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乔治·索罗斯：全球宏观策略之王

这一切都始于索罗斯。1992年9月16日星期三，这一天将与1987年10月19日的股灾“黑色星期一”一道成为英国交易市场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而这一次暴跌的对象是货币。单个交易员的收益金额竟如此之大，以至于他的名字将永远与人们现在所说的“黑色星期三”联系在一起。在这一天，量子基金战胜了英格兰银行，净赚10亿美元，乔治·索罗斯也因此造就了自己的交易神话。这次交易让世界聚焦外汇市场，让佛里特街的各大报业公司都聚焦索罗斯在伦敦南肯辛顿的居所一一昂斯洛花园的前门。从它的灰泥门廊里走出一个态度温婉的对冲基金经理，说着一口并不流利的英语。正是他在前不久给全世界最重要的一家金融机构猛力一击。而在针线街上一家帕拉弟奥风格建筑的外墙背后，英国央行的贵族体制却被一个出身贫寒、勉强完成伦敦经济学院经济学课程的匈牙利犹太移民伤得体无完肤。

这一天集中体现了许多反差和并存。牧羊人大卫战胜了巨人歌利亚。沉着的对冲基金交易员冷静地执行思虑周密的策略，而受到挑衅的英国政府和中央银行慌乱应对，建立了根本难以维持的头寸。英国的外汇交易员们在刚刚成功毁灭了本国货币并将英国赶出了汇率体制之后，狂欢豪饮喝下成桶的香槟。而英国人正如在板球比赛中一样，自己优雅地躲了起来。全世界都在猜想英国是否会觉醒，开始在外汇市场上你争我夺，而不再假装自己仍然享有早已失去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通行权。而索罗斯却凭借自己新得的名气和财富，一跃而跻身于当世的全球最伟大慈善家之列，推广和资助自己开放社会的信仰，同时还开创了他个人的单边外交政策。

汇率体制系统

1992年，英国成为汇率机制（ERM）成员国仅两年时间。该系统在1979年就被引入欧洲经济共同体（EEC），旨在实现成员国间的货币稳定。汇率机制要求成员国要将各自的货币维持在彼此相对的区间内。虽然设定区间是为了更加灵活，但实际上它却成为一种生硬的约束。事实证明，将通货膨胀保持在预先设定的参数范围内，将货币保持在规定的价值区间内，对于一些成员国来说是极其困难的。从理论上讲，将货币维持在特定区间内有利于协议范围内的稳定和国际贸易。但事实上，人为规定的强势货币或弱势货币却对整个体制形成压力，具有客观、时局观的聪明人都能感觉到出现违约事件只是时间问题。在这个金融体制内外，有许多客观的思考者都认为整个汇率体制终将以失败告终。

汇率体制系统的症结就在于各个成员国处于他们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在自由移动市场中，为了刺激经济增长或抑制通货膨胀，有必要上调和下调利率。通常情况下，利率上调会像磁石一样吸引国外资金流。资金赚得利息。这种情况一般会导致该国货币走强。有些时候，利率下调会导致资本外流，该国货币也会相应转弱。是要下调利率来刺激经济增长，还是要上调利率来抑制通货膨胀， 一个国家如此上下调动利率自然而然会引起本国货币相对于他国货币的上下浮动。

汇率体制的第一条裂隙出现在意大利。意大利的货币区间本来就比较灵活宽松，但它还是不能将其维持在区间内。9月14日，在意大利和德国联合干预提振里拉的措施耗费两国数十亿元储备金后，里拉贬值7%。汇率体制遭遇全面猛攻的大幕已经拉开。而英国就是下一个目标。英镑太过强势。撒切尔夫人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终成泡影，英国正在经受低经济增长和高通货膨胀的困难时期。在加入汇率体制之前，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和财政部同僚们未经官方批准一直将英镑与德国马克挂钩，将英镑对马克报价维持在3左右。英国加入外汇机制时英镑对马克报价为2.95。鉴于英国脆弱的经济形势，许多人认为如此高的汇率难以维持。前任财政大臣劳森在20世纪80年代的财政刺激政策促成的经济繁荣在现任大臣诺曼·拉蒙特任期内迅速破灭。

在1990年实现统一后，德国开始上调利率，抑制通货膨胀。这就意味着英国也要效仿德国上调利率才能将英镑维持在其区间范围内。在英国，住房价格的通货膨胀程度已经大得惊人，许多人为了借款买房背负高额利率。此时上调利率就等同于政治自杀，而且其他各个领域也会受到相应影响，并导致失业率攀升，而这正是当时的保守党政府想不惜一切代价极力避免的情况。交易所里的聪明人都知道英镑必须要贬值。可惜的是，这些聪明人并不在政府工作。

