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真理3 永葆童真与好奇心 学跳踢踏舞

在搬到苏黎世的时候，我决定，我还需要改变生活中的其他一些方面。这并不只是为了创造一个环境，让我变得更加理性、更少分心、更加冷静。我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态度。

2008—2009年的经历太深刻、太强烈，它让我很难继续保持平衡。这对投资者来说是最大的挑战。很明显，我有必要保持心理健康，享受舒适的个人生活，并维持一定程度的平静心情。事实上，如果你投资之外的生活出问题了，陷入了混乱，或者受到了抑制，那么你很难进行良好的投资。

伟大的投资家不经常公开讨论他们遇到的情感问题。但是乔治•索罗斯曾写道，有时候，他不敢肯定是自己在操控自己的基金，还是基金在操控自己，这多多少少反映出了一些投资的压力。与他相反，巴菲特曾说，他每天早上跳着踢踏舞去上班。他的幽默感和对桥牌的爱好反映了他对生活的热爱和享受。他已经找到了自己的挚爱，并乐在其中。

我想给自己的生活注入更多的快乐，重新找回我失落多年的欢乐心情。在金融危机期间，我的职业一度陷入危险。市场的大屠杀如此惨烈，无数基金灰飞烟灭。甚至连比尔·米勒这样著名的投资家也受到重创，他们的名声也受到严重的——或许是永久性的打击。我所知道的最聪明的投资家之一，一个比我早一年从哈佛毕业的师兄，损失了80%的财富，被迫关闭了他的基金。他只有40岁出头，但是他曾一度辉煌、作为投资家的生涯显然已经结束。对于我的投资来说，这次危机也是九死一生。它迫使我重新考虑，我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什么对于我来说是真正重要的。

在灵魂探索的过程中，我开始看到，我过去把自己的视野限制在职业里，把它当作毕生的奋斗目标。我的做法太极端，我不仅想成为伟大的投资家，还想成为沃伦•巴菲特。多年以来，我几乎是疯狂地让自己专注于实现目标，好像我的考试成绩、我的大学表现、我的基金收益就是一切，好像它们会决定我是谁，好像它们会决定我的价值。

或许这来源于我的英国教育气质。在11岁那年，我进入了英国一家寄宿学校，那里有来自伊朗、以色列和南非的移民儿童。学校里的每一件事都让我感到挑战，我当时感觉一切都是为了活下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不知不觉把这种态度带入了我的成年生活，把我的投资职业看作一种角斗士竞赛。直到金融危机的时候我才觉醒过来，迟到地认识到，这样把生活当作你死我活的战场是没必要的，这样根本得不到幸福。

我需要快乐起来。或者形象地说，我想要学跳踢踏舞。

作为重塑自身的一部分，我决定寻找更多的乐趣。其中一点就是，我开始更多的旅行。例如，2009年，我和莫尼什进行了一次为期十天的印度之旅。在过去，我从未想过要进行这样的冒险活动。我感觉自己有义务一直工作，所以我说服自己，我需要待在家里，时刻关注我的股票证券组合。我那次去印度没有任何规划，却是一次收获颇丰的经历，帮助我重新认识这个世界。

其中，我观察了莫尼什著名的达克沙那基金，该基金旨在尽力帮助儿童教育。我在那里看到，很多印度人虽然只有很少的物质资料，却在幸福地生活，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它确实深深地打动了我。它帮助我认识到，我们这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价值观会变得多么扭曲。此外，我能观察到莫尼什在非职业环境中的表现。对于我来说，观察他错过约会的反应、对待举止粗鲁的人的方式，都是一种教育。我很少遇到这样的人，能兼具他的冷静镇定和理性平和。

在那次旅行中，我们还参加了在迈索尔举办的TED印度大会。我喜欢这个会议。在之后的几年里，我参与协办了TED苏黎世大会，出席类似瑞士巴塞尔艺术展这样的活动，并更多参与支持牛津、哈佛、以色列魏茨曼科学院这样的机构。我不知道，这些事情能否把我变成更好的投资者，但是它们确实开拓了我的思维，给我带来了很多有趣的朋友，让我的生活充满力量。同样重要的是，这些活动是诚实地面对我自己的另一面。

