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知识分子的反抗

“这是全新的一代……当他们长大成人后，发现所有的神都已消逝，所有的战争都已结束，对人类所有的信仰都已动摇。”

——F.司各特•菲兹杰拉德《天堂的这一边》

一

对德战争结束的时候，社会力量的强制性成了遍及全国的习惯。一个思想守旧的美国人对少数人的权利没有多少热情；他在开拓传统的熏陶下长大，习惯于使用现有的方式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比如说道德规范法令、治安委员会，必要时也会动用霰弹枪。历史书里的《独立宣言》和《权利法案》固然写得不错，可等到袍自己处理事情时，通常抱有这样的想法：自由不过是许可的代名词，《权利法案》是对待流氓恶棍万不得已的手段。在战争期间，美国人发现，通过宣传进行立法，逼迫邻居接受自己看来顺理成章的行为，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宣布和平后，他还可以使用同样的方法，让他们继续言听计从。

他把精力从自由债券运动——每个人都要购买一定数额的债券，稍有怠慢就会受到威胁——转向各种活动，如社区公益金活动、大学捐款基金活动、教会成员活动、推动城镇建设活动，还有其他数不胜数的公共活动。各家委员会及其分会纷纷成立，新闻广告员大量派发新闻，演说家大声疾呼，要是有人紧紧捂住自己的钱包，就会感到忐忑不安，承受公众舆论的压力。正如我们亲眼所见，过去对敌国侨民和亲德分子的高压统治，与后来对激进分子和布尔什维克的残酷镇压只有一步之遥。战争时代的审查制度，与和平时代对报纸书籍和公共演讲的审查制度只有一步之遥。战争时代的禁酒法，与战后永远写入宪法的禁酒法，以及载入法典的公众道德规范也只有一步之遥。当然，曾经在1917年和1918年饱受束缚的商界，已经挣脱了大多数的桎梏，因为当今的普通美国人把切身利益等同于商业利益。不过在商界以外，他自以为深知人们应该如何行事，对胡言乱语一律不予理睬。

红色恐怖时代的初期过后，美国大多数的中产阶级采取严厉措施打击激进主义，对商业坚持实行自由放任的政策，这些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阻碍。而工人们不是遭到警察的威胁恐吓，就是受到拥有股权的诱惑，希望自己变成有钱人；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在几年前还准备献出生命，冲破最低工资法案、平等选举权和集体谈判权的障碍，如今却感到痛苦绝望，不免灰心丧气。他们毅然断定：政治不过是一幕粗俗下流的闹剧；世上的糊涂虫总要比文明人还多，这些蠢货被选区里吞云吐雾的政党领袖牢牢握在手心里，投票权简直就是笑话。福利事业同样是白费力气，统统乏味无聊、感情用事、狂妄自负。在1915年，年轻聪明的大学毕业生为了参加社会主义游行，不惜断绝父子关系；到了1925年，他们却把社会主义叫做老古董，对此不以为然，完全不在乎钢铁公司员工的报酬是高是低。社会风尚已经发生了变化：如今思想反叛的年轻人会反对一夫一妻制，亵渎上帝，把自己的父亲气得暴跳如雷。

然而，当大多数中产阶级从迫害政治激进分子转而约束个人行为时，他们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其中不仅有年轻聪明的大学生，还有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新生群体，这就是美国的知识分子。他们被《美国信使》杂志称为“少数的文明人”，开始大声疾呼，奋起反抗。

这些严阵以待的知识分子，从来都不是组织有序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思想大相径庭，即使大家意见一致，作为个人主义者，他们对建立组织的想法也会深感厌恶。他们分散在全国各地，纽约是他们的主要据点，不过在很多城市的中心也能看到他们的身影。知识分子中主要包括艺术家、作家、职业人士、大学城里思想不安分的学者，受过大学教育的商人阶层里，能够看懂比《星期六晚邮报》和《麦考尔杂志》更复杂的文学作品的人；还有追逐时尚的民众，虽然不属于这个阶层，却希望接受最新的思想。知识分子大致是这么一群人：无论男女，他们都听说过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普鲁斯特（Proust）、塞尚（Cezanne）、荣格、伯特兰•罗素、约翰•杜威、佩特罗尼乌斯（Petronius）、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和爱丁顿；他们对电影界不屑一顾，却把查理•卓别林尊为伟大的艺术家；他们即使对相对论一无所知，也能侃侃而谈；他们知道几个主要复杂理论的名字，收藏美国老家具，对进步主义教育很有看法，对亨利•福特和卡尔文•柯立芝的权威心存疑虑。他们人数不多，却高谈阔论，他们不仅主宰了美国文学，还潜移默化地渗透进整个国家的思想。

