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贷投机
我的亲身经历
经常有人问我，人们是否可以或者应该借钱买股票?我对此的回答是坚定不变的: 只有那些拥有财富比借款的数目高出很多的人，才可以借钱买股票。我几乎倾向于说:人们绝对不应该用贷款买股票，除非他是一个轻举妄动的冒险家。当然这也有贷款比例和股票的质量的问题;如果一个人买了10 万马克固定利息的有价证券，而其中2 万马克是用贷款，这不是灾难，或者一个人在30 万马克的有价证券中有10 万马克是贷款，但同时拥有100 万马克的地产，这也不是罪过。每个例子都必须单独进行审查。
为了证明贷款买股票多么危险、有害，甚至酿成悲剧，相反一个不欠债的投机人会拥有多么大的力量/ 优势，我想从我们众多经历中选引几个尤其有特点的例子。
20 世纪50 年代中期，纽约股市发展顺利，而且新兴工业企业，比如电子企业，看起来尤其富于想象力旦前途无量。于是我用自己最后的一点美元购买了电子股和相似的股票，当我投入了我的全部所有后，还继续借贷购买，我充分利用了最大的借贷。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艾森豪威尔.他虽然是战争英雄，但没有其他天赋。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的形象是完美无瑕的。美国公民对其总统的信任度是华尔街良好气氛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我们面临着一年后的总统大选，人们100% 肯定艾森豪威尔将军会再度当选。整个华尔街都这样认为，那么为什么不也在股市上利用他重新当选的胜利呢?人人都持这种态度，我也不例外。
就在这时发生了危险的意外: 1955 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心脏病发作，第二天纽约股市上的所有股票跌掉了10%~20% ,由于我是借钱买的股票，我必须马上抛出一大部分股票，这很痛苦，但在股票经纪人追索保证金之前，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由于公众失去了艾森豪威尔再度当选的希望，危机降临了，怎样在没有艾森豪威尔的情况下大选是一个大问题。而问号在股市上总是一个捣乱的因素，不论公众还是胆战心惊的游戏者，都没有足够的精力，在一场意外的事件中勇敢面对问题，哪怕是一件意外的好事。再加上大多数人根本没有能力判断，对股市来说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在这种情况下，所有胆小的人和所有借贷款买了股票的人都要尽可能最快卖中，后者甚至是被迫这么做，最开始的危机引发了一个向下的链式反应。
几天之后，艾森豪威尔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他能够竞选的希望又回升了，股市平静下来，行情也叉开始上涨，并且涨到比这次不幸事件之前的水平还高出许多，在后来的几年里股票价格达到了轰动的地步， 有时甚至是原价的10 倍，但这对我来说太晚了。
如果没有欠债， 人们怎样能渡过这一难关， 应该看下面的例子。那是1962 年的2 月，我又一次大批买进，这回是巴黎股市上的法国股票。但这一回是全部付清的， 我不欠别人一分钱。这正是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交战期间，当时的法国总统戴高乐将军本想放弃阿尔及利亚，但他必须在政治上见风使舵，因为当时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的公共舆论分歧很大。正在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大的意外事件: 四位法国将军在阿尔及利亚起义，反对戴高乐。这对法国公民来说是一个令人震惊的事件，也许是战后法国最大的事件，将军们怕戴高乐要放弃阿尔及利亚，他们坚决不愿接受， 晚上巴黎笼罩着十分恐慌的气氛。
