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永远保值的货币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外汇交易
1918 年的秋天，由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等中欧列强的失败，这个帝国联盟解体了。这段时期，整个欧洲的主要谈论话题是"美元怎么样了?"不完全是出于好奇心，这个问题不仅对商人和投机者十分重要，而且对普通消费者也十分重要，因为美元的行情不仅仅决定了马克和皇家克朗的价值，而且还是一个国家的未来在国际上被如何评价的最好标志。
最大的货币交易中心位于苏黎世和阿姆斯特丹。那里标出的牌价不仅是有关国家健康的温度计和晴雨计，也是投机商的博弈目标。这些货币的大宗交易不仅对行惰，有时也对一个民族的命运起着决定性作用。
欧洲的外汇交易越来越复杂，特别是肉为皇家帝国解散后的新兴国家需要引进自己的货币。他们在此之前一直全部或部分使用奥匈克朗(例如在波兰，在使用皇家克朗之外还流通着马克和卢布) 。
这些新货币的产生首先需要人们不断地在沿用下来的纸币上盖章划印，而连这些图章居然也一天一变。正式流通的新纸币，上面五颜六色地分别印有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气波兰、南斯拉夫。等国家新领袖的头像。
这一切是一场混乱，人们必须学会适应; 对每一个经历了并且生存下来的人，这场混乱是最好的学校。人们能够学到: 外汇市场上什么都会发生，随时都有出乎预料的发展。
在这条外汇单行线上也曾有过逆流，对于中欧和东欧的货币来说，是以失败告终。有时这股逆流是过度投机的结果，有时是因为经济或政治事件， 正如我们在过去的20 年所经历的那样。
20 世纪20 年代，我在巴黎交易所认识一位没有多少本钱的小经纪人，他在破产之前曾经是大投机商。在十月革命之后，他做了一笔大的等待俄国卢布跌价的卖空投机。他对局势的判断是准确的: 旧版卢布会跌到一文不值，于是卖空了一笔大数目旧卢布。但是在到期的当天，他却不能交货，因为旧卢布出于某种技术原因突然从市场上消失了。于是他被强制平仓而破产。几个月之后、旧卢布真的跌到了零，但对他来说已经太晚了，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是穷人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告诉我们: 如果在一次投机中投入太多，或者顶不住一次小小的逆流，即使有最敏锐的判断力，也会失去一切。
这样的不幸经常发生，我在后面几章还会讲到。
政府也会破产。例如在匈牙利，当20 世纪20 年代罔家苦于货币不断贬值时， 被认为是天才的财政部长罗兰德·海格杜斯引起了新闻界的轰动，他想要拯救克朗。但是他的实验(大力紧缩银根)在取得短期成果后，以彻底失败而告终。通货膨胀率上涨到新高，可怜的部长在民众的唾骂声中，在精神病院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天。当然不是说所有与通货膨胀做斗争的人都是这种下场。这种斗争是否成功，最终并不取决于部长，而是取决于所涉及的民众道德与否。
当然也有运气好的投机者，例如约翰· 梅纳斯· 凯恩斯一一过去70 年最伟大的经济学家。他在一战后的几年里，通过投机中欧的经济衰落和货币贬值，挣到了一大笔财富。
买卖美元不是违法的吗
一战结束后的黑市异常繁荣。不论是布达佩斯、柏林、维也纳还是巴黎，人们都在做上百万美元的交易。在布达佩斯，我认识一位非常值得信任的外汇交易商，他有叫布斯克维茨(这个黑市商十分可靠，甚至比其他的股票商还值得信任; 人们可以交给他上百万的钱财， 到最后不会少一分钱) 。
有一天， 我的这个朋友被经济警察抓住并带到值班室。警长斜了他一眼， 威胁道"布斯克维茨， 你在做美元交易! " 布斯克维茨做出惊讶的表情，十分严肃地说"什么?警长先生，这怎么可能?买卖美元不是违法的吗?"警长像是挨了当头一棒，沉思了一秒钟后说"这大慨是一个误会， 布斯克维茨先生，您现在可以走了，请吧! "
还有另外的一个例子足以说明黑市上的外汇交易的信用度有多高。一个叫尼古拉· 赫夫保尔的人在二战后经营大笔的黑市交易。他的很多客户在他那里存有巨额现金，用于购买外汇。一天晚上他听到风声， 警察掌握了他的证据并准备逮捕他。他立即跳进出租车，找到所有的客户，把钱还给他们后才逃往国外。
失败的法郎之战
通货膨胀下的幸运儿曾有数百位，尽管他们的成功只是罢花一现， 有几位我还亲自接触过。
其中最成功的是一位来向斯图加特的德国青年一一前面提到过的弗里茨·曼海姆博士。他曾是阿姆斯特丹市场上最聪明的外汇交易商。作为一名普通斯图加特商人的儿子，他在1914年以前就在巴黎的一家做出口俄罗斯贸易的公司里学习银行业务。战争爆发后;他回到德国，与国家银行建立了联系。战争刚刚结束，国家银行就把他派到当时中立国最重要的金融市场阿姆斯特丹，希望他作为国际银行业务的专家，在外汇市场上为国家银行工作。
当时他的合同中要求他以巧妙的外汇交易保卫德国马克的价值。他努力工作，成为阿姆斯特丹最大的外汇交易商，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虽然德国马克(前面已经提到过)跌到几乎一钱不值，他还是为自己积累了财富。(这使我想起了丹尼·达特，他在几年前在海斯塔特银行给自己赚了几百万，而银行却破产了! )当然德国马克的贬值不能归罪于曼海姆博士，原因有很多，但是他从中赚了钱。
我听到一些有关他的传说，最多是从阿姆斯特丹道伦饭店高雅的大堂主管(他居然考究地像普鲁士军官一样戴着夹鼻眼镜)那里听来的。曼海姆原来很值得同情，"他在来这里开房之前，生意就已经走下坡路了" 。
几年之后曼海姆用赚来的钱成立了柏林门德尔松(哲学家和诗人拉辛的爱好者，默素斯·门德尔松的后代)集团公司的荷兰分公司，同时还兼任法国和比利时政府的银行顾问。
