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易斯拐点与食品类通货膨胀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知道，中国消费物价的波动为食品价格所主导z 由于农户的通货膨胀预期和存货调整，食品价格的披动与生产资料价格和工资变化在很大程度能够一致起来。

我们也知道，在食品生产过程中，农业劳动力是非常重要的投入要素。这意味着，如果农业劳动力的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升，那么这势必影响食品价格的形成过程。本节主要讨论农业劳动力工资对中国食品通货膨胀的影响。

我们认为，与刘易斯拐点机制相联系，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工资自2005 年以来出现比较快速和持续的上涨，这推高了农产品的生产成本和市场价格。由于食品价格的波动与广泛的价格压力相一致，农业劳动力工资上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食品价格的平均涨速(即波动的中枢水平)的抬高。

一、刘易斯拐点

刘易斯在1954 年的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中提出了针对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理论模型。

刘易斯把发展中国家经济区分为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以制造业为代表，传统部门以农业为代表。

制造业部门存在持续的技术进步，以利润最大化为导向。资本存量是其唯一的约束，利润是资本积累的最重要来源。企业家们将获得的大部分利润用于储蓄和投资，使得整个制造业部门不断壮大。

农业部门是一个维持自身生存需要的部门，生产方式落后，劳动生产率低下，技术进步停滞。整个部门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包括零值劳动力(边际产出为零的那部分劳动力)和不充分就业的劳动力(边际产出大于零，但是小于最低生存费用的那部分劳动力) ，依靠家庭和社区互助，勉强维持生计。.剩余劳动力成为制造业部门扩张所需的"劳动力储存库"

在农业部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农业部门的低收入决定了制造业部门的低工资，一方面使得工业部门总是可以按照不变的工资水平雇到所需要的劳动力，劳动力供给无限；另一方面保证了企业家的利润份额以及整个制造业部门的扩张。

当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被充分吸纳的时候，劳动力在农业上的边际产出开始高于其维持生计的水平。此时制造业部门的劳动力供给曲线由水平变为向右上方倾斜，工资水平开始随着就业扩张而快速上涨。这一转折就是所谓的"刘易斯拐点"。

二、为什么花生比小麦更保值?

图2-17 是不同种类农产品的散点图，其横轴是不同农作物由它们各自的生产技术所决定的劳动力占生产成本的比例，度量了不同作物生产过程中劳动力的密度。越向右边，农作物的劳动力密集程度就越大。例如，为了生产给定的产量，最右侧的谷子、花生和油菜籽对劳动力的消耗密度要比小麦和梗稻大得多。

该图的纵轴是2000-2007 年期间，不同种类农作物价格的累计涨幅。我们使用长时间序列的价格累积涨幅，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剔除农产品自身周期的短期波动影响。例如洪涝灾害、国家对粮食市场的干预、国际粮食市场的波动等，这些因素在短期之内对粮食价格的形成过程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是如果我们用较长时间的累积涨幅，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消除掉。

在这个散点图上我们能明显地看到一条向上倾斜的直线，即它们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简单的相关系数超过0.7 ，拟合优度等统计指标也在非常高的水平上。

这种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在经济上只有一种解读方式，就是：在过去这几年，导致农产品价格此起彼伏连续上升的关键因素是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用其他一些因素，比如洪涝灾害、农产品周期、美元汇率等因素去解释农产品市场的价格变化，在横断面数据上都不可能得到这一结果，即粮食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度呈现如此强的相关关系。

这样的结果说明：尽管短期灾害性因素从一两个月，甚至一两年的时间来看，对农产品价格可能有明显的影响，但从比较长的时间来看，影响农产品价格的主导性因素是农业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换句话说，花生能够比小麦更保值，这是因为前者生产过程的劳动力密度比后者更高。

批评者或许认为这一结果与农产品用途的变化有关系，例如花生更多用来榨泊，以及消费结构变化带来了食用油消费的加速;或者受国际粮食价格变化的影响，例如生物柴油、玉米乙醇等。

对于批评之一，我的看法是：如果认为农产品市场是充分竞争和没有超额利润的，那么无论其用途如何变化，其长期价格都反映着成本的变化，这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识别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影响F 对于批评之二，我的看法是，在个别农产品领域，例如大豆，中国高度依赖国际供应，但在绝大多数农产品领域，迄今为止中国市场相对隔绝在国际市场的波动影响之外，这可能反映了农业领域自力更生战略的影响。

此外，为了使得这一证据更加有力，作为对比，我们还使用同样的方法对1990-2000 年期间的数据进行了处理。

如果说在1990-2000 年的十年中，劳动力成本并没有快速上升，那么按照前面的逻辑，我们将会看到的结果是，在农产品价格的横断面上，我们不可能看到价格涨幅与劳动力密度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数据处理结果正是如此。如下我们容易看到，图2-18 与图2-17 形成鲜明的对比，清楚地表明在后一时期(2000 年以来)劳动力成本出现了快速上升。

三、农业劳动力工资是如何上升的?