第二天我没有去股市，我想保护我的神经，不想看到我买的股票跌下去。
取而代之，我去了我最喜欢去的餐厅"杰茨·路易斯"(一家国际著名的捷克美食厅) ，那里是当时著名的影视和新闻界人士聚会的地方，我开始研究菜单，不去想股市。
碰巧一位股市同行来到在厅，层惊地向我报告股市上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一场真正的血浴，跟所有财经小说中描写的一模一样。
"哦?"是我的问答。我十分平静地享用我的午餐。
我坚信戴高乐在这场权力争夺战中会是胜利者。
对我来说股市上发生的事情不过是一天的事，它会随着时间被遗忘。如果我去了股市，肯定会出卖我自己。我能够享受这种奢侈，在这样的一天不去股市，正是因为我不欠债，股市令人不快的这几个小时我是在一家好的餐厅度过的，股市收盘后的一个小时我得知，股市行情有所转机，人们已经把损失掉的一半又收了回来。
晚上戴高乐做了他著钙的电视讲话，他呼吁亲爱的法国公民都支持他，四位不忠实的将军放弃了计划，一切都被忘记了，不仅在政治上，也在股市上，危机成了只能存活一天的飞虫，多亏我拥有的是未借贷款的股票，我对恐慌气氛有免疫力。
如果我欠了钱，我整个的逻辑也会变得不正常，冈为我的大脑会因为欠债引起的恐惧而做出完全不同的反应，其代替了安静地想一想，戴高乐和全体法国人民的反应将是多么肯定，我会违反自己的戒律，被恐慌撕碎，那么损失将很大。
我的基本要求是: 宁愿拥有己付清少量的负债累累的公司的股票，也不要拥有一家声名卓著的大公司的，用贷款买来的，大笔一流股票。拥有少量的己付清的股票，人们可以长期等待其上升运动。而人们会在小盈利的情况下便卖出大笔用贷款买来的股票。
我的一个同事和我有一次出于同一个想法买了同一只股票，我买了100 股一次付清，他贷款买了1000 股，我安静地持有这只股票两年，得到了200% 的盈利。我的同事在一点小利下便很快抛出，因为他贷了款，所以必须非常小心。
虽说人们不冒险便不会在股市上赚钱，但是如果人们投机于股市较稳定的趋势(流动资金+心理+经济)，而不是用贷款买一流的股票，就应该购买一些负债很重的企业的股票，这些企业由于不良的经济状况和早期的高利息而陷入困境，但这些股票要付清。另外，应该购买期货，但总要想到，有时投入期货的所有的钱会全部损失掉。
一小时内失去一切
下面的例子会告诉我们，清算一只用保证金购买的有价证券有多快和多残酷。
1923 年的德国，在马克稳定之后，德国货币得以长时间的喘息，直到布同宁/路德政府实施对外汇的管制。而这期间，在阿姆斯特丹发生了一场外汇交易商的特大悲剧，他们在那里做了大笔的外汇期货生意，当时德国马克与荷兰盾稳定在一个固定的比价上，当然存在着一个小区间，两种货币能够在这个空间里相互转换，这个区间宽度大约是2% ，我们假设100 马克相当于100 荷兰盾，那么马克可以在99~101 荷兰盾之间徊。如果马克的汇率回到99 荷兰盾以下，德国银行就必须干预并买进马克。相反，当汇率高于101 荷兰盾时，荷兰的中央银行就会被迫买入荷兰盾，这就像今天的欧洲货币体系(EWS) 。
这个区间对外汇商来说是"神圣的"，因为根据法律条文，马克不许低于99 荷兰盾或高于101 荷兰盾，而由于两国的货币市场之间存在着4% 的利息差异(在荷兰的利息比在德国低4%) ，因此人们可以在阿姆斯特丹以98 荷兰盾的价格买到马克，交割期为3 个月。
这是一笔很简单的生意，尽管马克的汇率是99 荷兰盾，人们以3 个月的交割期、98 荷兰盾的价格买入10 万马克，现在人们只需熬过这3 个月，然后把马克卖出，在最坏的情况下也能卖到最低价，即99 荷兰盾，最少有1000 荷兰盾的盈利吸引着人们。为这个生意，客户在他的银行经纪人那里只需押上3000 荷兰盾，最多5000 荷兰盾，却能够做平均10 万荷兰盾的交易，保证金只在理论上有必要，因为根据协议，马克汇率不得低于99 荷兰盾。
外汇交易商是这样计算的: 用最多50()() 荷兰盾的投入资金，每3 个月可以得到1000 荷兰盾的利润，这相当于3 个月20% 的利息。这段时间过去后，他们又重新以这笔款项买进后面3 个月的马克，这个交易每个季度重复一次，这意味着高于80% 的盈利。