当欧洲战场归来的英雄还在围观的群众面前胜利游行时，这些知识分子已经对《凡尔赛条约》完全不抱幻想。在他们愤世嫉俗的眼里，是对残酷无情的战争和利欲熏心的协议的阴暗描写，这些书包括菲利普•吉比斯爵士（Sir Philip Gibbs）的《现在可以说了》，约翰•多斯•帕索斯（John Dos Passos）的《三个士兵》，E.E.卡明斯（E.E. Cummings）的《大房间》，以及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和平的经济后果》。他们是摧枯拉朽的新心理学的早期信徒；实际上，年轻的知识分子是在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论缠绵惦恻，而他们学识粗浅的同龄人爱抚亲热，只是因为能够自得其乐，逍遥快活。早在出现原教旨主义的名词，爱因斯坦理论进入研究实验室以前，很多知识分子就感到，新奇的科学知识会让他们迷失了方向。多年以来，他们一直厌恶徒有其表的社会地位和美国文学庄重拘谨的风格；自从战争爆发以来，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薇拉•凯瑟（Willa Cather）、卡尔•桑德堡（Carl Sandburg）、埃德加•李•马斯特斯（Edgar Lee Masters）、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维切尔•林塞（Vachel Lindsay）、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意象派作家和自由诗的代表诗人，都已经开创了文学新领域。20位知识分子合作撰写了《美国文明｝[1922年由哈罗德•斯特恩斯（Harold Steams）编辑出版]，他们在书中对这个阶层数千人的意见做了总结，一致同意“如今美国的社会生活中最悲哀可笑的事实，就是情感匮乏和审美缺失”。但是，如果没有辛克莱•刘易斯在1920年10月完成的《大街》，和两年之后出版的《巴比特》，知识分子对情感匮乏和审美缺失的反感，对“热衷于清规戒律的束缚”的反抗，可能不会积聚这么惊人的力量。

这两本著作产生的影响势不可挡。通过毫不留情的描写和辛辣尖刻的讽刺，刘易斯在书中揭露了美国小镇的丑陋面目，小镇生活的文化贫瘠，大众偏见的残酷专横，以及支持者的浮躁庸俗和狭窄心胸。有些东西并没有在他的书里得到体现，比如美国西部大草原和全盛时期的待人友善、大方慷慨，不过正因为这种片面描写，才让刘易斯的两本著作广受好评。截止到1922年年底，《大街》的销量已经达到39万本。知识分子只有读了刘易斯的作品才会意识到，他们最鄙视、最恐惧的美国生活的特质，已经被刘易斯放在显微镜下，做了一番冷酷无情的审视。乔治•F.巴比特就是文明人的死敌，“大街”式的思想状态阻碍了美国文明的前进道路。

继《巴比特》出版后，涌现出了大量作品，反映了知识分子对商人控制美国政权的不满情绪，以及他们逐渐破灭的幻想。这波反抗浪潮的发言人，敲响战鼓的领军人物，就是亨利•路易斯•门肯（H.L. Mencken）。

二

多年以来，门肯一直在《巴尔的摩太阳报》编辑部工作，曾经和乔治•简•内森（George jean Nathan）共同担任《时髦人物》的编辑。《时髦人物》当时境况不佳，杂志的名字和过去毁誉参半的名声阻碍了杂志的发展。正当这本杂志日渐衰落的时候，图书出版商阿尔弗雷德•A.科诺夫（Alfred A. Knopf）邀请门肯和内森创办一本新月刊，主要的读者是美国左翼知识分子，在1923年年末，第1期《美国信使》杂志出版了。这个日期——如果你对此毫无印象——就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去世前几周；当时参议员沃尔什正在设法查找，究竟是谁把钱给了内政部长福尔，理查德•西蒙即将产生出版填字游戏书的想法，博克和平奖有望颁发给查尔斯•H.莱弗莫尔（Charles H. Levermore）。

