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精英教育的风险

为了前进，我必须确定哪里出问题了，只有这样我才能重塑自己。于是我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自己一开始选择了D.H.布莱尔投行：一个大家眼中非常聪明的人做出了如此荒谬愚蠢的行为，这是何等的疯狂！毕竟，当时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向我敞开了大门。这番探究是我内心旅程的开端。我开始意识到一件事，我在象牙塔里接受的教育，使我面对危险不堪一击。

最终选择到D.H.布莱尔投行工作，无疑是背叛了我在牛津、哈佛接受教育的初衷。我曾走入全世界最顶尖的两所学府，结果却在无意中成为金融界倒行逆施的帮凶。

是我所接受的教育毁了我吗？或者更糟糕，是我毁了我所接受的教育吗？因为我是我这个行业群体的一个缩影，由此引出一个更大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背景显赫、来自精英商学院、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酿成并加剧了2008—2009年的金融危机呢？是我们的教育毁了我们吗？或者，是我们毁了我们的教育吗？那些培训出所有这些高能量经济破坏者的著名大学，无法给出一个恰当的答案。

即使没有资格回答，我也必须提出这些问题。因为从很多方面看，在我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正是很多同行类似遭遇的极端反映。我们有太多人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和能力自信满满，骄傲地走入金融界，最终却发现，我们加入的这个系统给世界带来的伤害竟然多过好处。

令人不安的真相是，精英教育中有一些不利的因素。从我正式毕业到之后的十年里，我都没有意识到这些不利因素。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处于一种自动导航模式，这浪费了我生命中最高效的几年时间。如果你有过和我类似的受教育经历，那么和我一样，你可能必须从某些根本方面重新塑造自己。

作为一个投资人，对我影响最大的人是莫尼什•帕伯莱，一位从印度来到美国的移民，他的累积投资收益远胜过我。他毕业于南卡罗来纳州的克莱姆森大学，而不是牛津或者哈佛。当莫尼什和我与沃伦•巴菲特共进慈善午餐的时候，可以向你保证，巴菲特（他曾经被哈佛商学院拒之门外）不可能忽视我们分别来自什么学校。

不要误解我的意思。像牛津和哈佛这样的地方的确很棒，我很感激它们对我们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在一味的仰视中，我们可能没能认识到它们的瑕疵。所以，如果我对这些大学的评论听起来过于苛刻，请理解我，这是因爱而生的苛刻，是想让它们更加完美，而不是要把它们荡平。

这个问题的部分原因，是受过良好训练却钻牛角尖的学术思维，可能破坏你的长期成功。你在那些学校可以很容易得到一辆精神领域的法拉利跑车，但在现实世界中你所需要的，是一辆可以在各种环境中驾驭自如的吉普车。

为了解释这一点，首先让我为你介绍一下我所接受的教育背景。我从福瑞曼高中考入牛津大学，那所独立高中最初是为收留孤儿创建的。轻信的家长们以为它是一所时髦的英国私立学校，其实它只是个填鸭式教育的地方。那里的很多教学决策，出发点都是怎样让大多数学生考入最好的大学。一些老师非常出色，但是对于大多数老师来说，他们的目标不是从广义上教育我们。相反，他们只是分析怎样才能让我们在中学考试和大学入学考试中取得好成绩。然后这个系统就裹挟着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这样我们就能考出高分。

我考牛津大学时的考试科目包括数学、物理、英文理解与写作。猜猜结果怎样？这套系统还真有用，我考上了。尽管我在一场考试中读错了题，但是经过良好的训练，我还是被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录取了，并到那里学习法律。

但是入学后，我身边的同学都接受过更加全面的教育，知道很多我不知道的知识。尽管我热爱法学理论，或者叫法律哲学，课程要求我每周阅读几十个英国普通法案例。英国普通法是一门非常好的课程。但是对一个七年前才移民到英国的学生来说并不合适，因为我对这个国家的社会和历史知之甚少。从那以后，我经常做一个梦，梦见自己可以按下一个特殊按钮，将全世界的普通法卷宗都通通烧毁。我相信，总是忽视反复出现的梦境，绝不是什么好事。