作为当时如此重要的金融市场一一阿姆斯特丹的无冕之王，他尤其给我这种业界新手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我还无法预见他的悲惨结局: 他是在二战爆发之前的几个星期去世的，两天后他的银行便宣布破产，那是当时最大的破产案，原因是一笔很有意思的却与德国马克无关的交易，同时也是外汇史上最特别的交易。在奥地利，最有名的通货膨胀的盈利者是一个叫卡米乐·卡斯丁里尤尼的人，他是特里斯特一个犹太教法师的儿子，很多我这一辈的维也纳入还记得他。在1914 年以前，他是赛波里特轮胎厂的销售代表和商务主管。战后，他看到了货币贬值的巨大可能性并懂得充分利用它。像德国的施亭内斯(人们后来也叫他"奥地利的施亭内斯" )一样，他用贷款在奥地利买货，不管什么价格，不论哪类商品，一段时间后再用不值钱的货币还债。
一时间他成了维也纳的传奇人物，人人都认识他。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1922 年，我们经常在维也纳的塞莫林度夏。那时，每当他出现在南站酒店的大堂或餐厅里时，人们都把头凑到一起，充满敬畏地低声说..他就是卡斯丁里尤尼! "他像贵族一样生活在美丽的奥根王子街(紧挨着罗特施德宫)的城市花园里;另外他还是一个艺术资助者，收集了很多画并资助萨尔茨堡艺术节。当重新开放老约瑟夫斯达特剧场(至今还是最典雅的德语剧场之一) ，马克斯·莱因哈德走上舞台致开幕词时，他不仅向观众鞠躬，而且还特意向卡斯丁里尤尼的包厢鞠躬，就像人们在过去对待执政的贵族一样。
虽然卡斯丁里尤尼有很多成就，但是他的事业像很多投机者一样，以一场不幸的悲剧交易而结束。这次交易也使很多"投机助手"和外汇交易商陷入困境。导致他彻底失败的原因是一场他和他的朋友曼海姆博士携手进行的、未成功的法国法郎卖空投机。
这场失败的法郎之战成为外汇投机史上的特别有趣的一个篇章，人们在法国把它称作"马恩河之战"或"马恩河奇迹"(著名的、真正的"马恩河之战"发生在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阶段。当时部队参谋部调动了巴黎所有的计程车把士兵运往马恩河前线，这场战役的成功对战争的进展起了决定性作用) 。
卡斯丁里尤尼的一个雇员内尔肯博士在许多年前向我讲述了这场交易计划的产生过程。1924 年2 月，曼海姆博士应卡斯丁里尤尼的邀请去维也纳做客。用餐时，卡斯丁里尤尼对曼海姆说"咱们做一笔法国法郎的生意，这是绝对有把握的事情。德国马克和克朗所经历的事情，一定会在法国重演。法国虽然胜利了，但在战争中失去了很多，它的血已流干了。国家虽然有黄金，但经济瘫痪，法郎肯定挺不住，咱们一起卖空1 亿法郎! 我还能再借到1 亿法郎并把还贷期推迟几年! "
曼海姆博士起初虽然还有一些顾虑，但后来还是击掌同意了。很多来自阿姆斯特丹、瑞士、维也纳和其他金融中心的银行家和投机商也加入到卡斯丁里尤尼和曼海姆的搭档中来，于是形成了一个辛迪加，他们推动法国法郎贬值并进行投机。
在巴塞尔、阿姆斯特丹、日内瓦、马德里、纽约和伦敦，人们以3 个月或6 个月为交货期疯狂地卖出法郎，在巴黎股市上以期货方式用法郎购买美元、英镑和外国股票(金矿、国际石油等) 。
同时人们通过世界各国的媒体散播有关法国金融的警信。这样，法国公民出于害怕心理，也用自己的积蓄购买外国的有价证券，从而促进了法国的资本出口一一再次压低了法郎汇率。
所有这一切都发生了链条作用:法郎贬值、悲观情绪扩散，而扩散了的悲观情绪又促使人们继续抛售法郎。在巴塞尔，几个月之内法郎对瑞士生丁的汇率就从1 : 30 降到1 : 20 。
关于法郎的警报消息传播得很快，特别是在维也纳，人们可以观察到: 维也纳的银行家，无论是大银行还是小机构，都直接或间接加入到这场法郎角逐中。(在过去的几年里，今天也一样，在芝加哥、法兰克福或苏黎世都有着几乎同样的美元博弈。)整个维也纳市民都被挂在深受敬仰的卡斯丁里尤尼的拖绳上。商人、企业家和每一个对投机略感兴趣的人都想参与进来。当时也没有什么其他的游戏可玩。维也纳的股市几个月来一直在走下坡路; 对那些"游戏者"来说，只有卖空法郎算一个好主意，所以每个人都想加入。那是纯粹的投机狂热症，连法兰克福、布拉格和布达佩斯都被传染上了。经济危机来来去去，对这场胜券在握的游戏，每个人的储蓄罐里还都有几个钱。在这些城市里，人人都预计自己的货币会贬值。
这场游戏的方法多种多样，正像所说的那样，主要是以期货方式抛售法郎。在维也纳股市上甚至发展到有规律的法郎的外汇期货交易(尽管这是违法的) ，人们成亿地交易着。他们也用贷款购买法国商品，不管什么商品都买:大量的葡萄酒和香槟，足够喝好几年的;顶尖豪华的轿车，还不知道客户在哪儿呢……我的一个朋友甚至买下了一个陶瓷厂。这一切都无所谓。重要的是人们可以用贷款买到它们。
巴黎期货交易市场上的投机规模巨大。生橡胶、油菜、麦子，尤其是糖，是最受欢迎的品种。人们只需交一点保证金，就可以以期货购买上百万公担( 1 公担相当于100 公斤)的糖。当时人们十分肯定:法郎的贬值会导致所有这些商品行情的上升。(连我爸爸也被一笔小小的糖生意引诱……)
其实这不是商品的交易，而是纯粹的外汇投机。债息虽然很高并在不断上升，但人们不在乎，他们看到的是丰厚的盈利。
法国银行以及法国的政客和专家惊恐地关注着这场围绕着国家货币的胡作非为。在巴黎，美元不断涨价，从一战前的1美元兑5 法郎，涨到1 美元兑15 或20 法郎。1924 年3 月，美元居然疯狂地涨到了1 美元兑28 法郎。法国政府终于决定，授权拉扎尔兄弟银行(至今还是巴黎最大的私人银行)干预外汇市场并支持法郎。该银行接受了邀约，在所有市场上购买法郎。
