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增长低通胀( 2005-2007年的案例）
在2005-2007 年期间的大部分时间里，在经济增速持续爬升的同时，通货膨胀维持低位，并有所降低，同时经常账户盈余急剧扩大。面对这种局面，当时大多数分析强调汇率低估和国民储蓄率过高，乃至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其背后的主要原因，并预测中国经常账户收支可能长期保持巨额顺差。
本节以上一节的国际收支框架为基础，结合当时的其他数据，强调这段时期总供应曲线扩张是一系列经济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原因，并可以预言，随着总供应扩张的放缓，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将快速收窄。
一、总供应释放带来了产出增长与贸易盈余扩张
工业品大多是可贸易品。在汇率相对稳定、货物可以自由流动、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项下货币可自由兑换的背景下，套利机制将抹平各国可贸易品价格的差异，全球总供求决定了可贸易品的均衡价格水平。固定汇率制度下，国内外可贸易品的价格波动应当基本一致。现实情况是， 1996 年中国经常账户可自由兑换以后，中美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表现出了高度的同步性(见图3-8) 。
这表明，将中国经济处理为一个开放经济体来分析问题，至少对于过去十年的情况而言，大致是可以接受的。
在小国经济的假设下，本国可贸易部门供求变化对全球PPI 影响有限，因此可贸易部门的价格水平可以被认为是外生的。需要指出的是，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逐步扩大，中国供求的变化在为数众多的领域正在对全球价格水平产生明显影响。因此现实的中国经济实际上介于小国模型与大国模型之间的某个状态，小国模型的分析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极限情形。
中国的贸易盈余在2004 年四季度以后的三年内持续扩张，到2007 年，年度贸易盈余占名义GDP 的比例超过7% ，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 见图3-9）。
基于国际收支变化的总供求分析框架(见图3-10) ，我们很容易得出，一国贸易盈余的扩张有三种可能的冲击：海外需求的扩张(或人民币汇率的贬值）、国内总供应的释放和国内总需求的收缩。
显然，尽管贸易盈余的波动反映着经济领域的重要冲击和变化，但仅仅依靠单一的贸易盈余指标无法有效识别冲击的来源，还必须结合国内两部门产出和价格、全球工业部门产出和价格等指标综合判断。
那么，我们如何识别是否由于国内总需求的收缩导致了贸易盈余的扩张呢? 我们知道，在国内总需求收缩的背景下，尽管可贸易部门的产出水平是稳定的，但由于不可贸易部门总需求曲线的左移，带来该部门产出的下降，从而最终国内总产出水平应该是下降的。
但是2005-2007 年期间，我国总产出增速不断攀升，并在2007 年创下了199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见图3-11) 。这清楚地表明，国内总需求的收缩不可能是此期间贸易盈余扩张的主要原因。
那么，海外需求的扩张或人民币汇率的贬值，会不会是这段时间推动贸易盈余上升的主要力量呢?如果以OECD 工业产出来代表全球工业部门总产出，容易看到， 2005-2007 年期间全球工业产出增长水平大体稳定，并未出现持续加速（见图3-12 ) 。从价格情况看，同期全球工业品价格增速出现小幅下降，也不倾向于支持全球工业产出显著扩张的推断(见图3-8）。
海外需求变化还可能通过贸易条件的改善扩张贸易盈余(这也可以解读为某种形式的供应冲击）。然而图3-9 进一步报告了剔除受进出口价格指数变化影响的贸易盈余占比变化情况，它清楚地显示，在2005-2007 年期间(实际上还包括2002-2004 年)中国的贸易条件实际上是在恶化的，其主要原因应该是相对制成品而言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
在图3-9 中，这具体表现为：在剔除进出口价格指数的影响后，贸易盈余的相对占比实际上更高了。这显示这段时期贸易条件的变化倾向于降低，而非扩张贸易盈余。这一结果进一步排除了海外需求成为主要影响的可能性。
从汇率层面看， 2005-2007 年人民币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稳中有升(见图3-13) ，应该不存在明显的人民币汇率贬值导致出口竞争力显著提升的情况。
因此解释2005-2007 年期间贸易盈余的显著扩张，看起来唯一合理的解释是总供应曲线的扩张(右移)。
