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狂妄自大 “我能战胜偶然性”

为什么牛市时，男性的业绩更好；熊市时，女性的成效更显著？

为什么当对手是一位傻瓜或白痴时，人们下赌注的频率就会加大？

财政部长的毁灭之旅

1960年，罗伯特·斯特荣在加州奥兰治县财政部谋求一个职位，但他并不具备获得职业生涯成功的条件。他大学没有毕业，在财政金融领域的工作经验仅限于曾经在一家破产公司就职。尽管如此，他还是在奥兰治县财政部谋得一个职位，这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天上掉馅饼一样。斯特荣抓住了这个机会，努力工作，爬上了事业巅峰。他成了财政部的领导，即所谓的奥兰治县的司库。在这个位置上,斯特荣主要负责奥兰治县资金的投资和增值。

在后来的几年中，斯特荣取得了显著成就。他每年都用资金填满奥兰治县的钱箱。奥兰治县主现一片繁荣兴旺的景象。斯特荣的信誉是不容置疑的，在他的推动下，财政部的投资政策也放宽了，现在，斯特荣也可以投资衍生产品。这种情况下，在财政部金库中每拥有l美元，他就可以借入2美元。这样，他把不到70亿美元，变成了大约200亿美元。

金融衍生品是一把双刃剑。它可以降低风险，还可能带来其他好处；但也可以增加风险，并带来坏处。衍生品的特殊性在于它的杠杆效应。人们可以投入l美元，进行3美元的投资。如果投资决策正确，那么，人们获得的就不是1美元的10%的利润，而是3美元的10%的利润，尽管人们实际投入的是1美元。

当然，其危险在于这种杠杆效应也会反方向起作用，也就是说，一旦损失，人们损失的就不只是l美元的10%，而是3美元的10%。

通过衍生产品，斯特荣投资于下跌的利息。利息下欢越多，他的利润越高。开始的时候一帆风顺，但是后来，风向变得不利于斯特荣的命运之舟。

1994年，美国中央银行开始提高利率。衍生品的杠杆作用加速了他的毁灭之旅。结局是痛苦的，奥兰治县不得不因为17亿美元的亏损而申请破产。斯特荣因为挪用公款而受到起诉，并被判处l年监禁。几家为斯特荣的金融冒险提供咨询的美国投资银行也为此受到控告，付出了代价。

在法庭审讯过程中，证人们的证词显示，斯特荣很难理解风险的观念。有时，他们觉得斯特荣甚至不能理解低买和高卖等基本理念。

一位在庭审过程中担任评估员的心理学家说，他非常惊讶，斯特荣的记忆力和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已经受到很大损害。斯特荣就好像是一个空瓶子，在波浪中漂泊。

在股票，利率衍生产品，原材料、按揭抵押债券、货币、小麦期货，黄铜期货等投资类型上，投机者或投资者无不贡献了大量资金。日本住友商社的明显交易员滨中泰男的越权行为，让商社在1996年损失约27亿美元。滨中泰男在铜市上风唤雨多年，最初非常成功。当铜的价格加速下跌的时候，规模亏损出现了。滨中泰男逃避内部监控，参与未经授校的交易，通过错误的评估和财务报告造假，滨中泰男隐瞒亏损，虚报利润。

我们之前已经认识的尼克·里森是坠落的投机家中的经典人物。借助大胆的投机和虚假的账务，他单枪匹马干掉了享有盛名的英国巴林银行。爱尔兰联合银行的外汇交易员约翰·鲁斯纳肯定可以名列里森后继者的候选人名单。在巴林银行破产7年后，鲁斯纳给爱尔兰联合银行美国分行造成大约7.5亿美元的损失。"看起来大家并没有从我的事件中吸取教训。"森边样评价鲁斯纳事件。

显然没有，因为历史不断重演。2008年，热罗姆·凯维埃尔在欧洲股票指数期货交易中使法国兴业银行损失了近50亿欧元。有家报纸开玩笑地计算了一下，为了偿还损失，按照他当时的工资，需要工作17.7万年。接着，在2011年，一个年轻的交易员奎库·阿多博利给他的雇主瑞恨集团造成了约20亿美元的损失。

事实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关于金融世界末日的故事是如此之多，吾起来我们真的很少从中学到什么。绝大部分的模式相差无几:一个男人 ( 在一般情况下真的只有男人 )努力向上，取得了成绩，证明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他做的事情越来越大，冒的风险越来越大，并认为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而他的主管和监管者则对其行为视而不见，因为他们不愿深究这些漂亮业绩背后隐藏的真相。他们心存侥幸地认为，他知道自己做什么。

这一章的内容就是讨论这些高估自我，不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的人和狂妄自大的后果。这是一些自认为可以战胜偶然事件的人。至少在扑克游戏中是这样的。

控制幻觉和自利性偏差：成功在我，失败在天

你相信自己拥有特异功能吗？你能够预言，在一摞牌中，哪张牌会被抽出吗？不能。肯定吗？设想一下，你来到一个实验室。在那里，人们请你参加一个游吸。规则很简单：你和另外一个人玩过游戏，谁抽出的牌的点数大，谁就赢。在抽牌前，你必须下注。你觉得借助技巧或者特异功能，你能够在这个游戏中获得优势吗？肯定不行。你无法预测你或者对手会抽出什么牌。你也不能虚张声势，欺骗对手，或者让他不知所措。每人扣一张牌，完事。

可是，看起来好像有很多人相信，他们的聪明才智和精神力量能够帮助他们赢得这场游戏。至少，心理学家埃伦·艾格在一个实验中证明了这一点。她安排两人玩这个扑克牌游戏，不过，她对游戏进行了细微的变动。游戏的对手不是且正的对手，而是一个由埃伦·兰格安排的演员A。A扮演了两个角色。一次是聪明、迷人和精明的人，一次是十足的傻瓜。然后，兰格女士观察游戏参与者的下注情况。

人们凭直觉就能知道试验结果。如果受试者是同聪明的、表现得应自如的对手游戏，他们在下注就会非常谨慎。如果他们同"傻瓜"游戏时，下注的频率就明显提高了，尽管就这种游戏而言，你是在跟爱因斯坦比，还是跟一个傻瓜或者跟一只黑猩猩比，都是完全无关紧要的。人们相信自己比面前这个人强，这种情况会使得他们改变自己的风格偏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骗子总是喜欢恭维奉承受害人，由此让他们觉得自己是很聪明的。你越觉得自己才华出众，你就会越轻率。

