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谋局，启动国际化战略

人民币国际化早已启动

人民币国际化是指人民币能够跨越国界，在境外流通，成为国际上普遍认可的计价、结算及储备货币。

一国货币能否实现国际化，必须满足一些基本条件：

1.总体经济规模越大越为有利。中国经济规模全球排名第二，超过了日本，经济总量已经从1978年改革初期占全球1.8%，达到2012年占9.3%。出口总量中国是全球第一。

2.通货膨胀率。通货膨胀过高的国家难以实现货币国际化。如果货币购买力不断被通货膨胀削弱，这种货币的国际需求难以维持。所以通货膨胀一定要温和。中国通货膨胀过去10年平均1.56%，低于美国、欧元区和英国，近年在货币投放量扩大的情况下，通货膨胀压力加大，但属可控状态。

3.汇率稳定性。人民币有效汇率标准差在过去10年是0.14，低于许多储备货币，说明人民币汇率也是相当稳定的。

4.国家的金融市场的规模。中国的股市这几年规模在不断地扩大，超过了英国。按目前的增速，即将超过更多的国家。

5.实现自由兑换，汇率自由浮动是其必要条件。一个不能经由市场体现其价格的货币，无法真正自由流通，当然谈不上什么投资职能，逞论羊皮国际社会接受作为主要的储备货币了。

人民币能否实现国际化，目前面临的主要技术性瓶颈，就是有待实现完全可兑换以及相应的汇率和利率市场化。此外，还不能给投资者提供足够信得过的金融产品。

按照国际收支惯例，通常将一国货币可兑换的程度分为经常项目可兑换、资本项目可兑换和完全可兑换。

经常项目（经常账户）是指一国与外国进行经济交易中经常发生的交易项目，包括贸易收支、服务收支、单方面转移等。其中包括有形的商品的进出口贸易;元形的贸易，如运输、保险、旅游的收支；以及国际间的转移支付，如赔款、援助、汇款、赠予等。

资本项目（资本账户）是指国与国之间发生的资本流出与流入。中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的资本项目按期限划分为长期资本往来和短期资本往来，长期资本往来，指合同偿还期在一年或一年以上或未定偿还期的资本往来。主要有直接投资、证券投资、国际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贷款、银行借款、地方部门借款、延期付款、延期收款、加工装配补偿贸易中应付客商作价设备款、租赁和对外贷款等。短期资本往来，指即期付款或合同规定的偿还期为1年以内的资本往来，主要有银行借款、地方部门借款、延期收款、延期付款等项。

资本项目可兑换是指一种货币不仅在国际收支经常性往来中可以本国货币自由兑换成其他货币，而且在资本项目上也可以自由兑换。这意味着一国取消对一切外汇收支的管制，居民不仅可以通过经常账户交易，也可以自由地通过资本账户交易获得外汇，所获外汇既可在外汇市场上出售，也可自行在国内或国外持有。国内外居民也可以将本币换成外币在国内外持有，以满足资产需求。

一个国家的资本账户必须开放，才能让该国货币便利地在全球市场进行交易。

人民币国际化早已启动。1996年中国宣布人民币在经常项目支付上实行可兑换。由于出现亚洲和美国金融危机等多种原因，放慢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步伐。迄今为止，中国资本项目尚未实现完全可兑换，这是不能跻身国际储备货币之列的最大技术性因素，也是西方明里暗里阻止人民币加入国际货币基金会“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主要理由，但是这种情况正在起变化。

当然，资本项目可兑换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放弃管制。特别是国家经济和金融部门受到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发生严重国际收支失衡时，应当采取必要的临时性管制措施。本轮金融危机后，绝大多数国家对此已有共识。

2012年9月17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发布由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共同编制的《金融业发展和改革“十二五”规划》，已明确将“在信息监测及时有效、风险可控的基础上，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逐步实现”列为“十二五”时期的主要目标。

人民币国际化是市场化的自然趋势，中国的经济体量已高居世界第二，进出口贸易为世界第一。许多比中国经济弱小国家的货币，早就国际化了，中国没有裹足不前的理由。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推进中国经济转型，表现在：提高金融的市场化水平，实现国际间资金流动的调节功能，缓解目前行政主导的管理手段所造成的资源分配扭曲现象;贸易成本降低，本国居民获得更多“走出去”投资海外的机会，推动经济转向内需与外贸并重的模式，并促进金融服务业的发展，逐渐提升金融服务业占比，得以放宽对企业债券发行限制，鼓励直接融资进一步发展，使之逐步成为融资的主渠道之一。

