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钱多谁来写历史，货币观兴衰

中国商朝中期以后，当时广泛流通的天然贝币由于来源不稳定致使交易发生不便，人们便寻找更适宜的货币材料，有人制作玉贝、石贝、木贝、骨贝、蚌贝，补充天然海贝的不足。

低面值的“贝币”在市场交换中的麻烦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为了买一头牛，要背上成袋的“贝币”或者“仿贝”到市场上去。支付时的计算也很费事。买更贵重的东间，携带的“贝币”恐怕要斗量而车载了。

商朝中晚期，即距今3100年左右，随着冶金工艺发展，青铜冶炼技术日渐成熟，青铜币应运而生。

由于铜材质地坚牢，价值较高，又可以再铸，形状、大小、重E也容易统一，所以铜贝和其他形式的青铜制货币很快流行起来，逐渐取代海贝这种自然货币，开始了向人工金属货币的演变。

青铜仿贝神形皆似，制作工艺复杂，成本很高；用今天的标准来看，是运用当时的高科技才能铸出如此小巧精致的铜质仿贝。青铜易锈蚀，因此后世出土铜贝数量较少，多数品相不虫子。

还有金、银贝就更加稀罕。用泥土烧制的贝币也称陶贝，是殉葬使用的冥币。另有包金青铜贝币，数量更稀少。

早期人工金属货币除了模仿贝类的铜贝，还有参照其他特定对象形象的制品。现今出土的一些有争议的青铜器：如斧、馨、鱼、网状器，它们与实器形似而体积小，有的成小批量出土，且均在周秦以前殷商墓葬中出现，许多古钱研究者信为早期殷商货币。

在秦统一中国前的西周、东周时期，各诸侯国家（部落）生活居住环境不同，各以其主要生产工具或特选对象为原型进行铸币，出现了复杂多样的金属仿形货币。春秋战国时期，逐渐形成了具有诸侯割据地域特色的四大货币体系，即：

1.刀币：主要流行干森林区；以刀、斧、戈等利器为原型。

2.布（铲）币：主要流行于黄河中游农耕经济地区，多仿铲、布等生产工具的形状。

“布”为“镈”的假借字，由农耕经济的铲形农具“钱”“锵”演变发展而来，这也是后世把货币称之为“钱”的缘故。布币皇铲形，形式种类繁多，一般铸有文字。早期象形的“空首布”大而厚重，首部中空，犹如一种可插木柄的工具铲，流行干周、晋、郑、卫等国。其后布币演变为平首型，减薄变轻，在韩国、赵国、魏国、燕国等地广为流通。后日王莽复自改制时也曾铸造过布币。

布币造型艺术特别富有审美价值，今天人们仍把布币视作中国钱币文化的象征。中国人民银行的行徽由三个金红色的布币组成，中国农业银行的行徽则用布币和麦穗构成，人民币的水印也有布币图案。

3.楚币：生活在湖水面较多区域的部落，以猎捕鱼为业，其铸币有似图腾，不一而足。

4.圜钱：在一些更为文明、发达的手工业区域，可能仿照生产工具纺轮或是玉器璧环，使用方孔或圆孔的圜钱。

秦统一中国后，始皇帝不仅统一度量衡，并于公元前210年颁布了中国最早的货币法，“以秦币同天下之币”。废除了以前铸造的包括铜贝在内的形状、重量各异的地方货币；规定以黄金为上币，单位以镒（20两）计，是主要在上层统治阶层行使的货币；又以原秦国的铜铸币，圆形方孔半两圆钱为下币，供民间日常交易使用。这样，实现了中国历史上货币种类及其单位的首次统一。