当纽约J.P. 摩根集团银行向法国银行贷款以资助政府干预的消息传出后，彩球爆裂了，法国投机者陷入了混乱。巴黎拉扎尔兄弟银行在此之前还接到了纽约分行的电报"法国法郎卖不出去！"之后的半个小时，市场调转了方向。突然间整个世界只想买进法郎。从巴塞尔、阿姆斯特丹、日内瓦、维也纳等城市飞来上百万的买单。银行里没有足够的职员和电话以接受所有的订单。这形成了一场反向风暴。至1924 年3 月8 日，巴黎的美元汇率几天之内就从28 法郎跌到15 法郎。法国货币得救了。这就是著名的"马恩河奇迹"，法国在金融市场大战中的一场巨大胜利。
对于其他人(比如维也纳人)来说，这是所谓的"法郎破产"，尽管破产的不是法郎而是他们向己……整个维也纳和布拉格都破产了，甚至状况略佳的阿姆斯特丹的银行家也承受着巨大的损失;其中的一些人陷入十分困难的处境，因为法郎债务，不论是外汇交易还是葡萄酒、上等货、豪华轿车或陶瓷厂，现在必须以双倍的代价偿还。成百家公司，其中很多进口商、银行家和经纪人必须暂时放弃结算，因为他们也有上干的客户失去了自己的积蓄，无力偿付投机差价。(我父亲也由于糖的生意赔了点钱;不过这也有好的一面，多亏他与一家巴黎经纪公司的联系，我被送往巴黎"实习"，所以我今天能在此引用拉辛的话"我在后宫长大，我熟知所有的诡计"。)
最大的失败者当然是卡米乐·卡斯丁里尤尼。这场失败是他的事业走向低谷的开端，他的威望已渐渐成为过去; 在维也纳，他很快就不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了。二战之后他出现在意大利，没有再扮演过什么重要角色。
法郎的第二次"马恩河奇迹"
法国法郎的悲剧在继续，只不过这回想扼杀法国货币的不是好斗的投机者或凶恶的炒股人，更多的是政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无头脑的党派之争，需要对法郎再度贬值负责。卡斯丁里尤尼的交易虽然是一场巨大的赌博，但在这场赌博中输了，从根本上来看一种货币只会在向己的床上死去或康复。
个人不可能在一场外汇市场的赌博中破坏一种货币。(所以也不可能通过投机破坏美元。)最多的悲剧产生于投资者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当然是经济基本面和政治事件的结果。
1924 年5 月，在法国议会新的选举之后，所谓左派的势力掌了权，这也迫使总统亚历山大·米勒兰辞职，在新议员的眼中他太右倾了。
没有一个政治家具备充足的实力长期保持多数选票。于是接下来的是一段政府摇摆不定的时期: 财政部长刚上任又下台。那时我也认识到: 世上没有好财政部长，只有差和更差的财政部长。
不管政府向议会提出什么样的整顿国家财政的建议，都会被一伙议员否决(法国当时不像今天的美国拥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在一夜之间通过引进营业税来平衡财政赤字) 。危机接踵而至，国家支出增加，通货膨胀升级，每个商人的办公桌上都标有秘书记录下来的美元汇率。
刚才说过，一个部长换下另一个部长，但有趣的是，总是同样的名字出现在游戏中，只有一个小小的区别: 谁今天是财政部长，谁就会是明天的司法部长;谁是今天的司法部长，明天就会得到经贸部长的职务，而法郎却一跌再跌。
1926 年7 月，主与美元汇率以历史性的最高价50 法郎达到战前价格的10 倍时，国家一片混乱，特别是在巴黎。巴黎市民一如既往地在这个紧急关头行动起来，我记得我亲向看到议会大厦前香甜丽舍大街上的游行。巴黎民众愤怒了，人们向旅游车扔石头并大喊"外国人来了，吃了我们的面包! "放映美国影片的电影院满地都是玻璃碎片，法国所有危机的祸根都首先是外国人，然后才是政客的责任。
在不同的政府垮台之后，赫里欧出任总理。他的财政部长是安那托勒·德孟齐，一个非常优秀的人，我在许多年之后认识了他，他甚至成了我的法律顾问。德孟齐很幽默，在议会发言中他是这样开始的"先生们，金库空了， "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发言，至少是作为该政府财政部长的最后一次发言，因为该政府没能在那天晚上生存下去......
动荡在继续并激起狂潮。这时又发生了一个奇迹一一两年后的第二次"马恩河奇迹" 。这个奇迹起源于1926 年7 月23号来向爱丽舍宫的一条消息:莱蒙德· 直至加莱将重组政府并出任财政部长。
于是又重现了1924 年3 月的一幕:一夜之间外汇市场调转了方向。法郎在后来的30 天里上涨50%. 到12 月底，在5 个月内一共上涨100% ，也就是说，美元汇率从开始时50 法郎跌到12 月底的25 法郎。(如今这一代外汇交易商肯定无法想象这两年内的汇率变化，直到20 世纪80 年代，他们经历了美元从1.7 马克升到了3.4马克。从那以后，虽然又悲惨地跌入低谷，但请注意: 法郎的游戏也重复了两遍。)我们再回到1924 年， 后来发生了什么呢?财政状况不可能一夜之间得以改善，它也没有改善，但一个新人出现了。其实他也不能算新人: 彭加菜在战争时期就曾任国家总统，是一位非凡的爱国者，痛恨德国人，这在当时的法国与爱国主义是一致的，是一个完美的象征。他绝对不是天才，正相反，据同龄人的评论，他是一个目光狭隘的、枯燥的法学者，对经济和财政一无所知(肯定比后来的里根总统还才疏学浅)，但是一个名字就够了，不在于他是"谁"，而在于他是"什么"，他只是一块挂出的牌子。法国公众和国外投机者心理上的反应，已经对改变气氛和趋势产生了作用。
于是数千名法郎债务人又破产了。我当时已在巴黎的股票交易所任职。作为初学者，当时被称作跑腿的，亲身经历了这段混乱的时期和汇率的双向巨大波动。
外国的有价证券和外汇不能卖，法国的证券和股票却没有挂牌上市，市面上根本没有货源。像往常一样，所有的游戏者都站在一起，他们买进法国证券而卖出外国证券，这回最大的输家是银行里所有做法郎投机的外汇交易商。这一切都发生在最短的时间内，多亏一则从爱丽舍宫传出的消息: 一个新人将接管政府。
在这场新的"马恩河战役"之后，法郎直线上升。股市上甚至有人传说，曼海姆博士这次做了一笔大的法郎多头投机。我认为这很有可能，那的确是很灵活的投机:昨天还阴云密布，今天已艳阳高照!