与此同时，在苏黎世我刻意回避一些类型的人。我曾提到过，在瑞士生活，住在远离市中心的地方，让“错误的”人更难来拜访我。他们需要有一个合适的理由，才会做出这番努力，这是一个有用的过滤机制。搬到苏黎世，使我以快刀斩乱麻之势，断绝了与基金营销人员、证券分析师，以及其他职业“帮手”之间的不健康关系，他们无助于我远离纽约模式生活、享受美好生活的目标。

但是我也没有打算闭门造车。我愈加想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四处周游去拜访一些重要人物。我和肯•叔宾•斯坦去了以色列。我飞往加州，和莫尼什在一起待了几天，还是没有任何计划，只是快乐地和我喜欢崇敬的人在一起聚了几天。莫尼什和我还成立了一个才子群——格栅俱乐部，其中有八名成员，我们每隔几个月聚会一次，分享生活中的酸甜苦辣，并相互支持。这个俱乐部帮助我更加开诚布公，以更加系统的方式反省自己。此外，我还与我的朋友约翰•米哈耶维奇在苏黎世创建了一个名叫“价值投资”的年会，把相似思维方式的人们聚到一起，分享投资理念和智慧，并在克洛斯特斯的滑雪场和饭桌上打造友谊。2014年，来自全世界的70多人云集瑞士，参加了我们的“价值投资”年会。

我一直很喜欢运动。但是在搬到苏黎世之后，我开始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其中。我每周进行几次跑步或骑车，周末还会带孩子们去滑雪。

类似地，我还重新发现了自己对游戏的热爱，特别是因为金融危机给我的启示，更新了我对放松自己、快乐生活重要性的认识。大约在2007年左右，在莫尼什、巴菲特、芒格、比尔•盖茨等人的影响下，我开始玩桥牌，他们都是桥牌爱好者。最开始，我加入了曼哈顿桥牌俱乐部，并开始上课学习。在我学会了基本技巧之后，很快认识到桥牌不仅是一种好玩的娱乐活动，它还有助于我提高生活技能，当然也包括投资在内。

当然，作为投资的准备活动，桥牌真可称为一种极致游戏。如果让我酝酿一份价值投资课程表，桥牌无疑会位列其中。在我开始发现这种游戏的精妙之处时，我也留意到了查理•芒格对投资的精彩评论，他在一场有关人性误判的讲座中说：“正确的思维方式，是泽克豪泽玩桥牌的思维方式。就是这么简单。不过你的大脑很难天生就知道，泽克豪泽在玩桥牌时候是怎么想的。”理查德•泽克豪泽是一位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冠军桥牌玩家，并担任哈佛大学投资决策及行为金融学高管培训项目主席。他是研究极度不确定环境下经济行为的专家，并撰写过《在未知及不可知情况下投资》等论文。

对于投资者来说，桥牌的魅力在于它包括机会、概率思维、不对称信息等元素。在发完牌之后，你只能看到自己手中的牌。但是在玩牌的时候，游戏的概率性和不对称性就会非常明显。例如，在叫牌的时候，我或许会这样问自己：“如果我右边的玩家叫了两张A，我应该怎样更新对他手中牌的推测？”随着游戏进行，我或许会想：“啊哈，我的搭档刚出了黑桃Q。这肯定意味着，她手里多半还有A或K。”

在投资中，我们永远只能根据有限信息来操作。例如，就在不久前，莫尼什和我研究了一家中国汽车及电池生产商——比亚迪公司。它最初勾起我们的兴趣，是《华尔街日报》上的一个故事，提到芒格喜欢这家公司，并将其推荐给了巴菲特。然后，巴菲特派他的高级助理戴维•索科尔前往中国调查。很快，伯克希尔公司就进行了一项投资，索科尔加入了比亚迪的董事会。

作为投资者，我们开始对这些公开信息进行概率推测。例如，我们知道为芒格管钱的李路是一位美籍华人。我们还找到了芒格对比亚迪公司首席执行官王传福的公开评论，“是托马斯•爱迪生和杰克•韦尔奇的结合——既有爱迪生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又有类似韦尔奇落实应做之事的执行力。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人。”

