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深陷纽约旋涡
于是我开始为朋友和家人管理资金。我已经30岁了，相对缺乏经验。但是我也做对了几件事。它们有些是有关需要避免的事项。
沃伦•巴菲特经常强调，要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然后非常小心地守护这个篮子。一件令我感到惊骇的事情是，我曾太多次看到华尔街把很多鸡蛋放进多个篮子的做法。甚至连声誉好的共同基金公司都做过这样的事，同时销售多只基金。那些表现好的基金可以从投资者那里募集更多的资金，而那些表现不好的基金，要么被关闭，要么被合并进表现更好的基金里。在这个过程中，失败的基金被埋葬了，好像它们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而成功的基金则得到了凸显。
我在D.H.布莱尔投行也看到了类似的事情。在那里，经纪人把不同客户放入不同的股票中。客户的账户如果下跌，那么这是一个亏损事件，但那些盈利的客户账户则有利于带来更多生意。与此类似，一些投资资讯的发布者会把他们的邮件发送名单分为几段，以不同的标题把不同的预测发给不同人。这样，他们就可以利用收件人中业绩表现好的那部分客户。
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类诡计都令我感到恶心。我决定，在我的整个投资生涯中，我都将只运作一只基金，这样我就只有一份跟踪记录。如果这只基金的长期表现很糟糕，大家就会一目了然；我自己不会有任何可以掩饰的地方。
同样重要的是，我家人的钱和投资者的钱在同一只基金里。当然，我已经把自己100%的资产投入了蓝宝石基金。这样做的结果是，我会真正自食其果。这种把我自己的利益与股东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做法，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不是我的推销词，我只是直截了当地指出，这种做法对良好的投资是有益的，因为它能使我聚焦于一款证券组合，而不是聚焦于分散的利益。在这点上，我有意模仿巴菲特，他几十年来一直将投资精力专注于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
但是在其他一些方面，我还是偏离了他教给我的原则。例如，我应该仿照他对前伯克希尔投资合伙人收取的费率结构。他不收取年度管理费，但是当净收益超过6%时，拿走净收益的四分之一。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收费结构，但是它是我所见到的投资者与股东之间的最好分配方式。它真正贯彻了用股东的钱去共同挣钱，而不是从他们身上剥削的原则。如果管理不善，基金经理将分文无获。
尽管如此，在蓝宝石基金刚成立的时候，我还是选择了标准的纽约对冲基金费率结构。这意味着我将收取1%的年度管理费（不论我这只基金经营得有多差，股东都要付给我这笔费用）外加20%收益的激励费。
为什么我要这样做？为了让基金正常运转，我身边必然会有一些律师、经纪人以及一些其他顾问，他们都想要告诉我，这里的游戏规则是怎样的。对于他们来说，我采用巴菲特1950年代的特殊费率结构，是一种怪异的想法。他们希望保护我，解释说我需要这种稳定的收入；他们不相信，有人能够靠完全不可预测的激励费生存下去。他们没有看到的是，这种1%的年度管理费+20%收益的激励费的费率结构，其实是微妙地割裂了我与股东的利益。我最终被他们动摇妥协了，但是当时在这件事上，我本应更加坚持的。
我还想效仿巴菲特的做法，每年只允许投资者赎回一次资金。这有助于基金经理的长期投资，对股东也是有利的。它还能安抚他们的心理状态，因为他们不会总想着基金在做什么，是不是应该卖掉。毕竟，对于证券市场的投资者来说，冷静和耐心往往是最明智的选择。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发现不要天天检查手上证券的价格反而更好（或者不要周周检查），因为这样很难保持长期注意力。
但是无论如何，我的顾问们还是认为这种赎回政策是荒谬的。他们坚持认为，我应该允许投资者提前30天预约赎回。麻烦在于，这意味着基金经理总要担心，股东有可能突然撤回他们的钱。后来，在2008年市场崩溃的时候，这种费率结构性错误被证明了是非常脆弱的。
坚守立场失败了，我做出了有条件的让步，承认这些做法都是纽约对冲基金圈里的成熟经验。整体的制度环境令我很难继续坚持己见。尽管我出于好意，但是还是落入了一个俗套的陷阱：盲从大众永远比标新立异容易。它给了我一种错误的舒适感，觉得这就是“业界标准”，即便我已经错过了创建最理想费率结构的机会。