后来，法国银行和彭加莱政府产生了分歧。彭加莱欣慰地看着火箭般直线上升的法郎一一美元汇率此时已到20 法郎。在这个问题上他的立场不是实际的，而是纯感情用事。他坚定地看好法郎"法郎就是法郎。"他从法郎的汇率里看到的是法国的威望。按照他的愿望，法郎应该达到1914 年的水平一一5 法郎兑1 美元，这既是国家的荣誉，也为了退休人士的利益。与此相反，法国银行在经济巨头和经济专家的支持下，持另外的观点。他们希望降低甚至阻止法郎的上涨速度，这是出于经济的原因和为未来着想。
这期间的汇率虽然在理论上略有起伏，但实际上还算稳定。在激烈的争论之后，法郎在1928 年得以稳定并与黄金挂钩。它得到了一个新的名字"彭加莱法郎"，与美元的汇率是25 : 1 。
法郎之战和过去几年里美元市场价格差距越来越小，很少有两种情况会如此接近，虽然它们的发生相距60 年，而且涉及的是不同的货币。
投机马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年，我头脑中坚定了一个信念:德国经济重建会取得巨大成果。
我是在一个敌视德意志的气氛中长大的。当我还是孩子的时候，匈牙利曾有一位女州长，所有的邻居和佣人都恨她，因为她是德国人。"匈牙利不要相信德国人"是当时旬牙利民歌中的歌词。随后我在布达佩斯和巴黎上大学时也没有更好的经历，再加上后来可怕的希特勒，我当时几乎不可能治愈这种德国恐惧症。
但所有这些都在二战后奇迹般地改变了。在自我分析中，我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质变受到阿登那的影响，尤其是受他为之奋斗并得以实现的一切的影响。历史上很少有像战后时期这样的机会，通过投机创造财富:人们只需要有勇气打德国牌。我知道在许多规规矩矩的商人耳朵里，诸如"投机"或"赌博"这种词十分刺耳。尽管如此，我也没有害怕向德国读者承认，我在德国的繁荣和她的国际声誉上押注，判断正确并从中赚到了钱。
把联邦德国的经济重建与金融投机挂钩有许多可能性: 胸买外汇形式的德国贷款或工业股票，最保险也是最简单的方法是用德国自己的货币投机，也就是说用"冻结马克" 。
1948 年货币改革之后，银行所有马克形式的外国储蓄都被冻结了。一条非常严格的规定限制了动用这笔冻结马克的可能性: 外国的账户拥有者只能用这笔钱投资于德国的有价证券和房地产或新成立的公司。这里涉及的马克数目相当大，而且在现有的资本上再加上利息，还有战争期间积累的息票以及战后德国赔偿损失的新的资金。
当冻结马克不能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时，它的使用受到了更多的限制。但投机者并没有减少从国外大银行购买它们拥有的冻结马克。这种购买的先决条件是: 冻结马克不被转到买主在德国银行的账户上，而是暂时留在外国大银行和账户上，只是在外国银行的账本里把冻结马克的所有者记录在案。
这种形式的交易是很有限的，直到有一天联邦银行允许把
冻结马克从一个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在国外开始了大笔的冻结马克交易，而且价格是12 . 5 美分兑换1 马克，尽管官方的汇率是25 美分左右。
在美国和瑞士，人们以这一汇率进行了大额度的交易，人们能够以此购买德国的有价证券、房地产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长期投资，这为一个具有足够的想象力和勇气的投机者提供了很大的活动范围。我和几位朋友一起，以12.5 美分的价格买进了一大笔冻结马克。由于很多其他的人也买进，价格慢慢涨到了14 美分，甚至15 美分，事情看来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德国的经济一天天重新崛起，城市被重建，工厂被现代化，同时外国的投资也在增加。大集团，今天被称作多元化巨头，设立分公司，各行轩业的国外公司在联邦德国开设分支机构。它们当然以14 美分或15 美分的价格购买冻结马克，用来成立新公司或扩大旧的分公司。
在一场缓慢的上涨之后，冻结马克一夜之间做了一次飞跃，从15 美分升到18 美分，这对于一种货币是一个惊人的上涨: 几天之内上升20% 。但是即便在这个汇率下，投机冻结马克也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在冻结马克和向由马克之间依然存在着差价。
在这次突然的升值几天之后，我的一个朋友打来电话，他是我在股市投机的忠实伙伴。
"你对联邦银行关于冻结马克的声明怎么看待?"他的声音流露出极大的不安。
"什么声明?"
"在所有的报纸上都能看到，我听起来很不舒服。德意志银行的两位高级官员声明说，冻结马克的升值缺乏任何依据，也根本不符合事实。他们说，虽然在未来的几个月里将对冻结马克的使用赋予更大的向由，但这并不能使其价格有如此大的波动。"
"但这太好了，相信我。"我回答道。
"为什么呢?"
