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真理1 坚持百己的原则 带我渡过金融危机

 价值投资者常常引以为傲的，是自己能够在市场崩盘的时候买入。我们倾向于认为当所有人在恐慌时，我们可以做到拥有冷静、勇气和力量，并且能理智地行动。但是当市场崩溃、华尔街血流成河的时候，到底会发什么情况呢？在2008—2009年金融世界陷入空虚，并把我和我的基金拖入其中时，我亲身体会了一次。就像巴菲特所说的一样，如果没有恐惧，你就不会集中注意力。上天知道我当时的恐，其。

金融危机期间的经历是非常痛苦的，现在诚实、坦率地写当时的事情，我都感到很困难。我不是存心要这样的。我已经压抑了当时的很多记忆，因为面对它们太痛苦。帮助我写作本书的朋友、股东威廉•格林，最近和我提起当时有一次我打给他电话，半开玩笑地对他说，“我们身上的每一个毛孔都在流血。”我已经完全记不起这件事了。但是即使我想要忘记，当时的一些场景依然难以磨灭。

最糟糕的时刻之一，是在2008年3月的一个清晨，在吃早饭时，我在《金融时报》头版读到了贝尔斯登公司濒临破产的消息。我的基金是贝尔斯登公司的经纪业务客户，该公司持有我们多个账户的全部资金。我记得当时我的妻子洛丽冲我发火，因为我分心严重，完全忽略了我的家庭。我当时转过头来对她说：“你知道什么？蓝宝石基金的钱全在贝尔斯登。而这家公司明天就可能消失。”

那个周末，我大半时间都在办公室，研究周一有哪些专家会来，针对如果贝尔斯登公司破产，他们可能给我的基金提出怎样的建议。我需要知道，这会对我们的账户产生什么影响，在公司破产托管清算期间，它们是否会被冻结数年之久。

作为一个保守的、不愿冒险的投资者，我特意将我们的全部证券都放在了贝尔斯登的现金账户，该账户完全由我们的基金拥有。我知道，借钱和投资保证金交易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中间经纪公司可以控制保证金账户中的资金，在最糟糕的时刻把它们卖出。几年前，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公司就确实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我几乎是疯狂地极力避免类似的风险，对保护我们的资金高度警惕，我没有一分钱的杠杆资金和债务——不论是个人还是基金。贝尔斯登只是我们的保管人，这意味着从理论上来说，我们的现金账户是安全的。尽管如此，前景不明的形势也令人感到恐慌。事实上，如果贝尔斯登破产了，谁能说准我们这些账户会怎样？世事难料啊。

那个周天的下午，3月16日，我坐在曼哈顿办公室的办公桌前，办公室里寂静得可怕。每一件事似乎都在以慢动作的速度发生。我知道，我此时无能为力，我的命运掌握在汉克•保尔森、本•伯南克，以及其他政策制定者手里，他们的核心目标是保护全球金融系统一而不是保护我、我的基金，或者我的投资者。从潜在的角度来讲，几乎我的家族的所有资产都处于风险之中，还有我几十个朋友、亲戚、商业伙伴的钱。即使如此，在这危机时刻，我却出奇得感到平静。

突然，彭博资讯给我带来了一条好消息，摩根大通决定收购贝尔斯登。我拿起电话给父亲打电话，和他分享这一喜讯。稍后在晚上，我参加了一次电话会议，听到杰米•迪蒙承诺摩根“支持贝尔斯登……保证交易者的安全”。我心里的一块石头终于落地了。从来没有这样平淡的话，对我有如此大的意义。甚至在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我还能感受到自己情绪的起伏。

贝尔斯登这件事，几天前我还毫不知情，就这样令人震惊地结束了。但是我们得救了。我之前从未见过杰米•迪蒙，但是从那以后我每年都给他寄圣诞贺卡。我曾在达沃斯的鸡尾酒宴会上见过他，并没有交谈，但我真想走过去抱他一下。