难道这不是一笔出色的交意? "喀巴特人"，人们这样称呼外汇交易商， 因为他们多数来向东欧，并把在银行经纪人那里的保证金作为资本投入而收取红利， 80% 的利润能让他们生活得很好。
而这时晴朗的天空出现了闪电，出现了无法预料的事，对此人们总应该有思想准备，但很少有人这么做。
1929 年年底到1 930 年年初，德国与战胜国的战争赔偿谈判在巴黎的乔治五世饭店举行。法国彭加莱政府表现得十分强硬。法国人不仅出于物质原肉(他们声称法国的城市受到了最严重的破坏) ，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尽可能多地索取赔偿。法国意图彻底削弱德国，解除其政治权力。
相反，英国人的态度则缓和许多，他们的国家也没有很多战争损失要赔偿，只是战争支出很高，另外英国没有兴趣让法国强大起来。作为唯一的大陆强国，法国与英国之间历史上的竞争又再度重砚，这是一场艰难的谈判。
人们再次期待着法国修改对索取战争赔款的最终数目的建议，法国政府绝对不会降低这个数目，而这个建议太强硬、太刻薄，以至于英国肯徊菲利浦· 斯诺登(后来的斯诺登勋爵)盛怒之下拍案而起"这实在太可笑了！"会议在这一极不外交的举动下不欢而散，阿姆斯特丹也出现了慌乱，德国马克跌到限下的好几个点，买入马克的交易商被"强行平仓"因为那5% 的保证金已被耗尽。
48 小时后马克又找到了它的平衡，马克汇率处于它应在的位置，但可惜太晚了，多数"喀巴特人"失去了他们的全部资金，因为他们早已把每季度20% 的红利耗光了，我认为很少有人今天还能同想起这段历史，但斯诺登勋爵"荒诞可笑"的话成了家喻户晓的名言，甚至在讽刺剧中出现。
我的朋友莱西·库克斯(一位出色的外汇套利者)也经历了类似的不幸，在20 世纪50 年代他做着大笔的英镑与其他许多国家货币间的套汇交易，虽然这属于套汇常识，为保险起见大宗交易不要拖到隔夜的第二天，应该在当天完成，但对海外生意来说，这并不总是可能的，有一个晚上他留下了一笔没有平仓的交易，第二天爆发了英国、法国对埃及和其他国家的苏伊士战争，英镑汇率一跌到底，而莱西· 库克斯当时任职的公司失去了偿付能力。
通货膨胀是国家的明智行为
在古老的奥匈帝国时期，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有时也访问匈牙利的一些心城市，接见高官显贵，并提出同样的问题"市长先生，今年的收成怎么样?"有一次格录市长被问到，他给了如下回答"收成很好，降下，但是没有一点暴利我们无法生活......"
如果是在今天， 格录市长必须说" …… 没有一点儿通货膨胀我们无法生活。"而且这也许是事实，因为如果没有适当的通货膨胀， 今天自由世界的经济将会窒息。
世界经济需要这种兴奋剂，就像人类的性高潮有时需要一点酒精、咖啡或尼古丁一样。为什么?因为所有的国家、城市、大小企业、建筑巨头和商人都欠着债， 以至于他们如果没有"一点儿通货膨胀"就永远不会被其债务解放。
担负这类高贷息的巨大债务的人从一开始就抱着一个希望: 物价会继续上涨，如果不这么做，整个世界都将破产，就像沙漠会突然毁掉开满鲜花的田野一样。今天对这种借债是否正确做出哲学评论己为时过晚，那已经发生了，而且也许根本没有其他可能。
如果通货膨胀降到零以下，成百万的债务人就无法保证履行其义务，如果债务人垮下来，那么债权人也就差不多完蛋了，人们只需想得实际一点，其他的一切都是虚伪的。
就像那时施莱辛格先生领导下的德国银行所做的那样，如果政府拼命压制通货膨胀，20 世纪20 年代的历史将是毁灭性的，美国总统赫伯特· 胡佛的通货紧缩政策造成了世界史上最大的经济崩溃，在德国，海因里希·布吕宁总理和他的国家银行行长汉斯· 路德通过其约束性的金融政策甚至把希特勒推上了台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首先造成了经济的再次衰退和失业，英国首相爱德华·希思主观臆想的稳定政治使得英国工党获胜。
简单地说，通货膨胀是一大弊端，但与通货紧缩相比，它是一个较小的弊端，通货紧缩最后必然导致国家资本主义。
