统最后的希望是，1920年的总统选举会成为“神圣庄严的全民公决”，广大美国民众会挺身而出，他一直宣称他们拥护自己，会站在他这边，证明他的正确，维护这个国家。他们的确挺身而出，以多出700万张的选票击败了赞成国际联盟的总统候选人。可以料想，当他的事业面临接踵而来的失败，自己为之做出的巨大牺牲遭到讥讽，白宫里那位病重的总统心里肯定不会舒畅。他究竟如何清醒过来，明白自己失去了一切，我们不得而知。当他身患重病，躺在白宫楼上时，是否依然抱有希望？这似乎很有可能。外界的所有消息都经过周围人的过滤，才传到他耳朵里。由于他的生命安危未定，这样做是很自然的，倘若不是无可避免，人们都要保护他免受打击，告诉他国会一切进展顺利，社会浪潮再次好转，从种种迹象看来美国人民都不会让他失望。按照这种理论，就可以解释他和豪斯上校的决裂。在总统看来，任何可能和洛奇一派妥协的建议，都是懦弱胆小的行为，是在胜利时刻竖起白旗。无论这个理论是否得到证实，迟早都会真相大白，而国会屡次投票反对《凡尔赛条约》，必定让总统尝到了人生的苦涩。威尔逊冷冰冰地和乔•塔马尔蒂断绝往来，这种事只有对人类失去信心的人才能做得出来。

六

回顾1919年的初春，当时威尔逊还远在巴黎，经验丰富的政治观察家塞缪尔•G.布莱斯（Samuel G. Blythe）在《星期六晚邮报》上撰文，描写共和党领导人面对和平问题时的形象：“你无法让守旧的人接受新事物……保守派会退让屈服，但绝不会就此消亡。就在此时此刻，老态龙钟的共和党人以为他们掌握了共和党的命运，简直自以为是，还沿袭着1896年的方式和风格。战争没有给他们造成影响……他们只会向后看。”

这种分析合情合理：尽管共和党的领袖向来颇有政治家风范，坦然地接受批评，但他们终究还是出色的政客。他们拥有出色政客必备的灵敏耳朵，听到了许多对威尔逊不满的声音，这就代表了一切。他们决定在1920年的总统选举中挑选一位领导人，能够给国家和共和党带来新的形象，和他们憎恨的理想主义者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年很快到来，共和党大会召开的日期临近，他们对候选人做了一番研究。头号候选人是伦纳德•伍德（Leonard Wood）将军，这位性格直爽的军人继承了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的信条：敬畏上帝，但要随时做好准备。他和威尔逊的形象形成了十分强烈的对比，但是他表示自己难以操控。其次是伊利诺伊州州长洛登（Lowden），可他也太不符合理想的要求。紧随其后的是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他曾参与对比利时的救济工作，在战时担任粮食总署署长，但在提名竞选中表现得非常业余，政客们脸上浮起一丝刻薄的微笑，把他剔除在外。究其原因，竟然是胡佛直到竞选开始，还不清楚自己究竟代表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也在考虑范围之内，尽管他有身为参议员的优势，但可能会固执己见。共和党领袖们精心挑选的候选人可不是这些人，而是沃伦•甘梅利尔•哈定（Warren Gamaliel Harding），一位平凡无奇、随和谦逊的俄亥俄州参议员。想想看，哈定是多么符合各种要求啊。威尔逊是位空想家，把自己视为“有远见卓识的人”；而哈定传统守旧，正如劳瑞所言，像雪茄店门口的印第安人雕像那样平庸，犹如来自“发明安全剃刀之前时代的一朵奇葩”。哈定认为，政治才能在麦金利（McKinley）总统和福拉克（Foraker）总统的时代已经达到鼎盛。威尔逊个性冷漠；哈定亲切温和，出生于小城镇，和平常百姓相处融洽。哈定的一位朋友曾经说过，他是“每个周六晚上一起玩牌的理想伙伴”。威尔逊总是难以接近，哈定却容易相处。威尔逊偏爱劳工阶级，不信任商人阶层，乐于谈论“工业化民主”；哈定对回顾过去充满渴望，那时政府没有用不必要的规定来打扰商界，给商人提供丰厚的关税，下令司法部不必把他们放在心上。威尔逊和国会不断发生争议，尤其是在参议院；而哈定不仅身为参议员，还很通情达理。威尔逊总是不断树敌，而哈定在世上没有一个敌人。他的确是个和蔼可亲的人。查尔斯•威利斯•汤普森（Charles Willis Thompson）这样描写道：“他全身没有棱角，从头到脚都始终如一、圆滑通融。”威尔逊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哈定却事事先想到美国。最后，威尔逊希望美国发挥崇高的作用，而哈定想让美国暂时得到休息。在共和党大会召开前几周，哈定在波士顿准确表达了美国人民日益强烈的愿望，同时无意间在英语中增添了一个新词，他宣称：“美国当前所需要的不是豪言壮语，而是医治创伤；不是灵丹妙药，而是常态；不是革命，而是恢复……不是外科手术，而是平静从容。”在一个厌倦了承担道德义务和世界希望的国家，这个人才能顺应民心。