"相信我，我比联邦银行的高级官员更清楚，这条消息太好了。而且我能感觉到你现在很惊讶并认为我自以为是，我再说一遍: 我比他们更清楚，你也比他们更清楚，任何一个好的投机者都比联邦银行更清楚。他们发表关于放宽或限制冻结马克的声明，这是他们的工作。但是他们不应该评论汇率，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域，投机者的领域。投机者的判断不可能和官员一样，不管他们的职位有多高。恰恰由于他们的声明，我对冻结马克更乐观了。"
我的朋友根本不想和我争论。我必须承认，和一个像我这样固执己见的人争论，对他来说也会很困难。
8 个月后，冻结马克的汇率达到了25 美分，即与自由马克汇率相同。当所有资本都自由时，其作为冻结马克的存在已经结束了。这之前甚至更好: 一段时间里冻结马克比向由马克的价格还高3%~5% 。
这个汇差很容易解释: 很长时间里联邦德国的利息比国际资本市场的利息高。联邦银行想以此限制德国的过度投资和贷款需求(像美联储一样) 。因此国际投资者当然对这种债券感兴趣。他们当时只能用冻结马克购买债券，所以对冻结马克的需求量不断增加，它的汇率也相应地高于向由马克，对于投资者来说，用高价买进冻结马克以便得到债券是值得的，而且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德国马克成为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之一。
冻结马克投机是一场经过深思熟虑并巧妙实施的外汇投机，人们肯先必须坚定信念，并为其信念而振奋。德国的未来晴朗无云，可获得的盈利空间很大，但人们必须能够等待，直到时机成熟。
事实经常令人出乎意外，冻结马克的例子又再一次表明:对未来具有整体眼光的优秀的投机者，能够最好地判断行情是否过高或过低。官员、工程师、技术人员、经济学家或企业管理人员甚至集团公司的领衔人物，最没有能力对股市的行情做出诊断。
知道得太多会有害处。这与办案相似:虽然证人曾在现场，但他不具备必要的实际知识;专家具备这一领域的科学知识，但他在案发时不在现场，又有什么用呢?一个好的法官不能太专业，也不能太业余，他必须把自己保摊在完全客观的中立位置上。好的投机者也一样。
挺住! 瑞士法郎
在20 世纪六七十年代，瑞士法郎的汇率不到1 马克，后来慢慢上涨，1975 年法郎的汇率达到了1 马克的门槛。许多投机者、游戏者，也还有业余股民，他们其实对货币问题懂得不多。他们认为汇率高得出奇了。我重复一遍:还有什么都不懂的业余股民。我有切身经历，当汇率浮动大的时候，那些无法看透幕后的普通股民总会认为这一大的波动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不懂。
面对汇率的变化，他们不知所措。特别是瑞士的通货膨胀率比联邦德国高，于是瑞士便因此成为世界上物价最贵的地区之一。他们自问: 难道这种状况不会导致国家的毁灭吗?这至少会毁掉旅游业和工业。
瑞士人自己不这么看。从国际上看，这个价格是很高的。但他们认为还可以再涨。因为他们坚信其货币的含金量。他们认为:人们不需要庞大的假日殖民地，不需要那些只住汽车旅馆，中午只吃热狗肠的大批游客。有足够多的富人和随员填充豪华酒店的空房。
圣·莫里茨最高雅的饭店曾经计算过，它的5 名客人的平均消费相当于100 名汽车游客的总消费。
他们有足够的理由保持美丽的风景不受蘑菇般四处滋生的现代化建筑的侵蚀，拯救绿地、森林、山湖和小溪不受污染。瑞士这片位于充满烟囱和垃坡堆的工业化欧洲中央的美丽的花园，应该在最后一刻作为世外挑源保存下来，就像美丽的国家公园。
但是这不仅仅关系到罗曼蒂克情怀和旅游业。战后时期疯狂的经济扩张，使外来工人的数量上开到从业人口的15% ，而86 万名外籍工人对于650 万本地居民来说太多了。这相当于联邦德国有800 万外籍工人。在这么高的数字下，周边地区会染上外国人恐惧症。如果意大利人的数量还猛烈增长的话，许多瑞士人认为，有朝一日他们会要求瑞士的提切诺州合并到意大利去，在1940 年法国投降后，墨索里尼就曾做过这样的暗示。
所以并不奇怪， 20 世纪70 年代初时主张大幅缩减在瑞士的外国劳动力的《关于外籍工人的公民投票议案》赢得了大约35% 的选票，尽管教会、政府部门、经济先导和整个新闻界做了大量的劝说和宣传。当然大多数公民还是很有经济头脑的，但是35% 的强大的"少数"必须引起政府深思。
在几年之前，州议员内罗·塞里奥曾徒劳地有先见之明地提出制订一项针对无监控的经济扩张的计划，而且他当时并不仅仅想到的是意大利人。在经济扩张的年代，国家基础设施的补充和扩建，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再想做，几乎已经太晚了。根据一项当时公布的统计，为了完成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部门必须为每个工人向国家交纳1 万瑞士法郎。任何事物都有它的极限，制定这一极限的最简单的方法是保持瑞士法郎的高汇率。瑞士法郎的市场以前从来没有这么大，瑞士的国家银行几年来一直能够监督并控制着这个市场。尤其在马克升值之前，瑞士人曾很害怕，因为相对马克更高的汇率会把国际资本的洪流更强地引向瑞士，这些资本已非常强劲地流动着，这都是因为中立的政治立场，完全的外汇自由和严格的银行保密法。
政府和银行认为，瑞士人应该减少从国外聘用工人，而增加资本的流出。前面己说过，由于瑞士国家银行，瑞士在法郎市场上影响很大，它保荷着很高的汇率，这是最好的药。不同的问题解决起来便易如反掌了，也包括外籍工人问题，这样就不会有人因为种族歧视而控告瑞士。
这种药虽然不是什么仙丹，但还是起了作用。总之一句话:瑞士法郎的汇率不是外汇技术问题，而是一个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学的和经济学的问题。由于这么多的外汇投机者和游戏者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他们坚信瑞士法郎一定会再次跌回1 马克，所以更多地做空瑞士法郎，做多德国马克。当投机者后来必须再用法郎偿还其卖空头寸肘，他们的反应越发激烈。于是在这一偿还的压力下，瑞士法郎涨到了兑1.25 德国马克，给投机者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么高的汇率对瑞士国家银行来说也不合适。在投机平仓之后，它又让它的货币再次略微跌回。
从人道角度来看，人们必须承认，瑞士人在某种意义上也有道理。虽然我向己也是个"外国人"，但我当时与瑞士公民的感觉一样: 瑞士人要长寿，瑞士法郎就有必要坚挺。