科学家所称"控制幻觉"，指我们过于喜欢和过于轻率地相信，找们坐在驾驶台上，我们掌控着发生的事情，即使实际上根本不是这种情况。一个值得注意的实验清楚地揭示了我们的这种幻觉。

为此，人们要让参与者参加一个投掷硬币游戏。人们请参与者预测，出现的是头像还是数字。实验的组织者投掷一个硬币，握在手中并遮住，然后问参与者，出现的是数字还是头像。参与者给出预测结果。在理论上，实验组织者要根据这个预测正确与否点头或者摇头示意。但参与者没有注意到，实验组织者根本就没有给他们展示手中的硬币，而只是点头或者摇头。因为实验组织者想要给参与者一种感觉：他们的预测很准确。所以，当参与者说"数字"时，即使出现的是头像，组织者也点头。由此，参与者会误以为他们的预测是相当准确的。

把这个小游戏的结果制作成一个刻度表，0代表参与者根本无法预测硬币投掷结果，10代表参与者能准确预测硬币投椰结果。结果，参与者的自我评分是5.4。所以，他们相信，平均而言，他们能够较准确预测硬币拉住11结果。40%的人相信通过一些练习，他们能够改善预测能力。大约25%的人认为，如果在硬币投掷时，有人分散他们的注意力，就会降低他们的预测能力。所以，集中精力有助于改善他们的预测能力。"请您安静，我必须集中注意力。"

问题的关键在于，借助这个简单的测试，组织者使得参与者相信，他们能够预测硬币的投掷结果。实际上，如果一个人了解一点概率理论的话，他就会把他预测硬币投掷结果的能力放置在零。人们不能顶测投掷结果，人们只能猜测它。

如果我们用股票价格来代替硬币，那就很清楚了。这对于我们在股市上的行为意味着什么？孜们相信自己能够预测股票价格，尽管我们的投资业绩具有偶然性。让我们暂时假定，股价的剧烈波动完全是受偶然因素的影响。即使在远种情况下，我们有时还是能作出正确顶测，正如在硬币投掷游戏中，我们有时也会作出正确预测一样。或者，如果我们一直猜"头像"或者"数字，那么，正确的概率是50%。有时，我们纯粹是碰巧正确地预测股价，获取了丰厚的利润。

这种偶然获得的利润却对我们起了作用，就像在实验中，组织者施展小小伎俩一样。我们获得了一种感觉，认为自己拥有预测股市价格的独特能力。我们相信，我们能够预言硬币投掷结果、彩票的中奖数字和股票的价格。然后就过于乐观地进行各种高风险投资。

如果出现失误，情况又会是怎样呢？我们有时也会预测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刹住盲目乐观的情绪吗？也许不会。其原因依然在于我们自身。在投掷硬币的实验中，人们用同样的测试结构，暗示第二组人，他们顶侧的能力很差。组织者经常摇头，即使受试者的预测是对的。他们也对参与者进行询问。其结果是，参与者将他们的失误归咎于偶然性。也就是说，如果错了，是因为偶然性，我不用承担责任:如果到了，那就是我的功劳。

人们把这种心理上的策略称为"自利性偏差"。这种心理策略使得我们可以免受任何怀疑的困扰。成功归因于我们拥有卓越的能力、失败则是由于运气不好、偶然因素以及外部条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注定会不断重复错误，因为我们没有从失败中吸取任何教训。我们之所以不能从失败中学到什么，是因为我们不是把失败归咎于自己的能力，而是归咎干偶然因素。对此，我们不负什么责任，而是认为下次会更顺利。

还想看其他的例子吧？假子游戏的例子怎么样？当骰子还没有掷出时，参与者会投入大额的赌注。如果骰子已落地，尽管还没有公布结果，他们就会降低赌注。也就是说，参与者是相信他们能对骰子有所影响的。当然，这种影响只有在骰子还没有被掷出的时候。如果骰子已经落地，那么，投掷的结果就不能通过未知因素施加影响。如果见过参与者掷骰子时全神贯注的脸，你就能理解这种效果了。

或者再来看一下彩票？人们将彩票分给参与者。对第一组人，人们不加评论地将彩票交到他们手中;对第二组人，则允许他们自己抽取彩票。然后，人们从参与者手中购买彩票，结果自己抽取彩票的人会对彩票要求一个明显较高的价格。很显然，他们认为，他们的选择会对彩票的结果有所影响。毋庸赘述，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这是一种控制幻觉。我们相信，我们掌握着方向盘，即使实际上并不是这样。这种幻觉鼓励我们更加积极行动、投资、输钱。使得情况更糟的是，与这里描述实验不同，在现实生活中，事件永远都不会那么直接明了，让人知道这只是一个偶然性的实验。人们当然可以理解，投掷硬币的结果是不能通过精神力量加以控制的。但对股市又是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对投资成果施加一点儿影响吗？当然可以影响，但恰恰这使得情况更槽。我们相信一切都在掌控之中，不在乎在偶然事件，有的只是勤奋、聪明和专业知识。谁拥有了这些品质，并正确地加以运用，就完全不会失利。或者，如同一个熟跟我说的那样：“不管什么时候，我都能掌控它。"这位熟人的爱好是用摩托车以每小时220公里的时速飙车。是的，墓地里躺着很多能掌控一切的人。

当我们听到其他的、把钱输光的投资者的故事时，当我们听到尼克·里森、罗伯特·斯特荣以反他们的战友的故事时，我们是否曾经想过，类似的事也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很可能没有。其原因就是上面描述的、与想象中的白痴对垒的扑克游戏。一旦我们对面坐着一个白痴，我们就会感到自己占有优势，就会提高赌注。对吗？也许这些想象中的白痴，这些围绕在我们身边的输家，只是在股市预测的轮盘赌中运气不好的人。

基于这样的观点，叫周围的人讲述他们的股市业绩时，我总是有些奇怪的感觉。因为，他们都有一个正常的、需要工作8小时的、与资本市场毫无关系的职业。他们也许还有一个家庭，有一个耗时的爱好，对这方面的业务没有受过很好的培训。他们对数据、股市、市场和专家，都不像投资市场的行家那样布特别的消息渠道。他们却自诩比那些整天研究资本市场的行家更聪明，更有成效。这从来都没有让你觉得奇怪吗？也许在这里控制幻觉自利性偏差都起作用了：我们已经掌握了它，我们能够实现它。更糟的是，当涉及能力时，我们总是过度乐观。我们相信，自己是高于平均水准的。然而事实上，这样的事情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如果人们理解平均数的性质的话，他就能认清这个问题了。你结婚了吗？

