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投资的8条规则 构建更好的投资流程
如果蚂蚁能够使用几条简单的规则，设计出无穷复杂的生存策略，那么投资者呢？我们能否创建一套类似的规则，让我们的投资决策更加聪明，更不容易受我们不理性大脑的干扰呢？
有这样一种说法：人类大脑的功率据说是12瓦——换言之，只相当于一只60瓦灯泡的五分之一。和如今一些电脑的功率消耗相比，这不算多。然而我们希望这相当弱小的硬件，能够胜任投资世界中大量的复杂计算，我们甚至厚颜无耻地希望我们能算对这些东西。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一样，让游戏有利于我们的一种途径，是构建一个良好环境，我们在其中可以更加理性的思考——或者至少减少一些非理性。但是我们手上还有另一个工具：如果我们想要做出更好的投资决策，设计一系列能够持续运用的规则和流程会裨益良多。
在金融危机之后，我努力工作，为自己建立这种更加结构化的投资方法，从而让我的行为更有规则，更有可预测性，同时减少我的决策流程的复杂性。鉴于大脑的有限处理能力，简化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的。我设计的规则包含很多关键的投资流程，包括我在寻找股票的时候应该阅读哪些材料（以及阅读顺序），我与谁讨论潜在投资的事情（以及拒绝与谁讨论），我怎样处理公司管理，我如何交易股票，以及我要怎样与我的股东交流（以及不要怎样与股东交流）。
其中有些规则是普遍适用的，还有一些与我的个人风格有关，或许不太适合你。更重要的是，在投资过程中我还会继续加油——我会从经验中学习怎样做最好，然后不断修订这个游戏计划。我也相信，如果你开始以这种结构化、系统化的方式考虑你的投资流程，它也会给你带来巨大帮助。飞行员要将一整套规则流程内化于心，指导他们的每一个动作，确保他们以及乘客的安全。不想冒险就获得好收益的严肃的投资者，应该学习他们的榜样。为什么？因为在投资中，和在飞行中一样，人为误差可能是致命的。
和我投资生涯中的很多事情一样，我对此的理解源于和莫尼什的谈话。在2009年我们去印度的旅途中，我提问他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他交易股票的方法。很明显，他曾以极具逻辑的方式思考过这个问题，他所做的每一个动作都有规则主导。例如，他决定，在开市期间绝不下单买卖股票。
我们从那场旅行中回来之后，我对自己说：“盖伊，你全做错了。”莫尼什的思维与我有很多不同之处，包括愿意或者能在情感上承担更多的明显风险——或者不确定性。但是我决定效仿他的做法，把这种严格的分析引入我自己的投资流程。我随后在这方面引入了八条规则、惯例和习惯。这无论如何都不是一份详尽完整的清单。但是我希望，它能让你品味一下我迄今都学到了些什么。
1. 不要总是查看股价
我定居苏黎世的时候，做出了一个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继续租用一台彭博终端机，但是不再像早年当基金经理时一样，每天早上一上班就打开它。我现在经常连续几星期不用它。但是这只是我努力让自己远离市场日常噪音的一方面。
很多投资者不仅会每天检查他们的股票价格，有时候甚至是隔几分钟就看一看。我们的大脑中有一个奇特的小问题，让我们莫名其妙地感觉这只股票知道我们在盯着它。我们甚至有可能产生一种恐惧理，只要我们不一直盯着它，就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许在没有盯着它的时候，会有一条不利于我们的大新闻出现，股价会突然暴跌。看着显示器上的股价，“投资者一种错觉，觉得F安好，地球还在按正常轨道运行。