解剖货币贬值之道
外汇市场上发生的一切是纯粹心理条件下的反应。所有的人都朝一个方向跑。只要有一个人在人满为患的外汇交易所里喊一声"着火啦! "大家便会冲向一扇门，伤亡者躺倒在地，而实际上连一根火柴都没被点燃。外汇交易中怎样会出现突发事故? 我想用一个在过去几年多次发生的事态发展来解释。
( 1 ) 美国的贸易结算出现赤字，而相反联邦德国的外贸有很多的盈余，于是形成了第一次卖美元买马克的潮流。为了吸收出口获得的马克，联邦银行提高了利息。
( 2 ) 马克的高息引来了新的马克储蓄，这是对美元汇率的新的压力。
( 3 ) 被压制的美元使企业家和商人害怕美元会贬值而马克会升值。美国的进口商立即储备他们不仅目前的，而且还有未来的德国马克需求，同时德国的出口商同样迅速地以期货方式卖出他们不仅现有的美元债务，而且还有将要得到的出口商品的进款，这些商品还根本没生产出来，更不用说交货了。被卖出的美元数目越来越大，链式反应在继续。
( 4 ) 金融机构的美元储户(债券和股票持有人)也害怕了，卖出了他们的有价证券，并把收回的美元抛到市场上，这个数目已经相当于联邦德国贸易盈余的好几倍。
( 5 ) 国际投机者闻风而动，成亿地卖出美元，这些美元是他们专为投机而借来的。因为他们相信，他们会更便宜地得到美元。
( 6 ) 链式反应发展成了歇斯底里，联邦银行不能够继续接收美元，汇率跌入低谷。
这是一个很小的贬值的故事，发生在1973 年的2 月，当时美元在一夜之间贬值了10% 。
上面所列的6 个步骤给美元造成了灾难性的压力。美国当时的财政部长乔治P. 舒尔茨飞抵欧洲与他的同事商讨事态发展。他给欧洲人施加压力，让他们的货币升值。联邦德国政府有意满足美国的要求，但条件是法国人也要一起干，马克的单独升值对德国意味着很大的进口优势。而法国正面临大选(瓦莱里· 吉斯卡尔· 德斯坦是当时的财政部长)，所以不愿冒货币升值之险，否则左派在野党会声称政府屈服于美方压力，为美国的利益行事。
后来发生的是一场幕后的阴谋。一家或几家与美国政府交谊颇深的大银行预见到或者知道，如果与欧洲达不成协议，尼克松总统会让美元贬值。
掌握天机的银行在48 小时之内卖出了约100 亿美元，当时这是天文数目，他们有足够的外汇给联邦银行，联邦银行在最后一刻必须接受这笔数目。在第二天美元贬值了10% ，诡计成功了，这些银行记入了10 亿美元的盈利。
这样的消息10 年才会出现一次，但它一般不会传到投机者和外汇交易商的耳朵里。在本书里，我已经写过了两次相似的情况: 皮埃尔· 赖伐尔，成功地实现了他自己制造的组击英镑诡计; 另外一个法国总理约瑟夫· 拉涅尔在法郎上运气不佳，因为他的计划由于财政部长的否决而失败了。
我要给外汇交易商和投机者一个忠告，不要跟着这类消息跑，因为真正的内部消息他们是得不到的，他们也不应该像1976 年英镑的那样，让自己被歇斯底里的潮流裹挟，而是应该深刻地思考一种货币的背后是什么，而且他们应该把法国哲学家笛卡儿的名言铭记在心"我思故我在。"我想把这条规则扩展一下，"我思故我投机"。
关于美元对马克的巨大的汇率变化有多么迅速， 有时在经济上又是多么没有依据，下面的例子是一个好的解释。
1986 年年底，法国法郎被猛烈攻击(大学生要置希拉克于绝境)，而国际上的外汇投机商很谨慎! 他们期待着德国马克的升值或法郎的贬值，或二者兼顾。外汇交易商成亿地用法国法郎买进德国马克，法国银行有义务兑出马克， 但由于没有马克的外汇储备， 必须买进价值100 亿美元的德国马克， 这压制了美元的汇率。对汇率的跌回起决定作用的是一个技术因素，这在经济上是根本没有道理的。
财政部长施多腾博格不愿意承认这种事件的压力，他不同意哪怕是极小|幅度的通货膨胀，而且十分自豪于自己在家庭主妇中的受欢迎度，当市面上的土豆又便宜了5 分尼肘，她们尤其觉得他了不起。而当几个月后她们的丈夫们失了业时，她们肯定不会高兴。施多腾博格先生缺乏远见，人们从他几年前关于美元下跌的评论中就已经知道。他声称: 疲软的美元对德国的经济没有影响，原因是向美国的出口对德国来说意义并不大。
只从德国和美国的双边贸易角度评价美元贬值的问题是无槽之谈，人们必须站在更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法国已经拥有了悲剧性的贸易逆差， 如果这再导致她削减进口，那么联邦德国也会有所感觉，因为法国是它最大的客户。整个世界，包括联邦德国在内， 都从美国的贸易逆差中得了利。美国的经济发展和居高不下的美元汇率是世界经济的一大幸事。
当20 年前尼克松总统批准了10% 的进口附加税时，包括联邦德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出口国都为之震惊。这种做法减缓了进口的速度， 不是对出口和竞争力的兴奋剂。当德国马克升值40%时，对外贸则起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因为德国经济的30%靠出口。当我们看到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时， 也应该想一想，1986 年美元降到1.8 马克之下并不是经济基本面因素的结果，而是两个技术事件的结果:一个是法国银行对上面所说的攻击法郎的反应; 另一个是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警告要日本和德国把货币与经济挂钩，否则美元还会继续跌。为此全世界所有的出口国，尤其是日本，大批地抛售美元。
这是技术因素加投机。因为在经济上，美元的价值在过去和现在都被低估了。而作为当时财政部长的施多腾博格不愿承认这一点。
金制翅膀
经济专家和权威组成了一个两党体制，一个挑衅通货膨胀，另一个挑衅悲剧性的通货紧缩。
他们像被蒙住眼睛的古罗马斗士一样彼此争斗，他们的分忻中充满了混乱。很多人有意把一切搞得更乱，以便浑水摸鱼。有一点所有的权威意见一致: 大的灾难一定会到来一一乐观者判定它会在2~3 年之后出现，对悲观者来说它随时都会开始。
分析家经常引用1929 年发生的例子， 因为类似的症状在今天也在传播着不安。这种症状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但它被吹毛求疵地、钻牛角尖儿地展现出来。但是这些还不够，人们还必须知道它的原因、如果一个人头疼，有可能是热伤风，也有可能是其他病症的结果， 同样的症状不需要有同样的原因。这种症状在今天是出于一个完全改变了的原因， 这个变了的原因，在我徒劳地问过5 位国民经济专家、60 位银行行长和2000 名经济学大学生后， 可以用一个词表达，这个词叫作"金本位制"。