据可靠报道称，早在1920年2月，共和党领袖们就做出支持哈定竞选的决定，此时距共和党大会召开还有4个月。但大会进行了4轮投票后还未见分晓，伍德将军领先，洛登第二，哈定排名第五。到了晚上，疲惫不堪的代表们各自四散，共和党领袖最终决定推选哈定为候选人。哈定的政治竞选总监是俄亥俄州的政客哈里•M.多尔蒂（Harry M. Daugherty），他曾预言大会将陷入僵局，有十二三个人会“聚集在烟雾腾腾的房间里，在凌晨两点钟”决定提名候选人。他的预言分毫不差。这个房间就是乔治•哈维上校在黑石饭店的客房。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博伊斯•彭罗塞（Boies Penrose）在费城用私人电话给约翰•T，亚当斯（John T. Adams）发去了指示。消息很快就传开了，次日下午哈定被提名为总统候选人。

身患重病使威尔逊失去了总统竞选的资格，让民主党人如释重负，及时提名了另一位同样名不见经传的政客——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M.考克斯（James M. Cox）。这位总统候选人不得不吞下国际联盟的苦果，如此行事。他威风凛凛地进行巡回演说，声嘶力竭地大声疾呼，盛气凌人地指指点点，可他连一点机会都没有。参议员哈定依然待在家乡小镇，发动了麦金利式的前廊竞选活动。他像平凡的小镇男子一样，在屋后和共和党顾问一起钉马蹄铁，仿效麦金利佩戴一朵康乃馨。身为各国同盟的代表，他说的话恰到好处，既能让赞成国际联盟的资深共和党人投票支持他，良心上不会感到不安；又反对了威尔逊的国际联盟，足以让大多数人相信，如果他入主白宫，他们不必响应号召，去支援受苦受难的捷克斯洛伐克。11月3日清晨，美国的男女老少一觉醒来，发现他们以1600万对900万的选票优势把哈定推上了总统宝座。考克斯州长成了政治的牺牲品，立即在朦胧暗淡的薄雾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美国经过深思熟虑后，对这段话作出了正确的判断一“我们有幸肩负责任，要用以身作则、冷静友好的忠告和物资援助，在全世界建立正义的民主制度。”他们到头来选择了常态。

七

最终一败涂地后，伍德罗•威尔逊在华盛顿S大街宏伟舒适的宅邸里度过了3年时光。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些来探望他的人发现，在朝南向阳的房间中，壁炉旁的大椅子里，蜷缩着过早衰老的总统。他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脑袋略微歪向一边。他的面色和身体都比执政的时候要沉重得多，他的头发已经花白，向后梳着，覆盖着光秃秃的头顶。当他讲话的时候，连头也不抬，只用眼睛盯着访客。他强调自己的观点时，就来回挥舞右臂，偶尔拍打椅子的扶手。他的言语依然流露出旧时的优雅风度：“请你原谅我不能站起来：我的身体不太舒服。”但是一谈到美国的外交政策和他的敌人，他的语气就充满仇恨。他说道，现在不是洒玫瑰花露的时候，而是战斗的时刻，必须来一场政党之争，“不是提倡党派对立，而是划分党派阵营”。他依然抱有最后一线希望，希望自己的政党追随光辉的指引。

提到那些使他无法完成伟大计划的人，他的言辞毫不留情：“我会好起来的，到时候我要出去，让他们吃点苦头。”这位老人心中有满腔委屈，感到无助而痛苦。

在一战胜利5周年停战纪念日那天，他站在自家门前的台阶上，要靠人搀扶才勉强站稳，向前来对他致敬的人发表了讲话。他说道：“有人并不担心自己坚持的信念是否胜利，而我并非如此。我见过愚人违背天意，看到他们最终毁灭，而彻底的毁灭和耻辱会再次来临。我们必将胜利，这和上帝的统治一样确定。”

3个月后，他黯然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