另一次在我记忆里留下残酷印痕的事情，发生在2008年9月。我们一家刚刚从美妙的欧洲度假回来。洛丽和我不久前要了第三个孩子，我们开心地住到了曼哈顿西部高档社区的新公寓。然后，在那个阳光明媚的9月下午，我父亲出乎意料地给我打电话，问我有没有想过雷曼兄弟可能破产。他的大部分钱都投到了蓝宝石基金。但是他还留了一笔规模不小的流动资金，购买了雷曼兄弟的债券。现在来看，雷曼兄弟公司就像个死亡旋涡。

我一时语塞。我们刚刚从贝尔斯登的灾难中逃出来——现在又轮到这个了？我在卧室里来回踱步，半信半疑地听父亲讲话。“雷曼兄弟的债券？你买了雷曼兄弟的债券！为什么？“

我无法想象，他怎么会走进这片雷区。不到一年前，我曾在价值投资大会上听大卫•艾因霍恩发表演讲，对雷曼公司进行了精彩点评。他当场撕碎这家银行的财报，说这家公司就像纸片一样容易受到攻击，所以我知道，除非你有三头六臂，否则不要碰它。现在我却发现自己的父亲没有告诉我，就投资了一大笔钱购买雷曼债券。

他解释说，一位全球最大、最著名银行的理财顾问给他打电话，推荐这些债券，向他保证他们拥有3A级的穆迪信誉评级。他感觉特别有信心买这些债券，因为他留意到穆迪是我的投资标的之一，而且他知道我只投资有好产品的公司。

但是我清楚地了解这里的游戏规则。职业投资家都在大量逃离雷曼。所以华尔街调到高速挡，把这种垃圾推销给过分信任他们的客户。在雷曼的传统投资者开始回避他们的债券时，他们必须找到更加容易受骗的客户来接盘。我父亲的银行无疑是为了自己赚钱，哄骗他买入了雷曼债券。

我怒气冲冲，对他进行了长时间的教训。“我说过多少次了，永远不要买华尔街推销的东西。永远。我喜欢的是穆迪的业务，而不是他们做出的评级。他们总是滞后于市场。”我讲这些话的时候，嗓子都扯哑了。

我父亲想知道，他是否应该卖掉这些债券，它们当前的市价大约是34美分。“当然，”我说，“现在就把它们卖掉。”但是这些债券已经是有价无市，他的交易指令一直也没有被执行。几天之后，9月15日，雷曼公司进入了破产重组保护程序。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破产事件。

我感到愤怒和羞辱。我的自我认同感，大部分在于把自己想象成为家族和朋友们财富的创造者和保护人。但是我失败了，我父亲因为疏忽，在购买这些债券之前没有和我商量，这让我感到很受伤。但这不仅是对我自尊心的打击，还十分让我恼火，让我想知道，在我这个保护人的盔甲下，还有多少我不知道的事情，还有多少裂痕。

我曾以为自己的防御固若金汤，但是我现在开始感觉这不是真的。一来，我父亲是我的基金的最大投资人。他上当购买雷曼债券的事情，会产生一系列的附加效应。在市场崩溃的时候，我等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了可以成为一个冷静的买家，买入那些跌到荒谬低点的公司股票。我花费了足够的时间学习经济史和巴菲特这样的投资家，我明白，这可能是一生中最好的购买股票机会。

为了做到这一点，我需要我的投资者一别是我父亲，在这场风暴中保持冷静。如果他的流动资金耗竭了，我将更难应对别人的挤兑，难以在几乎每个人都感到恐慌的时候买入股票。我知道，我现在需要冷静地分析，但是我的股东们也在面临这些情感和经济压力，这为我增加了更多的精神负担。

其他方面的压力也不期而至。例如，我当时雇用了一个聪明、勤劳的股票分析师，视他为一个靠得住的得力助手。2008年秋天的一天，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那里是我最后的藏身之地，他就在那里告诉我，他已经卖掉了他个人经纪账户中的所有股票。“我把它们兑现了，”他说，“我要等待事态稳定下来，前景更加明朗了再投入。“

我一下子被震惊了。“你疯了吗？”我问道，我无法隐瞒自己当时的反感。这个家伙骄傲地宣称自己是一名价值投资者，我也付给他合理的报酬。我以为他拥有和我一样的思维，能够帮我把握住市场赐予我们的难得机会。结果他的情绪如此失控，他就这样被恐慌吓倒了。他对此束手无策。这是对当时形势压力的一个衡量——哪怕是一个聪明的高水平分析师，哪怕他之前曾为基金带来过一些高收益，也在此刻败下阵来。