当时整个世界和金融经济是建立在金本位制上的。这意味着， 当时的黄金储备决定了银行提高或者减低利息，缩小或扩大货币供应量。黄金是货币政治的统治者。雅克. 雷欧. 鲁艾夫先生(戴高乐时代外号叫"金本位制"先生的货币专家)把这种体制称为"君主统泊者"，你看守着世界经济秩序。"但是君主的军队在哪儿呢？"我曾在一场电视讨论中问鲁艾夫先生："执行绝对的通货紧缩'收回国家的黄金?"早在1932 年， 鲁艾夫就把金本位制吹捧上了天，提起了德国的例子并引用布吕宁/路德的通货紧缩政策，因为这成功地提高了黄金储备。我们知道，这项政策如此成功，以至于希特勒在一年之后就掌了权。
贵族啤斯麦虽然不是经济专家，但他说过一句绝妙的话:"黄金储备就像一条双人被，下面的两个人都试图把被子拉向自己一边。"从1926 年起法国就疯狂地把这条被子拉向自己，所以没有剩下足够的黄金给美国和英国的央行，以用流动资金帮助经济和银行。严格地遵守金本位制阻碍了所有的灵活性，人们必须以巨大的代价保护黄金储备，尽管随之而来的是失业、危机和破产。
1933 年，富兰克林D. 罗斯福总统让美元与黄金脱节(英国人1930 年就已经这么做了)，使得美国所有的金融和银行危机易如反掌地被解决了。
当有些国民经济学者和政客提及金本位制时，我总是想到下面这个例子: 只要一个孩子还在学钢琴，他前方就会有一个节拍器，以便用这种滴答滴答声，掌握住弹琴的节奏。如果演出一部大型的交响音乐作品，一个节拍器是不够的。人们需要一位天才的指挥家，就像今天巨大的、问题众多的世界经济需要天才的经理人和政治家一样。
天才并不常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 由于经济的需要，央行的货币和利率政策今天是不受黄金影响的。最智慧地给黄金价值下定义的人不是哪位国民经济学者，而是一位伟大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人泰戈尔(我在孩童时期曾见过他) :"如果鸟儿的翅膀拴上了黄金，那么， 它就再也飞不上天空。"黄金成了一种乏味的商品，它可升可跌，但金本位制已成为过去，经济还会再度起飞。
货币小常识
"一种货币只会死在自己的床上。"这是我还能回想起来的大学时代的唯一一句哲言， 其他的一切我有幸早就忘了，所以我没有背上腐朽陈旧的成见的负担。
当然一种货币也可以在向己的床上痊愈。这就是说， 每个国家都有其应得的，或者更好地说向己锻造的货币。这个观点与经常被宣传的"一种货币的质量取决于黄金储备量" 的论据正好相反，这不过是那些总计划着问到金本位制做买空的专家的基本想法关于这个题目我可以写上数百页的哲育，但是支持回到金本位制的人们却幼稚而简单地认为， 我不配为这一问题做任何实际的分析。我强调"金本位制" 作为货币体制， 因为这不是说人们应该为投机或投资购买黄金。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黄金不是一种货币最安全的保障，那么什么才是呢? 我将试着育简意跟地阐述我的观点。对一种货币的质量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财政和经济的管理。两者都取决于涉及的国民的道德和不道德。
我总结了一下每一种货币所代表的道德、性质和财富。
美元: 政治捆对稳定， 尊重美国的私有财产，高度发达的技术和原材料的富裕，经营者充满活力。
德国马克: 政治稳定(至少到目前为止)，勤劳、节俭意识和德意志民众的纪律性。
英镑: 以前世界帝国财富的残余， 世界贸易、国际银行和保险业的中心，航海外加北海石油。
瑞士法郎: 几百年的中立， 虽然并不绝对， 但受法律保护的银行秘密。
法国法郎: 几十年积蓄起来的国际投资， 法国式的生活方式和品位，法国人的机智， 他们虽然没有石油，但是有主意。
日元: 工业的完全现代化， 工人及俭朴。
里拉: 教堂、博物馆和广场; 罗马、威尼斯和佛罗伦萨。
荷兰盾: 殖民帝国的遗产，大型商船， 一味节省的意识和一点天然气。
挪威克朗: 北海石油和运油船。
奥地利先令: 维也纳的调皮玩笑，帝国时代结束后许多思乡的美国人的支出。
匈牙利弗林特: 匈牙利人的狡猾。
以色列镑: 散住在外的犹太教徒的捐赠(它最大的纳税人在国外。)
简而言之，这是所有决定货币地位的性质、道德和状况。保持、维护了道德，货币将更值钱;失去了道德，货币也失去其意义。从长远来看，不是黄金储备支撑着货币，而是黄金会离开失去道德的国家，流入拥有更好的货币的国家。德国马克没有靠一两黄金来制造，却成了世界上最坚挺的货币。
当然命运的因素也起到很大作用，例如发掘出石油或军事战略要地，公众歇斯底里，受投机者挑动，幕后操纵和新闻宣传等。它们虽然对汇率起到很大作用，但都为时不长。
最后是说实话的时候: 当管理失败时，黄金保护只不过是一个容易消失的幻想。
监狱还是绿林
很久以来存在着一场争论，是绝对的向由还是国家计划对经济更合适，经济离开科学或科学离开经济还能否存在。这种选择用最绝妙的表达其实应该是:监狱还是绿林。
这两种极端之间的距离很大。每种理论的捍卫者也都有无数值得重视的理由来证明向己的观点，绝对的经济自由应该走向绿林，而后导致危险的政治结果。我承认，如果绿林中有的只是天使或天使般的生命的话，它至少还有些优点。但可惜的是那里也有猛兽出没，它们不仅进攻同类猛兽，而且还伤害无辜的观众。
所以我更喜欢一个强大的国家，她虽然以实用主义行事，却仍然保持着法律和秩序，保护弱小和幼稚者不受强大和聪明者欺负。因为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德国的投资者在自由的借口下蒙受了很大损失。无名的、奇怪的投资基金、石油投资和冒险轻率的期货生意夺走了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每一分钱。
人们可以在不危及我们体制的三大支柱一一自由企业经营、盈利、自由竞争的前提下管理经济，对经济不加干预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另外，中央银行总能够以其货币政策有效地进行干预。
国家或国家金融机构适当的干预甚至是受欢迎的，如果(这可是一个很大的如果)这不是出于某一政治目的，那样的话国家会用她的货币、贷款、关税、税收政策给一部分阶层和行业优惠，而伤及另一部分人。这种方法会把一个国家慢慢地引向一个极端，尽管绝大多数选举政府的公民并不希望这样。
保持秩序一一是!抓住经济的脉搏一一是!借此达到政治目的一一不!