货币竞争，可说是当今国家间经济竞争的最高表现形式。如果人民币对其他货币的替代性增强，不仅将现实地改变储备货币的分配格局，获得相关的铸币税利益，而且也会对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产生深远的影响。

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过程，往往是对本国经济形成巨大冲击的过程。

特里芬的经典悖论已为实践证明，当某国货币成为国际储备货币后，该国最终将背负庞大来往账赤字，令其货币信誉大大削弱，同时也将导致国际收支账出现根本性不平衡。在此情况下，当事国往往必须在自我牺牲和损人利己这两个极端中做出艰难的选挥。

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曾提醒，人民币的国际化乃至成为储备货币，不但并非荣耀和特权，相反更是一种“诅咒”。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委员会执行长官马克·让（Marc Uzan）在回答《经济参考报》记者提问时也对此警示“应区分国际货币和储备货币之间的区别，人民币是否应成为一种储备货币投入信托网还需谨慎，这是一种权力，但也是一种压力和负担，美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要“资本自由流动”还是“货币政策独立性”

今日中国已为人民币国际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中国已占到全球国内生产总值（GDP）总量的10%、全球贸易总额的9%，贡献了全球约114的经济增长。然而，中国金融市场的开放程度和发展水平这两方面仍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中国作为贸易大国，在贸易和投资中人民币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民币交易量正在快速追赶亚洲影响力最大的货币——日元。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至本轮金融海啸的反复考验中，中国始终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政策，在国际货币体系维稳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中国目前人均GDP仍处于较低水平，虽已接受IMF第八条款（实现经常账户下货币自由兑换，不施行歧视性货币措施或多种货币汇率），至今尚无资本项目自由兑换的时间表，而且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仍受到传统的严格管制，致使人民币尚又缸丑速成为国际中心货币。

人民币要成为全球重要的国际货币有两个必经阶段。

第一阶段是人民币一定要成为全球贸易结算货币。在这个阶段，自由兑换尚非必要条件。

第二阶段则是人民币成为国际性储备货币之一，除了应能自由兑换外，必要条件包括金融市场特别是资本市场要有足够大的规模，而且结构必须均衡。

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蒙代尔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三角”理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他指出，“货币政策独立性”“资本自由流动”与“汇率稳定”这三个经济政策目标不可能同时达到。1999年，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据此画出了一个三角形，称其为“永恒的三角形”或“三元悖论”，指的是一个国家的上述三个政策目标中，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不可能三个目标同时实现。

这个“三中择二”的政策选择原理，有人称为“蒙代尔一克鲁格曼不可能三角形”。

中国现在选择的是“货币政策独立性”和“汇率稳定”两者，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即只开放“经常账户”，不开放“资本账户”。

发展中国家对于“汇率不稳定”和“资本流动冲击”的承受能力比较脆弱，因此克鲁格曼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三中择二”，应该选择本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汇率稳定”，放弃“资本的完全自由流动”。他赞赏中国中央银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连续降低利率的政策，认为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是其他亚洲危机国家所不具备的，其原因正在于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没有实行人民币的完全可兑换。他说，中国1997年的选挥，对于防止世界重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意义重大，真是“谢天谢地”。

中国在亚洲金融危机中起到了中流砾柱的作用，在本轮金融危机中也避免了直接的强烈冲击，这都得益于中国式的“三中择二”。但长期“钉住美元”或“钉住几种主要世界货币”的固定汇率政策的成本却日益彰显。

由于人民币长期钉住美元，在过去多年里，人民币眼随美元对世界各国货币贬值，造成了中国制造产品特别便宜的现象。因此，更多的国家愿意进口中国的廉价商品，更多外国人愿意来中国投资，更多抱有人民币升值预期的“热钱”流入中国购买房地产和股票，而且名义汇率的“稳定”使出口带来的中央银行外汇占款不断增加。由于对冲手段的有限性，外汇储备的被动增加导致中国实际上已经部分丧失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中国拥有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截至2011年末，官方外汇储备余额为3.18亿美元;2012年6月末，升至3.24万亿美元;2013年10月，增至3.66万亿美元，超过了名列在后的日本、欧元区、沙特阿拉伯和瑞士这四大高外汇储备国的总和，相当于全球外汇储备总量的30%。其中70%左右是以美元计价的资产，包括大量美国国债、机构和公司债券，以及其他证券等。