但是为时已晚——当我遇到莫尼什•帕伯莱的时候，以及金融危机袭来的时候，我才认清，如果我当时尽可能地效仿巴菲特的合伙人费率结构，该有多好。这些错误的妥协并非罪大恶极。但是当我回顾自己的投资生涯时，看到自己这么快就让自己偏离了在奥马哈学到的经过时间考验的智慧，还是感到伤痛不已。
我本可以做得很好，交出一份完美答卷。虽然我的成绩还算差强人意，但是在投资领域，这些细微的差别非常关键，虽然是很微小的结构差异，但最终能够带来巨大的收益差异。长期组合是投资者的最好朋友，所以为什么要挡它的路呢？在最开始的时候，把这些看似轻微的细节做对了，就会带来巨大的收益。
但是问题在于，纽约金融世界的旋涡有扭曲的价值观和诱惑，你很容易被卷入其中。我感觉我的意识还停留在奥马哈，而且我相信自己能够运用才智的力量，超脱于自己的环境。但是我错了：我渐渐发现，我们所处的环境比我们的才智更强大。只有极少数投资家——不论是业余的还是专业的，能够真正理解这个关键点。伟大的投资家清醒地把握住了这种观点，比如巴菲特（他离开纽约回到了奥马哈）、约翰•邓普顿（他定居在巴哈马），以及塞思•卡拉曼（他居住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我却花了很长时间才学习到这一点。
那时候，我曾考虑过一个人搬去奥马哈，但我在纽约有很多关系，这让我愿意留下来。但是，在开始管理基金之后的几年里，我尽量让自己远离纽约的圈子，远离华尔街。我高高兴兴地把自己隔离在第66西大街一居室的公寓里，后来又搬过三次，都是非正式办公场所。
其中一个是位于第58西大街的公寓，莫妮卡•李文司盖是我的邻居。另一个是第55大街的一个两室公寓，捷兰航空的创始人戴维•尼尔曼是我的邻居。我曾读过他的故事，他和我一样，有过少儿多动症，但他还是努力建成了一家成功的公司。我发现有一点毫无疑问：有他这个邻居在身边，可以经常提醒我，我也能够跨越自己的艰难时刻。作为投资者，我们都有缺点。但是我认识到，关键是要接受我们自己，理解我们的不同和局限，并找到改变它们的方法。
与此同时，虽然没有寻找正式的办公室，生活依然很美好。基金规模依然不大，但是我的投资回报相当好。像达夫&费尔普斯信用评级公司这样的优质股票带动了整个基金的表现，该股票价格翻了七倍。这完美描述了我从巴菲特那里学到的知识：寻找便宜的公司，寻找有宽广“护城河”的公司，寻找现金充裕的公司。
在1990年代后期很多人沉迷于高科技泡沫的时候，我丝毫不为所动，部分是因为我像巴菲特、瑞恩•坎尼弗投资公司、特威迪-布朗公司一样，是一名头脑冷静的投资者。他们的共同感觉，保护我远离了高科技狂热。这再一次证明，环境胜过了才华。
五年以后，我的基金在市场上已经是鹤立鸡群。外界的投资者缓慢而稳定地把他们的积蓄交给我。最后，蓝宝石基金管理的资产超过了5000万美元，人们开始关注我。我对华尔街不感兴趣，但是华尔街对我感兴趣。
我周围挤满了各种各样想要接触我的人。有人希望我能够聘请他当律师或者分析师，有人想要把一项投资搜索服务高价卖给我，有人想做我的经纪人，有人想让我雇用他们去推销基金，以吸引更多的资金。
这些人希望我或许是下一个克里斯•霍恩或者比尔•艾克曼，这两个人曾快速赢得公众认可，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当中最聪明的投资明星。而且这些人们敢打赌，只要我照他们的希望（或者希望的想法）去做，就一定能赚钱。毕竟，我也曾和克里斯、比尔一样在哈佛商学院就读过，所以他们觉得我也适合他们那样的路线。
我遭到了危险的奉承谄媚。更糟糕的是，所有这些关注都产生了一种效果，激发了我内心的大男子气概——求胜心切的激情和睾丸激素，之前当投资银行家的时候，我从未感受到自己体内还有这些力量。说到底，如果所有这些市场营销专家、雄心勃勃的分析师、律师和经纪人都拿我和比尔、克里斯相比，我自己为什么不能做同样的比较呢？我还记得他们有人告诉我，我应该操作50亿美元的资金，而不是5000万美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是我的男子汉气概不够强大。
那时候，比尔和克里斯正在变得愈加强大。根据他们的主要收益，他们操作的资金已经超过了10亿美元，而我依然微不足道。不久以后，我感觉自己对规模和地位有一种深深的、贪婪的需求。那可怕的绿眼睛魔鬼已经在我心里占据了上风，而且我也已经被嫉妒之心搞得身心疲惫。
这是很多矛盾中最简单的一种，但是它代表了我的纽约旋涡的一个关键内容。我从未如此深刻地体验过嫉妒的滋味，我当时也没有察觉出来。但是它的确是嫉妒。
巴菲特和芒格曾开玩笑说，嫉妒是七宗罪中唯一没有丝毫乐趣的罪恶。“嫉妒是疯狂的，”芒格补充说，“它是100%的有害无益……如果你尽早将这些东西从生活中去除，生活就会更美好。”