《美国信使》的绿色封面和版式，就像门肯在巴尔的摩的石墙宅邸一样气派庄严，但里面却刊登着爆炸性的内容。这本杂志沿袭了《时髦人物》的固定专栏，如门肯的文学评论，内森的戏剧批评，一系列社论随笔——当时叫做“通用副本”，如今称为“诊断记录”，以及收集美国各种荒唐言论的“美国文献”专栏。每个月，门肯都会用上几页篇幅，批判大多数的凡夫俗子及其所作所为。这本杂志极为推崇德莱塞、卡贝尔（Cabell）、舍伍德•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薇拉•凯瑟和辛克莱.刘易斯这些作家，因为他们公然反抗美国艺术和文学学会代表的礼教传统，对文学作品和日常生活中多愁善感、逃避现实和学术浮夸的现象讽刺挖苦，对巴比特式的庸人、扶轮社会员、卫理公会教徒、改革家严加斥责，对柯立芝繁荣时代的信仰嗤之以鼻——门肯把这叫做“理想主义的鬼话”，总的说来，这本杂志带着喧闹欢快的笑声，对美国风情细细审视了一番。

《美国信使》立即引起了轰动。这本杂志内容新颖、令人惊奇，打破常规，让读者看得不亦乐乎，把千万人的顾虑都变成了现实。不久，在大学校园里，反传统的年轻大学生纷纷把绿色封面的《美国信使》拿在手中。平静小镇的经理人偶然间看到这本杂志，会感到惊慌失色，不知所措；他们断定，门肯这个人倘若不是魔鬼派来的使者，也必定是个放荡荒淫、不知羞耻的无赖。当门肯前往代顿小镇采访斯科普斯审判案时，他把小镇居民叫做庄稼汉、乡巴佬和种田人，A.C.斯特里布林牧师反唇相讥，把门肯称为“舞文弄墨、胡言乱语的势利鬼”；对于这次口舌交锋，大量愤慨不平的公众舆论只能高喊“阿门”，暗自祈祷。此后数年，《美国信使》的这位主编饱受责骂，他为了取悦自己的崇拜者，出版了一本《粗话大全》，这本书里全是诋毁他的污言秽语。与此同时，门肯的杂志发行量一路攀升，到了1927年已经超过7.7万本；就在同一年，沃尔特•李普曼称赞他是“整整一代知识分子中最有个人影响力的人”，这种赞扬毫不夸张。

在很多读者看来，门肯似乎对一切都愤世嫉俗。这并不是事实，但是可以肯定，反叛精神就是他的生命气息。按照他自己的话说，他“反对所有的神学家、教授、社论作者、右翼思想家和改革家”。他“反对爱国主义，因为这种主义要求人们接受那些愚蠢透顶的主张，比如说，一个美国长老会教徒可以和法国作家阿纳托尔•法朗士（Anatole France）、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Brahms）或者鲁登道夫（Ludendorff）相提并论”。他不相信“在民主的统治下会有文明的生活”。他把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叫做傻瓜。他反对禁酒运动、审查制度和所有干涉个人自由的法令。他对道德规范和基督教婚姻嗤之以鼻。在他这些令人生畏的偏见里，显然存在矛盾：有些批评者质疑，他所推崇的精英统治怎么会允许存在他坚持的自由？除非统治阶层都是由门肯主义者组成的，而这种假设几乎不可能出现。然而，这种前后矛盾丝毫没有让门肯心烦意乱，起初也没有让他的追随者烦恼不安。面对门肯淋漓酣畅的散文风格，人们很难进行冷静的分析。

