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我顿悟到的5个真理

近几年来，我离巴菲特的轨道越来越近。1990年代后期，在高科技股票飙升的时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落后了，有大量被误导的人抱怨说，巴菲特如何“丧失了他的敏锐眼光”。怀疑论者想知道，为什么大众都在从市盈率疯狂的热门高科技股票中发财，他却还坚持貌似过时的风格，投资不怎么性——是高收益率的公司。

出于这种荒谬的逻辑，不怎么时髦的伯克希尔公司股价下滑到了不理性的低位，这令我感到震惊。所以我增仓操作，把我超过20%基金用于配置该公司。从那以后，该公司股票翻了四倍多，而那些一度热门的高科技宠儿们则开始一路下跌。伯克希尔公司依然是我的重要投资标的，为我的基金提供定海神针，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它也将继续产生大量的回报。

与此同时，我也一直在努力模仿巴菲特的思维和投资模式。我不断阅读有关他的资料，研究他购买的股票，尽可能地复制他伟大的做法。在我们拍得慈善午餐之前，我已经连续十几年造访奥马哈、参加他的公司年会了。

在去奥马哈的那些年里，我依然在我的纽约旋涡里努力，所以我一般和其他来自纽约的金融界高级人士一起住在万豪酒店。这种情况渐渐发生了改变。我不再混迹于来自纽约的人群中，我开始住在逸林酒店，参加一个名叫“黄伯克”的巴菲特粉丝俱乐部。他们的网站上写着“黄伯克集会是伯克希尔公司股东的100%非正式、非官方集会。本集会不是推销任何产品或服务的论坛”。

这个群里的人们不会假装成功人士，他们也毫无兴趣在伯克希尔公司年会期间做生意。他们在那里只是为了学习，为了庆祝友谊，为了享受智慧的醴泉。其中很多人已经持有伯克希尔公司的股票几十年了。他们的动力与我在纽约的那些同事不一样。

通过莫尼什，我还遇到了巴菲特的很多印度粉丝，他们有些人跋涉数千英里来到奥马哈。我喜欢和所有这些非职业人士待在一起，他们对达成交易不感兴趣，也不会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们成了一群热热闹闹的开心伙伴。对于我来说，这个低调团体的价值观和气质似乎更加健康，更脚踏实地。

我不再腻烦地以牛津一哈佛一纽约模式炫耀自己，我让自己放松，和别的巴菲特粉丝和信徒们一起欢乐。在年会召开的当天，我不再为了避开人群，到早上八点才慢悠悠地步入会场；我凌晨五点半就起床，加入会议中心北门那里的忠实粉丝队伍。

结果，我发现自己和莫尼什一起坐在会场前排，近距离观看巴菲特和芒格的样子。这个位置比后排座位更适合学习，我之前在后排更消极，更像是一个前来审判的观察员。我终于意识到，如果你想要做某件事，最好就要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其他严肃的投资家，包括普雷姆•瓦特萨、发现他们也都坐在前排。这再一次证明，正是这些小动作造就了巨大的差异。

除了上次在巴菲特走出奥马哈会议中心卫生间时的简短交流，我还从来没有和他进行过任何私人来往。这么多年以来，我只是在远处观察他、学习他。但是我的写信运动——它先是让我结识了莫尼什，后来又促成了我们成功竞拍慈善午餐，现在把我推入了一个新的可能空间。突然间，我就要和我的偶像共进午餐了!

这看起来有点不真实。我只是开始让自己遵从世间的规律做事，而且当时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对。但是只要你开始从内部改变自己，周围的世界就会做出回应。我希望这个观点能产生共鸣，因为它很重要一或许比我和沃伦•巴菲特共进午餐这件事还重要。我希望你们能从我的经历中认识到，当你的觉悟或者心理态度发生转变时，就会发生不同寻常的事情，这种转变是终极的商业工具和生活工具。

自从离开D.H.布莱尔投行以后，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但是我的对冲基金的业务模式仍然在某些方面不是很合理。随着与巴菲特共进午餐的临近，我对此的不安日益增加。我有点担心他会把我看作又一个来自纽约的贪婪的对冲基金经理，压榨投资者1%的年度管理费和20%的收益，并因此反感我。