我们可以根据不同农作物价格的时间序列，以及在生产过程中由技术条件所决定的生产函数，比如土地、化肥、种子的投人等费用，倒推出农民在农业生产活动中所获得的收入。

图2-19 就是我们的估算结果(基于小麦、大米和玉米) ，它计算了一个标准的农业劳动力在粮食种植这一农业活动中每工作一个劳动日回报的现金价值，所以是农业劳动力在农业生产中的边际产出。

如果接受一些简单并且看起来合理的假设，我们可以把图2-19 近似地看作工业和服务业部门面对的低端劳动力的供应曲线。

容易看到，从1990 年至2004 年，特别是剔除通货膨胀因素以后，农民在农业生产中的工资收入几乎是水平的。但是进入2004-2005 年以后，这个水平线开始转化成为一个向上倾斜并且非常陡峭的曲线。

这一结果与刘易斯理论模型的描述和预测是一致的。进一步考虑一些其他证据，我倾向于认为，中国经济在2005 年前后可能已经走过了刘易斯拐点。

那么这样的一个估算结果是否合理呢?我们可以拿它同国家统计局农调队调查的外出务工人员工资(见表2-1)作比较。

在2009 年，农民工一天的产出或者说收入水平大约在55 元附近，按照每个月25 个工作日来计算，收人水平大约在1400 元附近。在2009 年三季度，国家统计局的农调队在中国中、西部地区对农民工收入的调查结果分别是1389 元、1382元，在东部沿海是1455 元。这一调查数据与我们根据粮食价格所倒推出来的数据是相当接近的。

基于这些讨论，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地认为， 2005 年以来，农业劳动力的工资出现连续和快速的上升。由于食品生产和流通过程中需要大量使用农业劳动力，这一变化对中国的食品通货膨胀必然产生明显的影响。

四、为什么农村地区的蔬菜涨价比城市更快?

新鲜蔬菜很少有国际贸易，因其不易保存且生产周期短（一般为3~6 个月 )。所以除去短期的雨雪和冷热天气的影响，蔬菜价格能较好地反映其成本趋势。

我们观察CPI 鲜菜的两年复合同比增长率（见图2-20 ) ，采用复合增长率能相对有效地剔除一些短期冲击。

从2002 年至2007 年的五年时间，蔬菜价格的复合年增长率的中轴大概在5%左右的水平，而在2008 年之后，蔬菜价格增速的中轴从5%逐渐抬升至15%左右的水平，显示出明显的趋势。

长达若干年的价格增速的中轴抬升，很难用超额利润或者短期的天气因素去解释。2008 年存在大宗商品冲击，在此之后，蔬菜种植的物质费用成本有明显的下跌，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蔬菜价格的中轴有明显的下降，这暗示大宗商品的冲击并非导致蔬菜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那么，排除了这些可能的因素之后，是否就能够认为，必然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导致了蔬菜价格波动中轴的抬升呢?显然还不能够。

比如，菜价的上涨可能是因为流通环节成本的高企，因为高速公路乱收费、菜场的摊位费以及超市的进场费等等。这样的思考是有价值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如何验证?

为了验证菜价上涨是因为生产成本还是流通成本增加，我们比对了农村与城市蔬菜价格同比增速之差。

我们知道，城市蔬菜零售价格除了包含农民出售的生产价格以外，还包括交通运输成本、菜市场租金成本，以及中间商的利润等等。如果是流通成本主要导致了蔬菜价格的上涨，那么我们将看到城市蔬菜价格的上涨比农村更快；如果是生产成本主要导致了蔬菜价格的上涨，我们就会看到相反的结果。

结果如何呢?

图2-21 显示，在2007 年之前，农村蔬菜价格的涨幅相较于城市有高有低，平均来看在零附近，暗示着农村和城市菜价的涨速是一致的；但是2007 年之后，农村菜价涨幅系统性地高于城市平均大概2~3 个百分点。

农村蔬菜价格同比增速连续五年高于城市增速，暗示蔬菜价格的快速上涨更多地来自生产者价格的上涨，而非中间流通成本的上升，也表明蔬菜价格的波动中枢在系统性上升。

五、农户种粮终于可以赚到钱了!