他对那些凡夫俗子大肆抨击，挖苦他们的词汇简直空前绝后。他嘲讽敌人的话说得非常刻薄，如江湖郎中、下流骗子、撒谎大王、傻瓜白痴、下贱坯子、凶神恶煞、脓包蠢材和糊涂虫；他提到多愁善感的人，就说他们到处洒玫瑰花露，提到布莱恩，就说他“生来狂嗥乱叫，只会玩不高明的鬼把戏”，提到他不喜欢的书，就说那些都是废物垃圾；对于田纳西州的朴实农民，他称其为“哈欠连天的猴崽子”和“下贱的类人猿”。有时，门肯也会写下字斟句酌、精准得体的英语，如他的学术著作《美国语言》，但是每当他热血澎湃，就会拿起夸张讽刺和影射比喻的武器。只要他一出现，空气里就弥漫着批评斥责的话语；第一次读到他的文章，假如你没有冒出一股无名怒火，就能体会到一种发自内心的强烈快感，犹如在游乐园里用棒球把陶瓷瓦罐砸得稀里哗啦。

门肯把一个个偶像打得粉碎，引起了人们广泛的关注，不过别忘了，这可是大家对繁荣时代交口称赞的时候，此时布鲁斯•巴顿为了称赞高潮的推销术，修正了基督教的教义，原教旨主义者对进化论横加指责，卫理公会禁酒协会、禁酒运动和社会公德都在设法把这个国家打造成严肃清醒的整体。直到此时，知识分子还一直保持防守的姿态。不过现在，门肯激昂慷慨的发言给了他们保证，让他们改变了自己的腔调。尽管声音没有那么响亮，但其他杂志也加入了呼吁不满的行列：《哈泼斯》杂志在1925年更换为橙色封面，以一种勇敢批评的全新姿态来审视美国人的生活，从而使发行量增加了一倍；《论坛》杂志对小说《大街》认为无可争辩的话题展开争论；《大西洋月刊》刊登了历史学家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的批评文章；到了战后十年的末期，《斯克里布纳》杂志甚至被禁止在波士顿的书报摊出售，因为杂志上连载了海明威的小说。新闻界不断推出反映少数知识分子对美国和美国生活看法的著作。反叛抗议的书籍越来越多，到了1926年和1927年，如果一户人家的墙上挂着毕加索（Picasso）和玛丽•洛朗森（Marie Laurencin）画作的复制品，书架上立着《太阳照常升起》和《民主笔记》，家里还有人为扶轮社或布莱恩说好话，那他肯定会被当做一个无可救药的傻瓜。

三

在这段反抗的岁月里，这些知识分子的信条究竟是什么？以下就是一份简略的概要，但是没有几个人会全盘接受；不过，也许可以表明他们总体意见的大致倾向。

第一，他们信奉性自由观念，认为这方面应该比严格的美国道德准则所允许的范围更开放；至于对性的讨论，他们不仅认为可以畅所欲言，还觉得这个话题应该继续谈论下去。他们就是道德教养革命的开路先锋，这场革命在第五章里有详细介绍。从战后十年之初开始，他们就沉醉于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小说里年轻思想家的缠绵排恻，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莱（Edna St.Vincent Millay）的大胆宣言兴奋不已，因为米莱声称自己心力交瘁，无法度过漫漫长夜。到了最近，他们又对同性恋文学作品兴致勃勃，有数千人前去观看尤金•奥尼尔那部长达5个小时的精神病理学戏剧《奇妙的插曲》。他们阅读的文章、谈论的话题、心里的想法全都与性有关，对那些表示反对的人不屑一顾。

第二，他们尤其蔑视通过立法来推行礼仪规范，对由此产生的影响深恶痛绝。他们厌恶卫理公会派的游说者约翰•S.萨姆纳（John S. Sumner）和所有支持审查制度的人；他们把清教徒，甚至是殖民地时期的清教徒，都描绘成面孔铁青、嗓音粗哑的伪君子；在他们眼里，维多利亚时代的风格既下流龌龊又滑稽可笑。在他们看来，萨克雷（Thackeray）、丁尼生（Tennyson）、朗费罗（Longfellow）以及19世纪波士顿文人的声誉跌到了有史以来的最低点。他们坚信，短裙和文学戏谑的时代开启了新的启蒙运动，年轻的知识分子嘲笑《生活》杂志里描绘的19世纪90年代的“欢乐时光”，和托马斯•比尔（Thomas Beer）一起，屈尊行贵地把“紫红色十年”的蓬松衣裙和闪烁其词的小说打量一番。实际上，有些知识分子似乎认为，除了古希腊文明时代、卡萨诺瓦时期的意大利、交际花风行时期的法兰西和18世纪的英格兰，现代社会以前的所有历史时期都显得荒谬可笑。