在我看来，嫉妒还是一种忽视我们自身险境的情绪。在金融市场中，嫉妒是沉默的杀手：它诱导人们走上邪路，如果他们更加忠于自己就不会这样做。例如，投资者看到他们的朋友从已经被疯狂高估的高科技股票中大赚特赚，结果就在泡沫崩盘前夕跳入火坑。警觉我们内心中这些情感力量的膨胀非常重要，因为它们会扭曲我们的判断，扰乱我们做出理智决定的能力。正如一句古老的犹太谚语所说：“谁强大？他是能够控制自己激情的人。”
本•格雷厄姆很好地写出了市场先生的不理性。我们需要认识到，这种不理性是我们人之常情不可避免的一部分。作为价值投资者，我所接受的教育的一个关键方面就是，学习检查我自己心中这些情感脆弱点，然后再改进策略，防止它们颠覆自我。这个自我校正的过程，始于自我认知。
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在于，投资会暴露我们的心理缺陷——不论它是贪婪、渴望权力和社会地位，还是其他缺点。在当时，嫉妒是我最大的弱点之一。鉴于我并非“百里挑一”的人，而是普普通通的凡人，我应该为自己的运气感到高兴。我能够自己掌控我的时间。我可以在自己喜欢的地方生活，选择自己喜欢的时间、地点度假。还有人帮我做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但是在纽约或者伦敦这样的地方，问题在于，那里总有很多人比你做得好。我的办公室没有透亮的落地窗，也看不到曼哈顿岛的完整轮廓线。我比不上克里斯•霍恩在梅费尔区的办公室高雅，那里是伦敦的对冲基金中心。我漂亮的住宅坐落在西部最漂亮的街道之一，但是缺少比尔•艾克曼在中央公园那里的绿化景观。
我想在对冲基金游戏中取胜。不论正确与否，我坚信自己和同行们同等聪明，但自己并没有站在业界顶峰的事实，在不断地侵蚀我。只是做得好似乎还不够。
我决定营销我自己，但是我不知道怎样做。在那些难得的机会中，每当我遇到一位潜在投资者听众，我就会紧张，重复我在大学时候的行为，一口气快速说出一连串想法，希望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有时候，我发现自己想用一些花哨的拉丁词语在人们面前炫耀，比如“ceteris paribus（如无其他情况）”和“sine qua non（必要条件）”等，像是在牛津大学一样，希望他们能够看到我的优点。
但事实上，我根本不必庸人自扰，追求这种毫无意义的增长，它主要是由我的自负所驱动的。这只基金运营得很好，而且我的家人向其中投入了很多钱，所以我不需要浪费时间去从外界投资者那里吸引更多资金。我的嫉妒诱使我背叛了自己，因为我想要人们看到我和比尔和克里斯一样，管理着几亿美元的资金，甚至几十亿美元的资金。如果我当时利用那些时间，挑选最好的股票，让我的业绩自己说话，显然会更好。
我还以同样可笑的其他方式，陷入了纽约旋涡。我在卡内基大厦租了一间豪华办公室，一下子猛然将我每年的房租从6万美元提高到了25万美元。我租了一台彭博资讯终端机——这相当于吸食信息方面的一流可卡因一年租金2万美元。我还聘请了一位首席运营官、一位分析师，以及一位很厉害的律师。这些事实说明，嫉妒和骄傲是代价昂贵的缺点。
但是这样做，不仅仅能赢得他人的认可，它还让我自我感觉良好，感觉自己拥有了成功的标志。我需要知道我在顶端，所以我才不断地追求这些错误的崇拜物。我父亲明智地问我：“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为什么你想要当一名对冲基金超级巨星？”
当然，我做对了很多事情。比如，我没有拿股东的钱玩轮盘赌，我谨记巴菲特教诲的投资第一原则“不要赔钱”，以及第二原则“不要忘记第一原则”。我秉持相当规避风险的方法，良好管理这只基金，特别是在高科技泡沫崩盘时期。但是我想，把我犯过的错误分享给你们，比过度宣扬我做对的事更有帮助。正如芒格说的一样：“我喜欢那些承认自己完全是个蠢货的人。我知道，如果我能常常提醒自己犯过的错误，我就会做得更好。这个奇妙的诀窍值得学习。”
我在纽约那段时期，有很多事情感到后悔。但是我做出了一个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决定：我开始在自己周围建立一个“大师思维”的投资家群体圈子，这些人会成为终身好友、值得信赖的参谋。单纯依靠自己取得成功，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很难做到的。最伟大的歌剧明星都有歌唱老师，罗杰.费德勒也有教练，巴菲特也定期与有相似思维的人会谈。