过度乐观的错觉

在美国，平均每两个婚姻中就有一个离婚的。可是，这并不能妨碍人们结婚。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如果人们询问要结婚的人，他们承认，他们知道离婚率很高。他们同时声称，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如果人们连着问两对人，那么、也许会从过两对人那里同样听到这种说法。因为每两个婚姻中就有一个离婚的，所以，这两对人中肯定有一个是错误估计的。汽车驾驶员的情况也很类似。大约80%的驾驶员自认为是超出平均水平的好驾驶员。

这同样适用于资金管理行业，也就是基金经理。在德累斯顿投资银行克莱沃特本森的一次问询调查中，74%的基金经理陈述，他们的业绩高于平均水平。很多的被询问者说"我知道，所有人都说自己业绩不错，但我可是真的做得很好!"剩下的26%中，绝大部分人认为他们处于平均水平，只有个别的基金经理自认为低于平均水平。用另外的话来表示就是，基金是一个由多数高于平均水平的专家组成的行业，其余的专家处于平均水平，但几乎没有人是低于平均水平的。

这种现象说明了人们倾向于高估自身的能力。在文献中，称之为"过度乐观"。可以对过种过度乐观进行实验性检查：参与者被主要求回答一系列问题，但没有告诉他们是否回答正确。然后，询问他们："你问答对了百分之多少？"其结果是，大部分人猜测的回答正确率大大高于实际情况。他们高估了自己正确回答问题的能力。比如，说"绝对肯定"者并不意味着100%的肯定，从统计数据来看，是一个介于71%-83%的值。也就是说，如果他们绝对肯定回答对了问题的话，实际上只有71%-83%的比例回答对了。

在很多对律师、医生、投资银行家和商人的实证研究报告中，我们都能发现这种高估决策的正确性的现象。人们高估自己的诊断、预测的正确性。在这方面，有大量对专业人士进行的实验。这些实验显示，这些回答他们领域的问题的专业人士，自认为对他们专业领域的了解，要大大地高于实际情况。

即使人们对问题还不了解，他们也会相信自己是了解的。你能回答下列问题吗:唯一一位在《独立宣言》上签字的女性叫什么名字？唯一一种能飞的爬行动物叫什么？很多被提问者表示，答案就在嘴边说不出来："我一下子想不起来。"实际上，在这些问题上，他们无法给出答案，因为这些问题根本就没有答案。可是，他们却几乎知道答案，不是吗？

更糟的是，人们相信，雷电只会击中邻居的房子，而不会击中自己的房子。一个对大学生进行的问卷调查显示了一种明显的乐观主义。他们高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的概率，却低估可能遭遇坏事的概率。所以，他们相信，他们有40%的概率会比其他同学得到更高的起薪。他们也相信，在40岁之前得心肌梗死的可能性，要比其他同学低大约38%。在人们的估计中，好事临头的概率总是比平均值要高，而坏事却总是低于平均值。类似的过度乐观估计的现象，在关于交通事故、吸烟者罹患肺癌的概率和离婚风险的文献中比比皆是。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受利益制导的感觉"。

由此，我们为走向股市备齐了各种"原料"。我们相信，自己的能力是高于平均水平的：我们相信，坏事总是只会找到别人；我们认为，一切都在掌控之下；如果有什么事情失败了，那也不是我们的责任。这读起来就像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个人档案。如果人们以这样的错觉走向股市的话，结果会怎样？或者更准确地说，如果男人以这样的自以为是走向股市的话，结果会怎样？

雄性激素充斥的股市

有一些老生常谈都是很有道理的。比如，男人比女人更自负。男人不读使用手朋，不问路，他们什么都会，他们知道一切。是真的吗？至少存在相关的依据：很多的研究报告显示，特别是在适合男人的任务面前，男人比女人更具自信。在财务上也是这样，他们觉得向己比女人更具优势。

有这样一个例子：人们问男人和女人，在未来的12个月中，他们的投资能取得怎样的收益。大部分被询问者相信，他们的资产组合的价值将会高于整体市场。这是一个明显的过度乐观的标志：我的投资决策将帮助我取得比市场更好的业绩。人们当然要这么想，否则的话，他们就应该立即把他们的资金委托给一个资产管理人或一家基金公司。或者把他们的资金投资到一种与资本市场指数挂钩的产品上，这样，他们至少能够收获与整体市场平均值大致相同的收益。

现在你重新回想一下乐观的大学生，或者80%好于平均水平的汽车驾驶员，你肯定会产生疑问：大多数投资者能够战胜市场吗？自然不能。如果我们了解了统计技术的话，就肯定会得出结论：只有一半的参与者能够战胜市场。那我们是属于哪一半呢？上面的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都预计他们能够战胜市场。其实，每个没有把资金投到指数产品，也就是被动地盯住指数的产品的投资者，都肯定这样预计。不过，这似乎乐观了点，起码从统计学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关于对未来价值估计的调查还展示了另外一个有趣之处：与女人相比，男人更明显地高估他们的资产组合的收益。这种现象会带来代价昂贵的后果。

有一位男士叫特伦斯·奥迪恩，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斯商学院教授。奥迪恩担心市民的财产安全。他在著名的专业杂志《金融期刊》上发表了一篇名为"股市交易损害您的福祉"的文章。奥迪恩德的研究结论是：投资者买卖得越多，他们损失的钱就越多。为了证明这个结论，他抽取了某个折扣交易商的全部客户，共66000个家庭的数据，对他们6年间的交易习惯和利润进行了评估。结果发现，有的家庭几乎不进行股票交易，他们买卖的次数很少，遵循的是专家所谓的"买入持有策略"。他们购采一片股票，然后就放着，如同一瓶好的葡萄酒那样，让它在多年中成熟。另外一些家庭则相反，他们采用交易商们称为"来问买卖"的策略，不断地买入和卖出股票。在股市中，他们非常积极。那么，哪类家庭会取得更好的业绩呢？