第三，大部分知识分子对禁酒运动强烈反对，对审查制度深恶痛绝，对政治重建和社会复兴抱有疑虑，进而怀疑所有的改革运动，不信任所有的改革家。他们绝对不认同自己是同胞兄弟的守护者；一个人不把宽容看做至高无上的美德，就让他们无法容忍。如果有人在进步思想家的晚宴上，听到有人说“法律制度太多了”，应该让人民自由生活，那么他就会在100场宴会上听到这句话。在1915年，改革家通常被当做赞扬的词汇；而在1925年，这个词——起码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成了带有轻蔑意味的称呼。

第四，他们大多数人都是宗教怀疑论者。如果说20世纪20年代大声疾呼的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要少于19世纪90年代，一方面是因为怀疑宗教不再被看做耸人听闻的想法，另一方面是因为反对宗教的知识分子认为，福音派教会没有急切地按照他们的形象改造别人，于是他们感到心满意足，平静地走出了教堂。人们不禁怀疑，19世纪90年代以前的美国大学生，是否会像20世纪20年代的大学生一样，在讨论普遍取消大学礼拜仪式的时候，平心静气地说，“聪明人是不会再信仰上帝了”。不断思考的公众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书籍，而这些书从一开始就认定他们的读者抛弃了古老的宗教体系。

第五，他们不约而同地对大多数中产阶级不屑一顾，因为这些人正是禁酒运动、审查制度、原教旨主义和其他压制行为的根源。他们纷纷效仿门肯，厌恶巴比特式的庸人、扶轮社会员、三K党成员、微笑服务、拉拉队和超级推销员。居住在城市中心的知识分子深感自豪，自以为比愚昧偏远城镇的居民地位优越，正是这些地方造就了巴比特式的庸人；比如说，1925年《纽约客》创办的时候，杂志的箴言就是“不是给迪比克的老太太看的”。他们格外看不起那些成群结队涌入欧洲的美国游客；倘若有人坐在甲板躺椅上，而他旁边的乘客在膝盖上放了一本奥尔德斯•赫胥黎的新小说，他就免不了要听一番议论，说法国某些地方别致优雅的小餐馆，还没有“被美国人给糟蹋了”。

第六，他们尤其以颠覆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偶像为乐；威廉姆•E.伍德沃德在1923年出版的小说里发明了“揭穿真面目”这个词，成了知识分子流行的做法。林顿•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写的《维多利亚女王传》成了1922年美国的畅销书，随后有一大批暴露真相的传记纷纷出版。鲁珀特•休斯（Rupert Hughes）剥去了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的华丽外衣，引发了一场骚乱，因为他在演讲中宣称：“华盛顿是牌术高明的专家，酿造威士忌的行家，赌咒骂人的高手，他和手下得力干将的太太跳上三个钟头的舞都停不下脚步。”传记作家纷纷描写其他美国名流的错误缺点，把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坏蛋挖掘出来，塑造成形象生动、魅力非凡的人物；结果有一段时间，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一位传记作家想获得成功，就得把白的说成黑的，黑的说成白的。

第七，他们担心大量生产和机械化对自己和美国文化产生影响，在这个福特主义和连锁店式思想高度垄断的国家，他们把自己看做争取文明权利的最后防线。他们痛恨受到严格管制，这种情绪推动了思想进步的学校运动，产生了高等教育的创新举措，如安提阿（Antioch）、罗林斯（Rollins）和米克尔约翰（Meiklejohn）在威斯康星州建立实验学院、斯沃斯莫尔学院和其他大学的荣誉计划。这种情绪同样推动了小剧院运动，使之在全国各地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在学校里。当代小说的主人公都被刻画成这种形象：家乡的气氛让他感到窒息，为了逃避这种精神状态，他来到了曼哈顿，最后来到蒙帕纳斯或里维埃拉。在巴黎任何一家咖啡馆里，你都能找到一个美国浪子，庆幸自己运气不错，终于摆脱了标准化的生活，却忘记了这个事实：遍布路边咖啡馆的法国与充斥着汽车和收音机的美国一样中规中矩。知识分子欣然接受外国演说家对美国文化的批评，而这种批评的数量简直多得史无前例，优秀杂志上刊登着以“我们美国的蠢事”和“幼稚的美国人”为题的文章，月复一月在他们眼前出现，他们却没有耿耿于怀。他们期望听到这样的说法：美国渐渐沦落到野蛮状态，对于文明人而言，这是个根本不能生活的地方。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大西洋月刊》上哀叹道：“我在考虑一个实际的个人问题，那就是一个略有资产的普通人，生活简单，乐趣单纯，而且习惯思考，怎么样能在本国找到一个地方，如何生活下去。”

