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折戟，“失落”的20年？
日本军国主义从侵华到“二战”所制造的战祸，给中国和世界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日本本国自食恶果，也遭受惨重损失。
战后初期的日本处于毁灭的边缘，面临着极大的困难。但深渊中的日本，在美国扶持下经济上获得了高速的发展。1950年日本经济已经恢复到战前水平，1955年超过了战前的最高水平，1951-1973年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率高达10.1%，196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428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1965年，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相当于美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25.5%。1975年，改写为62.2%。1985年，已经逼近美国，为97.6%。1986年超过了美国。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
随着日本重新崛起和经济复苏，日元逐渐走强。1964年日本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员国之后，日元开始有规模地被使用于国际贸易结算。70年代起，美国由于存在着较大的对日贸易逆差，希望日元汇率能够更加自由，对日元交换自由化的压力增大。1980年日本修改外汇法，日元进入了初步的自由化交换阶段。1984年，日元一美元委员会成立，被视为日本日元国际化的开始。
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宣布放弃美元对黄金的固定比价，布雷顿森林体系名存实亡，日元开始升值。
同年12月8日，发达国家财政部长达成《史密森协定》，规定日元升值16.88%，新汇率为308：1。1973年3月时随着各国放弃《史密森协定》而采用浮动汇率，日元汇率升至265日元兑换1 美元的水平。但这一价格实际被高估，此后日元开始贬值，到1974年时下跌到300日元兑换1 美元。
进入1975年之后，日本对美贸易顺差扩大不已。美国政府不满日元停留在低价位，1977年，卡特政府财政部长以日本和前联邦德国的贸易顺差为理由，对外汇市场进行口头干预，希望通过美元贬值的措施来剌激美国的出口，减少美国的贸易逆差。他的讲话导致市场疯狂抛售美元，大量买入日元。1977年初，美元兑日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290日元，1978年秋季最低跌到170日元，跌幅达41.38%。美元兑主要工业国家的货币的汇率普遍急贬。
1979-1980年，世界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导致美国能源、价格规升，消费物价指数高攀，出现了两位数的严重通货膨胀。如果在1980年初把钱存到银行里去，年末的实际收益率是负的12.4%。
1979年夏天，美联储为挽回美元弱势，治理严重的通货膨胀，实施紧缩的货币政策，采取提升利率、控制货币发行的措施。结果出现了高达两位数的官方利率和20%的市场利率。短期实际利率（扣除通货膨胀后的实际收益率）从1954-1978年间平均接近零的水平，上开到1980-1984年间的3%-5%。
美国采取高利率紧缩型货币政策，虽然抑制了通货膨胀，但导致美元急剧升值。从1979年底到1984年底，美元汇率上涨了近60%，美元对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超过了布雷顿森体系瓦解前所达到的水平。这时吸引了大量的海外资金流入美国。在贸易顺差中掌握着大量外汇储备的日本企业和金融机构，为了追求高利率，纷纷将多余的美元存入美国的银行，致使日本的美元储备大量外流。
该期间，美国政府提高国内基本利率引进国际资本来发展经济，外来资本的大量流入使得美元不断升值，导致出口竞争力下降，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1984年时逆差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的3.6%，同时财政预算出现巨额赤字，1984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达到创历史纪录的1000亿美元。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转而寄希望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
与此同时，日本经济疯狂扩张，制造品充斥全球。其后日本三菱财团挟强势日元收购洛克菲勒中心等大手笔，致令美国人惊呼“日本将和平占领美国!”