最初时，似乎没有什么差别。所有家庭的毛利润是一致的，不管他们买卖了多少股票。一旦考虑买入和卖出的成本，即佣金、交易费用和其他成本，那么画面就变得更清楚了。买入并持有股票的家庭，也就说买入股票，然后就搁在那里的投资者，收获了18.5%的年收益。而把股票买来卖去的家庭，只获得ll.4%的收益。因为交易成本损害了投资者利益。奥迪恩的评估很好地展示了，越多更新资产组合，也就是说越频繁地购入新股票，出售旧股票，收益就下降得越多。那些最活跃的，也就是最经常地进行买卖的家庭的投资收益比其他家庭平均落后5.5个百分点。有一个儿乎无与伦比的、而也是具有科学价值的股市智慧：来来回回掏空你的钱包。

关于这种买入卖出策略，还有很多的统计数据。根据奥迪恩的研究报告，在一年中，被研究的这些家庭平均变换了75%的资产组合。也就是说，购买或出售了相当于他们资产组合的75%的股票。与此相比，在迪恩报告的研究时间段里，他们在纽约股市的换手率达到50%。

更槽的是，根据研究报告，投资者股票的价值增不足以弥补交易股票所产生的成本。简单地说，如果他们保留旧股票，结果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频繁的交易损害他们的资产。

这种过度交易的动机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过度的乐观。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打败市场；我们认为，我们足够聪明，凭几支股票横冲直闯就能挣很多钱。如果我们现在进一步讨论男女之间细小的差异的话，情况就更糟了。

奥迪思考察了男性和女性投资成果，获得的结论是，男人在股市上更自负，所以他们的业绩要差一些。在访问中，女性相信，他们的性资组合大约会比整体市场好2%左右，而男则肯定地认为，他们能够优于市场3%。至少在股市方面，老生常谈还没有过时；男人比女人更自信。

这一点会对投资策略产生影响。如果有人认为，他能掌控市场，知道股票会去向何方，他就会较频繁地交易股票和有价证券，因为他知道该做什么，他相信他能跑赢市场这一点可以从统计数字中得到证明。奥迪恩边还用折扣交易商的数据，对35000户家庭的投资态度进行研究，并且清楚地接照性别进行分类。结论非常明确：男性比女性更频繁地购买和出售他们的投资。女性平均大约更接资产组合的50%，而男性更换资产组行的比例要高于75%。男性比女性更多地交易有价证券。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从收益的角度来说，这并没有好处。交易越多，成本越高，收益就越少。因为男性比女性易得多，所以，他们的收益就比女性少。

但男性获得较少的收益还由于另外一个老生常谈的现象，即男人比女人更具有冒险精神。具体到股市，肯定是这样。根据很多研究报告，与女性相比，男性会更经常地、更大范围地从事高风险的投资。一家银行的研究展示了同样的结论。男性所持仓位的10%是由高风险的投资证券组成的，而女性则对这种凭证根本不感兴趣。她们将三分之一的资金投向被认为是比较安全的基金和债券。男性只把大约20%的资金投入基金和债券，而把约80%的资金投向股票、期仅和投资证券。这种行为方式的差异，在资产的价值发展中也得到了反映。2009年，股票市场在世界范围内部快速反弹时，男性客户平均取得27.4%的收益率，而女性客户只获得22.3%的收益率。可是，如果由此就得出，男性是更好的投资者的结论，那就错了。与女性相比，尽管男性在繁荣阶段由于冒险的投资行沟获得了更好的业绩，但股市出现滑坡时，女性则由于谨慎态度，成效更显著。

德国科隆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份研究报告证实了这种观点也适合于金融机构。研究表明，与男性相比，美国股票基金中的女性基金经理更少遵循激进的投资策略，也比她们的男同事更不喜欢极端事物。她们的男同事遵循一种更积极的投资风格，更经常地更换资产组合。显然，不同性别在性资方面的差异也不例外地存在于行家之中。

生物学可能对这种行为差异给出一个解释。许多研究报告表明，雄性激素的含量对人们的风险态度有很大的影响。雄性激素含量较高的女性就比她们的雄性做素含量较低的女同事更具冒险精神。也许，不同的投资目的对于解释这种现象也有所帮助。根据民意调查，对于女性来说，经济独立是其更重要的投资动机。女性往往侧重于长期规划，这一切都要求制定一个与快速的股市业绩，与迅速地买进卖出格格不人的投资策略。这个调查也说明，正确的投资策略不只是一个性别的问题，而且也是个体的投资目标和生活状况的问题。鉴于这个结论，就还有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在股市中女性越来越少？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了1943年5月。

为什么股市中女性越来越少？

1943年5月，在纽约股市历史上是一个不平凡的月份。18岁的海伦·韩哲琳作为150年股市历史中的第一位女性，走进了交易大斤。《时代杂志》写道"在过去的这周里，票交易变得更有意思了。"为了防止在股市造成大的轰动，韩哲琳的雇主特意让她穿上比较保守的服装。第二次世界大战把韩哲琳女士带到了股市。很多男人，包括原来在股市的男人，被拉到了前线，几百万女性第一次进入了投资的职业生涯。最后，女性出现在华尔衔。随着战争结束，这一切很快就又过去了。现在，男人重新占领了华尔街。虽然还有女性继续在股市工作，但在交易大厅里，女性20年后才重返其中。

时代当然是改变了，可是并不是那么明显，在金融行业也是这样。在最大的100家银行和最大的62家保险公司的管委会成员中，女性所占的比例分别为2.6%和2.8%。在德国，在100家最大的银行和储蓄机构的418个管委会职位中，女性仅占据了11个职位。在62家最大的保险公司的管委会中，女性和男性的比例是11:392。如果到法兰克福交易大厅或者管理着几百万客户资金的基金公司查看一下，你就会发现这里的确只有很少的女性。

考虑到上面的研究结论，这是非常令人吃惊的。如果说女性不喜欢冒险，不经常变换资产组合，那么，她们在危机时期就比男性更成功。为什么她们却不再出现在股市和基金管理行业中了呢？坦率地说，对这个问题还没有一个完全正确的答案。估计是很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如果我们前后一致地运用过度乐观的思想，我们就会得出一个令人担忧的结论:也许在股市存在太多的过于自负的人。

支持这个令人不安的思想的论据之一是，谁会在股市寻找一个作为交易商或者基金经理的职位呢？估计日益增多的是对自己作为交易商和资产管理人的能力有相当自信的人。如果有人非常自以为是，他就会被股市选中；如果有人比较谨慎或者保守，他就只能远离股市。如果"男人是自负的"这种判断是正确的话，那么，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金融领域只有那么少的女性。

