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慢的潜在增长( 2008-2012年的案例）
在2008-2012 年期间，中国经济的总需求经历了一系列冲击，例如2008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2009 年初的"四万亿"政府剌激计划，房地产泡沫和持续的房地产调控政策， 2011 年的通货膨胀和货币政策紧缩等，这对经济内在力量决定的运行趋势形成巨大扰动，也使得金融市场对政府政策呈现前所未见的密切关注。但是，就这五年时间里的情况平均而言，由于内在周期性力量的起伏，经济总供应收缩和经常账户盈余下降的趋势仍然是十分清楚的。
本节以前面提出的国际收支框架为基础，结合这段时期的经济数据，强调尽管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和贸易活动增长的放缓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明显影响，但总供应曲线收缩的影响在整个时期来看可能更为基本。容易注意到，这与上一节讨论的2005-2007 年期间总供应曲线扩张的过程是反向而行的。
一、2008-2012 年总体上贸易盈余收缩与经济增速下降并存
2008 年以来，中国国际收支领域发生的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是，贸易盈余绝对额以及贸易盈余相对于名义GDP 比例的趋势性下降(见图3-21）。2011 年贸易盈余占比已经下降到3% 以内，按照一些学术研究的标准，这一水平已经处于"合理区间"。
基于国际收支变化的总供求分析框架，导致贸易盈余收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国内需求的扩张、海外需求的萎缩(或人民币汇率的升值）以及经济总供应能力的收缩等。
国内需求扩张的解释是很容易排除的，这是因为如图3-22 所示， 2008-2012年总体上中国经济的增速是在不断下降的。
从剔除进出口价格指数以后实际贸易盈余的表现来看，正如图3-21 中所示，危机之后贸易条件的变化等因素也不大可能是主要的。
金融危机导致衰退和其后全球经济增长的放缓提供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备选解释。
从人民币有效汇率指数来看(见图3-23) ， 2008 年以后人民币有效汇率经历了台阶式上升。与2007 年底相比， 2011 年底实际有效汇率升值19% ，名义有效汇率升值16% 。汇率升值显然有可能促进了国际收支的平衡。
显然，产能投放的减缓和总供应曲线的左移也可以同时解释2008-2012 年贸易盈余和经济增速的变化。
那么，在全球经济减速(汇率升值)和总供应收缩这两种竞争性的解释之中，我们如何作出区分呢?我们如何知道哪个解释更加重要和基本呢?判决性的证据是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通货膨胀变化。
如果海外需求收缩或者汇率升值是主导性的，那么无论是由于这些因素所导致的总需求收缩，还是它们所导致的(以本币标价的〉可贸易商品价格的下降，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都将走低;相反，如果国内供应收缩是主导性的，那么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将会走高。
我们可以把2005-2007 年以及2008-2012 年这两段时期经济数据的对比总结在下表3-1 中。
从表3-1 中容易看到，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的经济和工业增长经历了显著的减速，与此相适应，同期全球的生产资料价格以及中国的出口增速都显著下降，这无疑会减缓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
因此这段时期中国经济和工业增长放慢，城镇职工工资增速和就业人员数量增长放慢，当属情理之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内外经济显著减速，出口大幅放缓，全球可贸易品价格也明显下降的背景下，中国的通货膨胀水平不降反升，其中食品类通货膨胀水平上升了2 个百分点，非食品类通货膨胀基本持平。
我们在本书前面关于通货膨胀部分的讨论中提到，在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由于低端劳动力价格的阶段性加速，食品类通货膨胀的波动中枢将经历明显抬升，因此也许可以考虑这一结构性因素对通货膨胀的影响，以此解读其对2008-2012 年期间食品类数据的冲击。