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美国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和经济学家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转变强势美元政策，干预外汇市场，引导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
在美国政府的主持下，日本、联邦德国、英国、美国和法国五国（G5）财政部长及央行行长于1985年9月22日在纽约曼哈顿的广场饭店召开会议，达成了联合干预外汇市场的协议，史称“广场协议”，主要内容为五国共同促使美元贬值，以改善美国国际收支不平衡状态。
“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广场协议”签订后，上述4国开始联合干预外汇市场，在国际外汇市场大址抛售美元，美国当局不断地对美元进行门头干预，掀起了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1985年9月，美元兑门元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披动，协议签订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迅速下跌到1美元兑200日元左右，跌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在不到3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0%，也就是说，日元对美元升值了一倍。
1989年，日本各项经济指标达到了空前的高水平，12月29日，日经平均指数达到峰值38915.87点，但因资产价格上升远远超出了实业的支撑能力，泡沫开始破裂，资产价耕滑坡，许多企业和投机者迎米了大量债负。1990年3月，日本大藏省发布《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加速了本已走向衰退的泡沫经济的破灭。
士地价格在1991年开始急速下跌，以土地恒保的贷款出现许多坏账，日本各大银行的不良贷款纷纷暴露，严重打击日本金融业。日本银行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信用体系走向崩渣。
1992年8月，日经平均指数跌到了14000点左右。楼市、股市崩盘，产业空心化凸显，大量胀面资产在短短的两三年间化为乌有，标志着泡沫经济完全破裂。从此日本经济陷于“通缩”不止的“平成（天皇年号）大萧条”时期。
但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日元称雄和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梦想都成了泡影，日元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地位也一降再降。近20年来，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外国公司越来越少，这个过程可以称为“梦断东京”。
一个国家，只有具备了自由市场环境，维持合理而稳定的汇率，并且保证金融资产及房地产等具有良好的投资回报，才能为主权货币充当国际储备货币打下坚实基础。20世纪90年代，日本巨大的资产泡沫爆破后，汇率继续大幅震荡，金融资产和房地产市场始终走低，政府推行的接近零利率的政策使日本债券、股票和银行储蓄业长期萎靡不振。在这种局面下，美元一日元交易量占全球货币交易总量的份额从1998年的20%逐步降低到2007年的13%。尤其从1999年以来，随着欧元地位不断提升，日元吸引力相形见细，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比重一直处于低位徘徊，欲振乏力。
常常听到人云亦云，“广场协议”就是日本经济陷于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美国和西方列强通过“广场协议”胁迫与暗算了日本。
但也有专家认为，美国迫使日元升值这个事情仅仅是点燃了导火索，并非那个与导火索相连的炸药桶。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日本政府采取了扩大货币流动性与日元增值并举的错误政策，日本经济受到了大量投机活动的支撑，股市和房市也迎来了空前繁荣时期，经济酝酿了巨大的泡沫，才是那个炸药桶。
日本银行前副行长绪方四十郎承认，日本本该早做调整，但调整的延迟导致日本最终迫于压力做出了被动性调整，在被动性调整之后，日本又一次次地耽误了其他政策调整，最终产生了日本病。
所以，与其说是美国人的阳谋害了日本，不如承认日本政府在“广场协议”前后的政策失当，对本国经济产生了出乎意料的影响，可谓咎由自取。
协议之后，日本实行宽松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迅速膨胀，但因日元平均每年升值5%以上，物价水平并没有跟随上涨。以1988年为例，当时GDP只有年增5%，而日经指数每年以30%、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剧增，泡沫膨胀和过度投机现象已经十分明显，但CPI指数显示，通货膨胀率只有0.2%，因此日本朝野竟对经济严重过热不以为意，熟视无睹。不仅如此，日本政府为了维持经济景气，还在1987年以调降利率等进一步宽松的货币政策，制造更大的泡沫和通胀，而不是及时采取紧缩政策。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股市崩盘、地产狂跌，政府才意识到经济过热，开始实行紧缩政策。但是泡沫既已爆破，经济衰退既已开始，此时本应采取扩张措施拉动经济，然而日本政府却再度做出错误决定，持续紧缩不止，错失了挽狂澜于既倒的最后时机。