把这段经历与我在布雷齐诺斯学院的一个朋友相比，他叫安德鲁.费尔德曼（现在是安德鲁•费尔德曼爵士，英国保守党主席），情况则完全不同。他学习了大量的英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能够将法律置于现在和历史的社会背景中分析。对安德鲁来说，这些法律都是他之前所学知识的微缩，令人陶醉着迷。但对于我来说，它们是一大堆乱糟糟的判例法。我为通过考试做好了各种准备，却没有他那些更广阔的知识框架。这里有重要的一条经验：光在一所好学校的好项目里学习是不够的，你需要参加符合你特殊需求的项目。回想起来，学习法律并不适合我。

在这种不满的状态下，我留意到了彼得•辛克莱，布雷齐诺斯学院的一位经济学教授。每一次在校园里相遇的时候，他都会和蔼地向我微笑，对其他所有学生也是一样。每一个遇到他的人，都能感受到他那仁慈的灵魂。在我大二年底的一天，我突然醒悟到，我绝对不能再继续学法律了。这感觉像是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甚至没有受到丝毫抵抗，就涌入并填满了我的心田。

在人生中，这样清晰的时刻非常少见，即使是最亲密的人可能也会怀疑，我们是否应该遵从这样的直觉行事。我相信，这些无理性的信念从我们心灵内部迸发出来，就算我们无法解释它们，也有必要重视它们。我接受的学术培训——它强调假设一推理一分析，会怀疑这些几乎无法解释的直觉与向往的价值。但是我们需要尊重我们意识深处的这些更深意识。这不像乔治•索罗斯的直觉，他在难以取舍一只股票的时候，把背痛当作信号，来决定继续持有还是卖出。是谁说，心灵的终点就是身体的开始？

在我决定与我的妻子洛丽结婚的时候，我感受到了同样清晰而肯定的感觉。我的全部身体和灵魂都感受到，我们两个人应该在一起。在发现价值投资的时候，我也有这样坚决而清晰的感受：我不是通过思考确定这是我的正确道路，我只是知道它，我相信，沃伦•巴菲特也是以这样的方式进行投资决策的，所以才能在不知不觉中表现出惊人的分析能力。

在人生长河中，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几次这样的时刻，但是我们需要勇气去行动。

不管怎样，我还是走进了彼得•辛克莱的办公室，问他我能否学习PPE（政治、哲学和经济）课程的经济部分。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他是着了什么魔，答应帮助我实现转变。因为他这一行为，比其他任何事都更加深刻地改变了我的人生，所以我对他感激不尽。从成为PPE学生的那一分钟起，我就开始感受到自己与这个世界的联系。与之前翻阅连篇累牍的案例法相比，我现在的工作就像是在深入挖掘当天头条新闻的真相。这是一个有力的例子，诠释了我们接受约瑟夫•坎贝尔的劝告“跟随我心”之后的情形：新的道路打开了，我们感到生活是如此幸福。

但是不久以后，我又一次陷入了困境。尽管我非常喜欢这门课，但我还是遇到了一个大问题：进入大学两年以来，我一天都没有学过政治、哲学或者经济，我不知道之前自己干了些什么。几个月之后，学校方面通知我，如果我的成绩还没有提高，可能就会因为学习原因被开除。用牛津的官方说法就是“劝退”。

感到绝望而无助，我常常熬夜，努力拼凑出一篇差强人意的小论文。我知道，自己比其他同学落后太多了。他们当中的一位，后来当上了英国首相，他就是戴维•卡梅伦。他非常聪明，口才也很好，在伊顿中学读书期间就做好了充分准备。我们曾和三四名其他同学坐在一起上课，我甚至不敢在他面前讲话，因为他对英国历史和政治的了解超过我太多。连教授也对他印象深刻，而我没有多少能让人记住的事迹。

学生们有时候会调侃卡梅伦与韦农•波格丹诺在政治课上的博学表现，后者是一位著名的宪法学者，他现在是英国国王和首相的顾问。很明显，卡梅伦和波格丹诺有时候会讨论维多利亚时代的哪位首相更加优秀，是迪斯雷利还是格莱斯顿。听到这些故事，我总会有一阵感伤，因为我英国历史的知识不够充足，对这套政治体系的基础也知之甚少。