求生与制胜理论

索罗斯62岁时已是亿万富翁。他在1969年开创了量子基金，正如表2.1所示，其在短短的16年时间里，将区区500万美元变成了10亿美元。索罗斯遵循一套全球宏观策略，能够进行债券、股权、货币和大宗商品市场交易。他创建了自己的一套投资理论，下文中将对该理论做详尽解释。

索罗斯常将自己的成功归功于自己年少时躲避纳粹的经历以及他的“反身理论”。他从两个人身上获得了巨大灵感，一个是战乱年代中他的父亲蒂瓦达，而另一个是在伦敦经济学院教过他的哲学教授卡尔·波普尔。

在《金融炼金术》一书中， 索罗斯曾写道：“如果要对我的资质做总结，那么我会用一个词概况：求生。在我的青少年时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给我上了一堂求生课，让我毕生难忘。我很幸运，有一个深请求生之道的父亲，他曾是出逃的战俘，挺过了俄国革命。在他的监护下，发生在匈牙利的大屠杀成了我幼年时期的求生高阶课程。我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出色的对冲基金经理，青少年时代的这段经历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我深信不疑。我的概念框架同样也是如此。”

索罗斯运用了波普尔的哲学思维来挑战经济理论中的基本假定。在纯科学中，假设要经过检验。即使有上千次成功的检验支持该假设，只要有二次检验失败，就可以证明感知事实的虚假性。没有人能够得知终极真相，所以知识都是不完美的。有些经济理论假定有完美的知识，而索罗斯认为这种知识是不存在的。

索罗斯的概念框架、他的反身理论与传统经济理论背道而驰。他反对尤金·法玛“有效市场假说”所规定的市场趋于平衡这一主流观点，声称市场的活动恰恰与之相反。他认为，金融市场里有许多勤于思考的参与者，他们的投资目标就是要战胜市场，这些参与者会产生主流偏好，而这种偏好就会对市场价格本该反映的根本法则产生影响，于是市场价格就会趋向于反映并加强这种主流偏好，吸引来更多的投机商和参与者，并形成市场趋势。一旦这种主流偏好被发现是有缺陷的，那么趋势就会发生改变，并向相反的方向移动。

简言之，反身市场运动的图解与营销产品生命周期并非完全不同。在图2.1所示的产品生命周期曲线中，我们看到产品销量是如何从导入期到成熟期随时间而增长的。销量从产品发布之日开始增长，在出现最早一批使用者后销量激增，接着产品开始达到利润峰值，其后，如果产品保持不变，仅竞争、价格和替代产品等因素就会导致其失去优势，且销量开始下滑。

图2.2所示是索罗斯修改后的曲线。索罗斯表示每股收益曲线所包含的不仅有基本趋势，还有股票价格对该趋势的影响。投资者所感兴趣的“根本法则”是体现在每股收益上的。这里所指的股票是指收益潜力很大的股票。如果股票价格和每股收益曲线相对和谐地一起上下波动，投资者会趋之若鹜。如果股票上涨的速度高于公司的收益增长速度，那么投机商就会认识到这一阶段的波动过度，并纷纷退出交易，从而导致从众者超买收益达不到预期的股票，股票价格走低。

索罗斯声称，市场几乎总是错的，而他就是要找到市场的缺陷。市场的缺陷越大，那么在主流偏好发生逆转时，赚钱的机会也就越大。这并不是说索罗斯不跟踪潮流趋势，而是他总在不停地分析主流偏好，并确定它顺势发展的时机。

在许多方面，他都认为这种分析策略就是一种竞争优势。他曾说道：“我要补充说明的重要一点就是寻找缺陷是有回报的。如果我们找到了，那我们就能抢先一步，在市场也发现我们已知的缺陷时有效控制损失。而当我们不知道什么会出错时，我们才应该担心。”索罗斯经营对冲基金的附加优势就是他也可以做空头，就是卖空股票、债券或货币。一种投资无论看涨看跌，他都可以参与其中。

索罗斯将求生视作自己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同样地，他的另一个致胜关键就是对市场机会不可思议的洞察力。毫不夸张地说，索罗斯总是独具慧眼。他在美国刚走上金融这条路时，他的“5年计划”就是赚够50万美元后开始他的哲学研究。有人说，命运总是把握在自己手中。索罗斯凭借自己的独到眼光赚钱，他是最早利用同一股票在不同市场定价异常，在伦敦和纽约做石油和黄金类股票套利交易的人。当时正值苏伊士运河危机，埃及紧张局势升级导致石油类股票震荡，他为自己和FM梅尔公司赚了不少钱，很快就小有名气。