后来，我决定再也不聘请任何分析师了，像往常一样，我应该认真模仿巴菲特和莫尼什才能做得更好，他们都没有聘请全职的分析师。无须赘言，他们都是在那些意志薄弱的投资者寻求现金的心理安慰时，买入大量的廉价资产。

在全球金融危机不断加剧之时，市场的混乱是难以想象的。不过，房产泡沫的爆炸还是震惊了我。就在几年以前，我曾密切关注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公司年会上的一次讲话，解释他为什么不再持有房地美：在借贷标准和会计披露开始超出他们的理想范围时，他和芒格已经认出了早期预警信号。我还读到了对冲基金经理迈克尔•巴里所写的一些出色的投资报告，他中肯地解释了房地产和相关金融市场即将遭遇灾难的原因。在正确的智力环境中很重要：像艾因霍恩、巴菲特、芒格以及巴里这样头脑清醒的投资家，帮助我保持宽广的视野。

结果，我很好地避开了最危险的区域。我回避了所有与房地产有关的业务，以及任何为它们提供资金的公司。与此同时，我的基金持有了类似天然气管道公司这样的股票，这大概是我能离房地产最远的地方了。钻探页岩气是一个增幅巨大的市场，管道则是把这些天然气从气田运输到用户的最便宜模式。

我当时确实也还持有一些金融股票，但是我敢肯定它们是安全的，有足够的流动性。例如，万事达信用卡并不直接参与资金市场，它提供了世界上最主要的两种支付系统之一。在我的证券组合中，距离危机中心最近的，是穆迪公司，该公司的信用评级指数给金融危机火上浇油。但是穆迪公司本身的财务报表没有风险：它只是发布有关不同公司信用等级的观点，而不是为它们提供担保。而且有大量的先例证明，它们不需要为自己表达的观点担负任何责任。

我努力工作，投资那些卖价远远低于它们内在价值的公司。它们都有高质量的护城河，它们都是巨大现金生产器。它们没有一家高度杠杆化，或者需要经常接触资本市场。对于任何高度杠杆化或者需要持续融资的公司来说，信用危机都是非常危险的，但是我选择的公司的长期健康状况看起来都很好。所以当我最初听说雷曼破产、流动性耗竭的新闻时，丝毫没有在意。

但结果是无处可躲藏，特别是对于我这样专注于长期证券组合的投资者来说，我的组合里共有15只股票。我成功地带领蓝宝石基金度过了之前的市场修正，包括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999—2000年高科技泡沫崩盘，以及2001年9•11事件之后的市场波动。在蓝宝石基金的前十年里，我大幅超越大盘指数，为原始投资者们带来了四倍的收益。即使在我最糟糕的1999年，损失也只有6.7%。

但是2008年又有了新情况。我选择的证券组合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雪崩现象。连锁灾难从6月开始，那个月我的基金下跌了11.8%。接下来一个月，又下跌了3.5%。然后事态开始真正恶化。9月，基金下跌6.8%；10月，大跌20.3%；11月，再跌12.5%。在那一整年里，我的基金累计下跌了46.7%。从账面上来看，我的股东的钱、我的家族的钱，几乎有一半都化作了云烟。

在过去，我曾在写给股东的信里明确写道，从统计学角度来看，总有一天我的基金会跌去50%。你只需要看一看金融市场的动荡历史，就知道这种情况终将发生。当然，难题在于，如何预测这种雪崩现象何时发生。作为一个长期投资者，我的选择——从过去到现在，都不是妄图去给市场规定时间，那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至少对于我来说如此。我也不会选择购买保险（例如，做空一个指数，或者购买看跌期权），因为这在减小波动的同时，也降低了你的长期收益。

对于我的性格来说，这种做法有效。从情感上来讲，我的2008年是痛苦的。但是我能处理这些巨大的账面损失，因为我懂得，它们没有反映我的投资的内在价值。我知道，只要自己没有迫于任何外力放弃，我就能坚持到彼岸，一切都会好起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也对宏观经济做出了一个估计，认为我们不会重蹈当年大萧条的覆辙，因为我们的政策制定者懂得其中风险，他们会使用一切可用工具来避免灾难。