我要提醒一句，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知识分子里，很少有人会接受以上所有的信条；但如果有人一条也不相信，那他就不是开明人士，不能算是真正的文明人，也不能算是现代人。繁荣的花车隆隆向前，而站在路旁的知识分子吵吵嚷嚷，露出一丝嘲笑和失望。

四

门肯虽然愤世嫉俗，却在战斗中痛快自在。他继续和全副武装的敌人迎面交锋，每有号角声，他总说：“呵哈！”美国文明的各个方面都会出问题，起码为他手中的短枪提供了称心的靶子。他在《偏见集》的第5本里扪心自问：“如果你发现美国有这么多不值得尊敬的东西，你为什么还要住在这里？”然后他自己回答道：“人们为什么要去动物园呢？”从来没有人像门肯那样，在美国动物园里纵情欢乐，对着田纳西州的类人猿放声大笑。

然而，对知识分子阵营里的大多数同行来说，情况并非如此。“幻想破灭”这个说法在这段历史时期中经常被提及，幻想破灭的感受（除了商业和商业带来的实质改善）正是20世纪20年代的基调。大多数美国人也许对此毫无意识：战争结束后，他们有种奇怪的失望感，觉得生活并没有给他们希望得到的东西，他们深知有些价值观念曾经至关重要，如今已经烟消云散，但是他们依然兴致勃勃、满心欢喜，完全不注意自己思想发生的变化。然而，美国和其他地方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再清楚不过：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不幸的是，很少有人像门肯那样思想成熟，对人性的期望如此之低。如果你一直认为这里是文明人的乐园，你就不能享受动物园里的乐趣。

知识分子信奉更开放的性自由观念，当他们通过亲身体验，或是书本和戏剧中得来的体会获得了这种自由，却有很多人感到灰心失望。他们发现，爱情转变成了克鲁奇所说的“细致分类的精神错乱”，剥夺了诗情画意和富有意义的生活中最可爱动人的一幕。正如克鲁奇所说的那样，“感情只有首先得到尊重，才会有尊严”，而爱情来得轻而易举，过于强调生理需要，变得不再令人尊重。埃尔默•戴维斯在一篇散文中提到，有本战后小说的女主角“沉溺于259段恋情，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她没有和其中任何一个男人产生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而维多利亚时代小说里的淑女，只要一次规矩得体的邂逅，就能萌生爱意”。这位忙碌的女主角在文学作品里都能找到许多同类，毫无疑问，现实生活里也有不少；他们能够清楚地感受到一点，罗曼蒂克是不能大量炮制的，一旦爱情变得唾手可得，也就成了平凡无奇的东西。即使他们没有同龄人那么不检点，可是当浪漫的爱情自跌身价时，也会感到无聊透顶。