问题在于，不断变化的股价，是对行动的召唤。如果我看到彭博终端机屏幕上闪过一个明亮的跳动，它就会告诉我的不理性大脑，我需要做点什么。如果你正在投机于最新热门的生物科技或互联网股票，跟随每一次疯狂的潮流或许有点用：一家券商发布了一份强烈看多的报告，其他投机者蜂拥而入，你的股票瞬间上涨了20%。但是我想要以更加慎重的方式投资，打算在买入一家公司之后持有至少数年之久，甚至一直持有。就像巴菲特曾说的一样，当我们投资一家公司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做好准备，哪怕明天股票市场就会关闭，哪怕它五年之内都不会重新开业，我们也愿意持有这家公司。
我不能五年不开机看股价，因为我每个月都需要确认基金的财产净值，并向我的股东们发送一封信，每月报告他们持有我们基金的股份净值。但是假如我只是管理自己的账户，我会建立一套系统，每个季度只看一次我所持有的股票价格，甚至是一年一次。在目前的情况下，我每周看股价不超过一次。不去看它，你的证券组合也很好，这是一种很好的放松。为了良好地判断，我对电脑和彭博终端机的设置，不会让它们同时把我所有股票的价格显示在一屏上；如果我需要查看某只股票的价格，我会单独去看它，这样我就不会同时看到其他股票的价格。我不想看到其他不相关的股价，免得它们唤起我鲁莽行动的欲望。
对于所有这类噪音对我可怜大脑的影响，值得更进一步思考。太频繁地查看股价会耗尽我的克制力，因为它需要我花费不必要的精神能量去拒绝行动的召唤。而我的精神能量是一种稀缺资源，我希望把它导向更有益的方向。
从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的金融行为学研究中，我们还知道，亏损给投资者带来的痛苦程度，是盈利所带来快乐的两倍。所以我需要保护我的大脑，防止在我看到我的股票——或者市场，下跌时产生的情绪风暴伤害它。如果存在平均市场波动性的话，在一个长达20年周期的时间内大部分时间市场是上涨的，但是如果我太频繁地查看，它在当时下跌的可能性就会高得多（纳西姆•塔勒布在他的巨著《随机漫步的傻瓜》中详细解释了这种现象）。那么，为什么要把我自己推到这样境地，让短期下跌给我带来消极情绪，向我的大脑发出错误信号呢？
无论如何，对于我所投资的公司类型，没有必要天天盯着看。几乎我投资的所有公司，其长期收益都是不可阻挡的：该公司在朝着积极方向发展，问题只在于收益产生于何时。巴菲特所持有的股票也明显具有这种宝贵特点。当然，他使用“不可避免”这个词来形容自己所期望的最终收益。想一想他在北伯林顿铁路公司的投资。毫无疑问，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国家建设日益成熟，铁路产业也越来越强大，该公司的交通网会越来越宝贵。此外，没有人会在隔壁修一条竞争性铁路，所以伯灵顿公司不会被取代。
如果你投资类似这样真正不可阻挡的公司，关掉显示器，躺在沙发上读读书并没什么关系。毕竟，巴菲特从美国运通、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上赚得数十亿，靠的并不是无聊地盯着股价每天的变化。
规则：尽量少看股价。
2. 如果有人给你推销什么东西，不要买它
在我早年的纽约旋涡时期，我的基金收益相当好，但是似乎没有人关注我，这令我很伤心。后来，我肯定是登录了很多数据库，结果电话开始响个不停。每一个人都想要卖给我些什么东西。股票经纪人打电话推荐股票，推销员打电话想要卖给我高价研究系统、投资新闻订阅、新的电话服务，还有不计其数的其他产品。最初，这些电话像是对我成功的一种肯定，好像这些关注一下子让我出名了。但是我很快就开始看到，当我买了推销员兜售的这些东西之后，我就会做出糟糕的决定。
问题在于，在面对天才销售人员巧舌如簧、天花乱坠的推销时，我的大脑并不擅长进行理性决策（你的大脑可能也一样）。所以我采用了一条简单的规则，事实证明它非常有用。那就是不论有人打电话推销什么东西，我都会尽量客气地答复说，“抱歉。我有一条规则，不允许自己购买任何别人推销给自己的东西。”
令人吃惊的是，推销员还会这样反问道：“但是那样的话，你怎么才能找到合适的电话服务呢？”与此类比，股票分析师们会说：“但是，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只伟大的股票吗？”