我们自称“志同道合”的论坛，大家每周见一次面，讨论股票。其中包括类似戴维•艾根、肯•叔宾•斯坦、斯特藩•罗森、格雷•唐这样的投资家，偶尔还有比尔•艾克曼。通过这种交流，我还结识了乔尔•格林布拉特，并成为价值投资俱乐部的一员。“志同道合”论坛每周的一个早上召开一次，我们至少要有一个人准备一个股票点子，其余人会对这个点子进行讨论分析。这扩展了我的知识，是我在任何教科书或者工商管理硕士课程中都学不到的。我们不仅学习有关投资的内容，还对彼此有了更深的了解——我们的动机是什么，或者不是什么。
“志同道合”论坛不仅产生了友谊，从纯粹投资的角度来看，这些盟友同时也成了力量的源泉，因为我们常常会彼此找对方。如果我给其中一个人打电话，和他商讨一个想法，那么不仅我会看重他们的见解，我对他们的了解还会帮助我评估他们给我的信息。我们相互了解彼此的偏好和筛选习惯，这一点很重要。
就有一次难忘的经历，这个团体挽救我脱离了自己的错误，让我更加认识到，以开放的态度面对他人观点的益处。
当时，我发现了一个我认为非常棒的公司，它叫作美国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我寻找投资机会的一种方法，是研究大师们的做法，然后挖掘我是否应该买入同样或者更好的同类股票。巴菲特对房地美进行了大量投资，并持有房利美的很多股票。这两家公司在后来都陷入危机，但在当时，这两家是非常好的企业。它们的核心资产是美国政府潜在的信誉、支持和信用，这意味着它们能够以几乎零风险的利率借到钱。我要寻找一家有类似优势的公司，于是找到了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一家政府主办的美国农业板块小型公司。它对我来说就像是一块未被前人发现的同类宝石。
2003年，我邀请该公司的管理人员到“志同道合”论坛发表一次演讲。之后，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人、作家、电视评论员惠特尼•提尔森与比尔•艾克曼分享了我对这家公司的想法。比尔从哈佛商学院毕业后就职于一家名叫纽约合伙人的投资公司，是一个睿智的分析师，有超群的天赋，能够看到其他投资者忽视的东西。
几周之后，在一次“志同道合“早会结束后，比尔叫住我说，“盖伊，我想和你聊几句。”我知道他向来慷慨大方，喜欢给朋友牵红线，我觉得他可能要给我安排一场约会。但实际上，他是听说我持有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的股票，想告诉我更多有关该公司的信息。在惠特尼提到我对这家公司的兴趣之后，比尔熬夜到凌晨四点搜索这家公司的有关信息。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惠特尼，感谢他提供了“我所遇到过的最惊人的机会”。但是最终，比尔没有买入这只股票：他看空这只股票。换句话说，他当时认为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会崩盘。
我们一起穿过了大约20个街区，走到他在市中心的办公室，比尔一路上给我解释，为什么他认为我判断失误，为什么他建立了大量空头头寸。他认为这只股票不但会崩盘，而且会跌到零。他继续向我解释，为什么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不同于房地美和房利美。我听得晕头转向。他看到我还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就请我到他的办公室继续谈。在那里，令我大吃一惊的是，他展示给我整整一个书架，摆满了十几年来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的打印文件，上边贴着注释和便签。他还打印了该公司证券化的很多档案。
乍看起来，它们很像房地美和房利美的证券化。但是，比尔解释说，它们实际上有很大差异。在房地美和房利美的情况中，每一只证券往往都包含了成百上千套的独户住宅。而在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的情况中，很多证券往往只包含了少量的农场债，而且各个都有不同特点。比尔的看法是，这并不是适合证券化的资产，它实际上更像是定期商业贷款。在他看来，这些债务的风险远远超过它们的表象，这家公司非常容易破产。
我找到一个机会对他说，“但它是政府主办的公司。它就像是联邦政府的一个分支机构。”比尔回答说，“盖伊，你太相信我们国家的政府机构了。”