即使如此，非食品类消费物价的表现也是相当奇怪的。要知道，从需求的角度看，这段时期内外经济增长都在减速；从供应的角度看，可贸易品价格和城镇职工工资增速也都出现下降，那么为什么非食品类消费物价会与2005-2007 年基本持平呢?合理的解释是， 2008-2012 年期间总供应曲线左移，由于总供应能力增长放慢，推高了不可贸易品的价格。
那么这是否可以归结为货币方面的因素呢?正如表中所示，后一时期广义货币增速大约加快了1.2 个百分点。
我们知道货币影响通货膨胀一般有两个渠道z 一个是影响总需求的快慢，一个是影响通货膨胀预期。就前一渠道而言，货币的影响应该已经包含在经济和工业增速等数据中；就后一渠道而言，正如表中国债期限利差数据所显示的那样，金融市场的定价显示，后一时期的通货膨胀预期相较前一时期并未明显上升。
这是由于如果通货膨胀预期在上升，那么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国债的期限利差会扩大。但表中数据显示，在食品类通胀上升、非食品类通胀持平的情况下，国债的期限利差实际上下降了。
同样，如果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下游工业企业相对而言更加不可贸易，那么在海外需求收缩或者汇率升值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预期下游工业企业盈利的趋势性恶化；在供应收缩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预期下游工业企业盈利的趋势性改善。
图3-24 和图3-25 的结果显示了下游工业企业盈利能力的变化情况。
就下游工业企业盈利的情况看，通过期间平均来抹平需求波动， 2008 年以来的水平明显高于2005-2007 年期间的水平，也是比较清楚的。
同样地，观察发电行业设备容量增长和产能利用率情况，也能够得到供应能力增长放慢的一个直观感觉(见图3-26），当然其在宏观上的代表性是存疑的。
二、资本形成的趋势性放缓应该是总供应能力收缩的基础
与上一节的分析相似，我们迄今可以大体相信2008一2012 年期间经济总供应能力的增长在放缓。进一步地，通过下面的讨论，我们相信，经济总供应能力放缓的关键原因，不大可能是劳动力供应的变化，而应该是竞争性行业资本形成的持续减速。
观察城镇就业和工资的增速（见图3-27 和图3-28) ，容易看到， 2008 年以来，在就业增速减缓的同时工资增速也在放慢，这在很大程度上排除了劳动力供应意愿下降或劳动人口减少是主导原因的解释。
观察资本存量波动的一个简便的视角，是比较前后两段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情况。考虑到从投资的发生到供应能力形成之间的滞后，我们可以对2002-2006以及2007-2012 年期间的投资数据进行比较。
需要注意的是，房地产投资完成后，可以带来虚拟租金并对GDP 产生贡献z 政府基建完成后，除了带来虚拟租金以外，甚至可以促进经济竞争力的提升。但是我们认为，相对于竞争性行业的投资活动而言，房地产和基础设施投资尽管可以通过虚拟租金等机制提升未来经济的供应能力，但其影响应该更有限。一个有趣的证据是，在会计核算上，房地产和基础设施的折旧年限要长得多，而制造业设备的折旧年限相对侧重。
换句话说，与制造业投资相比，同样数量的房地产投资和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未来数年内供应能力增加的贡献要小得多，更不要说其可能带来房地产泡沫、政府投资导致的资源误配等负面贡献。我们将相关数据总结在表3-2 中。
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数据可信度不太高，投资的价格指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不细究数据的具体数值，而关心数据的大体趋势的话，结果也许可以勉强接受。
从表3-2 看，前后两段时期的房地产投资增速大体接近，但一个显著的差别是，后一段时期制造业投资增速显著下沉，并为上升的政府基建投资所弥补。因此，在房地产投资和政府基础设施建设以外，竞争性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形成在2006 年以后出现了持续和明显的放缓(见图3-29) ，我们认为这应该是2008年以来经济总供应能力放缓的主要原因。
技术进步因素在2008 年以来持续减缓，这样的解释当然无法排除，但从总供应波动的历史特征，特别是其相对滞后于私人部这一因素也许不是最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