孤立来看，这样的只言片语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是它们帮助我们构建了更为广阔的图景，了解事态的发展，更新我们对这家公司的认识，刺激我们去寻找芒格、李路、巴菲特和索科尔可能在比亚迪看到了什么其他投资者忽视的东西。

与此同时，就在巴菲特买入之后，比亚迪的股价一路下滑。我记得当时我与莫尼什探讨，表达了我对这只股票的怀疑，认为这家中国公司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最后，我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最终让自己放心，相信自己理解了这个行业，并进行投资。而莫尼什是个更加灵活的桥牌玩家、更敢于冒险的投资家，他比我早买入，因为他能根据部分信息描绘出让自己满意的蓝图。他对我推荐说，你还有什么机会，能以更低的价格跟随巴菲特的投资？况且芒格、索科尔和李路也都认为这只股票会成功。

随着我桥牌技术的提高，我也一直在寻找不完整信息背后的真理。桥牌帮助我认识到，我们对任何事物都不可能有完全充分的了解。我们永远无法搞清楚一家公司内部的详细情况，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概率推测。

在金融危机之后，事实证明这种思维方式非常有用，当时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憎恨美国的货币中心银行，比如花旗银行、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银行等。我认真研究了它们，问了自己一个类似打桥牌的问题：“我到底怎样才能理解摩根大通银行2万亿美元资产负债表的细微差异？”回答是：我不能。更重要的是，摩根大通银行的管理层自己也解释不来——至少无法给出确切的说法。但是我可以对这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和盈利能力做出有用的概率推测。我问自己：“对于以后，是会比其他投资者预想的更好还是更糟糕？”

与此同时，我在新闻上读到，巴菲特刚刚对美国银行的优先股进行了50亿美元投资。基于概率思维，这让我推测美联储已经做出承诺，保证这些货币中心银行能够重建它们的资产负债表。巴菲特的投资帮助我认识到，在这些银行再次恢复健康、大幅盈利之前，美联储绝不可能提高利率水平。对于我来说，他对这些机会的权衡是有启发意义的。正如莫尼什曾经指出的一样，巴菲特投资银行股票最早可以追溯到1969年，而且从来没有在这上边亏损过。鉴于没有比他更好的银行投资者，巴菲特的选择意味深长。

从好的方面来说，美国银行的竞争对手至少有一半倒在了路边，这让其拥有了更加强大稳固的地位。由于银行需要大量的科技投入，小银行步履维艰。而美国银行面临的法律风险似乎也比大多数人想象的要低，毕竟，埃克森公司瓦尔迪兹油轮泄漏事件的诉讼都持续了25年以上。所以，我们认为银行部门能将任何诉讼拖延多年，从而赢得大量时间来弥补任何指控带来的潜在开销。

我最终向一系列货币中心银行进行投资，正如巴菲特、莫尼什和我期望的一样，它们的股价随后反弹。我对桥牌的了解，帮助我在这种不确定情况下能够更加灵活地操作。或许，关键在于很多投资虽然非常不确定，但是它们的风险并没有表面看起来那么大。人们常常以为像我这样的投资者都是大冒险家，甚至比赌徒还要冒险。确实，有很多鲁莽的投资者没有充分考虑亏损的风险，但是在投资这场游戏中，他们往往撑不了太久。长期生存下来的投资家，对风险控制有更深刻的把握，包括有能力看出实际风险比股价所反映的风险更小的情况。虽然摩根大通银行和其他货币中心银行有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它们的风险的确不大。

桥牌并不是唯一占据我想象、重塑我思维习惯的游戏。我还发现了象棋的乐趣，这是一种很棒的分析及模式识别游戏。我最初爱上象棋是在哈佛读书的时候，感谢我的同学马克•平卡斯，他后来创建了Zynga，这家社交游戏公司使他成为亿万富翁。在我们的学生时代，马克在我宿舍发现了一副没有用过的象棋，邀请我一起玩。他几乎是完胜我。我买了一堆象棋书籍，然后继续玩。我的水平逐渐提高，后来也开始赢几盘了。