另外一个有利因素是，我对这种动荡事先有所准备。我成年之后所做的关键性财务决定之一，就是我永远不会寅吃卯粮，或者让自己陷入债务。我欠钱最多的时候，也就是信用卡里的几千美元，而且我总是会很快把它还掉。我从未租过车，或者按揭一栋房子。2008年，在市场崩.盘的时候，我住在租来的公寓里，有足够的现金储备逃脱这场风暴。

这种金钱观深深地植根于我的家庭灵魂里。1936年从纳粹德国逃亡之后，我的祖父使用他所携带的全部积蓄——总共1000英镑现金，在以色列盖了一座房子，没有借一分钱。1977年，我的父母搬到英国以后，他们利用一部分钱，在伦敦房价较低的地区购买了一套房子。我在纽约北部购买住所时，也是使用现金交易，而没有按揭。我富裕的祖先在被迫逃离德国的时候，失去了他们的财产；在某些根深蒂固的层次，我非常担心这种情况会重演。理解了这是我的神经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知道，我需要避免债务，因为它会干扰我理智行动的能力。类似地，我也不会用借来的钱投资，因为这会加剧我的压力，让我无法保持冷静和清醒的头脑。

我对债务的态度，也受到了巴菲特的影响——甚至在他告诉我们里克•格林使用杠杆投资的悲惨故事之前。有一次，巴菲特抵押了他在奥马哈的住宅，但是他不久以后就把贷款偿清了。在过去他经常说，他永远也不想陷入一堆债务之中，因为他不想发现，自己到时候处处受限的样子。在我们共进午餐的时候，我对他说，当我在以色列长大的时候，我的父母在带我们去度假之后，买不起电视机。他们会耐心等待自己能够买得起的时候，而不是借钱买。偶尔，为了犒劳一下自己，我们会到荷兹利亚高雅的丹•阿卡迪亚大酒店喝冰咖啡。那是一种节俭精明的享受生活方式。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债务是至关重要的经济润滑剂。合理的债务是积极健康的。但是对于个体投资者来说，债务可能是灾难性的，当市场与你预期的方向相反时，这可能让你难以在游戏中继续立足一不论是从财务上还是情感上。

正如巴菲特2001年给股东信中所说的一样，“只有大潮退去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谁在裸泳。”我有一名股东是第三方营销人员，她从前曾劝我和她一起去欧洲举办一次盛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加入我的基金。她对基金的长期价值投资手段非常感兴趣，投入了200万美元。但是她对长期投资的信心突然瓦解了，并在2009年1月取出了她的钱。我感到非常惊讶。我不清楚，她是承受不了痛苦，还是单纯地承担不起我们当时的损失，迫切需要取出现金。但可以确定的是，她的绝望是一个几乎完美的信号，我们已经到达了悲观主义最严重的极点。几个月之后，市场开始触底回升。

除了这一家以外，我的机构投资者也都相继撤出，部分是因为它们自身需要补充流动资金。不过，我的大部分股东依然坚定如初，相信事态会出现转机。最重要的是，我的父亲一乍为一名以色列老兵，他曾面对过生命危险，依然保持了惊人的冷静。在危机最严重的时候，在他的毕生积蓄几乎有一半都要化为泡影的时候，他问我，是否应该从基金里取出一些钱来。我说，这可能是最不适合把这些股票卖出的时候，我告诉他，我宁可搬到窝棚去住，也不愿现在撤资。

最终他没有撤出一分钱，虽然他只要一个临时通知就可以撤资。他的股份很大，足以直接让我的业务倒闭。但是他从未丧失对我的信心。回想起来，我才认识到自己当年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没有他这个沉默的合伙人的力量，我不可能取得成功。

对于基金经理来说，股东赎回的事情可能随着压力和困难俱增。在危机之前，我的基金旗下有大约1.2亿美元资产。市场崩盘将之缩水到了勉强6000万美元。雪上加霜的是，股东们又赎回了大约1000万美元。这里的一个原因是，我的基金允许提前90天通知赎回，这让赎回变得很容易。其他一些对冲基金通过老奸巨猾的律师，在服务协议中深藏了对自己有利的条款，当时几乎停止了赎回。我认为这是极不公平的。