半两钱的圆形方孔形式，与古人的天困地方宇宙观相符，穿轴加工而不会转动，也便于穿绳携带授受使用。这一铸币形式一直沿用到了清末民初。

古时重量单位分累、铢、两、斤。10累为1铢，24株为1两，16两为1斤。

西汉代秦，货币仍袭前制，用秦半两旧名；但为节省币材，重量变轻了。如汉文帝时的半两钱只重四株（24株合1两）。

西汉初期，允许郡国和民间私铸钱币，各地豪强权贵、富商大贾公开铸钱、大发横财。文帝时曾赐予宠臣上大夫邓通一座铜矿山，允许开矿自由铸钱，故而富甲天下，“以铸钱财过王者”。是时各种铜币大小、轻重、成色也很不一致，其中劣币充斥，严重影响发展社会生产，引起通货膨胀，也不利于国家统一。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5年），政府决定收回郡国和民间的铸币权，进行彻底的币制改革，由中央政府统一管理钱币的铸造和发行，克服了过去铸币权分散，货币名义价值与实际重量不一致等弊端，结束了币制混乱的局面。由此开始统一铸造五蛛钱（钱重五株，上有篆字“五株”，标准重量为3.5克）。直至唐朝初年，五株钱一直在中国流通使用，历时七百余年，是中国铸期最长的一种货币。留世数量庞大，品类繁杂。

介于西汉与东汉之间的短暂王莽政权，自居摄2年（公元7年）开始，先后实行了4次币制变革，钱制混乱，乏善可陈，但其铸钱质量精美却是一代鼎盛。右图“货布”可见其不虚也。

东汉恢复了两汉以来的五株钱制度。

其后魏晋南北朝历时约三百六十余年（220-589年），国家分裂，战乱无已，政权频繁更迭。史称此时“钱法大坏”，五株钱杂乱无章、名不副实，越做越小，有“鹅眼”、“鸡目”之称，更有剪凿边圈，称剪边五株，一枚钱改二枚，却增大面额，百当干用。其间北魏孝文帝实现了一系列成功改革，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起发行“太和五铢”，尚先能“重如其文”，但允许民间私铸，仍然品质混杂，流通有限。

隋代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铸造“开皇五铢”，结束了三个多世纪以来钱制混乱的局面。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高祖李渊下令统一铸造“开元通宝”。

“开元通宝”开辟了钱制新纪元。币面不书重量（如“半两”“五铢”“四株”等）而标以年号，概以通宝或元宝相称。“开元通宝”始行10进位制，每枚重2.4铢，为1文钱，积10文钱重1两，即10钱为1两。秦汉以来中国货币的铢两制传统至此告终，转进了“以钱代铢”的“宝文制”时期。此制一直沿用到清末民初。

唐朝安史之乱后，国势转衰，府库空虚。肃宗时为应付财政困难，铸造“乾元重宝”（“乾元”为肃宗年号），称为“大钱”。一文“重宝”当开元钱10文甚至以一当50两。“钱轻货重”必然引起边货贬值，物价飞涨，以至“米斗至七千”。晚唐时，采铜冶炼业迭遭破坏，铜产址减少，且多用于制造佛器，因而铸钱不足；富豪则趁机积聚铜钱，导致市面通货紧缺。在此背拔下，唐武宗只得废佛，销毁寺庙铜质佛像佛器等，用来铸造“会昌开元”钱（“会昌”为当时年号），才使通货紧缩现象有所缓和。

唐朝灭亡到北宋撞立之间，经历了军阀混战割据分裂的五代十国（907-960年）时期，几乎每一个政权都发行过自己的货币。币材除铜外，大量使用锡、铁等低廉的金属，还山现了当十当百大额钱币，甚至均下当万流行， 又是一个币制极度混乱、复杂、劣币盛行的时期。

两宋到明清，除银、铜铸币外，产生了最早的纸币体系，为中国货币发展的又一转折时期，后文另有专门说明。

辽、金、西夏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在与汉族交往中受中原经济文化影响，除了使用唐宋所铸铜币外，也发行过民族文字与汉文类铜铸币。