莫尼什不收取年度管理费，他只有在股东赚钱的时候才会得到报酬。至于巴菲特，他运营伯克希尔公司的年薪是10万美元——鉴于他每年给股东带来数十亿美元的利润，这点报酬甚至有几分滑稽的味道。所以，到那天共进午餐的时候，在三个人当中，我是拥有收费最高、最为自己服务的费率结构，同时运营最少的资金，取得最低的收益。这样写太伤入了，但事实如此。

我曾试图为自己开脱，在心里说很多对冲基金经理收取2%的年度管理费。但是他们的费率结构比我更坏的事实，并给不了我多少安慰。我并非最坏的罪犯，但是我希望站在正确的一方。巴菲特不知道他会对我产生这样的影响，但是他用自己的费率结构为我树立了榜样，让我想要更加公平地对待自己的股东。这是我希望会见他的动力之一。

华尔街有一个笑话，说对冲基金其实只是一种变着法欺诈投资者的费率结构。我不想成为这个系统的一员，但是我任由它发生了，顾问告诉我这是标准的运营流程，而我在压力之下太不坚定。现在，面对巴菲特与我之间的反差，我感觉如果我以唯一收取年度管理费的形象出现在午餐上，那是绝对无法容忍的。

所以我模仿巴菲特原始合伙人的费率结构，为我的基金建立了一个新的股份类别。现有股东如果愿意，可以选择继续坚持原有安排，但是他们现在还有了一个更好的长期选择：在新的股份类别中，他们将不必支付年度管理费，并且可以在我拿到一分钱之前，免费享受6%的收益。超过这个水平的收益，我将收取四分之一的净收益，只有股东赚了钱，我才能得到漂亮的薪水。十年前我就该这样做，从第一天就让自己步入正确的轨道。

聪明的投资者自然懂得，为什么这种新的费率结构有道理。所以这种转变，后来为基金吸引了很好的长期合伙人，而不必我费力吆喝，向那些不了解我真正目标的人徒劳推销。

在我作为基金经理的早期，精明的市场营销人员想要帮助我把基金卖给更多的投资者，这样它就能更大、更赚钱。其实这样做没用，我找错了追求成功的地方。最终，最好的方法是反省内心，由内而外地改变自己，把股东的利益放在我自己的利益之前。在很多方面，我花了好几年才学到巴菲特早已经知道的道理。

在我们共进午餐之前，我还想拜访葛莱德基金会，这是巴菲特选择支持的慈善机构。我很好奇，他为什么会把自己的时间投入这家机构。我知道，如果你遇到了某些有特殊品质的人，那就值得投入时间和精力去旅行，这样你就能进入他们的力场。葛莱德基金会就在巴菲特的力场范围之内，我想知道为什么。

于是我飞到旧金山，寻找更多有关这家著名慈善机构的东西，它的宗旨是创建“一个彻底包容、公平和爱的世界”。在它发起的各项举措中，葛莱德基金会在贫困的田德隆区建立了一座教堂，提供医疗服务，每年为穷人提供8。多万份食品。巴菲特的前妻苏珊向他介绍了这家慈善机构，她非常慷慨大方。于是他开始在易趣网上拍卖自己的年度午餐，支持这家慈善机构，2004年苏珊去世之后，他继续坚持了这一做法。

在葛莱德基金会的总部，它的创建者塞西尔•威廉姆斯牧师高高兴兴地接待了我，他是一位站在穷人和边缘人群立场的牧师和社会活动家。这个人和巴菲特一样，尽自己的全力工作。然后，我和他在葛莱德基金会的流动厨房吃午餐，看他怎样与每一个人开玩笑，怎样把大家吸引过来。时间不长，我就认识到这是一个出色的组织，帮助那些自暴自弃的人们重建生活。就像巴菲特曾说的一样，葛莱德基金会将每一个人看作“一个潜力股，不论他们的环境如何。爱、时间、能量和资源的组合，能够创造出一种新的人类，这早已得到证明”。