为了满足投资者的赎回请求，我不得不在从未见过的廉价环境中成为净卖家。一小部分投资者的撤资给我雪上加霜，使我更难理智行动，去利用这些廉价股票盈利。相反，我不得不分出来一部分精力，艰难地抉择应该卖出哪只股票。

这给我上了重要一课。那时候，我最羡慕巴菲特的，不是他惊人的智力，而是他的结构优势：他拥有永久性的资金用来投资，因为伯克希尔是一家公司，而不是基金。这意味着他完全不用操心如果股东赎回该怎么办。结果，他就能够在最完美的时机，投入大量资金购买股票。用巴菲特的话来说，在投资时，性格比智商更重要。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我相信，拥有一个结构优势更加重要。

至于莫尼什，他也创建了一个基金，他只允许投资者每年赎回一次。在市场崩盘的时候，他的投资损失甚至比我还严重。但是他只需要在2008年底，处理每个客户在金融危机中的唯 次赎回请求。这种结构优势赋予了他比我更大的空间，去仔细研究他购入的证券组合。与此相反，我的大部分投资者还持有一种股份，允许他们每季度赎回一次。从我使用这种结构建立这个基金，已经过去了十年时间：现在，这一次我终于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这是一个有力的提醒，在创建之初就确定正确的结构，是多么的重要。

在危机的迷雾中，我还羡慕巴菲特与华尔街以及投资人群的物理隔绝。不像大多数专业投资者，他似乎完全隔绝了一度支配市场的恐惧和非理性。他阴暗的小办公室坐落在奥马哈的凯威特广场，他与凯威特公司分享这座建筑，该公司建造类似道路、桥梁、隧道之类的基础设施。对于逆向思维的投资家来说，这是个平静思考大众哪里出错的理想场地。

我自己的办公室一在曼哈顿的卡内基大厦，在金融危机的迷雾中，是个糟糕的地方。纽约处于危机的中心。那座大厦里也充满了可怕的投资专家，包括很多被击垮的对冲基金经理。每一天早上，我都要坐公交车去上班，觉得自己不应该在出租车上浪费钱。我穿过大厦的玻璃门，进入气势恢宏的大厅，那里散发着一股低调奢华的气息。当我第一次踏入这座大厦的时候，我就有一种华尔街之王的感觉。但是现在，我感觉更像是走进了一家医院。周围的所有面孔都憔悴忧伤。听起来可能有点夸张，我看到的大多数人脸上的表情，让我感觉他们好像是走在9•11事件发生后的曼哈顿。

当我到达25楼的办公室时，气氛也很可怕。在这残酷的几个月里，我的员工比平时更安静、更严肃了。没有愉快活泼的开玩笑。没有人想说话。虽然什么都没有明说，但是他们显然都在担心自己的薪水，默默拂去了求职简历上的灰尘。在过去，我总是半开着办公室的门。渐渐地，我开始把它关上，有意想要把外界这些情况隔离开，不让这种低沉干扰我的思考。

现在回顾金融危机，我很庆幸自己当时很好地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那时候，我有充分强大的情感立场，我不会屈服于所有这些沉重压力，不会因此而动摇。我一直坚信价值投资的永恒力量，这也帮助了我。这种方法已经为我有效运作了十年，我坚信从长期角度来看，它将继续为我带来收益——只要我能坚持到底。

不过，保持冷静和积极并不容易。我应对压力的一个方法，是使用我从托尼.罗宾斯那里学到的一种方法：学习我的英雄榜样，看他们如何成功化解逆境，然后想象他们站在我的立场会怎么做，这样我就能效仿他们的态度和行为。我使用的一个历史人物，是古罗马皇帝、斯多葛学派哲学家马库斯•奥勒留。晚上，我读他著作的《沉思录》中的格言。他写道，我们应该怀着感恩的心欢迎逆境，把它当作证明我们勇气、坚毅和韧性的机会。我发现，当我出现难以抑制的恐惧：时，这一招特别有用。