作为标准化和压制的劲敌，知识分子们信奉自由，可自由到底是什么？虽然遭到禁酒运动的侵扰，受到各家商会的控制，人们会感到不舒服；但是从长远来看，拥有自由却不知道怎么办，只会让人觉得更忐忑不安。在整个20世纪20年代，最令人沮丧的场景莫过于里奇蒙德•巴雷特（Richmond Barrett）在《哈泼斯杂志》上刊登的小说《森林里的孩子》里所描述的：有位美国年轻人冒冒失失地跑到巴黎去逍遥自在，干一些布法罗和艾奥瓦市不许做的事情，他不管遇到谁都放肆无礼，品味了几段短暂而无味的风流韵事，每天泡在杜松子酒里，最终赤身裸体地昏倒在小咖啡馆的桌子底下。当然了，巴雷特只是描写了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中的极端主义者；但是在20世纪20年代，谁能看不出来，这就是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在《所有悲哀的年轻人》里塑造的那种人呢？沃尔特•李普曼这样写道：“自从战争结束、理想主义土崩瓦解以来，这一代人走向成熟最显著的标志，不是他们对宗教的反叛，不是对父母道德准则的反抗，而是他们对自己反叛行为的幻想破灭。年轻男女的叛逆非常普遍，但是他们的反抗非常可悲，缺乏信仰，他们既不信奉新自由，也不相信旧规则，这可算是新奇之处。”还可以补充一句，那些比他们年长睿智的人，尽管思考方式不同，却想到了这个问题无法解答的地方：得到自由后，下一步会怎么样？

这些知识分子也相信科学真理和科学方法。科学不仅完全带走了他们的上帝，或是把上帝理解为世上的秩序原则，为了满足心理需要在脑子里捏造出来的幻想；正如克鲁奇在《现代精神》中指出的那样，科学也把人理解成其是非观念没有先验性的权威的生物。人们再也不可能自信地说，这是对的，那是错的；威斯康星州认为正确的行为可能（据人类学家说）在婆罗洲就是错误的，甚至威斯康星州的是非判断，看来也不过是容易犯错的人为见解。确定无疑的事情远离了人们的生活。更糟的是，这也远离了科学本身。从前，那些否认神圣秩序的人依然能够依靠安稳的自然法则生活，但是现在连这种法则也摇摆不定。爱因斯坦和量子论带来了新的变数和新的疑虑。没有什么事情确定无疑；人们无法揭示生活的目标，更无法了解生活的目的；在一片迷雾里，没有什么实实在在的东西让人们依靠，能让人说这是真的，这可以持续。

五

不过对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而言，所有这些不确定因素都蕴含着新的希望。随着固有价值观的崩溃，艺术界那套古老而无懈可击的批评标准也土崩瓦解，为新鲜独立的艺术作品打开了获得承认的大门。更让人欣慰的是，这种思想占了上风：新鲜独立的艺术作品可以真正来自本土，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可以让自己的文化彻底摆脱欧洲的统治，这个时代已经到来了。

要说服鉴赏家们认可这些出自美国本土的一流的绘画和音乐作品，依然非常困难。艺术品藏家不屑一顾地把美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作品拒之门外，真心诚意地称赞法国现代派及其模仿者的画作，从艺术角度来看，美国几乎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美国的管弦乐团依然是外国指挥家的天下，演奏的几乎都是外国音乐作品，本土作曲家很少有机会崭露头角。但是，即便在美术和音乐方面，也出现了改变的迹象。艺术家们开始圆睁双眼，考虑描绘摩天大楼和生产机器的景象，收藏家暗自等待乔治•贝洛斯（George Bellows）与世长辞，好把他那些表现美国职业拳击赛的粗糙油画和石版画卖出高价。音乐迷终于感受到黑人灵魂乐的光彩，认为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会缩小流行爵士乐和活力音乐的差距，让泰利（Talley）和劳伦斯•蒂贝特（Lawrence Tibbett）这样的歌手成为大都市明星，心满意足地倾听迪姆斯•泰勒（Deems Taylor）作曲的美国歌剧（当然了，歌剧里并不是美国题材）。

在建筑领域，本土风格的建筑受到了更热切的欢迎。尽管美国普通的乡间房屋依然是乔治王风格的庄园宅邸，法国式的农庄，或者是西班牙式的别墅，里面配备了浴室和可放两辆车的车库，即使在森林湖，人们也还想感受房地产中介商所谓的“旧世界魅力”；尽管美国银行还是古典风格的圣殿，依然有建筑师打算为美国现代大学的生活建造一所中世纪哥特风格的建筑；不过，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赞同路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看法，新材料和新用途要求建筑师采用新的设计方法，不再顾忌艺术的利益。在战后十年之初《芝加哥论坛报》举办的比赛中，赢得二等奖的沙里宁（Saarinen）的设计风格尤其令人震惊，为摩天大楼的建造开启了新的可能，而建筑师路易斯沙利文（Louis Sullivan）、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和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设计的伍尔沃斯大厦，已经暗示了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摩天大楼具有独特的美国风格，为什么不能用新颖的美国方式，来解决钢结构建筑的问题？美国建筑业逐渐开始发展。古德休（Goodhue）设计的洛杉矶公共图书馆和内布拉斯加州议会大厦，阿瑟•卢米斯•哈蒙（Arthur Loomis Harmon）设计的纽约希尔顿酒店和巴克莱一维西电话大楼［由麦肯锡、维尔西和格梅林建筑师事务所、拉尔夫•托马斯•洛马斯（Ralph Thomas Loamas）共同建造］，还有其他设计精美的建筑，至少为日后铺平了道路，可以条理分明、精巧美观地体现美国人的建筑需求。