在危机解除后，索罗斯和一个同事发现将债券和它附有的认股权证分离开是一种非常赚钱的方法。他们会将债券卖给一家信誉良好的经纪商，经纪商会承诺在债券和认股权证可分离的时候交付认股权证。而这种交付承诺就被称作“借约”，可以在二级市场进行买卖。同样地，交易所交易的股票和认股权证的借约之间也可以套利。索罗斯在这个市场上再一次名利双收。与此同时，他还结识了一些大型经纪公司和投资公司里的大人物。

当梅尔公司已经无法满足索罗斯的个人发展时，他迅速找到了一个新东家，成为威特海姆公司的欧洲股权分析师。他聪明过人，当然也能发现股票中的“隐藏价值”。他会将自己的发现告知机构投资商，也会自己做些股票交易，在同时身兼分析、销售和交易三职时，他的学徒经历也无可挑剔，为自己未来的对冲基金经理人职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在威特海姆的工作结束时有些不愉快。当时他有一单交易比较惊险，虽然最终化险为夷，虚惊一场，但是怯懦的上司声称自己并不知晓也没有授权索罗斯的交易行为，索罗斯不得不忍受耻辱，成为替罪羔羊。那就这样吧。索罗斯后来加入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但在此之前，他曾暂别金融市场，潜心追求自己的哲学理想。后来在阿诺德，他与吉姆·罗杰斯结成搭档；也是在这里，他成立了一家世界上最著名、有史以来最赚钱的对冲基金。

量子基金的诞生

索罗斯发现好的交易并不是全凭运气。他常常会在拜访所追踪的公司过后撰写股票分析报告。可以说，他身兼分析师、销售员和交易员3种身份，其实也是完成3个人的工作量。而且他还会像磁石一样吸引其他同样喜欢勤奋工作的人。1968年，在将罗杰斯带入他的团队时，索罗斯曾说他一个人能“做6个人的工作”。当时的罗杰斯与现在一样，会给人一种易怒、固执己见的印象，但是除去这些特质不说，他能将一件事做到出类拔萃，那就是股票分析。一个想法很快就能从单一股票分析演变为对整个行业的分析。如果分析符合索罗斯的反身理论，那么索罗斯和罗杰斯就有了充分的投资理由。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在1967年批准成立第一雄鹰基金，由索罗斯担任经理。1969年，索罗斯和罗杰斯创立了第二家基金一一双鹰对冲基金，创办资本为400万美元。双鹰基金的优势就在于，它的投资交易范围更广，既可以超买也可以卖空。

双鹰基金的业绩惊人，在4年时间里规模增长了4倍。一方面提供投资建议，另一方面根据分析结果使用阿诺德·莱希罗德公司的基金做交易，两者之间存在利益冲突，所以不可避免地，索罗斯和罗杰斯还是更适合自己单干。在1973年8月，索罗斯基金成立，管理资产达1800万美元。1979年，索罗斯将基金更名为量子基金。

索罗斯与罗杰斯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们工作能力的高低或他们挑选股票的业绩好坏，而在于他们对待规模的不同态度。在共事约10年后，两人在基金规模扩展和甄别塑造培养员工来增加基金价值促进基金发展等问题上产生分歧，伙伴关系最终破裂。罗杰斯满足于自己比同事们聪明的现实，也乐得将基金规模维持在1亿美元的水平。而索罗斯却想将基金做得更大更好。也许在经历了那么多成功之后，罗杰斯所渴望的是保持他们的财富，少冒些风险，因为他明白即使是聪明人也会因狂妄自大而吃苦头。

如果事实真是如此，那么就必须要为索罗斯辩解几句。因为许多有关他的文章都明确指出他非常清楚人类的弱点，甚至是他自己的弱点。他将求生视作竞争优势，而从量子基金后期的发展也可以看出，如果能保证基金的生存，他是绝对不惧怕承担损失的。在1987年，当“黑色星期一”的阴霾笼罩全球股票市场之时，索罗斯为了止损，强行平仓数额巨大的股票技资组合，损失惨重。两周过后，他又重新进入市场，卖空美元。那一年量子基金的收益率为15%。而道琼斯只有2%多一点。

在罗杰斯离开后，除了有一年比较失意外，基金一直发展迅猛。索罗斯又选中了一名杰出的搭档一一维克多·尼德霍夫。他一直留在量子基金，直到1990年后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接班为止。德鲁肯米勒原先是数量分析专家，获哈佛大学统计学和经济学学士学位，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1982年，德鲁肯米勒离开自己的NCZ商品公司加盟索罗斯，开始接管基金的所有固定收入和外汇交易业务。他不仅是一名出色的学者、睿智的统计学家，还是一名世界级硬壁球选手和才华出众的棋手。他的交易业绩将量子基金的价值提升至数十亿美元。他自己也声称曾指点和成就了许多百万和亿万富翁。