一般地，我们可以通过观察产出变化在供应和需求之间作出区分，通过观察海外价格和贸易条件的变化在外部和内部影响因素之间作出区分，从而逐步推定贸易盈余变化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理论上，如果锁定国内情况进行观察，为了区分内外因素的影响，例如搞清楚2005-2007 年期间，到底是海外需本扩张还是中国供应释放在起主导作用，那么国内经济的判决性指标应该是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
如果海外需求扩张，无论是通过间接的需求拉动，还是直接的成本推升，国内不可贸易部门的价格都会上升；如果国内供应能力扩张，那么不可贸易部门价格将会下降。这两种情况在不可贸易部门价格变化中的表现是相反的。
另外一种做法是集中考虑工业领域下游行业的情况，这时资本约束的有效性可以维持。同时，下游工业行业更加接近消费品领域，其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对于渠道依赖较多，相对中上游行业更加不可贸易。
在操作中，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们同时考察两个有关国内情况的指标，分别是核心消费物价指数(即剔除食品以后的消费物价指数)和下游工业企业销售利润率(见图3-14 和图3-15) 。
从年度的核心消费物价指数看，图3-14 清楚地显示，在2005-2007 年期间非贸易品价格维持低位，并小幅度下降，这与总供应扩张的预言是完全一致的。
从下游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看，在过去二十多年中其呈现持续上升的趋势，这可能反映了行业资本深化的过程，即单位产出需要使用更多的资本来完成。一个相关的证据是从行业的横断面来看，利润率提高越显著的行业，其资本密度的提高也更大。
如果剔除这样的趋势，容易看到在2005-2007 年期间，下游行业的利润率受到明显抑制，这与供应能力扩张的预期是一致的。
类似地，如果进一步假定国内供应扩张的原因是资本形成的加速，那么判决性的指标还包括产能利用率，特别是不可贸易部门的产能利用率，例如电力设备利用小时的情况可以作为旁证。图3-16 清楚地显示这段时期，发电设备的利用率确实在明显下降，这与总供应扩张的预测也是吻合的。
二、资本存量的扩大是总供应扩张的主要来源
如果说迄今为止我们可以大体断定2005-2007 年期间影响经济的主要冲击是总供应的扩张，我们仍然需要进一步弄清楚，这到底是来自资本存量的增长，还是劳动力供应意愿的上升?需要弄清楚，在多大程度上这可能来自技术进步的加速?
在资本和劳动力之间进行区分是相对容易的z 如果资本存量的有效扩大是主要的原因，那么在劳动力市场将会出现就业扩大与工资加速上升并存的局面; 如果劳动力供应意愿上升是主要的，那么将出现就业扩大与工资减速并存的局面。
中国的总量统计就业数据可能存在很多不足，但如果我们认可其揭示的趋势，而非看重数据所显示的水平和规模的话，容易看到在2005-2007 年期间城镇就业人数确实在加速上升(见图3-17) ，同时登记失业率连续下降〈见图3-18) 。
同期的工资数据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观察，即城镇早均工资增速(见图3-19)和CPI 家庭服务与加工维修服务(见图3-20 ，我们认为它隐含了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工资趋势）。容易看到，在2005-2007 年期间工资收入确实在加速增长。
劳动力供应量与平均工资水平的同时上升表明，劳动力供应意愿的上升，不是2005-2007 年总供应扩张的主要原因。
技术进步方面的情况更复杂一些，部分原因在于它难以内生地解释，甚至无法准确地测量。许多对技术进步的测度实际上把它作为一个残差项，认为它是无法用资本和劳动力来解释的剩余的经济增长，这使得测量结果比较依赖对生产函数和资本存量等因素的某些具体设定。
例如人们可以方便地假设，去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可以计入今年的资本存量(剔除一些折旧和价格因素后) ，从而展开计算。但在技术和经济的意义上，是否所有的投资项目都可以在开工一年以后形成有效的生产能力是存在疑问的，例如核电站的建设、高速铁路的建设需要多年时间才能完工。
如果我们专注于经济的长期趋势，这样的简化也许不会带来很大的问题：如果我们专注于中短期的经济波动，这样的简化对供应能力的计量，以及技术进步的测度可能都会出现较大的偏差。
因此，如果技术因素在短期内的变化显著影响着经济的总供应，我们在识别和测量方面确实存在很大的困难，无法确定地排除其影响，更不用说有些技术进步是偏向资本的，有些偏向劳动力，有些则可能是要素中性的。
然而，我们仍然怀疑2005-2007 年期间，技术加速进步的因素即使存在，也不大可能是主导性的。关键的证据在于：就像我们以后即将讨论的那样，从历史数据看，总供应能力的扩张总发生在总需求快速扩张(这通常由投资扩张来主导）一段时期之后，并且总需求的扩张和收缩，以及总供应的扩张和收缩似乎总是有节律地交替出现，呈现比较明显的周期性。我们并没有确切的理由相信，技术进步应该遵循这样的模式，实际上更合理的预期也许是，技术冲击的发生具有随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