很快到了午饭时间，我发现自己开始纠结，又想留下来继续向他学习更多，又有一股冲动，想要冲回我的办公室卖掉那些股票。哪怕比尔是错的，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我对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的了解并不充分，不适合持有它的股票。这是一个重要的启示：很多时候，我们专注于分析，但分析方向完全错误，因而错过了一些关键信息。所以接受我们可能出错的可能性至关重要。在我们的慈善午餐中，巴菲特严肃地看着我，说出了他的投资分析：“我从不犯错。”对于他来说，这或许是真的，或者差不多是真的。但是就像对冲基金经理人莉萨•拉普阿诺曾说的一样，“我不是沃伦•巴菲特，你们也不是。”
那一天，我卖掉了手中三分之二的股票；第二天，我又清仓了剩余股票。幸运的是，我卖出的价位是盈利的。
随后，我协商与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安排了一场会面。在一个阴雨的秋日下午，我在佩恩火车站与比尔和惠特尼会合，乘坐阿西乐特快列车前往该公司在华盛顿的总部。公司管理团队已经准备好了一场标准的投资者见面会，其中强调了该公司与房地美、房利美的表面相似性。在播放了一两张幻灯片之后，比尔举起手来说，“不好意思，我们不需要浏览你们的幻灯片。我只想问几个问题。”
他随后讲出了他之前告诉我的观点。公司管理团队不能也不想回答比尔尖锐的问题，他们显然很生气。那位首席执行官说，“这个公司或许不适合你们。”我感到非常震惊，他竟然没能想出更有力的回应。
一周以后，我也做空了这只股票。这是我有生以来仅有的三次做空之一。这种做法并不符合我的天性。但是在我看来，管理人员的回答印证了比尔的正确性。后来，他告诉我，他们甚至拒绝他参加公司的季度电话会议。
我开始着迷于做空一只股票的整个战斗。我自己参加了那些电话会议，并提出了一些准备好的尖锐问题，指出公司的弱点。我决心让其他投资者也看到该公司光鲜表面之下潜藏的风险。我还向《纽约时报》解释了这些担忧。这些信息都是真实有效而且重要的，投资者也有权利知道，这家公司比他们想象的风险要大。但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愤慨并没有反映出我自己有多好。
回顾起来，我感觉自己当时好像迷失了方向，自己的做法像是一个卑劣的暴君。作为一个投资者，我的目标是为股东赚钱，而不是发起不必要的斗争，也不必让自己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充当复仇的十字军战士。我不是批评其他想要这样做的基金经理。但是这不是我的人生角色，而且我认为它分散了我的精力，弄脏了我的双手。
不久之后，我就得到了报应。《华尔街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认为很多基金经理可能在合伙操纵他们看空的股票股价。这些股票包括美国城市债券保险、联合资本公司，以及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艾略特.斯皮策当时是纽约州的司法部部长，他发起了一项调查，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做的一样。他们希望知道，文章中提到的基金经理是否参与了散布有关这几家公司的不实信息。
我也被卷入了这场调查，还有比尔和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大卫•艾因霍恩。这场调查毫无结果，但是它给我们带来了压力，分散了我们宝贵的精力，因为我必须去寻找大量信息回应调查者的调查提问。在金融危机中，这三家公司的股票都崩盘了，验证了比尔的分析。联邦农业抵押放款公司最终给我们的做空带来了巨大收益。
尽管如此，我还是希望自己当时卖掉那些股票就走开，尽管做空能带来收益。我发现，人生太短暂，没有时间处理此类冲突，而且这些投资收益还不够头疼的。这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我还想，我们在对别人指手画脚时，或者以专横的态度做事时，常常会给自己带来厄运。根据我的经验，多关注积极方面，作为一股追求美好的力量，好过让自己卷入不必要的战斗。我想知道，艾略特•斯皮策当年不遗余力地把别人拉下马，后来自己却脸面丢尽，不知道他是否也发现了这条真理。
我渴望找到一条更简单、对我的心理健康更友好的道路。在纽约，我渐渐偏离了航线，让自己被一系列不必要的扰乱因素所俘获。但是我开始认识到，我不需要理想的办公室，我不需要吸引更多资金到我的基金，也不需要以此来向他人（以及我自己）证明我是个大人物，我也不需要伴随做空股票的烦恼和嘲讽。
换言之，我现在已经充分理解了什么不适用于我。但是我还需要寻找更好的方法。我当时还不知道，我将遇到两位投资大师，他们会帮助我指明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