从2008年9月起，中国央行持有的美国国债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联储的第二大持有人。根据美国方面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7月底，中国持有1.28万亿美元的美国国债，超过中国官方外汇储备的1/3。

在美元体系下的中国经济，不可能有本国独立的货币政策和独立的央行。整个货币政策受制于美元的外汇储备，被动发行数额巨大的央票，成为人民币通胀压力和资产泡沫的重要来源。实际上一方面消费者物价指数高企，另一方面生产过剩，通胀与通缩同时存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的影响反大于欧美，也说明了当前的货币体系和政策已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可见，中国的“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一“三中择二”，正在不知不觉地事实上演变为另一个“三中择二”，即“汇率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而正在丧失对国内经济至关重要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因此需要重新调整。

与其进退两难，时刻担心美元贬值，不如支持新的“三中择二”，让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可以使用本国货币计价和结算，届时不再有巨额外汇储备的需要，就像现在的美国那样，国家无须维持高额外汇储备。而且企业所面临的汇率风险也将随之减小，可以进一步促进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发展，同时也将促进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等金融市场的发展。

这就是说，改为选择第三种“三中择二”，即放弃“钉住美元”或“钉住几种主要世界货币”的“固定汇率”制度，稳步地转向浮动汇率制，实现“资本自由流动”，确保“货币政策独立性”。

重要的是“三中择二”对于国家内部经济进步的长远影响。人民币国际化要立足于国内市场，不应屈从外部的压力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当一国的货币制度不能同国际市场接轨时，人们必须在贸易中付出代价以对冲制度成本。一国的货币只有在世界范围内流通才能体现出准确的价格，劳动力价值也只有在市场中进行比较（交换）才能体现出它真正的价值。货币的价值被低估，劳动力价值也被低估时，劳动者勤奋工作，但只能得到很低的收入。中国近20年的GDP以年均超过9%的速度在增长，劳动力的素质显著提高，但劳动力的市场价值却越来越低。

在许多发达国家政客“代表”本国的劳动人民攻击人民币“损害”了他们劳动者的利益的时候，中国的劳动者并未充分享受到经济增长的果实。因为这些增长有的变成了源源不断流向外国的廉价商品，为外国消费者节省了巨额开支，有的则变成了外汇储备，转化成为美国对中国的债务。与此同时，中国的市场化被延误了，中国的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被耽搁了。

历史经验显示，实行固定汇率制度的国家往往很难在经济失衡时及时进行调整，从而使矛盾不断积累，最后势必通过货币危机以至社会危机的形式，对经济的失衡进行纠正，中国能够避免吗?

中国国家发展战略必须向内需驱动型经济转型。如果稳步地转向浮动汇率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正与这种发展战略转型相辅相成。在人民币自由兑换的条件下，对外贸易不平衡会通过相对汇价来平衡，外需对经济的驱动力会减弱。在汇率自平衡机制作用下，国民财富外流现象将从根本上得到扭转。

中国经济为求有效地转向依靠内需，减少对出口贸易的依赖，避免不断增大贸易顺差，政府还需采取措施提供更多的教育、医疗、退休、社会救济等福利，使得中国普通家庭相信现在支出不至于以后陷入困境，减少或消除民众为预防“万一”而攒钱的后顾之忧。

可见，中国要由出口导向转入以内需为主要引擎的经济发展模式，提高劳动大众的收入水平，进一步促进自主创新，实现产业升级转型，构建合理化的和谐社会，在世界上真正取得公平竞争的地位，都需要重新调整“三中择二”。

在浩浩荡荡的全球化潮流中，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发展迅速的新兴经济体，究竟应该如何“三中择二”，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俄罗斯已经明确表示，在未来两年实现卢布汇率自由浮动，印度也做了这样的表示，亚洲和世界的许多国家都表示要尽快地过渡到浮动汇率制。