由于古时的锡和铅比铜的价值要低，因此汉唐以米，政府在财政困难时，往往在制造铜币的过程中惨入锡和铅等金属，制得的铜币发白，故称白钱。北宋时由于铜的货源不足，在四川等地还流行过铁币。明朝中后期，大约从嘉靖年起，铜钱逐渐改成了黄铜铸币，结束了青铜铸币的历史。

清末引进制币机械后，光绪二十六年起机制铜圆，分“光绪元宝”和“大清铜币”两大类，形状均按西式为圆币，流通了2000多年的圆形方孔币制至此寿终正寝。

民国初期，铜币仍为通用货币。北伐战争胜利后，政府的货币政策逐渐转为纸币为主，铜元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下降。1930年政府颁布了《中华民国国币条例》，明令禁止旧铜元的流通，但各地造币厂依然我行我素，发行了众多种类的铜元，只是流通量比以前大为减少。1935年，国民政府规定禁止一切地方铸造铜元。

人们在溪流中打鱼时发现了黄金。黄金大约是最早进入人类生活的由金属。在金银这两大贵金属中，白银冶炼难度较大，进入流通领域较晚。

黄金和白银的自然属性造就了金银货币不同凡响的装饰效果，形成了独特的珍贵价值。它们还有比重大（相对体积小）、容易分割、质地均匀、延展性强、不会腐烂、久藏不变，可以反复熔炼等特点，符合充当原始一般等价物的品质要求。因此，正如马克思所说：“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金银成了最早的公认的世界货币。

春秋战国时期，贵金属黄金作为货币进入流通领域。楚国可能是中国最早使用黄金货币的地域。充裕的黄金资源、富庶的国家财力、发达的商贸活动，使得楚国首先将黄金制成货币，用于王室收支和商业贸易。

当时的金币有“金贝”和“爰金”两大类，是中国批早的具有固定形态的黄金货币，含金量在90%以上，质量上好的可达到99%。“金贝”是黄金制作的人工贝。爰金也叫印子金、版金、金版或饼金，形状有版、饼等，用印戳打上文字，使用时需切割成小块称量。目前发现有郢爰、陈爰、尃爰、镉爰等不同铭文。前者是地名，例如“郢”是楚国的都城，在现今的湖北江陵。后者“爰”可能是古代一种重量单位，或货币单位，说法不一。

从《史记》上看，两汉是一个使用黄金的活跃时期，汉高祖赐叔孙通“金五百斤”，文帝赏赐周勃“二干金”，赏赐陈平“二千金”，陈平用“五百斤金”为周勃祝寿，宣帝赏赐霍光先后共“七干金”。汉军征讨匈奴告捷，赏赐有功将士二十余万斤，汉武帝赐黄金十万斤给方士去寻不死之药。有人对《汉书》中皇帝赏赐臣下黄金的记载做过统计，总数竟八九十万斤。但后人研究以为，此金未必是真的黄金，也可能是等量的铜币。

近年从几十个地点出土了相当数业的汉代黄金。汉代黄金的主要形式是金饼和所谓的“马蹄金”“麟趾金”。“马蹄金”“麟趾金”的单位重量一般为一斤。

由于黄金资源有限，价值过高，自汉代以后，白银货币逐渐普及，黄金基本上退出了流通领域，成为一种玩赏、妆饰、保值的物品。

不少钱币除了用铜大量制作外，也有以金制币的，包括半两、五铢等历代钱币，但多为宫廷茧赏赐的珍品，基本上不进入流通市场。

中国产银甚少，而且银矿常与铜、铅等化合，冶炼分解技术难度较大。白银在中国货币领域较晚露头角。战国时期，中原地带出现过银贝，也发现过银币，但使用很有限。其后历朝用银多为出口商品换得，以出口顺差之大，乃至中国成为非产银的银货币国家。唐朝以后，白银货币逐渐得到广泛流通。两宋币制，大宗交易用银，同时使用铜钱和纸钞。今天遗存的宋、元银铤不在少数。