我还试图想象，如果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爵士（英国南极探险家）处于我的境况，他会有何感受。他在远征南极探险的时候，曾犯过令人扼腕的错误一例如，他本来可以将他的船“忍耐号”靠岸，但是他失败了，后来他又过早放弃了第一个营地。但他还是成功把这些错误抛在了身后，最终挽救了队伍里的每一个人的生命。这让我意识到，我自己的错误是整个过程中的一部分，是可以接受的。显然，我为朋友和家人管理财富，怎么可能从不犯错误，或者从不遇到任何意外风暴呢？和沙克尔顿爵士一样，我需要看到我并没有失去所有，应该继续坚持信念，坚信自己能够闯过难关，到达彼岸。

在这位已故名人的精神支持下，我努力保持了对自己的正确认识。我反复检查我选择的证券组合，再三确认我的持股有足够的能力生存下来。坚信自己的分析，我拒绝卖出哪怕一股我的主要投资，比如美国运通公司这样的股票。到2009年3月，它的股票价格坠落到了10美元左右。我坚定持有，并在之后的几年里获得了9倍的收益。

我持有的唯一风险较大的股票是车美仕。这是一家销售二手车的公司。它的股票几乎腰斩，但是鉴于它帮助客户获得低成本贷款的难度很大，我担心它那种业务模型可能崩盘。最终，事实证明我多虑了，连车美仕的股价也反弹了。只有在这个案例中，我让市场的恐惧情绪影响了自己的理性思考。这是一个有益的提醒，说明不论我多么认真地努力抵挡，我对不理智的恐惧也没有完全免疫。

与此同时，尽管面临股东赎回的负担，我还是买入了一些难以置信的廉价股票。例如，我投资了伦敦矿业公司，它的售价比其持有的现金价值还低。我增仓购买了布鲁克菲尔德商业地产公司股票，该公司所拥有的房地产，其市场估值低于重置成本。我买入了克里苏德公司的股票，这家阿根廷公司拥有大片的宝贵农田，而我免费得到了它们，因为它们整个公司股票的售价比它持有的IRSA股份价值还要低，后者是一家上市房地产公司。我还投资了澳洲金属集团，该公司开发了成本很低的海运铁矿石。铁矿石的价格当时已经崩盘，但是我相信，中国的需求还会增长。

这些都是一流的想法。不仅因为它们非常便宜，而且它们都有必将出现的催化因素。此外，他们都不只拥有强大的盈利引擎，还有大量的担保价值。所以成功的概率非常高。

所有这些投资想法，都源于我和莫尼什的交流，他的分析才华给我带来的裨益难以估量。他的大量想法和见解快速向我涌来，我有时候甚至来不及领会。莫尼什开玩笑说，我像是在“用消防栓水龙头喝水”。我们不断升华的友谊，是巴菲特午餐给我带来的最珍贵回报之一，这次难得的共同经历把我和莫尼什拉得更近。他慷慨地与我分享他那不拘一格的智慧，这令我感到吃惊，在整个金融危机期间，他帮助我进行正确投资的重要性难以估量。

总的来说，这就像是瓮中捉鳖手到擒来。在之后的几年里，随着全球经济复苏，渐渐恢复常态，这些股票全都开始飙升。例如，布鲁克菲尔德和克里苏德的股价翻了一番，伦敦矿业公司的股价翻了三倍。正如我当时意识到的一样，这场金融危机可能是人生难得一遇的机会。

我的核心股票选择流程是不错的。但是我能看到，我运营基金的一些基础方法需要改变，而这也是我运营自己人生的方法。金融危机让我看到，成功的投资不仅仅是认准伟大的股票而已。我在惨痛的经验中学到，我必须给自己营造可能实现的最佳环境——给我的身体、我的头脑、我的情感，这样我就能更高效地操作，让我在面对金融危机期间那样的消极影响时，更加安全。

和巴菲特、莫尼什一样，我需要更加留心去构造自己的环境。我无法复制他们的智力，但是我能够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他们占据了这种结构性优势，所以我需要复制他们的环境的这些方面。

所以我决定按下重启键，做出了我人生中的最大改变之一：2009年夏天，离开纽约，前往苏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