我的竞争方法，是全力集中在自己能够突出的主题上努力。我爱上了政治哲学，花费了无数时间研究约翰•罗尔斯的司法理论，以及戴维•休谟和罗纳德•德沃金的思想。我害怕被“劝退”，害怕被别人当成傻瓜，害怕丧失在牛津大学的座位，我学会了用炫耀理性的方法来掩饰自己的不安全感。我有一股强烈的欲望，要在这个非常聪明的群体里得到认同和尊重。当我做得好、取得成功的时候，事情就很有趣，但是相反的情况就不好玩了。

在很大程度上，我是被沃伦-巴菲特先生所说的“外部记分卡“所驱动的——需要得到公众的赞同与认可，这很容易把我们引到错误的方向。作为一个投资者，这是一个危险的弱点，因为群众常常是被不理性的恐惧和贪婪控制，而不是理性分析。这种特殊的学术环境，本身设计就倾向于用外部记分卡来衡量人物：在这里赢得他人的认可确实是有用的。

所以，在求学的那些年里，我养成了一些缺点，需要在日后加以识别和改正。价值投资者必须能坚持走自己的路。价值投资的全部追求，需要你看出群众的错误，并从他们的错误观念中盈利。这需要把衡量你自己的方式转变为“内部记分卡”。

为了成为一个优秀的投资者，我需要像外人一样接受我自己。或许，实际目标不是让别人接受自己，而是让自己接受自己。

当然，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我专心于掌握学术世界里的规则。我学会了快速思考，然后迅速转身，用犀利的答案赢得教授和同学们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我至今依然保留了这样的行为方式：当我感到紧张或者不安全时，就会回到那种在牛津学到的套路，向他人炫耀理性。只不过，后来我就发现，这种辛苦学来的技能，只有在大学以及其他几个人才集中的环境里才真正有用。像莫尼什这样的人，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炫耀技能。但是他的方法比我更聪明，在现实世界里，他的自我教育更加实用有效。

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如此迟钝，连D.H.布莱尔投行这个疯人院一样的地方都辨别不清，那么我学习、欣赏罗尔斯司法理论的深刻高雅，还有什么意义呢？甚至最终认识到自己给自己挖了个坑之后，我又浪费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激励自己爬出来。我受过如此良好的教育，为什么还会缺乏立即离开D.H.布莱尔投行的道德勇气呢？

我们的顶尖大学塑造了所有这些聪明的头脑。但是这些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依然会做出蠢事，依然会做出不道德的选择。我身边的很多同事也是如此，接受过精英教育的他们，却没能主动离开邪恶的环境，比如一些投资银行、经纪公司、信用评级机构、债券保险公司和抵押贷款公司。

在牛津大学对经济学的学习，至少培养了我的专业技能和推理能力。有些技术知识不仅反映了高超的理性思维，对于任何想要理解何种政策会驱动经济成功的人来说，它还具有难以估量的实践意义。但是也有的经济学理论，虽然看起来非常高级，在现实世界中却毫无用处。我并没有能力去严格地评估它们，这个学术环境也不会犒赏这样的异端行为O我只好对所有知识照单全收，不加质疑。

一个最重要的例子，是有效市场假设，这个强大的假设在理论上很有用，解释了这个世界运转的原理。该假设认为，市场价格反映了市场参与者所有可以获得的信息。这对投资者有深远的影响。如果它是真的，股票市场上就不会有讨价还价了，因为任何价格变动都将是一个套利机会。

在现实世界中，显然不是这样的。但是我花了十年时间才认识到这一点。我所学的某些经济课程很有价值，以至于我认为它们也同时非常有效。部分问题在于，我在锻炼自己能力的时候，过于偏重如何讨好评判试卷的学究们，而不是训练解决实际问题的思维能力。我的教授们没有去严肃地探讨，有效市场假设是否反映了实际情况——所以我也可以安全地忽视这个问题。

我坚信不疑地抱着这个错误假设不放。几年之后，我在哈佛商学院遇到了沃伦•巴菲特，当时我对他毫无兴趣。毕竟，只要市场是有效的，试图寻找被低估的股票就只能是一种徒劳。在我追求学业成功的过程中，我狭隘的思维只盯着这样一个学位，却感受不到自己面前的真实世界。