我还领悟到，威廉姆斯牧师是一个典型的巴菲特型经理人——和那些运营伯克希尔公司业务的首席执行官们毫无二致。他深得巴菲特的精髓，虽然表面上看不出来。他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全部投入到他帮助的人们，而且他显然很喜欢自己的工作。那一天，我为葛莱德基金会录了一段视频，我在其中提到巴菲特，说他不仅“在选择企业上有敏锐的洞察力”，还能够清晰地找到“一个非常特殊的慈善机构”。

更重要的是，这次葛莱德基金会之行，让我看到了巴菲特是怎样利用他的力量行善的。他的榜样鼓励我坚持关注自身之外的人，看可以帮助谁——我帮助他人越多，人生就越幸福。

根据拍卖规则，莫尼什和我有权邀请七个人在曼哈顿的史密斯&沃伦斯基牛排餐厅与巴菲特共进午餐。我们的聚会会包括莫尼什、他的妻子哈利娜、他们的两个女儿芒珊和莫玛奇，以及我和我的妻子洛丽。换言之，我们只有六个人，这意味着还有一个空位。很多朋友都联系我，想要买这最后一个座位。一位在伦敦的基金经理愿意出10万美元加入我们的午餐。一位傲慢的私募投资者建议我们把这个席位送给戴维•卡梅伦，还建议我们不要邀请自己的家人。

当洛丽听到这些报价之后，她无私地表示愿意让出自己的席位，这样我们就可以把它转让给更值得的人。但这不是商业交易，她的座位不会被出售。我觉着自己有必要把这10万美元的开价告诉莫尼什。他的态度很坚决：这是一场家庭聚会，也是感谢巴菲特的一种方式。没有什么好遮掩的。无论是把它卖掉，还是允许家庭成员之外的人和我们一起参加，都会迅速毁掉这种精神。

最后，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一天到了。那是6月下旬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洛丽和我从公寓打车前往第49街第三大道口的餐厅。我们提前一个小时赶到了那里，因为我想尽情享受这珍贵时刻，不想在这样重要的场合迟到。来自CNBC和其他媒体的电视摄像机早已在餐厅外就位。征得巴菲特的同意，我们还聘请了我们的婚礼摄影师帮助记录这一事件。

我太紧张了，以至于身体疲乏患了感冒。我知道巴菲特对人性有敏锐的洞察，担心在他面前丢脸。万一他看穿我，感受到我身上一丝残留的戈登•盖柯气息呢？但是我还是太激动了。从我和莫尼什认识起初，我就看到了与自己崇敬的人在一起的巨大影响。所以在我即将近距离接触巴菲特、了解他的成功秘诀时，心情无比兴奋忐忑。这可是终极版的基金大师辅导。

大约12：30的时候，我们七个人开始在一个舒适的房间里就餐，这个房间毗邻后厨，全木装修，十分安静。但这只能算是半私人性质的，餐厅里的其他食客看到巴菲特在这里，都看过来议论纷纷。巴菲特穿了一套商业装，白衬衫，带黑色图案的黄领带。莫尼什的女儿坐在他的两边。我在右边与他间隔两个座位，坐在莫玛奇和洛丽中间。莫尼什和哈利娜坐在他的左边。

有我们的妻子和莫尼什的孩子在，场面温馨了很多，因为这使它更像是轻松愉快的家庭聚会，而不是正式的商务会谈。巴菲特给两个小女孩带了礼物，带着幸福和快乐的良好祝愿——更像是一个和蔼的爷爷，而不是世界最富有的人、史上最伟大的投资家之一。

和我在伯克希尔公司年会上见到的一样，他没有任何傲慢做作或者心胸狭窄之意。出于和善和友谊，他坚持让我们称他为沃伦，不辞麻烦让我们每个人都感到轻松。他询问小女孩们的年龄，然后接着说：“你12岁，你11岁，我77岁了。”当菜单呈上来的时候，他和孩子们开玩笑说，当他不到五岁的时候，他不会吃任何自己不想吃的东西。果然，他点了一份三分熟的牛排、一份马铃薯煎饼，还有一杯樱桃可乐——鉴于伯克希尔公司是可口可乐公司的最大股东，这个选择很恰当。我也不打算仔细研究菜单，就跟着他点了一份牛排、马铃薯煎饼，还有一杯无糖可乐。