商人的通货膨胀精神紧张症和公众的歇斯底里，也同样槽糕和危险，每次通货膨胀期间，公众中的慌乱气氛总是使我想起蜂窝被捅时蜜蜂的表现。蜜蜂也是节俭的象征，当蜜蜂储存其节省下来的一切的蜂巢被摧毁时，它们会变得歇斯底里，它们疯狂地嗡嗡地飞来飞去，不仅用刺垫他人，还因此为向己的死做好了准备。
储蓄者也完全一样，由于他们害怕会失去所有的储蓄，他们急得团团转并寻找救星。他们什么都买。每条街上都隐藏着一个不负责任的、唯利是图的人，他们提供更完全的资金来巧妙地度过通货膨胀。这些唯利是图的人常常是没有经验的投资顾问，他们给储蓄人建议的不是适合他们的储蓄方式，而是把他们引诱到能让向己赚最多钱的投资中。
那么故事的结尾是怎样的呢?像莫里哀所说的那样"病人不是死于疾病，而是死于人们给他的药。"
这种对待通货膨胀的方式一定要改变，而且绝大多数政府也表现出他们会对此严肃对待，就像在许多病状中为了治好病，首先要人为地升高体温一样，在通货膨胀这一病状中，也必须把利率向上调整，这是一个有效的方法，尽管短期内会很痛苦。
投机界当然表示惊讶，因为很多年来它看好美元的不断下跌和物价的飞快上涨，整个世界都持有美元债务，并且坚信这一亿又一亿的巨大数目会以一个极低的汇率被偿清，而且会越来越低，全世界的企业都首先申请美元贷款。
我还记得一个有趣的例子。大约10 年前，当美元汇率跌到大约1.7 马克时，我接到了来向东欧的一位著名外交家的电话，我和他是多年的朋友，他第二天要来巴黎，而且务必要见我10分钟。
由于我时间很少，我们约好了在第二天。
他见到我就马上说"科斯托拉尼先生，我需要问您一个回答，请用‘是'或‘不'回答我的问题，现在人们是否应该用美元买回马克?"
我对此的回答不是"是"或"不"，而是"我不知道，但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为什么一定要知道这个答案?"
"因为我们得到了一笔5000 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我们在6 个月后才用得上，我们想，我们可以在此期间买入德国马克，而从中盈一点小利。"
"在这种情况下J' 我回答说，"这是不允许的。如果您今天欠了美元债而在6 个月后需要还这些美元，那么您不许用它来投机，这将是纯粹的赌博.欠了美元就是美元，因为什么都可能，美元能上涨30% ，它也能跌得更低。"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 美元在后来的6 个月上涨了30% ，我的朋友很感激我，他的国家差点损失了一大笔钱。
很多欧洲企业在美国大量投资，用的却不是自己的货币，而是借来的美元，每个人都最大限度地利用自己的贷款能力，在这些债务上又加上几千亿的用于商品投机的贷款，因为购买期货无非以黄金、铜、橡胶、糖、胶合板等为形式的债务。
也许正是这种形式的投机买入要对通货膨胀率的几个百分点负责任，投机狂热的极点是针对美元的外汇投机，投入其中的数目简直无法估量。
无节制的商品和货币的投机激发了美国进一步的通货膨胀，并输出到其他国家，如果黄金涨价，人们还买铜、橡胶、糖和其他一切，例如在20 世纪80 年代初的法国，作为黄金投机的结果，顶尖地段的房租和地价在一年之内上涨了50% 。
针对这种胡闹的严厉方法是调整利率。1987 年秋天，格林斯潘先生提高利率，就是打击投机的又一次尝试，投机者必须受到惩罚并交付更高的利息，全世界的货币投机者都接受了这一信号，它甚至起到了震慑作用而引发了1987 年10 月的"黑色星期一"，通货膨胀的危险还在许多人的头脑里存在，通货膨胀的愿望还在许多人(货币投机者、懒惰的债务人等)的心中根深蒂固，这里再讲一个犹太笑话。
火车乘客中也坐着我们著名的孔恩先生，他不停地叹惜: "哎，我真渴，嗨. 我真渴! "在下一站，一位乘客拿来一瓶啤酒递给孔恩，太感谢了，孔恩一口气喝个精光。
火车继续前行，孔恩又开始了"哎，我曾经那么渴，啊，我曾经那么渴!" "够了"，另外一个乘客气愤地喊道，"您已经解渴了。"而孔恩继续抱怨"是的，但我还将会多么渴。"
