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牛市版前言
本书于1 5年前首次问世，当时的金融市场状况以及作者本人的状况与今天大相径庭。法语中有句话plus如change，plus c' est la mere chose，我从未像今天这样对它的含义感到信服。
经过15年时间而未被遗忘的书籍并不多见，但是就我所知，许多了解1940年华尔街的人仍能回忆起这本书。这些人也并非都曾买过或读过这本书，甚至连阿诺先生的漫画也未曾一顾。我游历多年，知道有很多人听说过本书却从未买过一本。无论何时，当我漫不经心地在谈话中提及《客户的游艇在哪里？》时，听者鲜有不为之眼睛一亮的。
这种生命力应全部归功于本书的题目——仅仅八个字代表了全书的内容。借此机会，我想谈一谈促使我完成本书的最初动机：
这个题目所依据的小故事见诸纸端的时间早于本书。1927年，当我在华尔街谋到第一份差事后不久，就听说了这个笑话，与我有过同样工作经历的人莫不如此。它在我的潜意识中埋藏了十几年。归根结底，它并不是那种可以在大公司宣扬的笑话，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早已熟知此事了。后来我把它故人初稿之中，我的编辑杰克·古德曼先生又把它抽出来，并坚持要以此作为本书的主题。我记得自己当时曾表示强烈反对，却像往常一样徒劳无功。我最近从精通版权法的兄弟处得知，书名是不能注册版权的，因此我打算为本书起个好名字——《芬兰美洲桔历险记》。
就在本书出版并被大肆宣传之后，我收到很多来自老华尔街人士的信件，他们称我为剽窃者。其中的一位很有礼貌，可是其效果与别人相比却毫不逊色。这位老绅士不辞辛苦、随信寄来一份《闲谈者》杂志的影印本，这是旧金山的一种出版物，出版于我出生那年。我惊奇地从中发现，名声仅次于威尔逊·米兹纳的智者特拉维斯先生曾经在嘴里嘟哝过这句话。我知道特拉维斯先生有点口吃，这使他在寒风凛烈的天气里打着冷颤向水族馆走去时说的话更加耐人寻味了。如果具备正常的文学修养，这个题目应读作“客一客一客户的游艇在哪里呢？”
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我决走剽窃的这个笑话从一开始就具有它内在的价值。如果笑话本身不具有这种价值，那么无论我是否参与其中，它都不会流传辛个多世纪。
我最喜欢的书评（实际上是我在所有人写的所有书评中最喜欢的一个）来自于弗兰克·萨利文。我从未与萨利文先生见过面，但是他的书评却使我们这两位经济学者有过一段简短的书信往来。他在书评中写道：
[施维德先生]认为华尔街人士是无可救药的浪漫主义者，本质上属于儿童。难道我们不都是这样吗？我在1 937年以40美元的价格买进了宾州铁路公司的股票，而当时并未怀疑自己是个成年人……
……华尔街的命运或许更多地掌握在这种奇并的哲学家手中。如果我是J．P．摩根，并且没有理由怀疑自己不是，成将道请小弗雷德·施雏德作为我的合伙人。”
于是我坐下来认真地给弗兰克·萨利文写了回信，烦请《纽约先驱论坛报》转交。“亲爱的萨利文先生：
非常感谢您对在下所作的出色评价。然而我希望在此尽快与您讨论的话题却与文学毫无关系。
您在书评中提到，如果您是J.P,摩根先生，将邀请我作为您的舍伙人；而且您还暗示，您很有可能就是摩根先生本人，我对此很感兴趣。
我并不想对您有所保留。我目前任职的行业还远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火爆程度，能成为摩根的合伙人将会是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成就，至少也是向上升了一个台阶。因此我发现我的未来已经与您的身份密不可分了。
我希望您能仔细地考虑一下并最终确定自己的身份，是杰出的金融家摩根，还是出色的喜剧作家萨利文。当然，如果事实证明您没有一副黑色的大胡子，我们所有的梦想都将化为泡影。
如果您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将留给您一个职位。如果在未未的某一天事实证明我是奥格登·瑞德夫人，我将聘请您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的首席特约评论员，薪水由您自己决定。当然，薪水也必须合理，这一点相信您不难理解。
您真诚的”
我很快收到了萨利文的回信，事实证明他的真正身份就是萨利文。回信让人感到非常失望，我随即把它放到了一边。但是我至今仍记得其中的主要内容。他很客气地写道，让我成为奥格登·瑞德夫人已经超出了我的能力范围；然而如果我愿意做些更容易的事而把宾州铁路公司普通股份格提升回40美元，他聘万分感激。
此处有必要说说宾州铁路公司的股票，它当时的份格在1 1. 25到11.5。美元之间。我感到十分沮丧，一股寒流通及全身，忍不住自言自语道：“啊，这个倒霉的家伙。”当我在1955年春天写这篇文章时，发现自己似乎已经为他把股价提升回40美元了。
当人们第一次向我建议在今年适时推出本书的新版本时，我也曾颇费了一番心思：是的，我将仔细地重新阅读自己的作品，对那些未能完全经受住时间酸性检验的现点加以修改——毕竟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但是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我决定大胆地对自己说一句：“保留原文!"已经存在的东西还要让它继续存在下去，其中包括对一家全国最著名的银行机构名称的拼写银误（不知他们是否仍在使用那个校对员？）。
本书的这个版本应该以回忆录的形式如实地记载15年前发生在我身上的事，在那之前，我已经在那片艰苦的庄园里辛勤耕耘了将近15年。回忆录不需修改，否则只会削弱它的写实价值。我要作出最诚实的选择，这也是最轻松的。
华尔街在本书完成的那一年非常萧条，股票价格几乎达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点。很少有人会对较低的股票价格感到心动，因此当时的公众对华尔街的兴趣就如同对网球场的兴趣一样，只有少数传统的富贵家族才会对低价格或网球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交易传送机的纸带运动就像一条悄无声息的小溪，经纪人们也有时间下十五子棋甚至埋头写作了。