明代中期以前，白银还不是注定的流通货币。其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白银大量流入中国，流通愈益广泛，成为和铜钱一样普及的金属货币。嘉靖年间（1522-1566年）政府规定大数用银，小数用铜钱，还制定了白银同铜钱的比价，白银因此具有价值尺度，取得了法定通货的地位，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明朝后期，不仅大宗交易用银，连小买卖部使用白银，这在明朝的野史杂记、戏曲小说里有生动翔实的记载。

清朝承袭明朝的币制，仍用白银和铜钱，也是大数用银，小数用钱，白银是一种主要货币。银铜之间比价大体稳定在每两白银相当于1000文铜钱上下。

在中国货币史上，白银自汉代以来已逐渐成为货币金属。到明代时，已货币化，真正成为用银之国。但明朝实行的是银两制，即以金属的重量计值，属于称量货币制度，没有进入货币本位制度阶段。

长期以来，官方银库里存放的是统一成色与重量的白银铸件，如元宝、银绽。在流通领域，普遍使用的并非白银铸币，大宗交易用银绽，一般情况下以零碎的银块为主，进行贸易须经称重计量、核定成色等手续。实践中大块银绽须经切碎，以利流通，而过小的碎银则要重新铸成银绽，便于运送和保管。

中国古代不流行白银铸币的原因有很多，主因可能是：中国白银资源有限，除江西、贵州、湖南等百余处有产量不高的银矿外，只有云南蕴藏量较丰，占据国内银总产量的一半以上。唐朝采银高峰期，年产仅十万余两，至明朝也不过每年数百万两。由于产银不足，长期币制以铜为主。白银主要依靠进口，来源不稳定，官方不能保障银币供应，因而银铜兑价常变。特别是政治不稳，战乱频仍之际，一旦银价上涨，银币便被民间窑藏或改铸，导致市场流通额不足以支持银本位货币系统。所以历来只见小量铸造银币，多用于颁饷等场合，如“赏功通宝”，实际流通意义不大。

时至清代，所谓银两制，仍然处于相当原始和混乱的状态，由于全国各地衡制不统一，“两”的种类很多。大体而言，可分为官平和市平两大类。官平是由政府规定的用以衡量银两重量的标准，主要包括库平、市平、溜平及关平等。库平是康熙年间制定的政府征收租税、出纳银两所用衡量标准，一两等于37到1克。所谓市平，是官平的对称，指中国民间授受银两肮虽用的衡量标准。市平因地而异，如北京、天津的公码平，汉口、贵阳的估平，广东的司马平等，当时各地的通用市平有170余种。漕平是清代将潜粮改征白银时所采用的银两衡量标准。后来渐为民间采用，各地标准亦有不同，一般常冠以地名，如苏溜平、申潜平等。伊j如申酒平即上海潜平，其一两约合36.65克。又有关平是海关收税时出纳银两所用的衡量标准，系因中外通商之需，1858年经《中英天津条约》规定，一两等于37.7994克。

当时作为货币的白银，还有一个成色即含银纯度不一的问题。因此政府规定了一种全国性的假想标准即“纹银”，其成色为935.374‰；民间缴纳钱粮，须由银匠将散银熔铸成足银人数。清代民间使用的白银，各地所铸的宝银成色自很低直至十足或超标的都有，为此在前面冠以地名，如苏宝银、武昌宝银，以资区别。如果成色高于纹银，可按“升水”幅度冠名，如足宝、二四宝、二五宝、二六宝、二七宝等。升水是指比价上的提高。例如“二四宝”银，意为五十两重的宝银，在流通时要升值二两四钱，等于五十二两四钱的纹银。