有时候，他们确实没错。或许从逻辑上来讲，我确实应该更换电话服务，或者采纳他们天才般的投资建议。但是我不想这样做。我可能在短期内有所损失。但是从一生的长度来看，远离那些为了个人利益劝我买东西的人，会让我受益更多。这是“逆向选择”的一个简单应用。就像查理•芒格开玩笑所说的一样，“我只想知道，我会死在哪里，这样我就可以永远不去那里。”对于我来说，如果一笔投资是被推销的，那个地方就是我想要回避的地方。
如果在鸡尾酒会上有人和我谈起他们手上一只伟大的股票，或者他们想要我投资的一个私营公司，我也会这样运用这条规则。我或许会听一听。我或许会留下深刻印象。我甚至会被诱惑。但是只要我这样做会让他们得利，我就不会买它。有时候，这不见得是销售佣金或者任何其他经济上的好处，它可能只是成功推销他们想法的心理成就感。但是不论如何，这都是我的禁区，因为这些主意的出处是错误的，它们源于推销者的个人小算盘。
像往常一样，巴菲特比我知道这个道理早得多。例如，他有一条规则，永远不参与公开喊价的拍卖。跟随他的思路，我从未投资过首次公开募股（IPO），可能将来也永远不会。在一家公司上市的时候，它背后有华尔街所有思维扭曲的推销力量。当然，有些首次公开募股是很好的机会，会快速上涨。但是它的出处是有问题的，所以对于我来说，把所有首次公开募股从购买清单上去掉更安全，哪怕这会错过一次偶然的机会。
规则：如果推销者能从我的购买中获得个人利益，我就不会买。
3. 不要和管理人员谈话
几乎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不喜欢和我研究的公司管理人员讲话。很多聪明的投资者不同意我这种做法。对于他们来说，经常和公司高管进行接触会收获颇多。而且，这种高层接触的允诺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营销工具，感召现有股东和潜在的投资者，但他们或许不理解这种对话有潜在的负面效果。
这听起来像是歪理邪说，但是我自己的经验说明，与管理人员的密切联系更有可能降低我的投资收益。问题在于，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一特别是首席执行官，往往都是非常高明的推销员。不论他们的业务表现如何，他们总有办法让听众感觉公司的前景一片光明。这种赢得听众一括董事会成员和股东——赞同的能力，或许是他们爬上公司食物链顶层的最重要天赋。但是这种讲话的天赋并不一定能让他们成为可靠的信息源。
这并不是说，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以及其他高管们是邪恶或者不道德的。我可没有一丁点儿如此不敬的意思！这只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职责，以及他们的技能引导他们这样发布信息，着重强调积极因素，同时淡化公司存在的任何问题，把它们描述成暂时的，或者容易解决的问题。他们或许没有任何不良意图，就会下意识地略过一些信息。但是这没关系。我知道自己的理性局限，所以更倾向于不让自己面对这种潜在的干扰影响。令我感到特别危险的是，竟有投资者让公司管理人员帮助自己建立对一家公司的第一印象。
我知道有些基金经理在进行研究时会说，“我需要见见公司的管理人员，才能感到安心。”但是谁知道这些管理人员会把他们的思维搅成什么样子？如果必须面见首席执行官，我才能理解为什么应该买这只股票，这将是一个危险信号。根据我的其他所有研究，这笔投资应该很清楚才对。如果我想要评估公司管理人员的水平，我宁愿保持一定距离，以客观的方式研究公司年报和其他公开数据，还有新闻故事。像这样间接观察，要比和他们一对一见面、冒险进入他们的干扰范围更好。
回想起来，是对莫尼什的观察，让我彻底停止了与管理人员对话。我们第一次讨论这个话题是在2008年，这在当时对于我是一个新鲜概念，因为这与传统理念相冲突，甚至与很多价值投资者的理念相冲突。我不明白为什么我要花那么长时间，才理解这种屏蔽大量噪音的简单方法。
规则：当心首席执行官和其他高管，不论他们看起来多么有魅力、多么有说服力、多么和蔼可亲。