在午餐之前，巴菲特显然下功夫研究过我们。他问洛丽有关北卡罗来纳州索尔斯伯里的事情，那里是她的家乡，他说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时候，曾和一位朋友去过那里。他还不失时机地说，莫尼什的慈善基金年报令他印象深刻，这个名为达克沙那的基金旨在教育印度的儿童。他说他已经把这份年报发送给了查理•芒格和比尔•盖茨，这让莫尼什瞬间折服。当然，后来巴菲特对福克斯新闻谈到我们的午餐时，他特别提到莫尼什的一个特点，强调说，“他像做投资一样认真对待慈善事业……他对于怎样使用自己长期积攒的财富，有很深刻的思考。我想，他会把它真正转化为千万人的福利……我非常钦佩他。”

毫无疑问，巴菲特本人对于怎样使用自己的钱，也有很深刻的思考。他告诉我们，他打算为三个孩子每人成立一个慈善基金，他还补充说“坐等以后”再把金钱回馈社会并不是个好主意，最好现在就提前来做这件事，他说，而不是不断积攒，最后捐出一笔更大的。我开玩笑说，他是这张餐桌上最穷的人，因为他已经承诺把他的所有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份捐给比尔和梅琳达的盖茨基金会。结果就是，他现在就像葛莱德基金会的创始人塞西尔•威廉姆斯一样，几乎是在免费工作。他开怀大笑，说“的确如此”。看到我能理解他多么看淡个人致富，而是在乎如何使用财富去帮助他人，他很高兴。

当我们感谢巴菲特给我们这次共进午餐的机会时，他说他很高兴这么做。首先，这给了他一个很好的机会，向威廉姆斯牧师和他的前妻苏珊表达敬意。他说，他18岁的时候就认定她是自己想要娶的那个人，如果没有她，就没有自己的今天。他温柔地赞美她的仁慈，回忆她是如何把艾滋病晚期患者带回自己家，让他们睡自己的卧室，在他们人生的最后时光给他们安慰。他告诉莫尼什的孩子，选择一个正确的人结婚，将是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

三个小时期间，我们有滋有味地进行了天南海北的热烈会谈。例如，哈利娜和莫尼什问巴菲特有关伊萨克•牛顿爵士的事情，因为他曾提到过，牛顿是他最想共进午餐的历史人物。他向我们解释说，牛顿“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聪明的人”，但是又开玩笑说，他又认真想了想，觉得更想和意大利明星索菲亚•罗兰共进午餐。他说，查理•芒格最想和本杰明•富兰克林一起吃饭，因为“牛顿比较聪明，而富兰克林更加睿智”。

有一次，巴菲特还谈到了他与比尔•盖茨前往中国的一次旅行。他们沿长江溯流而上，在到达码头时，两个人讨论了一个以拖船为业的人。巴菲特回忆他当时对盖茨说，不论这个家伙有多聪明，他的人生永远都不会有机会去做更多其他事情了。他说，在他自己的人生里，如果生在美国以外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将是最大的劣势，因为他或许就读不到格雷厄姆的著作《聪明的投资者》了，这本书在当时只有英语版本。他说格雷厄姆的《证券分析》一书是他“圣洁的圣杯”，并补充说，当他发现格雷厄姆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后，他惊喜不已。为了引起格雷厄姆的注意，他在给他写的信里说，“我还以为您已经不在人世了呢。”

在这次会谈一开始，我就进行了一次忏悔。我告诉巴菲特，我刚刚改变了自己的费率结构，这样他就不会把我当作另一个贪婪的、收取2—20费率的对冲基金经理。我还提到，我艰难地说服了我的基金律师，让他们相信这种打破传统的行为有意义，因为它对我的股东更公平。我永远不会忘记巴菲特的回应：“如果你的正确行为不依惯例，人们总是会阻止你的。”我问道，坚持做正确的事情久了，会不会容易一点。他停顿片刻，看着远方，然后回答说，“会容易一点点。”