毕业后，我成了曼哈顿象棋俱乐部的会员，在公园里以棋会友，逃避在D.H.布莱尔投行工作所带来的抑郁。但是我轻率易变的思维不够冷静，所以始终停留在业余水平。

那时候，我觉得除了娱乐之外，象棋并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多年以后，我逐渐认识到，其中的战术技巧有助于理解类似的游戏玩法。例如，在象棋中，有一类陷阱玩法，往往只需要几步棋，就能快速迫使不知情的玩家认输。最开始，当我陷入这些陷阱时，我对我的对手感到愤怒。这似乎是一种狡诈的取胜方法。后来，我开始恨自己，输掉了这些“很容易赢的游戏”。随着我对象棋的不断学习，逐渐就不再犯这种基础性错误了。

象棋可以与投资进行有用的类比。例如，财务报表就充满了陷阱。企业经常操纵会计规则，以欺骗性的方式发布数据——不明就里的投资者很容易上当受骗，低估形势的危险。

在20世纪90年代，我曾分析过一家出售法律保险的公司。和人寿保险一样，这个产品是由经纪人销售的，经纪人可以获得不菲的佣金作为回报。分析一家公司真正盈利水平的关键，在于知道获得这些客户的成本的摊销率，而这是由客户在签约之后持续时间长短所决定的。在我看来，该公司的财务报表呈现出了一种过度乐观的观点，从而给出了一幅误导的未来景象。这种报表就像象棋中的陷阱玩法一样，这令我感到震惊。所以我远离了这只股票，随后该公司暴跌，并引发诉讼案件，几乎每一个参与者都陷入了绝望，除了卖空者以外，他们根据这份可疑的财务报表赌这只股票会跌。

我还从象棋中学习到另外一点。在早期，我经常发现自己的对手是那种所谓的笨蛋，他们总是由心情来快速决策，而不是依靠审慎的分析。他们既不能，也不会以审慎的方式分析棋局。在最开始我经常输给他们，因为他们的棋路无法预测，这让我焦躁不安，丧失冷静。但是随着我越来越擅长这种游戏，我开始更加坚持原则，培养出了坚毅的品质，哪怕在对手疯疯癫癫的时候，我也能保持冷静和细心。

在金融市场上，大量的投资者——包括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鲁莽地大摇大摆冲过栅栏，赌被高估上市的热门科技股票还能进一步上涨。有时候这样碰运气能得到惊人的回报，这诱惑其他投资者蜂拥而上，延续这种愚蠢的情况。但是，就像在象棋中一样，我发现保持我自己的原则，以更审慎的策略追求更好的长期成功机会，最终结果会更好。我在这场游戏里的对手不是白痴的象棋选手，而是疯狂的市场先生。我知道，我必须保持冷静，利用这种疯狂作为我的优势，买入那些笨蛋们卖出的股票。

我对一位象棋冠军反复阐释的观点记忆深刻，爱德华•拉斯科曾说：“当你看到一步好棋的时候，找找还有没有更好的走法。”把这种智慧运用到股市中，我修改了他的名言，经常对自己说：“当你看到一笔好投资的时候，找找还有没有更好的投资。”当然，就像芒格曾指出的一样，人们都有偏好某个想法的普遍倾向——不论是下象棋还是投资，因为这是第一个浮现在我们脑海里的主意。但是它真的是最好的吗？下象棋强调，哪怕在大脑已经找准了第一个想法之后，我们也需要继续搜索更好的走法，下象棋能够锻炼这种思维能力。

与此同时，我从对桥牌和象棋的业余爱好中汲取了另一堂基础课。不错，这些游戏教给了我有用的战术技巧和思维习惯，同时强化了我对控制自身情绪关键性的认识。但是这些游戏还教给我一个更加基本的真理：在过分严肃生活了这么多年以后，我需要采纳一种更加快乐的生活态度。所以我不必再将所有事——包括我的工作，看作你死我活的战斗，而是以另一种态度来生活，就好像它们都是游戏一样。

我确信，马克•平卡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做的。他喜欢所有类型的游戏，生来就将人生视作游戏，而这种快乐态度也是他取得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之一。从哈佛毕业之后，我们的同学有很多人冲向投资银行和咨询公司高薪而无趣的职位。大家都有一种普遍而短视的感觉，以为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场生死抉择。事实上，对比我们后来选择的职业，这些第一份工作往往都无关紧要。