规则例外情况：伯克希尔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沃伦•巴菲特，以及其他一小部分首席执行官（比如费尔法克斯金融控股公司、莱卡迪亚全国控股公司、马克尔保险公司等公司的高管），他们会认真对待，假设自己处在股东的位置上，与对方分享他们想要知道的信息。
4. 按照正确顺序研究投资信息
从芒格有关人类误判原因的演讲中，我们知道，第一个进入大脑的想法更容易被大脑所接受。就像他解释的一样，“人类思维就像人类的卵子一样，人类卵子有一种排斥机制。一旦有一个精子进入，它就会完全关闭，不让下一个精子进入。人类思维也有严重的类似倾向。”如果这种说法属实，我就需要极度小心，安排好我收集研报和挖掘投资想法的顺序。我希望从一个有力的起点开始提炼它们，而不是危险的位置。如果这第一个想法来自推销人员，它就会立即把我置于危险的位置。所以，正如我们曾讨论的一样，我排除来自推销人员的任何想法：我不想让来自卖方分析师的推销意见（哪怕很有道理）成为我的第一想法，潜伏在我的大脑深处。
但是如果有我尊重的朋友或同事建议我关注某一只股票，推荐我购买呢？哪怕只是口头听说这样的主意也不是什么好事，如果有聪明人说某些东西非常值得投资，任何投资者都很难保持超然和理性。所以我会试图打断他们，像这样说，“哇，这听起来真不错。让我研究研究，然后咱们再讨论吧。这样我们就能更有准备地来交流。”
如果我和这个人有业务关系，我会告诉他，“我很高兴听到你的投资见解。不过能否麻烦你把它写下来送给我？”如果他们拒绝说，“哦，但我真的需要先和你聊一聊。”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做不到。从社交角度来说，坚持要求对方用书面形式交流可能有些不妥。但是在研究过程中尽量去除激动和情绪的成分很重要。根据我的经验，我更擅长筛选自己读到的信息，而不是听到的信息。
如果认定一个投资想法值得我进一步挖掘，我还需要按照正确的顺序进行谨慎研究。这对很多投资者来说似乎无关紧要，但是我阅读材料的顺序也有讲究，因为我首先阅读的材料总会对我产生较大的影响。
我的惯例是，先看最客观、最不偏不倚的信息。这往往是公司的公开文件，包括年报、季报，以及股东委托书等。这些文件并不完美，但是它们都是精心准备的，特别是在美国，它们都是经过律师审查的。公司不想被起诉，所以它们会努力出一份值得投资者信赖的财务报告。会计人员的审计报告也同样关键。有时候，会计人员在上面签字时或许会有很大压力，生怕忽略掉了什么问题。但是审计员的报告也可能传达出微妙的信号，财务报表可能并不总像它们看起来那么好。读财务报告更像是一门艺术，而不是科学。哪怕没有明说，有时候你也可以感觉到管理人员在试图提供较少的信息，让投资者感觉不够用。就像打扑克一样，一条脚注也有可能不小心“泄露底牌”，让你想知道报告是否有某些问题。
在年报中，管理人员写的序言也很重要。要看它是公开吹嘘自己的广告，还是真心想要与投资者交流情况？我想回避那些自吹自擂的公司，它们总是倾向于展示事物的最好一面。与这种做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伯克希尔公司在发布其B级的股票报价时，它会坦率地说，巴菲特和芒格不会以那个价格买入它们。
在读完公司文件之后，我一般会看一些客观性较低的公司文件——比如收益报告、媒体发布的信息、电话会议记录等。从有关公司或其创始人的书中搜集资料，可能也会得到有用的信息。这些作品大都是作者花费大量心血写出来的，如果不是空虚堆砌的话，往往会非常有用；有时候，这些作品很有深度，以至于我在阅读公司文件之前读它们。首次关注伯克希尔公司的投资者，就不妨先读读罗格•洛温斯坦和艾丽丝•施罗德写的有关巴菲特的作品。类似地，在研究沃尔玛时，先读萨姆•沃尔顿的《富甲美国》一书就是个不错的开端。
这些有关信息顺序的说法可能貌似陈腐。但是我们操作中的小变动，可能带来很大的影响。多年以来，通过不断改进吸收信息的方法，我在努力创造更好的成功环境。而且，我们每个人的思维都不一样，所以我对健康、平衡信息组合的看法，可能与你不同。《华尔街日报》曾报道说，巴菲特办公室里有一台小电视，调在CNBC频道上，不过是静音状态。我在过去也发现，在工作时有一台电视非常分心，因为它总是以没用的方式刺激我的大脑。