论据之二是，谁会长期地待在股市？肯先是那些长期业绩良好的人。但如果一个人业绩良好的话，就会倾向于高估自己的能力。你回想一下自利性偏差。如果一切顺利，我们会归因于能力；如果失败了，即就是运气不好、偶然事件或者是外部环境。如果有人在股市取得成功的话，他首先会把这种成功归于自己的能力，很少会归因于偶然和运气。这意味着，在股市的每次成功都使得我们感觉更保险了，都会增强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并由此让我们更容易受到过度乐观思想的侵袭。其结果是，我们行动更具风险，交易更加频繁，一路上耗空钱囊。

这也符合很多实证的发现。那些过去在股市取得了良好业绩的人，有较大可能转行做网上交易商，并且会频繁交易。如果获得了成功，他们就归因于自己的能力，然后决定全力以赴，做更多的事。其结果我们已经知道了。谁还会想到那些教师和工匠的故事？他们在2000年网络公司处于巅峰时放弃了职业，而作为专业的私人股票交易者来维持生计。

指刊和杂志形象地刻画了这些人:饭店老板的儿子、企业主的孩子、企业经济学的大学生、家庭妇女以及原来的邮递员。他们都沉溺于股市的好运，通过在股市短期交易来度日。人们将这种行为称为"即日交易"，在官方的专业术语中大概应该称为"股市中的即日交易"。在特别设立的、配有相应的信息系统、计算机和必要的股市软件的交易中心，他们天天碰面，为了挣大钱而投机于股市。他们做到了吗？即日交易者成功了吗？

可能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成功。美国有一个针对某位经纪人的法律诉讼显示，根据余额，在68个即日交易的账户中，有67个是亏损的。北美证券市场管理者协会的月份研究损告也支持了"即日买卖者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成功"这种假设。研究报告的结论是，即日买卖者在实际上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即日交易者。他们虽然在很短的时间里，确切地说最晚伍在三天之内实现利润，但也会导致相当大的损失，并一直忍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如果你再回忆一下损失憎恶，就会觉得这个慌式我们好像似曾相识。大部分即日交易者输得一塌糊涂。即日交易者的平均存活期为四个月。在这段时间里，他们支付的手续费的金额超过了初始投入金额的50%以上。其原因主要不在于每次采入和卖出的手续费，而在于很高的换手率。即日交易者买进和卖出过于频繁，其结果我们已经知道。即日交易者每年平均调动他们的初始投入资本287次。据统计，大约70%的即日交易者在一年内输掉全部资本。

那么，即日交易的赢家是谁？这种活动的赢家是经纪人办公室。他们把即日交易的工作场所卖给客户，收取买人和卖出的手续费，教授昂贵的即日交易的课程。如果客户投资失败了，那么，他就只剩最后的一步了：以一个小额的费用把他的资金交给专家去管理。

一位受尽磨难的女性即日交易者切中了即日交易者过度乐观和自利性偏差问题的要害。她认识到，最糟的事情是作为新手就赚取大量的利润。一旦出现不可避免的第二次亏损，交易者就会埋怨一切，埋怨所有人，唯独不抱怨自己。显然，至少这位女性即日交易者从她的磨难中学到了东西。她转行了，成立了一家即日交易公司。如果在什么地方出现淘金热的话，有一点是永不改变的：大部分的钱，人们总是靠卖铁锹挣的。

那么，普通人是怎么看的呢？人们会在犯过错民后变得聪明。人们多次过于冒险，过于自负，被生活教训，并总能醒悟过来。是这样的吗？如果这个想法正确的店，过度乐观就不会是一个大问题了。那位女性即日交易者的事例表面，世界可不是那么简单。我们能够从错民中吸取教训吗？或者更进一步问，我们能够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吗？一个有点戏剧性的例子表明，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是多么艰难。这是关于战争的故事，是美国人的心灵创伤。

事后偏见："我就料定这样"

1941年12月7日凌晨6点15分、183架日本战机从瓦胡岛北面约400公里处起飞，在它们的出发地——日本皇家海军的航空母舰上空列队，然后飞向瓦胡岛港口。美国太平洋舰队就停泊在那里。对珍珠港的毁灭性的打击是刺中美国人心脏的利剑。它被视为美国正式参战的导火索。在那之前，美国在形式上是被看作中立的。这次袭击的致命之处在于它的突然性。美国人被残酷地打败了、没人想到这一点。是这样吗？

在日本人这次进攻之前的几个月，美国的情报部门就截获了一份给一个在火奴鲁鲁告的日本间谍的指令。他应该把珍珠港分成五个区域，然后做一份关于每个区域船只活动情况的报告。不仅如此，同样是在偷袭前几个月，美国人跟丢了日本舰队的踪迹，因为他们无法确定日本人无线电通讯的方位。并且，还传来消息，说日本人在一个月之内两次更新了他们的电台密码，而在通常情况下，他们每六个月才更换一次。后来，这被看作日本人在准备一次重大行动的迹象。此外，还有很多其他迹象，如日本的驻外机构都得到指示，要销毁保密的材料和密码。在12 月6 日晚上，也就是进攻前夜，一位美军的高级军官收到一个消息称，日本的大使馆里充满了紧张的气氛，大量的文件被焚毁。这位先生看了看这则消息，考虑了5 分钟，然后就去吃饭了。

珍珠港的灾难是可以被预见的吗？这些迹象不能起信号指示灯的作用吗？也许并不能。为此，我们来看一个场景：

由于欧元强势，德国的股票价格下跌了，其原因是，坚挺的欧元使得德国企业的出口产品变贵了，从而减小了销售量。而这又给盈利预期和股价造成压力。

这听起来完全符合逻辑。人们肯定也是这样预测的。不是吗？也就是说， 一旦你听到欧元上涨了，你就会卖掉股票，对吗？ 谁知道呢。再来看看下面这种情况：

由于欧元走强，德国的股票价格上升了。其原因是，坚挺的欧元使得德国企业从国外进口的产品变便宜了，特别是德国经济的驱动剂——石油的价格变得更便宜了。这剌激了德国的国内消费以及国内生产。而这又改善了盈利预期，从 而剌激了股价。