但是我在骑着摩托车任职于那片庄园的日子里，几乎着遍了发生在那里的任何事，也几乎每次都感到无比惊诧。首先，我有幸看到了所谓的“不可思议的二十年代”的最后三年（但是为什么至今仍把它称为不可思议的呢？）。随后，我突然得到一个雅座，得以欣赏到大崩溃的到来。在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我看到了发生在我国历史上的生动、悲惨而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此后不久，我又被迫成为一名不情愿的大萧条的旁观者和参与者。这次的遭遇要悲惨得多，太多的戏剧性效果变成了一场乏味的梦魇。这是一场可怕的恶梦，也并不让人觉得有趣。与人们的普遇看法不同，重要人物们（许多是好人）对此也感到束手无策，正如任何梦魇者在恶梦惊醒前的感觉一样。接看，新总统——我比较欣赏的一个人——通过无线电波说出了有史以来最具效力的八个单词，重新恢复银行的作用（关用银行的也是他，理由也很正当）。像任何梦魇一样，这次梦魇也在眨眼之间结束了。
大约过了4年，在1937年下半年又出现过一次小恐慌，只是规模较小没有掀起风浪。此后4年中，华尔街风平浪静并且日复一日地保持原状，直到发生珍珠港事件。请注意，我此处所说的仅限于华尔街，外面的世界则变化极大。
此后不久我就离开了华尔街，面且我确信股价在第二天就开始回升；它们以后一路上涨，只出现过几次微不足道的波动。或许这种变化和我的离开并无任何关系。
我从未以职业人士的身份再回华尔街，却以顾客的身价不时地光顾那里。有人或许认为这其间最大的不同是我不再会因为到那里而领到工资了。然面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不同在于华尔街对我的态度变了。现在当我于1 1点半漫步走进经纪人办公室时，不会再有发狂的上司训斥我的拖拉和愚蠢，虽然我作为一名顾客经常是二者兼备的。我在这股时期总能得到人们彬彬有礼的热情招待，然而既使是满怀敬意的招待有时也免不了与刻意奉承搀杂在一起，尤其是当我的言谈举止流露出可能会买卖50股某种股票的时候。
如果说在旧版本中除去一处拼写错误和某些不成熟的评论之外还有什么可以指责的，那或许就是关于投资信托公司的一章。我在讨论中似乎有些自以为是，可是自从我对它们大加讽刺之后，这些公司的价值一直在稳步上升。
这些公司的发展比同一时期任何个别股票的剧烈上涨都重要得多。它们中的绝大多数（现在数量很多）都是“开放型”投资公司，现在被称为“共同基金”。
共同基金的发展并不是因为投资者一时的冲动，它的管理者派出许多工作努力又能言善辨的销售人员，四处开拓新的领地、并不仅局限于对股市感兴趣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他们走家串户，向人们解释自己公司的优势并回答人们的问题。如果得到任何有利的暗示，他们还会再来拜访，如果没得到这种暗示，他们也会再来。他们与寿险推销员相比毫不逊色。你应该还记得那些家伙：最初只不过有些讨厌，然后越来越烦人，最后让你签了一份保单。可是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后，你会对这份保单感到高兴，因为你是这样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和一家之主。
十五年过去了，我们可以说共同基金的销售员们甚至比寿险推销员更能给自己不情愿的客户带来实惠，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我注意到我曾在第48页的脚注中保护过自己，认为“投资信托公司”是一种不令人满意的不恰当的结构，应该对此加以改进。现在这件事已经完成了，却没有人对我表示感谢。更滑稽的是，就在我对它进行讽刺的时候，却成了一家优秀的投资信托公司的股东。这个公司是“封闭式”的，这些股票也不是由销售员卖给我的。我根据自己的判断（或一对冲动）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买下了它们。几年后它们的价值不止上涨了一倍。我认为这很荒唐，又通过纽约股票交易所把它们卖给了某些不知名的人（他们是追求运气的傻瓜）。这次我仍然是根据自己的判断采取行动，我的计划是当价格跌到一个可接受的水平时再买回来。
事卖上我再也没买回它们，因为它们从未下跌过。我不想在此讨论它们上涨到什么程度，因为我对自己第二次交易的评价已经超过了英语的正常表达范围。
噢！
或许没有读者会粗鲁地问一位评论金融问题的专业作者，为什么他对钱了解得那么多却没有钱。然而许多读者心里或许都存在这种疑惑。他们需要得到某种解释，既傻并不正确。
就我而言，我不仅肤浅地写过一些金融问题，还在成年后的大部分时间里与普通股打过实际的交通。高级证券很少能引起我的兴趣。到写这第文章的时候，普通股市场已经持续上涨了15年并已达到古罗马以来的新高度，但是我还没有搞到一辆卡迪拉克。
我把这种平庸的成绩归结于年轻时受到的影响。那时我的交易桌对面是一位玩世不恭的爱尔兰老人，而且我暗地里对他的这种思想极为欣赏。我经常有幸听他自言自语地重覆那个最喜欢的逻辑：“创造证券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呢？它们的产生就是为了卖出去，那么就卖掉它们吧。”
自此以后，我一直都在战战兢兢地买进股票，当出现利润时再兴高彩烈地卖出去（当然，绝不会少于六个月。我并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在当时认为自己得到了生命中最可爱的奖赏，不需做任何事就可以挣到一些钱。然而很久以后的事实证明，我本应该在买进之后就像一个肥胖而愚蠢的农民一样紧紧地抓住不放，那么我今天的财富将超过自己贪婪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