然后，他继续解释说，关键是要坚持自己内心认可的价值，而不是受迫于同伴压力之类的外界力量来回动摇。“靠内部记分卡而不是外部记分卡生活，这一点非常重要。”他说。为了描述这个道理，他又问我，“你想成为全世界人眼中最好的情人、自己内心中最糟糕的人，还是想成为自己内心中全世界最好的情人，但被全世界看作最糟糕的？”

那时候，我想的是“是啊，说得对”，但是直到后来，我才真正感受到这条建议的全部力量。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开始认识到，我花了多少心思去用外部记分卡来衡量自己的人生。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想让别人喜欢自己、尊重自己——在牛津和哈佛想得到教授的赞美，在D.H.布莱尔投行想被人们看作成功的投资银行家和经纪人，后来又想成为人人崇拜的顶级基金经理。这种缺乏安全感的表现无疑让我误入歧途。我真正需要的，是用内部记分卡衡量自己。这个转变的开端，就是我意识到在D.H.布莱尔投行有弊无利、开始追求自我人生的时候。

怎样强调巴菲特见解的重要性都不为过。毕竟，如果抵押经纪人、银行家和其他人都靠内部记分卡生活，在他们酿成的2008—2009年金融危机中，那些贪图一己私利的放纵行为和道貌岸然的公司们会有多少能够幸存？就像巴菲特帮助我理解的一样，人们在判断自己的不当或者错误行为时，总是过多地说别人也在这样做，以此来安慰自己。

巴菲特的一个鲜明特征，就是他非常清晰地靠自己的内部记分卡生活。这不是说他做的事情是正确的，而是说他做的事情都是自以为正确的。正如我在餐桌上看到的一样，他身上没有任何做作或强迫的样子。他对自己的状态很满意，他找不到任何理由去妥协自己的标准，或者冒犯自己的信念。当然，他曾告诉伯克希尔公司的股东，他有办法把公司做得更大、更赚钱，但是他不想做那些事情。例如，他拒绝解雇员工，或者售出手中的股票，换以更加赚钱的业务。同样，有些投资者抱怨说，如果他像很多保险公司一样，把公司注册在百慕大缴税，伯克希尔公司会更赚钱。但是巴菲特不想把公司注册到百慕大，尽管这样是合法的，还可以节省上百亿的税费。

这是我们午餐中的最伟大一课。他强大的力量，部分源于他对自身认识和理想生活坚如磐石的信念。这绝非妄谈。不需要根据他人的标准或态度生活。和他一起坐在史密斯&沃伦斯基餐厅里，我能够看到他不会拿自己的半点幸福妥协——哪怕是他愉快地享受餐厅甜点这样不起眼的小事。很明显，他安排了适合自己的生活，并享受这种生活。当我问他是否有意设计了伯克希尔公司独特的分散管理结构时，他强调说，公司之所以这样运营，是因为这样适合他自己，而不是因为这样可以带来最多的利润。

作为一个投资家，他总是坚持做真实的自己。在高科技泡沫时期，其他很多人都被裹挟而入，但他坚守自己的原则，丝毫不为所动，哪怕在泡沫崩溃前，他的表现大幅落后于市场整体表现。

同样，拒绝借钱投资的诱惑对巴菲特来说也不是难事，那样做可能让他更富有，但也可能让他陷入麻烦。当然，我们的午餐中的关键一课，是在莫尼什问起里克•格林的成功之道时，巴菲特曾在文章中称这位朋友是“媲美格雷厄姆和多德斯维尔的超级投资家”。格林的投资记录一度非常惊人。但是巴菲特告诉我们，格林“太着急发财”，并使用了杠杆手段提高收益。在1973—1974年市场崩盘时，格林受到追加保证金的压力，被迫卖出了他的蓝筹股。据巴菲特说，格林当时以40美元一股的价格售出了他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份。如今，这一股的价格是19万美元。