我还努力减少自己对互联网的使用（有时候没做到），因为网络可能把我带到上千个不同方向。浏览网页的所有链接和其他信息，需要消耗大量精力。我不想让我的思维链突然被打断。所以我喜欢阅读类似《华尔街日报》《金融时报》《经济学人》《巴伦周刊》《财富》《彭博商业周报》《福布斯》等实体出版物，还有一些更难懂的出版物，比如《美国银行家》和《国际铁路日报》。
此外，在阅读公司文件之前，我会避免阅读任何媒体报道。有很多提供有用背景和观点的好记者。但是对我而言，把阅读新闻不放在太优先的位置很重要，因为它们会给我行动的理由，但并没有提供本质性的内容。公司文件就像是我的肉类和蔬菜——不算好吃，但是往往最有营养。
至于券商公司发布的究报告，我很少读它们，也从不依靠它们。当我做完了其他所有研究之后，我有时候也会翻翻这些报告，好让自己知道华尔街对一家公司或一个行业的看法。但是我谨慎地把它放在我阅读的最后顺序，这时我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印象。我从不怀疑，券商里也有一些聪明人。有时候，他们可以提供一些真知灼见，特别是针对行业动态。所以完全忽略这个群体是不明智，也是不恰当的。但是他们做这些工作时，拿了券商的薪酬。我在读它的时候，就是把自己暴露给了华尔街，那是一台巨大的推销机器。而且，我培养所有这些习惯的目的，就是避免与市场同步；和他们步伐一致，只能得到中庸的中等成果。
规则：关注你吸收信息的顺序。在吃完肉类和蔬菜之前，不要着急吃餐后甜点。
5. 只与没有私心的人讨论你的投资观点
到目前为止，我拒绝与首席执行官、券商分析师，或者任何其他来自销售界的人讲话。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很有魅力的正直人，有债务需要偿还，有可爱的孩子需要供养。但是在我眼里，他们任职于销售机构是个致命缺陷。那么，有没有什么人，我真心喜欢和他们讨论潜在的投资机会呢？这是个好问题。感谢提问。
如果我想要征询他人的意见（我经常这么做），我发现咨询值得信赖的买方伙伴更加有用。多年以来，我和很多投资者进行了宝贵的探讨，他们包括尼克•司丽普、克里斯•霍恩、比尔•艾克曼、史蒂夫•沃尔曼、艾伦•贝内罗、肯•叔宾•斯坦、但丁•阿尔贝蒂尼、乔纳森•勃兰特，还有格雷格•亚历山大。他们都没有想刻意给我灌输什么，但都教给了我很多东西。根据我的经验，探讨投资的最佳伙伴，不仅要聪明，还要能在谈话之外的生活里保持自我。这样，这些讨论才会变得妙趣横生，不会打扰我宁静的心田。渐渐地，与我讨论投资最多的人成了莫尼什，这一方面是因为他的分析能力出类拔萃，另一方面还因为他没有任何私心。
我从青年总裁协会等组织中借用了三条基本规则，可以让投资讨论达到最佳效果。第一，会谈必须严格保密。第二，会谈双方都不应以判决的语气交谈，以免让他人感觉自己并评判，从而产生辩护的心理。事实上，如果你不知道其他人是想买进还是卖出股票，这种交流是有益的，因为知道别人这方面的想法反而会把情况搞糟。第三，我们之间不能有业务关系，因为这会歪曲会谈的性质，有意无意地与财务挂钩。当然，会谈中最重要的还是相互信任。所以在对方明确表示同意之前，你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如果我对购买某只股票感兴趣，想与其他某些人讨论它，我需要询问对方这是否合适。如果其回答是否定的，我就不应该那么做。
这些会谈的目标不是得到“正确答案”，也不是进行智力竞赛。它是为了分享我们的经验和信息。为了达到这一点，提一些开放性问题是有好处的。例如，不要问某家公司明年盈利如何，问“他们需要怎样做，明年才能有更好的盈利”会更好。
我记得与什埃•达达什提的一次会谈，他是一位基金经理，已经允许我公开我们那次讨论的内容。当时，他在研究运动鞋生产商盖世威公司。我对耐克有过大量研究，并曾关注过它赞助网球和橄榄球的效果。我没有对什埃说，盖世威是运动鞋领域中的落后者，我建议他列出前20名网球运动员的名单，看看都是哪家公司在赞助他们，然后再评估在这个赢家通吃的市场里，哪些运动员吸引了最多的观众。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盖世威只赞助了其中一名运动员，而耐克赞助了六七个——这说明，盖世威想赢得耐克的市场份额，有难以逾越的障碍。任何时候，我们都不会讨论什埃是否已经持有这些股票，或者是否曾考虑过买入这些股票。但是我猜，我们的会谈可以帮助他认清，这家公司并不是他最理想的投资目标。