我们建立的这些伟大学校，本意是要教我们独立思考，结果却常常以潜在的破坏性方式闭塞了我们的思维。查理•芒格在哈佛法学院的一次经典演讲《人类误判的24个标准成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谈到了伯尔赫斯•弗雷德里克•斯金纳是如何影响整整一代心理学家，让他们拥护行为主义的，尽管有大量的反面证据存在。在这些闹剧上演的同时，科学也加速了这些错误的葬礼，一大批著名但方向错误的科学家一败涂地。

在牛津大学，我以同样的方式被误导。尽管我忽略了现实世界，但还是以全班第一的成绩顺利毕业。如果你停下来想一想，就会发现这里存在一些隐忧。尽管如此，我的自信心和自大还是迅速膨胀起来了。

带着我漂亮的新证书，我赢得了博敦咨询公司的一份好工作。该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都曾在哈佛商学院就读，所以几年以后我也提出申请，并得到了聘用。

在哈佛商学院，课程专门学习真实的商业案例。我们的关注焦点，不是这个世界应该怎样，而是对实际发生的事情进行讨论。这种教育领导者的方式，比牛津模式更加强大、更贴合实际，因为每一个学习案例都能提供一套新的事实和情况来分析，创建出一个有用的经验库。但是哈佛也加剧了我的狂妄自大。用我喜欢的一个印度词来说，我就是个“一流人物”，漂亮的文凭强化了我的感觉，以为自己如此优秀，理应在这个世界得到美好生活。

我在哈佛学习的第一个学期，沃伦•巴菲特到商学院发表演讲。出于无知和自大，我坚持误解他为一个运气好的投机者。毕竟，我在牛津学习的理论模型阐释了一个不言而喻的真理，只要市场是有效的，寻找被低估的股票就是徒劳无功的。对于我来说，理解他从市场失效中挖掘财富，就必须放弃我辛辛苦苦学到的学术模型。面对与自己所信奉理论不符的事实，我做出了与很多人一样的选择：我无视这些事实，抱紧理论不放。如果当时让我与他对话的话，我或许会说：“巴菲特先生，请不要用这些事实来混淆我，因为我对有效市场抱有坚定的信念。”

但是就算当时他说出真相，我在讲堂也只不过是心不在焉而已。因为我当时正在追求一位大二的女生，她却在前一天晚上与另外一个同学结伴外出，这令我感到非常烦闷。在巴菲特发表演讲的时候，我甚至都没有坐下来听，他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记住。

这是一个悲喜交集的提醒，我脆弱的自负更在乎我自己，而不是学习的机会。相反，巴菲特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部分原因在于他从不停止自我完善，他一直都是一台学习机器。就像芒格曾说的一样，“巴菲特到七八十岁的时候，在很多方面都将比他年轻的时候更好。如果一直坚持学习，你就将收获巨大的好处。”

正如俗话所说，只要学生准备好了，老师马上就到。果然，四年以后，当我偶然看到他为《聪明的投资者》撰写的序言时，沃伦•巴菲特再次出现在了我的生活中，随后，我又阅读了洛温斯坦为他写的传记。

那时候，我正在D.H.布莱尔投行饱受煎熬。我的傲慢自大受到了沉重打击，我像从来没读过工商管理硕士一样，对巴菲特的教育敞开了大门。在D.H.布莱尔投行的经历让我变得谦逊而羞愧，它迫使我重新检验自己曾经相信的每一件事。这就是逆境中的好处。

当然，这里有一个绝妙的讽刺。加入D.H.布莱尔投行是我一生中所做出的最糟糕决定，但它也是一份礼物——不仅因为这次羞愧打开了我的思维大门，还因为在那里，我学到了在课堂上、在最好的大学校园里都学不到的知识。事实上，D.H.布莱尔投行阴差阳错地成了我开始职业生涯的最好场所，因为它毫不掩饰地向我展示，华尔街的所有事情都是有问题的。我彻底打消了扭曲真理来迎合自己个人利益的想法——这种倾向对待客户的态度是榨取价值，而不是为其服务。

在最糟糕的时候，连高盛和J.P.摩根这样的投行精英也未能免俗。只是给欺骗客户蒙上了一层更加体面的外衣而已。

当我开始理解沃伦•巴菲特所体现的原则时，我意识到，这里还有另外一条通往成功的道路。这个发现改变了我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