毕业不到一年，很多同学就找到了自己的理想工作，而马克还没有想明白自己离开哈佛之后要做什么。与别人不同，他只看那些自己感兴趣的公司，他可以在那些地方继续游戏人生。结果，他选择了约翰•马龙在丹佛郊区的三网融合公司，他在那里学到的通信业知识，后来被证明是无价之宝。一个更令他感兴趣的机会出现了，他离职创建了自己的第一个公司。我在当时去旧金山拜访他的时候，他告诉我，“你赚了多少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去改变世界。”

史蒂芬•乔布斯也采取了类似的冒险、快乐的人生态度。他充满奇思妙想，在斯坦福大学的毕业典礼上说，要“虚心若愚”。类似地，巴菲特也将投资业务看作一场游戏，很少拿自己的日常幸福来妥协。

从金融危机中幸存下来之后，我开始更加关注这种更轻松、更快乐的做法，发现有很多好处。追随巴菲特的脚步，我不再强迫自己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直到今天，我努力工作，但是按照我自己的时间表工作；如果我白天想打个盹，我就会打个盹。2009年，我的基金表现出奇得好，这大部分要归功于我在市场崩盘时买入的股票。一位合作伙伴告诉我，我应该走出去推销自己，大力宣传基金业绩，让更多的人找我投资。我告诉他，“我不想这样做。我想拥有幸福的生活。我不需要拥有规模最大的基金。”

这种态度无疑造就了更加幸福、更加平静的生活。但是我想，它还把我造就成了更好的投资者。可以给你打个比方，当你把一块石头投入平静的池塘时，你才能看到涟漪片片。类似地，在投资中，如果我想得到伟大的想法，就需要平静、专注的思维。这让我想起了莫尼什经常引用的一句话，那是布莱兹•帕斯卡的名言：“人类的所有问题，都源于人们不能安静地坐在一个房间里。”在苏黎世的生活给我带来了很多礼物，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平和知足的心态。当我处于这种状态的时候，正确的投资主意就会泉涌而出。经常令人吃惊的是，我常常在骑自行车或者做其他与市场无关的事情时，在享受生活的过程中冒出这些想法。

我的一些专业投资家朋友看到我去印度旅游，或者做其他类似事情时，感到非常不解。他们当中有一个人责备我说，“盖伊，这些事情不会给你带来收益。”我不得不向他解释，我并未打算不惜一切代价成为最伟大的投资家。我的目标不再是成为巴菲特第二，哪怕我能做到。我的真正使命，是做更真实的自己。

在我的基金的最近一次年会上，有听众问我，我如何处理卖出股票的流程。我回答说，“处理得不好。”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是在开玩笑。但是我也是在开诚布公地说明真相，因为我不相信任何人能非常好地处理卖出流程。我们都可声称拥有清晰的规则，例如，宣称当股价达到其真实价值的80%时就要卖出。但事实上，这是一门非常不精确的科学。我的证券组合里，有一些股票是我完全根据理性选择的，我也可能卖掉它们。不过，我一般会选择持有。其中一个原因是，我还在努力控制我自己，而不只是控制我的证券组合。而且我相信，只要我能掌握并激发自己天性中快乐的一面，几十年后，我的投资收益会更好。

除此之外，我公开承认自己不擅长推销，我不再想对任何人炫耀自己的聪明，或者劝说人们来投资我的基金。与推销我的基金相比，更专注于给自己一份诚实的答卷。如果人们想要与我和我的家人一起投资，我不胜欣喜。如果不想，我也不会再像以前一样感到有被拒绝的刺痛感。毕竟，这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事情。这不是你死我活的战斗。

尽管我诚实地这样去做，但我心中依然有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不会消散，就是有钱才能生存下去。这是我的神经中的一部分。理智地来说，我看到了将证券市场看作游戏的巨大好处——采用这种更加快乐的做法，无疑已经让我成为更好的投资者。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股东们的毕生积蓄处于风险之中。所以投资或许是种游戏，但是对于我来说，它是一场极其严肃的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