这听起来同样符合逻辑，只是现在如果你听到欧元上搬了，必须去购买股票。人们都应该知道这一点的，不是吗？

心理学家称这种效应为"事后偏见"。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个事件的结局，再回头去看，我们会觉得这是不可避免。是的，这很符合逻辑，这就像它要发生的那样发生了。一对你颇为熟悉的伴侣分手了？是的，这也符合逻辑，他们太不相同了。或者，他们还待在一起？这也符合逻辑，差异性才产生吸引力。你在股价下跌时买入了股票，现在亏损了？明摆的事，永远不要去抓滑落的尖刀。你在股价下跌时买入股票，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这是可以预见的，炮声隆隆时就应该买入。

简而言之，一旦我们知道了一个故事的结局，那么，这个结局对我们来说，都是符合逻辑的，所以，我们相信、它是事先可以预知的。

如果从这种效应的角度看，珍珠港事件就不再是那么可顶测的：把珍珠港分为五个部分的指令也没有特别之处，日本人在其他港口也有过类似的行为；失去日本舰队的无线电行踪也没有那么不正常。如果舰队在本土附近，用较弱的发射机进行联系，那么，美国人的无线电监测台就无法截获：如果人们预计日本人近期会进行一次进攻，那么，除珍珠港以外，还有其他大量的潜在目标。这就是"事后偏见”。

如果有人在事后对某种局势或者问题进行判断的话，他就有很大的优势:他知道这种局势或者问题的结局。这种优势是在面对现实问题必须作出判断时所不具备的。其结果是，如果有人知道了某个事件的结果，那么，他就会高估这种结果的可能性。对这个事件结局的了解影响了我们的判断力。

人们可以通过简单的试验来显示这种效应。举一个例子：禁酒令被称为"高尚的试验"这种说也对吗？你认为这种说法正确的概率有多大？我们假定，你选择的是70%，也就是说，你估计这种说法正确的概率是70%。过了一会，有人告诉你结果：是的，禁酒令被称为"高尚的试验"。那么，这时你还记得你估计这种说法正确的概率是多少吗?在实验中，被试者们认为概率是90%。

反转这个游戏，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别人告诉你，禁酒令不被称为"高尚的试验”。这时，参与者记得他们估计这种说法正确的概率要低得多，比如说只有60%。这种情况在很多次实验中都发生了。人们告诉参与者一系列陈述，然后请他们表明，对于每个陈述，他们有多大的把握确定它是正确的。过一会儿，人们告诉他们所涉及的陈述是对的还是错的，并询问他们当初的估计。结果，参与者在得知正确的答案后，对他们原来的估计的回忆都是错误的。与实际情况相比，他们相信，自己的估计更接近于正确答案。当然，现在他们知道了结果，会更容易认为自己能够预测结果。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的方式来表示这种效应。你知道1814年英国人和廓尔喀人之间冲突的结局吗?不知道?这没关系。相反，这反而有助于说明事后偏见。我们把参与者分成5组，给他们关于这次冲突的文章。当然，组与组之间有点小小的差别，每一组被告之一个关于这次冲突的不同的结局：英国人获胜；廓尔喀人获胜；没有和平协议的军事僵局；有和平协议的军事僵局。对第5组人、没有其告知结局，因为这是对比小组。

然后，我们询问每组人，他们所得到的结果有多大的概率是正确的。结果是，这些小组估计他们知道的结局会出现的概率要明显地高于不知道战争结局的小组。也就是说，如果有人被告知，是廓尔喀人获胜了，他估计这种陈述正确的概率要大大高于不知道冲突结局的人。如果有人被告知，是英国人获胜了，那么，他估计英国人获胜的概率就明显地高于不知道结局的人。对冲突结局的了解，改变了对事先预测这种结局的可能性的判断。

更加严重的是，如果参与者知道冲突的结局，那么，他们对所得到的信息的评估也就完全不同了。如果有人知道是英国人获胜的话，那么，英国人从挫败中吸取教训的信息就会显得非常重要。如果有人知道是廓尔喀人获胜的话，那么， 他就会把这个信息归为不重要的等级。当然，如果人们知道了某个事件的结局，那么，他们就比较容易把重要的因素同不重要的因素分开，而关注下决定性的国素，而这又加强了结局不可避免的假象。世界受到一种渐进的决定险的影响：这肯定会发生的。

简单地说，我们可以用 这样一个句子来表述事后偏见"我料到会是这样的"。在事后，我们认为自己知道了这个故事会以怎样的结局而告终，但这不是因为我们有高超的预见能力，而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结局。股价下跌了？ 这肯定会是过样的。这家企业破产了？人们事先就应该知道的。

这种事后偏见还带来很多令人不快的副作用。如果我们知道了某个事件的结果，自然就会高估其他人预测这种结局的能力。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知道了 英国人和廓尔喀人冲突的结局， 他就难以想象，人们不能预见这种结局。

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方面。如果有人知道是英国人获胜的话，他就会认为. 那些不知道这种结果的人也肯定应该看到如"英国人从挫败中吸取教训" 这类信息的重要意义。他们怎么不重视这个信息呢？这不明明摆在他们的眼前吗？

在评审 人员那里，这种机制是相当令人难受的。因为，人们要咨询评审人员，某个灾难或者不幸是否可以避免。如果评审人员知道事件发生的经过和结果，他自然就会获得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这个不幸是很容易避免的。如果有人知道，是某个有缺陷的机器零件或者挡板或者松动的螺栓或者缺位的警示导致了这场不幸，那么，他就会认为，人们当然应该看到这种状况是多么的危险。然后，相关的负责人就被戴上"玩忽职守"的帽子。

对于为什么以及如何产生这种效应的问题，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有一种理论表示，用形象的说法，就是旧的记忆轨迹被新的信息所覆盖。人们用关于某个事件结局的新信息，制造出一个新的上下关联关系，然后给整个过程赋予一种新的意义。这扭曲了对可能性的估计。这种观点表明，不管对事后偏见的警示，还是忽略新信息的要求，都是没有作用的。由此，无法克服事后偏见。

另外一种理论猜想，新信息和旧信息同时保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但受制干遗忘的过程。如果人们请参与者去发掘他们第一次猜测的理由 ，或者把新的信息看作不可信，那就会降低他们的事后偏见。旧信息看起来依然仔在，人们只是必须给它一点帮助。

做个"事前诸葛亮"

不管事后偏见的成因是什么，它的后果都是不令人愉快的。我们没有从错误中吸取教训。用咨询业的行话来说，就是我们产生了"劝告抵触"。用普通的语言表述的话，就是"固执"或者"顽固"。