当然许多事情是因为自己摇摆不定。多数情况下需求和供给很快会找到平衡。经济史一直在做着周期性运动，这种上下起伏会不可避免地使很多人成为牺牲品，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能保护自己。如果所有的人都能保护向己，也就没有上下起伏了。
人们虽然可以精确地测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却阻止不了它。人们只能保护向己躲开潮沙，采取预防措施。那些在经济生活中能测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的人，被认为有天分、聪明。而过去几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这种人总是很少。
人们必须现实而不能教条。众所周知，所有的理论都是不黑不白、模棱两可的，即使它能得出人们所希望的结论。而在很少的情况下结论是完全正确的，却无法付诸实现，因为它不符舍当时的政治和心理状况。当人们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 它是否可行。传统的货币专家向己承认，绝大多数必须采取的措施都出于政治和社会的原因而不可行，但他们还是为向己的理论做宣传，而同时又说"此后的事我们管不了! "
简而言之，是放任自由还是计划经济，是国家主义还是金钱主义。很久以前法国诗人阿列克斯· 皮隆( 1689-1773 )的讽刺短诗就对这个问题做了最好的问答"库林欣赏着他情人的玉腿，一会儿觉得左腿很美，一会儿觉得右腿也很美。‘不要犹豫，我的朋友，'她说道，‘让我来告诉你，真理在两者之间! '"
期权给我的教训
经常有人问我对期权买卖怎么看。如果这样措辞，那么我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因为期权交易市场是一种两党制(也跟整个股票交易所一样) : 有延期支付者， 他们发出期权，还有购买期权的人。人们必须做出决定参与哪一边。关于这些我可以足足写一本书，因为从70 年前开始，我每一派都有参加，而且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交易了上百万的期权(在巴黎、柏林或苏黎世)，那时华尔街上的人还不知道什么是期权呢。
有时我赢， 有时我输。
期权交易市场是一个大赌场，它在金融市场上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期权交易促进了投机生意， 从而也促进了股票的交易，一个流通的股市是自由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一个决定性的前提。成千的期权购买者将推动成千的投资者购买股票，从而在股票的基础上用期权延期支付。为此我想给所有要加入期权交易的人们做一个小小的哲学分析。
期权的买主是一个博弈者，发出期权者是资本家一一一个重利盘剥者，他把期权买主不想、或不能付的股票完全付清，因此给了博弈者一个机会，在很短的时间内靠行情的巨大变化而获利。期权让博弈者参与游戏，为此要收取一定数目的钱，这叫作"退约赔偿金"或"后悔金"，因为博弈者经常会后悔买了期权。
即使他希望的升值只晚了一天，看涨期权的买主也会输掉他所有的投入。在这里，他虽然在股价发展趋势上投机正确，但操作错了; 计划是正确的，而节奏是错误的。
有多少次我自己在期货投机中都判断正确但可惜太晚了。
与其相反，发出期权的人的盈利是有限的，最严重的情况下， 他会失去一笔大的行情盈利。而如果期权买主决策失误，他将失去所有的钱，简而言之，期货买主富有想象力， 而期权卖主则有钱。
有时人们通过期权也会富起来(在20 世纪30 年代我曾靠此赚了大笔财富) ，但是如果人们总是只做期货的话，慢慢会变得力不从心。期权买主要比任何其他投机者都更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因为期权市场的广告没有足够清晰地阐明期权的特点，从而经常造成误会，特别是对新手来说。"期权"这个词听起来也十分让人迷惑，因为期权不是保守意义上的投资，而是一场在有限时间内的赌博。
每一个在诸如跑马或轮盘赌等传统博彩游戏中积累了经验的人，都能知道谁是冷门，谁最有希望获胜。发出期权者就好比跑马赛中最有希望获胜的运动员，或者好比在轮盘赌中尽量多压几个数的人。原理是一样的: 机会越大，盈利越小; 机会越小，盈利越大。当然在风险和盈利两者之间不存在延期，但这是细节，人们只有在长期经历之后才能认识到。多数被引诱到这种交易中的投资者不具备这样的经验。我常常发现，即使是提供这些交易的专家也不具备相应的经历。
我对新闻中引诱投资者做烂生意的广告十分气愤，其撰文总是很有欺骗性。广告的作者保证，在期货投资中有100 % 甚至200% 的盈利，而且他们甚至还能提供证明。但是这种期权不是投资，而是"钱的游戏" 。压在轮盘桌上，这用来游戏的钱会变成双倍数日，也会变成零。所以声称100% 的盈利不过是个笑话: 正如一个玩轮盘贿的人在一个下午挣了3 倍的本钱而为此炫耀，也不过是一个笑话。当丘吉尔或瑞典国王芮斯塔夫五世在蒙特卡罗的轮盘桌上中大彩时，我自己也在场。观众们鼓掌一一不过只是为了让老人们高兴一下。
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统计，80% 的期货买主都会损失本金。期货买卖不是投资，而是一张彩票，哪怕所期待的行情上升只晚了一天，买主也会失掉所有的本钱。在这里他虽然在趋势上做了正确投资，但操作错了。
买主输掉的，期权卖方赢回，他们多数(并不是碰巧)与大银行和保险公司是一样的。这些金融机构拥有巨大的股票池，它们不停地出售期权。华尔街上的传说，最大的期权卖主是梵蒂冈。如果能用这种方式得到20% ~ 25% 的盈利，为什么不呢?当然谁也不能保证。那些用小钱办大事的人，我奉劝他们还是买一些因为高利息或者暂时的经营困难而价格大跌的股票。这会比期权更能赚回3 倍或3 倍以上的本钱，而且这还有一个优点: 这种机会没有时间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