粮食和蔬菜价格与其物质费用成本的长期背离，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机会成本在大幅提升。这从粮食价格以及粮食种植成本的定基数可以看到(见图2-22) 。

粮食单价在1990-2008 年间上涨了211% ，而单位产量的物质成本只上涨了164%。2004-2008 年期间，虽然伴随着大宗商品的冲击，农药、化肥和汽油价格全面上涨，但物质费用的涨幅系统性地慢于粮食价格的上涨。

这种长期裂口增大，很难认为是粮食种植的利润率短期景气加剧造成的，也很难认为是短期的天气冲击造成的。如果考虑到2004 年之前有农业税，而2004 年之后相关补贴的增加，农产品价格的大涨显得更为奇怪。粮食价格的大幅上涨，本质上是由于另一块成本一一农民外出打工的机会成本出现了大幅度的上升。

换句话说，这意味着农户种粮终于可以赚到钱，也意味着食品价格的平均涨速必然在加快。

六、扩大的价格裂口

我们可以把CPI-食品和CPI 分别处理为定基数，设定1993 年这两项指数都为100 ，结果见图2-23 。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1993-2003 年这十年的时间里， CPI 、CPI-食品的波动虽然从短期来讲并不相近，但十年时间里的累计涨幅是一样的。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2003 年以后CPI-食品与CPI的定基数之间开始产生裂口，并且这一裂口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大，没有显示出收敛的迹象。

对2003-2006 年的裂口来讲，可能有人会争议说，这可能是经济周期性因素所决定的，就像在1995 年前后，我们也曾见到一个裂口一样。

但是2007 年以后，该裂口进一步持续扩大，就很难解释为短周期的经济因素。

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一事实主要反映了前面讨论的农业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的压力；也清楚地表明，在过去数年的时间里，食品通货膨胀的平均涨速已经较此前明显提高。

七、国际经验研究

在大量的实证研究中，一般性的看法是，刘易斯理论能很好地解释东亚经济体在城市化与工业化过程中的现象。我们计算了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数据，以便了解在其走过刘易斯拐点时候的表现。

（一）曰本案例

绝大多数的学者和企业界都同意，日本是在1960 年前后经过了刘易斯拐点。在经济经过刘易斯拐点以后，价格层面上非常重要的现象是食品价格快速上升。但是工业品的价格并没有这么大的压力，这样我们应该看到CPI 比PPI 涨速更快。

事实正是如此。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在20 世纪60 年代(见图2-24) ，日本一般消费物价的平均涨速在5%~6% ，但是生产资料的平均涨速只有1% 多。通货膨胀裂口的幅度有四个百分点以上，并且持续的时间长达十年。在1960 年以前和1972 年之后的数据中，我们都看不到这么明显的物价裂口。即使在部分其他时段存在，其原因也主要不是食品价格的快速上升，而是来源于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裂口幅度也小得多。

既然60 年代日本的工业品价格稳定，到底是什么推高了整体的CPI?

我们可以检查一下CPI的分类（见图2-25）。可以发现， CPI 农产品和CPI 服务业在1960 年之后开始系统地超越整个CPI，成为推高CPI 的主要原因。而在1960 年工资水平大幅上涨之前，农产品和服务业价格涨速并不是太快。

从CPI 细项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端倪(见图2-2的。我们选取了鲜菜和个人护理(主要是理发等服务价格）。因为这两个产品和服务都是非常劳动密集型的，且技术进步速度较慢，其价格更能反映劳动力成本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日本鲜菜的价格在1960 年之后快速上涨，年均涨速在10% 以上，高于农产品的平均涨速。同时，日本的个人护理价格也以1960 年为拐点，出现了平台式的大幅上扬，其价格的中轴水平要高于服务业的平均增速。

总结起来，日本60 年代工资水平出现快速上涨，虽然工业品由于技术进步等原因价格维持低位，但农产品和服务业的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上升，从而推高了整体CPI ，导致了CPI 和PPI的明显裂口。

（二）台湾和韩国案例

检查台湾和萌国的数据，也容易发现经过刘易斯拐点的时候，食品价格相对工业品的价格涨得更快，并且这一时间持续接近十年。

韩国(见图2-27)从1983 年一直到tl1994 年这十年时间里， CPI 和PPI 的物价裂口一直存在，而在此前和此后这一缺口并不明显。

台湾食品和批发物价之间的这一裂口(见图2-28) ，也是发生在1985 年前后一直到1994 年前后，持续接近十年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