事后偏见使得我们很难去学习什么。如果在事后我们觉得所有事件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在连贯秩序中，它们是那么有逻辑，那么具有强制性。如果我们事后相信，自己可以料到它会发生，那么，我们就会高估自己预测和有准备地抗御这类事件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相信，我们有一双明亮的眼睛，能够在正确的时点上投资。毕竟我们预见了股价会下跌，预见了金融危机会发生，正如同我们预见了股价会重新上升一样。一切都符合逻辑，不是吗？

实际情况并不像事后偏见所展示的那样。但事后偏见效应诱使我们产生这样的想法，认为我们预见了它的发生，认为这是符合逻辑的，已经发生的就是终将发生的。由此，我们的环境 ( 在我们讨论的情况中就是股市 ) 是清楚易懂的、有逻辑的和可掌控的。如果我预料股价会下跌 ( 或者上升 )，那么，我还将重新成功地运用这种技巧。不是吗？为什么犹豫？为什么也担忧？没有风险和犹豫，对我们预测能力满怀自言 ( 可惜至少在出现事后偏见的情况下确实是这样 )，大踏步地奔向股市。

如果想要动摇人们对股市预测能力的信心，可以借助一个简单的问题。股市专家来了，说美国房地产信贷危机是可预见的，人们早就料到它会发生。对此，我总是以提问的方式米回答：那你赚了多少？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精神导师。精神导师本来是在印度教、锡克教和密宗佛教中给宗教教师的一个称号。在这期间，精神导师成了人们赋予特别优秀的人士的一种令人崇拜的头衔。这些人士通常从事某种要求智力超群和专业知识的职业。

在股市，人们谈论的精神导师指那些经常以股市预言的方式现在媒体上的专业人士。他们拥有一定的知名度，并由此成了名人。杜塞尔多犬证券交易所把"股市中精神导师"这个词评选为"2006年股市恶语"。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精神导师的本意是无所不知的先知，他给人们答疑解惑。人们会认为，这有点不适合股市。如果有人要寻求解脱，那他也不应该在股市里求解脱。

但真正的股市精神导师在事实上业承诺可以帮助人们求得解脱，从股市上无所不在的不安全感中解脱出来。他知道，什么会发生；他知道，为什么会发生：他给我们指出通往更多安全、利润和成功的道路，把我们从错误中解救出来，从损失中解救出来。2009年，股市理充斥着大量的精神导师。他们都预见到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灾难，并且带着这种荣誉和名望曝光在媒体的荧光灯下。毫无疑问，很多经济学家预见到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但他们中的绝大部分部低估了危机的强度和幅度，即使现在他们不再愿意在回忆起这一点。那么，怎么知道他们说的是不是真的？很简单，我们只需要问一下"多少"这个问题：这些先知通过他们的知识挣了多少钱？为什么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为了谋生还必须在媒体上出现？为什么他们还必须出售他们写的书籍？从这些事实中能够得出的结论就是，他们在危机中也没有挣到什么钱。

正是这一点让人产生疑问。有人非常肯定地预见了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危机，但却没有从中牟利？看起来他对自己的预见也不是这么有把握，否则的话，他就会卖空房地产。那么，他现在也就不用在这里卖书了，卖书是多么累人的苦啊。这个问题在大多数关于预测问题的讨论中都很有用。如果有人说，他预料到很多事情，那么你就问他"凭你的知识，你挣了多少钱？"通常情况下，谈话会就此结束。当然，有时这样问显得有些无礼。

如果想摆脱事后偏见，那么，就请自问一下"多少"这个问题：

如果我准确地预见到，这个建筑公司的股票会上涨。那我买了多少它的股票？我又通过这只股票挣了多少钱呢？没有？为什么？如果这只股票肯定会涨的话，为什么我当时没有买呢？之前的我，也就是6个月或者12个月前的那个作为投资者的我，我并没有购买或大量购买这个事实，让我不得不得出结论，当时我对整个事情的结果的预料，其实并不像事后回想起来那样有把握。

所以，我们要经常给自己以及给所有股市先知提"多少"这个问题。大多数人总是把钱投到自己信任的地方，如果有人没有把钱投到他嘴上宣传的地方，那他就不是先知，而是个唯利是图的商人。

总而言之，事后偏见大大限制了我们的学习能力。通过诱导我们产生"不知为知之"的幻觉，使得我们自认为拥有一种我们实际上并不具有的预见能力和专业知识。它使得我们错误地以为可以高枕无忧。这是多么美妙的事，赢者认为他们应该为这个结果负责，而输者认为他们不应为此负责。我们有可能防范这种事后偏见吗？通过警示？可惜不行。

很多研究报告表明，对事后偏见的警示是没有作用的。稍有帮助的办法是，请参与者有意识地寻找论据，说明为什么某个事件也有可能不同于他描述的场景，而以另外的方式发展。这种办法能够稍稍减轻事后偏见。所以，在一个审议过程中，人们要请求评审人员认真寻找事故不一定发生的论据。作为投资者，人们必须明确地自问，这次投资冒险是否也会有其他结局呢？这将会有所帮助，但只是一点点。

我们是否涉及其中，也影响到事后偏见的范围和程度。人们进行了一个实验，请了很多参与者，做了一个股市游戏。3周后，一部分参与者被告知，他们运气不佳，买的股票跌了很多。现在，人们问参与者，这种股价的损失是可预期的吗？下跌股票的购买者认为，这种损失是很难顶见的：另外一些没有购买这种股票的参与者则认为，达种损失是可预见的。

道理很简单，这是由于我们的自我价值感。对于那些自我价值感同这种股价损失没有关系的人，这种损失是可预见的。而对于那些投资出现失误的人来说，如果他相信，这种损失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不可预见的，那么，( 也就能够以比较轻松的心情正视自己。如果一切顺利，那是我很不错：如果失败了，那是因为运气不佳，遇到了偶然事件，或者是其他人的问题。这又是自利性偏差，一种为了保护自我价值感的、有选择性的偏见。那些危及自我价值感的负面事件，在我们看来就是很难预测的。

概括地说，这是一种有些讨人喜欢的诊断。事情顺利，归因于我们的能力；事情失败，那是没有办法的事。这让我们产生一种"自己已经足够好"的温暧感觉。通过诱导，事后偏见让我们觉得能够预知即将发生的事，并因此来支持和加强这种感觉。如果把这些加在一起，就造就了一个对自我、对自己的能力充分信任的投资者，但实际上很可能并非如此。这样，又回到了老问题：我们能够做点什么来防止事后偏见呢？气象学家和桥牌运动员与此有什么关系呢？或者与红发绅士又有什么关系呢？