规则：与其他投资者分享你的知识，不过要跟随那些能在逆境中保持自我的人。如果对方恰巧是巴菲特、芒格或者帕伯莱，那就再好不过了。
6. 永远不要在开市期间买卖股票
华尔街的精妙设计，就是要从人类大脑的弱点中牟利。例如，不择手段的券商创造出良好的报表，让他们的经纪人说服客户买入某只股票。而其背后的真实目标，是为券商自己制造可以盈利的交易活动。作为一名长期价值投资者，我正好和华尔街相反。我需要做的，就是投资一些伟大的公司，然后按兵不动。华尔街从频繁交易中牟利，我的股东和我却通过潜伏不动获得回报。
为了让我坚持这样做，我需要一系列断路器，减缓我行动的速度，防止我鲁莽行动。其中有些惯例和过程很明显，看起来似乎不值一提。但是我发现它们非常有好处，而且也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实施。
在买卖股票的时候，我需要让自己脱离时时刻刻的市场价格变化，它可能会搅乱我的情绪，刺激我行动的欲望，遮蔽我的判断。所以我受莫尼什启发，设定有一条规则，就是不在开市的时候交易股票。相反，我更喜欢等交易时间结束之后，再发邮件给我的经纪人——我刻意不与他们直接谈话——让他们在第二天以平均价格交易股票。我不会试图在市场上冒险，因为我不想被它不停的潮起潮落卷走。正如格雷厄姆所说的一样，我们必须让市场做我们的仆人，而不是我们的主人。
偶尔我也会打破这条规则，因为有特别紧急的理由，必须在开市期间交易某只股票。和所有这些规则一样，其目的不是要让它们束缚我的行为，而是让它们把我的行为引导向更健康方向。这条交易规则的意义在于，它能允许我脱离市场。
与此相反，在我早年担任基金经理时，我在屋里有一张交易桌。这是一种可怕的想法，它把市场搬到了我的办公室核心，甚至比拥有一台彭博终端机还糟糕。我也经常直接与交易员谈话，他们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你希望我看看下面，了解了解市场吗？”我不知道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好的方法，于是让自己暴露在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市场行为中。所有这些信息都让我感到自己的力量，给我一种已经掌控世界的错觉。
我现在的观点是，我们不必费尽心思去管一直波动的价格信息。但是我花了几年时间才明白这一点，并设计出这样的原则对自己说，“我将要去屏蔽一切噪音。”一开始，这可能令人提心吊胆。但是根据我的经验，很快就会感受非常自由。
规则：与市场保持安全距离。不要让它入侵你的办公室或大脑。
7. 如果你买的股票下跌了，两年之内不要卖
股票上涨的时候，卖掉它可能是一件乐事。但是这就像我们与老朋友分别，总是苦乐参半。当一只股票下跌的时候，卖掉它更多是因为情绪问题。毕竟，如果一笔投资已经让你损失了很多钱，再进行理性决策是很困难的，因为懊悔、自我厌憎、恐惧之类的负面情绪，可能让你清晰思考的能力短路。莫尼什设计了一条规则，应对这种情况下的心理压力：如果他买的一只股票下跌了，他在两年之内不允许自己卖掉它。
在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时，他向我解释了这条规则，它太有意义了，我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拿来使用。它再一次扮演了断路器的角色，放慢了我行动的节奏，提高了我做出理性决策的概率。更重要的是，它迫使我在购买股票前更加谨慎，因为我知道，如果犯错误，它就将跟随我两年之久。这让我避免了很多糟糕的投资。事实上，在买入一只股票之前，我总是假设股价会突然暴跌50%，问自己能否受得了。然后，我会根据万一真跌一半时自己的情感承受程度，买入适当的数量。