新时代经济和金融的全球化不可避免。现代市场经济必须是金融开放的经济，一个国家货币的价格——利率，必须以汇率的市场化为前提。选择浮动汇率制是时代大潮流，当然也是成为世界货币的必要条件。

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启动，中国放弃了长期执行的人民币汇率与美元联动的政策，转而改为与一篮子货币挂钩的政策（美元在这篮子中的权重仍然是主导性的，这意昧着人民币的外汇汇率实际上仍然主要受美元走势的影响）。目标是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体制，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在资本流动方面，放宽资本外流以减少过多外汇储备的压力，又继续保持对资本流人的严格管制。这说明中国已经开始逐步采用新的“三中择二”政策组合。

人民币汇率朝着由市场供需决定、增加汇率弹性的方向逐步迈进，也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有助于中国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发展。汇改七年多来，人民币对美元中阅价从汇改前的8.2765升至6.1左右，升幅逾30%。企业、银行、居民多数顺利通过了升值考验。

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是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和自由浮动。有人担心人民币开放汇价后，是否会因汇率走高而影响出口。

这个过程中，肯定有企业做出牺牲，但换来的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顺利融入世界现代市场经济的潮流，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有更大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需知新的“三中择二”意味着政府掌握着货币政策工具，可以随时调节自由汇价下的币值。财政赤字就是币值调节的工具，美国就是用经常性的财政赤字贬值美元。这时可通过赤字财政的办法来调低人民币的币值，使之保持与其他国际化货币汇价上的稳定。如果在国际贸易中用调低后的汇价出口以维持竞争力，赤字财政中获得的财富（间接的铸币税）是对这种低价出口的补偿，并因带动内需而加注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建立上海自贸区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将放松资本管制，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不仅将推进利率市场化和货币自由兑换，而且也可允许“金融产品创新”，使企业有能力在海外筹集资金，或者投资外国的股票市场。

在自由贸易区内，除了无须海关的批准，允许企业和贸易商自由进口或出口货物以外，最值得关注的是还可自由地将外币兑换成人民币。如果试点成功，两年内将推广至全国范围内。这正与2015年至2018年开放人民币完全实现自由兑换的普遍预测步调基本一致。

2009年，上海获得国务院批准成为金融中心。虽然位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政府保持着严格控制资本流动和跨境投资，对利率的升降也严加控制（目的是防范来自国际货币投机的威胁，也为防止资金的大量流入或流出而使得银行业甚至整个经济的摇摆不定），使得上海这个金融中心一时无法适应新的世界贸易和投资规则的重构。

因为自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积极与东南亚各国进行协议，重申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即由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成员文菜、智利、新西兰及新加坡四国，于2002年起酝酿的多边关系自由贸易协定，随后与其他五国包括澳大利亚、马来西亚、秘鲁、美国及越南也将加入了此协定，其主要内容涵盖了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

这一协定全称为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rans-Pacific Strategic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时，简称TPP），旨在促进亚太区的贸易自由化。其第一条一款三项（Article 1.1.3）规定“本组织支持亚太经济合作会议，促进自由化进程，达成自由开放贸易之目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能成为一个统一的贸易体，成为亚太区域内的小型世界贸易组织。不过，由美国催生的“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其主要成员与人会的磋商国，大多由资本主义体系的国家组成（越南为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成员），实际上对中国产生了某种排挤效应。甚至更有着“围堵中国大陆地区”的态势，似乎要与由中国催生的“东协+3（中日韩）”加以抗衡，变成一场中美两国拉拢亚太经贸实体的角力战。虽然，在2013年5月16日，美国商务部副部长桑切斯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欢迎中国加人TPP”，尤其强调从未排斥中国的意图。

不可否认，韩国近年与美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之争议，多少对韩国的外贸有所影响，韩国也期盼借由日后在TPP的贸易圈内占一席之地，以保持竞争优势。日本则为了能在不景气时，以便宜的价格进口商品，也在2013年加入了TPP。而菲律宾、老挝、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泰国、中国台湾都在磋商中。

有鉴于此，建立上海自由贸易区试点，充分放松利率管制、跨境贸易和投资交易，不仅是适应当前全球经济环境的明智之举，而且能决定全球金融市场对人民币的价值走向，以致能更有利地与香港、伦敦、纽约和东京等国际金融中心展开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