还是谦虚谨慎点好

"红发绅士协会"是一个有些奇特的组织。这个组织给伦敦的店主杰贝兹·威尔逊每周4英镑报酬。威尔逊只需要每周有四天到协会的办公室里坐几个小时，在那里抄写《大英百科全书》。在19世纪晚期的伦敦，4英镑是个很大的数目，所以，威尔逊果断地接受了这个职位。威尔逊得到这个职位，只是因为他有一头红色的头皮，这是加入红发绅士协会的前提条件。当这个红发协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时，、威尔逊先生产生了怀疑，求助于当时最著名的侦探夏洛克·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被这个奇特的案件深深地吸引，并相当快速地侦破了此案这个红发协会只是一个幌子，目的是为了引诱威尔逊离开他的商店，以便作为犯罪同伙的店伙计能够在商店的地下室挖出一条地道，抢劫隔壁的银行。一个古怪的问题很快被归结到一个简单的、普通的答案上。

福尔摩斯的朋友和助手约翰·华生记录了大量的案例资料。他总是非常惊叹福尔摩斯的洞察力。当福尔摩斯向他解释他是如何得出结论时，华生惊异地意识到，这一切都不是巫术，而是相当符合逻辑的。华生经常反躬自省，为什么自己没再得出这个结论呢？华生说，如果听了福尔摩斯的解释，那么一切似乎都是清晰的和简单的。这正是事后偏见。如果别人给你解释了，那么，你就根本不能想象，这个事情不是这样的，它还有可能是另外的样子。

同过度乐观和自利性偏差一样，事后偏见能够造成资产组合的毁灭性损失。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战胜市场;我们相信我们了解什么是高潜力的股票，并且知道什么时候应该买入或者卖出。而这正是股市灾难所需要的种种材料。

那么，专业人士呢？他仍应该能够更好地对付这些谬误吧？人们给股市业余爱好者和给人提供股市预测的投资专家做了一个关于预测的实验。如果人们问实验参与者，谁的预测准确率大一些？业余爱好者和专业人士的答案是一样的，他们都认为专业人士的预测更准确。实际上并不是这样。事实表明，业余爱好者的预测结果和专业人士的预测结果之间并没有什么差异。这两组人都表现得过度乐观，他们预测的准确率井没有得到证实比如说，专业人士预测的准确率是40%。如果人们扔个硬币采预测的话，也会得到比这好的结果。

有一些人群比较少地受过度乐观和事后偏见的侵袭，这就是气象学家和桥牌运动员。我们从这些人中能学到什么呢？首先是他们能及时得到一

个反馈。比如说气象学家，他在周一时，预测周二的天气。他看看周二的天气，就能够测试他预测的正确性。类似的情况是桥牌运动员。在游戏开始前，参与者就必须告知至少要拿到多少墩，然后开始游戏。几分钟之后，开始清点，看看叫牌者是否拿足了他认为能够达到的墩数。

经常的、立刻的和直接的反馈是对付过度乐观的武器之一。如果再人在每天，对每次游戏都做一个预测，然后立即进行对比，那么，他对自己的预测能力的判断就会更现实一些。

此外，随时记录预测结果也可以帮助气象学家和桥牌运动员。在桥牌游戏中，人们将他的报价以牌的方式放到桌子上，并被登录在一张纸上。这样，桥牌运动员就很难给自己找到借口，说他早就知道这样不行，因为他的真实的估计写在纸上或者还般在桌子上。在这里，人们无法自欺欺人。这是对付过度乐观的第二个秘密武器：对自己的预测进行认真的记录。

所以，不妨准备一本投资日记。在每次投资前都记录下决策过程：为什么你选择了它，你都给自己承诺了什么，写下赞同相反对的论据，以及你是如何评估和权衡这些论据的。尽可能准确和详尽地论证你的决定。

这本日记有两个作用：第一，迫使你系统地考虑投资决策。如果你在书面记录时确定，你很难清楚地论证这个决策的话，那么，你就应该再次对其进行思考。毕竟，无法用简单的、可信服的词汇来书面表述的东西，也许就不是合理的。它可能只是一种内心的感觉，一个瞬间的想法，一种短暂的情绪。

这种日记的更重要的作用在于：一年后你再次把这本日记拿在手中，或者当你卖出投资产品时， 你可以再次看看，你当时对这项投资都写了什么。现在你无法逃避自己的预测， 因为一切都白纸黑字摆在那里， 可以清楚地看到， 你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在此，事后偏见就不再有机会了。

当然，这种策略的问题在于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外部环境越恒定， 某类决策重复越多，我们得到的关于行为的反馈越多，那么从错误中学到东西的机会就越大。投资日记这种练习，特别适合那些经常在股市做投资决策并自己管理资产组合的人。那么，对于那些不是每天活跃于股市的投资者来说，又能做点什么呢？

这就更困难了。如果你只有很少的机会试错， 那么怎么能从错误中学到东西呢？这是很难的， 必要时，你可以运用结构化的决策辅助工具。比如，故障树分析法。一棵古障树就是一种对所高风险和故障来源分层级的图形表示。假定你想投资一种网络股票。有哪些方面可能会导致失败呢？首先我们要考虑这个企业有什么样的风险： 萎靡不振的经济状况、新的竞争、新技术等。然后考虑， 有什么因素会危及这个企业。在每个标题下，写下我们想到的所有可能的原因。新的竞争会是怎么样的，比如一顶新工艺，会造成经济疲软吗？以这种方式，我们自然就会生成反对某项投资的论据。这至少会让我们的决策深思熟虑。

生活一直向前，但总是事后才能明了。人类总是更倾向于狂妄自大。这并不是说，经验就没有价值了。如果理解了过度乐观的现象，就可能会在生活中更仔细和小心。但人们也不能抹杀过度乐观的好处。如果有人过度乐观，就敢于冒比较大的风险， 由此，就有可能获得更高的回报。过度乐观会激发和鼓励人们从事在其他情况下不敢做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推荐上述练习。很难说，它们是否真能降低我们过度乐观的情绪，但它至少能使我们的决策系统化，这是不会再错的。

现在让我们进一步思考一下，我们是在什么基础上做决定的？通常是借助于数据。在这方面是否也会存在陷阱呢？让我们来问一问一位男士。他在某一天烦透了，开始提出一个麻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