我曾经为通货膨胀下了这样的定义"它是一场舒适的温水浴，但是如果人们一直加热，浴盆最后就会爆炸。"在下一次爆炸中，首先受到伤害的当然是坐在浴盆里的人。
投机的力量
每当我以批评的态度看待那些政客，甚至在任的部长或中央银行负责人的解释和声明时，总是发现他们极少考虑投机的力量，他们根本不知道投机对货币汇率的变化有多大的作用，投机能动摇甚至破坏政府的决定。
我还记得很多年前，当金价被当时的黄金生产国(在瑞士大银行帮助下的南非政府)操纵时，一位德国财政部长声明，人们必须看到h现实的"市场价。在他眼中噜伦敦交易所刚刚宣布的被操纵的价格是"现实的"，真是无稽之谈!操纵后的汇率怎么能够被称为"现实的" ?现实的价格只能是通过真正的供求关系而形成的，而不是靠人为造成的需求而哄抬的价格。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台巨型机器，它的各个齿轮非常精细地交错运转着:经济、社会、外交或战争政策、利息、货币发行量和汇率。这最后的一只轮子尤其被疯狂的货币投机所驱动，以至于经常失去控制，可惜在内由世界里人们对此无可奈何。尤其是直接影响到物价的黄金投机在此起着巨大的、毁灭性的作用。唯一的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黄金和物价的关系的明智育论的人， 是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黑人门卫。他在游廊里一边对我说，"您看，先生"，一边指着巨大厅堂的一角，那里一组一组的人正交易着不同的商品，"您看，先生，这个角落正进行着黄金交易" 。那里大约有100 人在打着手势互相高喊做着黄金生意，"如果那儿的黄金涨了一两个点，投机者便会扑向所有其他的原材料，同样哄抬其价格;如果黄金跌了，他们也卖掉其他商品" 。这位黑人门卫说得真有道理，黄金是商品队伍前的帅旗，而其他的一切都跟着它走。
金融界政客或中央银行负责人也同样让自己受这种气氛的影响，也和公民一样有大众心理，而外汇博弈者则为政客的声明伴以歇斯底里的上亿美元、日元或英镑的交易。他们买、卖，又再买，这不是他们为了国际贸易或投资所需要的外汇，而是为了能在一天之内甚至一小时之内捞取汇差，或者经常是损失汇差。政客和外汇交易商就是这样相互作用的。
像常说的那样，为了用他们银行的百万资金做游戏，商人的手是空的。1976 年在英镑大跌的慌乱之中我写道"英国的储备比外汇交易商能想象的要大，尽管苏黎世的金融圈己埋葬了英镑，尽管不列颠雄狮失去了牙齿，但它的心脏还一直在跳动。"
正是那些当时绝望地成亿地卖出英镑的外汇交易商，在一年之后又把它成亿地买回来。结果是，一年前还四处求援的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储备上升到了180 亿美元，并位列世界第三位。这也证明，从事投机的商人从来不思考，也许也从来不懂，而且从来不知道什么是"货币" 。尽管如此，他却傲慢地发表意见，并像鹦鹉一样重复着不负责任的评论。
一句俗语说道"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就是说，今天俭朴无名地作为难民生活在苏黎世的贵族艾斯特海茨，还是比多次成为新闻人物的罗斯柴尔德富有。
在各国的社会等级阶梯上，英国相当于一个贵族家庭，它拥有比外汇交易商能想象的更多的外汇储备。他们1967 年押注在英镑的彻底垮台上(尽管他们要每年交纳高于30% 的利息) ,却忘记了一条老的交易所规律: 当所有的游戏者都投机于一件所谓万无一失的东西时，他们几乎总会失败。
金融市场极其险恶，总是发生一些令人惊讶的，即与人们的期待正相反的事。在"不变汇率"中押注于过低货币的升值或过高货币的贬值，几乎一直没有危险，但是在浮动的汇率中，一次过大的外汇投机会以一个极危险的反弹而告终，尤其是当投机造成汇率低于国家经济基本面和储备相应的价格时。1926年的"法郎大战"、20 世纪80 年代的美元升空以及其他的实例，都表明外汇投机者的生活是多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