对于巴菲特来说，这位天才投资家所经历的艰难历程，无疑为自己提供了一个有力例子，说明了负债操作的危险和耐心的美德。“查理和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会变得很富有，”他告诉我们，“但是我们不着急。”说到底，他说，“哪怕你只是个稍微超过一般水平的投资者，只要花的比赚的少，一生时间也足以让你非常富有了——只要你有耐心。“

这种耐心帮助巴菲特创造了一种平和的环境，使他能够在其中冷静、理性地进行操作。待在奥马哈，他远离了疯狂的人群。他传奇般的个人助理黛比•博桑耐克（她已经在伯克希尔公司工作了三十多年）也帮助他免受不必要的分心。她曾告诉莫尼什和我，巴菲特的手机经常关机，他甚至没有电子邮件地址。他拥有的这些正确的过滤机制，显然帮助他隔离了很多错误的垃圾信息。

当然，把自己与这个世界隔离开，避免可能削弱他判断力的分心之物，巴菲特没有丝毫犹豫，这就是他的魅力和亲切之处。他告诉我们，经常有人试图邀请他见面，从而借机向他推销投资产品，但是不论对方讲得如何天花乱坠，他很少接受，大部分都是礼貌地拒绝。他还告诉我们，他一般会避免与企业管理人员见面，他更喜欢参考他们的财务报表。

与此类似，他不会用一堆分心的会议来浪费自己的时间。在我们的午餐期间，他向我们展示了他的约会备忘录，几乎完全是空白的，他说他自己安排他的时间表。与此相反的是，他说比尔•盖茨的日程表里充满了精确的时间，比如“6：47冲澡”“6：57刮胡子”。这两种时间系统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巴菲特不过是选择了最适合自己的系统，能够给他平静思考的空间，不受那些试图主导华尔街的噪音打扰。正如巴菲特告诉我的一样，仅靠一个人的才智去过滤这些噪音是不够的：你需要正确的流程和环境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在那次午餐六个月之后，我决定搬家到苏黎世，因为在那里我可以远离纽约旋涡，保持更加清醒的头脑。

谢天谢地，巴菲特在这方面的做法是其他投资者也可以复制的：我们可以克隆他创造的环境和流程，把噪音隔离开来。对于我来说，这不仅意味着搬离华尔街，还意味着其他可能扰乱我思维的噪音。例如，我完全忽视市场预测，而是专注于投资那些将在长期取得巨大成长的公司。在午餐上，我很高兴承认自己努力学习、效仿巴菲特做法的程度。我把自己的态度解释给他，给他讲了一个《塔木德经》（古代犹太法典）的故事，两个学生迫切想要向他们的拉比（犹太人的学者）学习，甚至钻到他的床底下观察他晚上的行为。巴菲特幽默地说，以后他要经常检查床底下，看看我是不是藏在那里。

但是巴菲特至少还有一个方面是无法仿效的：他的头脑。在我们吃午餐的过程中，我感到他的思维在五个不同层次上同时运转。他的传记作者艾丽丝•施罗德曾在演讲中描述过类似的感受。这很难解释。但是当我那天和巴菲特坐在一起的时候，我感受到了他高速运转的思维，知道他的大脑运行频率比我高得多。过去在牛津大学名列前茅，我曾对自己的智力有些自信，觉得可以和他一较高下，我还曾希望，或许有一天能表现得与他一样出色。但是那一天亲眼见到他，我终于确定，我永远也不可能赶上他。

这或许有点令人气馁，但是我奇怪地发现它更鼓舞人心。对于我来说，这一堂课清晰无误。我没有必要去和巴菲特比较，而是应该专注于真实的机会，去成为我所能达到的最好版本的盖伊•斯皮尔。这让我想起了巴菲特讲过的一个老笑话：“你怎样才能击败鲍比•菲舍尔（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回答：“和他比象棋之外的任何东西。”

我不可能在巴菲特的领域击败他。但是我可以追随他的榜样。那天他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不仅仅是他活力十足的智力，还有他那与自身天性完全和谐的生活方式。看起来一点都没有错位，他花费了毕生时间去做真实的自己。

这也成了我自己的目标：不做巴菲特第二，而要成为更真实的自己。在他教给我这些的时候，通向真正成功的道路就已彻底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