同时，有专家论证，1990年日本的人口红利已经达到高峰，劳动力增长放缓，整个社会的消费能力逐渐滑向低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其实在所难免。
因此，日本泡沫经济的形成和爆破，不应该简单地归罪于“广场协议”和日元升值。
事实上西方政府施压的资源非常有限，参与“广场协议”的五国政府所能调用来执行公开操作的资金，几乎“一眨眼就会被市场吞掉”。用经济学泰斗萨缪尔森的经典比喻来说，正如“人类最伟大的王，也无力改变大海中的洋流”一样，政府也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干预国际货币市场。更何况，与会五国在“广场协议”上所承诺的种种政策，特别是与国内金融、财政政策挂钩的那些措施，其实也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贯彻和实施。
实际上，在“广场协议”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大幅增加了。日元升值并没有为美国商品打开广阔的日本市场，因为日本产品与美国本土产品有很强的结构性差异，形成不了价格竞争。即使在泡沫经济崩溃后，日本经济最“悲惨”的时代，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日本产品，无论是电器、汽车，还是中间机械产品，失去了国际竞争力。因此，就减少美国对日的贸易赤字这一目标来说，“广场协议”是彻底失败的。
“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这一改变不仅影响巨大，而且持续到今天。对此最好的解释也许是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所谓的“打耳光理论”（Slash the Face Theory）。
这就是说，市场上某些商品包括金融产品的价格，因为某种原因广受追捧，越来越高出“真实价格”，造成了巨大的泡沫。泡沫终要破灭，但在“打耳光”般的外力震撼下，破灭过程可能突然加速。泡沫破灭后，市场参与者往往因为恐惧心理会做出非理性反应，导致资产价格雪崩般暴跌。常见的股市泡沫迅速破灭现象便是如此。
有人形象地说，市场有时就像是《儒林外史》里的“范进中举”故事，需要胡屠户的大巴掌扇一下才会忽然清醒过来。
这就是说，美元其实早就该贬值了，“广场协议”实际上是打了美元一个大耳光。否则，如果美元下跌只是政府“阴谋”强行干预所致，就不可能维持太久。一旦政府停止干预，市场就会驱使回归到合理的价位。
应该看到，日元大幅升值为日本企业走向世界、在海外进行大规模扩张提供了良机，也促进了日本产业结构调整，国内发展高新产业，低端制造业向海外转移，提高人民收入以刺激内需消费，最终有利于日本经济的健康发展。今天日本有可能提供了世界上最重要的外向型经济转型范例。
日本尽管经历了“泡沫经济”破灭和十多年经济的停滞，一个人口不到1.3亿的国家，GDP仍长列世界第二，直至2010年为中国坦过，退居第三。
自美国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市场投资者仍然看不到全球经济明显复苏，或者欧洲区金融市场完全稳定的迹象，而日本受金融危机的直接影响与欧美相比较轻微，避险资金在美元和日元中更愿意选择日元，因此日元成了香悖悖。2007年8月初至2010年7月底，日元对美元、欧元和英镑分别升值了27%、30%与43%，对加元与澳元分别升值了24%与22%。2011年发生“3?11大地震”后，日元升势依然强劲，2012年2月初达到1美元兑75.91日元的“不堪承受”的高峰，但是国际社会仍然无意推高日元的国际储备货币份额。
对于这一段历史，外界一直褒贬不一。
所以说，笼统地说“失落的10年”“失落的20年”或“跌倒的巨人”，这样的定位未必有助于认识这个国家的真情实况或是反映货币金融内在规律性。
2012年底，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晋三上台之际，面临欧美反复推出“量化宽松”为名的极度宽松货币政策，创造出海量的国际资金流动性，许多国家本币争相贬值声，致使日元被动升值（2008年9月至2012年12月，日元对美元升值23.62%），出口顺差大幅衰减的严峻形势，决定充分利用日本长期低通胀的有利条件，采行高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无限制实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政策利率降为负值），政府举债投资，增加公共开支，加速日元贬值（争取通胀率达到2%），创造通膨预期，从而为金融市场注人活力，剌激人们尽早购物的愿望，带动内需消费及企业投资，扭转长年消费与投资低迷不振的局面。
安倍主政后推行的这种经济新政，人称“安倍经济学”，核心内容可归结为所谓“三箭齐发”，即大胆的金融政策、灵活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成长战略。实质上是一种舍本逐末，只图一时促增长和股市亮丽的赌博性取巧之举，将为日本留下后果难以预料的祸根——巨额债务（2013年国债可能达到GDP的245%，在有统计数据的国家中排名第一），以致发生市场灾难的概率大增。评者以为主政者追求短期业绩以求稳定政权的目的，可能重于经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