外国银币的输入，对中国货币体系形成了决定性的冲击，并最终推动中国实现了向银本位制的转变。

明清从外国输人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

南美洲拥有藏量极为丰富的银矿，秘鲁、墨西哥等国均开采出数击惊人的内银。16世纪中期（明嘉精二三十年间）至18世纪中叶（清乾隆年间），世界银年产量保持在900万-1700万盎司之间。南美洲白银产址约占世界总产量的近80%。日本白银矿藏量也极大，被欧洲人誉为“银岛”。据估计，17世纪初期以前，日本白银产扯约占世界的20%。正是由于与中国贸易的另一方“均无他产”，但有丰富的白银蕴藏和储备，所以“夷人悉用银钱易货，故归船自银钱外无他携来，即有货亦无几”（明张燮《东西洋考》）。中国物产丰富，却视白银为奇货。于是双方在贸易中找到了契合点，中国大量输出丝绸、陶瓷、棉布、茶叶、中药等特产，而日本、美洲等地采铸的银币因贸易顺差而源源内流。据估计明朝中后期，全球达二分之一以上的白银陆续流入中国。

明清输入中国的外国白银，多为银币形式，林林总总有数十种之多。其中主要的外国银元有“本洋”（西班牙银币，有双柱、卡罗斯三世、卡罗斯问世、费迪南七世等版别）“马剑”（荷兰所铸，因币面所铸为骑士策马执剑图，故名）“鹰洋”（俗称英洋，墨西哥所铸，币面为一苍鹰，嘴叼一条挣扎扭曲的长蛇，昂然站立于仙人草之上。）“龙洋”（日本铸币，亦名龙番，背面刻有蟠龙纹耐得名）。这些标准统一、制作精美、大小适中的外网内银铸币进入中国，就受到民间喜爱而快速流通，较之传统流通的元宝和碎银，产生了“良币逐劣币”的效应。

晚清货币流通极为混乱。1904年出版的《中国新圆法案诠解》曾记载道：“查中国各通商虽兴用银元，然用者式样不等。如上海、天津通用鹰洋，满洲则有俄国卢布货币之处，广州、汉口及他省有用本省总督所铸之银币，此外尚有别式恨货流行各处。内地乡间用银矿亦罕见，大抵交易以铜币为主。查中国币制，现在以分两为准度。惟所谓分两者，各处之平色不等，故各地银两之价值，亦参差不齐。查上海、天津、北京色皆不一。”

道光以后，引进了制币机械设备，开始向铸地方银元。光绪十五年广东试铸“光绪元宝”大龙图案的机制银元以后，有了自己的国家级银币，中国的银币单优开始了从“两”向“元”的过渡。所铸的银钱，形制样式均仿向外国银元。

清宣统二年（1910年）颁行《币制条例》，正式采用银本位制，以“元”为货币单位，重量为库平七钱二分，成色90%，正名为“大清银币”。但市面上各种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

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国民政府制定了《国币条例》，正式规定重量七钱二分、成色89%的银元为中国的货币单位，但各色银元和银两仍然并用。随后政府大量收购旧币，铸造袁世凯头像银币，在全国通用，逐渐取代了情朝政府的“大清银币”“光绪元宝”等银币，这便是中国历史上发行量最大、流通最广、存世虽最多的10余种“袁大头”机制银币（分别产于民国三年、八年、九年、十年等）。1933年3月8日，国民政府公布《银本位币铸造条例》，规定银本位币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克，比例为银八八、铜一二，即含纯银23.493448克。银本位币每元重量及成色与注定重量、成色相比之下公差不得过0.3%，并规定一切公私交易均用银本位币。同年4月，国民政府实行“废两改元”，发行全国统一的银币——“孙中山头像”银元。

1935年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宣布废止银本位制，改行相当于金汇兑本位制的国家信用注定纸币——法币政策。

至此，中国货币领域正式转进纸币阶段，金属货币仅做辅币之用。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统治区实行金圆券，旋即失败。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之际，旧日银元、铜币一度卷土重来，回归流通领域，顶替形同废纸的金圆券，直至政权更迭，重开新献。

随着新中国的诞生，人民币登临历史舞台，除西藏地区因特殊原因曾短期使用银元外，各种银元均由中国人民银行按一定比价收兑，禁止流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