莫尼什的这条规则，是巴菲特经常与学生交流的一个重要想法的变形。巴菲特曾这样说，“我可以改善你们最终的财富。给你们一张有20个孔位的票，你们可以在上边打20个孔——代表你们一生中的投资机会次数。当你们把卡上的20个孔打完之后，就不能再做任何投资了。在这条规则前提下，你们会真正仔细地思考自己怎样做，增仓自己真正看中的股票。这样你们就会做得更好。”
规则：在买入任何股票之前，确保你足够喜欢它，哪怕你买入之后股价就腰斩，你也愿意持有它两年。
8. 不要讨论你当前的投资
多年以来，我逐渐认识到，公开讨论我持有的股票是一个坏主意。这倒不是担心其他投资者可能盗窃我最好的想法。真正的问题在于，它会扰乱我的头脑。一旦我们发表了公开演讲，心理上就很难再去推翻自己说过的话——哪怕我们后悔了之前的观点。鉴于市场形势瞬息万变，可能我说完就会发现自己错了，所以公开评论某一只股票是我最不愿意做的事情，这样可能把自己套进去。
我最初是在芒格关于人类误判的演讲中，接触到了这个观点，它引导我去读了罗伯特•西奥迪尼的《影响力》。西奥迪尼把我们思维中的这种特征描述为“承诺与始终如一原则”。为了描述这种想法，他提到了1966年的一项心理学实验，实验者提问帕洛阿尔托市的居民，他们是否愿意做一些不怎么花钱的事情，帮助他们的社区。几天之后，又请他们在自家门前的草坪上安放一个丑陋的标志，提醒过往司机不要在社区超速行驶。之前承诺做一些不怎么花钱的事情帮助社区的人，感觉很难改变自己之前说出来的立场，所以他们大都认为自己有责任把这些标志安放在自家草坪上。
类似地，如果你告诉一个孩子，你要请他们吃东西，他们一般会回应说，“你保证？“他们天生理解人们在明确立场之后很难改变。
我第一次有这样的亲身经历，是一只叫作EVCI的股票，我在2003年前后买入了它。在18个月时间里，它翻了7倍，成为我届时为止最成功的一笔投资。我们将在后文讨论，我当时应该卖掉全部股份。但是我接受《价值投资家洞察》的采访时，把EVCI当作我超凡投资技术的一个典范来吹捧。结果，我公开投资了这只股票，却不好放弃它，哪怕它已经不再便宜了。出于多种原因，该股票价格随后腰斩。回想起来，如果我没有在采访中说那些话，就会更容易脱身，因为那样我有更大的灵活空间，只要形势发生变化就可以卖出。
同样，我也花了很长时间才开始按照这条规则行动，确实停止公开讨论我所持有的股票。有时候，我有必要披露自己在做什么。例如，在我的基金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打击之后，我需要向股东们保证，确保他们不会灰心。所以我会详细告诉他们，我现在持有克里苏德公司和伦敦矿业公司等股票，让股东们清楚，这些都是物美价廉的股票，有很好的前景。
2010年，在我的基金迅速回升之后，我最终做出改变：停止在公开场合讨论我的当前投资状况，包括在我的基金年会、接受记者采访，以及给股东的信中。最初，做出这样的改变并不容易。一旦你在市场中建立了一种预期，就很难扭转，否则人们就会觉得自己受到了欺骗。但是这种流程的改变值得冒险，哪怕触怒一些人也值得。
我对这条规则并不教条死板。如果我和一位股东私下聊天，我可能在最后谈一谈我们持有的某只股票。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私密场合，我也尽量保持中立客观，少加评论，抑制掏心窝倾诉我为什么感觉某只股票很好的原因。我知道，只要说出口，之后再想做出与此不一致的决策就将很难。所以，为什么要在容易避免的时候，给自己创造这种头疼的隐患呢？
虽然不在给股东的信里讨论当前持股，但是我会在事后详细报告已经卖掉的股票。这让股东们清晰地了解他们的钱都被投资到了哪里，但是不会干扰到我尽量理性行动的能力。对于我来说，这绝对是卸下了一个心理包袱。我敢说，大部分个体投资者也能从保持沉默中受益，因为他们讨论当前持股只会加大自己理性操作的难度。如果不必担心他人可能怎样评判你，事情就会简单得多。
规则：不要公开谈论任何你以后可能后悔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