最后，美国的文学领域几乎完全摆脱了外国的桎梏。尽管知识分子购买的外国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成千上万地移居蒙帕纳斯和昂蒂布，但是他们希望写出美国特色的文学作品，正确评价美国文学。他们的写作和评价受到了多方面的鼓励，门肯对毫不妥协的本土文学作品大加赞扬，出色的评论期刊纷纷创立（如《星期六文学评论》），人们对美国历史背景进行研究，挖掘了很多富有潜力的本土文学素材，如伐木巨人保罗•班扬（Paul Bunyan）的民间传说，以及边疆地区的亡命之徒和河上漂泊的演出船。人们出现了活跃的新思想，到头来观众们不再相信，美国文学会永远低人一等、缺乏创新。的确，在这十年间，诞生了辛克莱•刘易斯的《阿罗史密斯》，德莱赛的《美国悲剧》，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薇拉•凯瑟的小说，班奈特谱写的歌曲《约翰•布朗的遗体》，尤金•奥尼尔的几部戏剧，林•拉德纳（Ring Lardner）的《金色蜜月》等短篇小说，仅仅提到这些作品就足以让人心生妒忌，这十年可以说比光明的前景还要灿烂。

六

随着反叛的新鲜劲儿烟消云散，对巴比特式庸人的抨击逐渐消失。《美国信使》（也许还有杂志主编的影响力）的发行量在1927年达到了顶峰后一路下滑。《纽约客》杂志把迪比克的老太太忘在脑后，不再对世人满腔愤恨，形成了自在随意、迷人风趣的写作风格；城市知识分子喜爱的其他杂志，也厌倦了用警惕的态度来看待美国风情。色情小说似乎少了大胆露骨的色彩，揭露名人真相的风尚也走到了尽头。各个方面都开始出现类似的迹象，表明知识分子的精神抑郁症大概已经度过了最糟糕的时候。

1929年，就在这一年克鲁奇出版了《现代精神》，全面描写了当时令人沮丧的思想幻灭，沃尔特•李普曼打算为信仰和伦理道德的新体系奠定基础，来满足那些幻想破灭的人。《道德序论》的成功表明，许多人厌倦了陷入精神混乱的状态。就在同一年，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要求人道主义的响亮呼声。这种人道主义的风尚不免带有滑稽可笑的色彩，那些对此议论纷纷的人，几乎搞不清楚在三四种人道主义里，哪一种才是他们心目中的人道主义，保罗•艾尔默•摩尔（Paul Elmer More）和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这样与世隔绝的学者，不可能成为组织各种群众运动的领袖；但是也进一步证明，怀疑论者的倾向是沿着一条新的防线挖掘困惑，然后面对困惑。人们正在不遗余力地通过哲学家怀特海（Whitehead）、爱丁顿和牛仔裤的科学哲理，寻找人生信念的基础，让生命活得有价值也许，战后十年间消失的价值观已经一去不复返，但至少人们在寻觅新的价值观，来填补它们的位置。

如果这种价值观存在的话，那来得恰到好处。在战争时期，乐观主义者和宣传家曾经声音洪亮地预言，人们会走向一个新时代，新的一天还没有到来，黑夜已经降临，许多人在未知的黑暗里不知道何去何从。他们可以反对愚蠢和平庸，可以充满怜悯地把自己看做迷惘的一代，从中获得一点乐趣，但他们依然得不到心灵的安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