德鲁肯米勒的技能就是从走向毫无规律性和目的性的市场中赚取大量的分角零钱，但是这种交易风格在趋势市场并不适用。德鲁肯米勒很有自知之明，在他这种特定的交易风格走到尽头时功成身退。索罗斯也承认，没有哪一种单一的交易方式是正确的。有时市场有趋势，有时市场会停滞，有时套利也会变得有效。至于德鲁肯米勒，索罗斯也常常夸奖他为人正直。虽然两人的交易方法和交易风格不同，但是索罗斯思想开明，直觉敏锐，他认可德鲁肯米勒，在正确的时机采取了他认为正确的交易方法。他的秘诀就是不断地寻找机会，始终先人一步。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在与英格兰银行进行英镑交易战时，斯坦利·德鲁肯米勒时任量子基金的运营主管。尽管做空英镑是德鲁肯米勒的想法，但却是索罗斯促使他瞄准要害一招致命，卖空100亿英镑。在总结索罗斯的竞争优势时，德鲁肯米勒列举了他的许多品质：“分隔能力、聪明睿智、临危不乱、独具慧眼、批判分析精神等。”但据他所说，最重要的还是索罗斯敢于“扣扳机”，也正是这种无畏和直觉让他可以把交易做大做强。

不仅仅是直觉

索罗斯的竞争优势是在寻找他所说的弱点或缺陷的同时，还要照他所说“始终先人一步”将机遇最大化。不论是做套汇交易员、证券分析师、销售交易员还是外汇投机商，索罗斯总是有赚大钱的本事，而这对于其他人来说，却只能是书中的故事和虚妄的美梦。在每一单交易的背后都离不开严苛的工作，要通过反身理论对交易进行展望，对风险和潜在错误进行评估，然后决定交易规模。规模的大小取决于现实情况，但是如果有必要，索罗斯完全不惧怕扩大规模。批评和自我批评会导致想法和交易的微调，而强烈的求生意识会导致想法修正以及自我和资本保护。

如果全凭直觉，那么这70年来索罗斯难道靠的全是这点儿小聪明？一定不止这些。毋容置疑，他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反身理论的可行性。人类行为确实会体现为趋势，但除此以外，它还体现为贪婪、懒惰和急躁。人类喜欢发横财，在投资时不求甚解。同样地，人类习惯遵从宗教教义、政治体制和其他规则，而不去质疑这些规则背后的合理性。人类还会惊慌，并做出毫无逻辑的事情。反身性就是这些人类特性的总和。用直觉去评估脱节的程度，并且敢于通过冒险来加强直觉。

准备工作

在1992年年初，量子基金的市场估值大约为31亿美元。索罗斯有充足的资源来做成一单大交易。斯坦利·德鲁肯米勒在纽约第七大街的办公室里负责对交易进行协调，而远在伦敦的斯考特·贝森特和索罗斯团队会为其提供必要的帮助。

除了伦敦的银行和中间商以外，英镑保卫战的重要参与者还有英国首相约翰·梅杰、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内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贸易委员会主席迈克尔·赫塞尔廷。在英国海军部大楼行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而这些人的工作效率就和这台收音机一样低下。正如事态发展的那样，英镑的抛售压力太过巨大，最终将他们压垮。

实际上，自7月中旬德国联邦银行按照当月例会决议上调利率之后，英镑和汇率体制系统内的其他货币，尤其是意大利里拉，就已经面临重重压力。联邦德国必须要处理与民主德国统一后的通货膨胀压力。在设定利率时，行事独立的德国联邦银行获得授权，优先解决国内问题。

约翰·梅杰将自己的领袖生涯和政府命运与保持低通货膨胀牢牢绑定在一起，因此他的政策会反映德国联邦银行的政策。1990年10月，他说服玛格丽特·撒切尔加入汇率机制并保全了她的总理之职。尽管持怀疑态度，但撒切尔仍然近乎独断地做出以当时2.92的马克对英镑高汇率加入汇率体制。同年11月，撒切尔被赶下台，梅杰接过其衣钵，继续亲欧洲、强英镑和低通胀政策。然而，他所面临的麻烦是强势的英镑抑制了出口贸易，且英国失业率节节攀升。撒切尔之前鼓励英国国民购置房产的政策开始显现恶果，英国跟随德国脚步上调利率的压力越来越大。高利率就意味着有些家庭很难支付按揭利率。更糟糕的是，一些房产开始贬值，导致房主处境岌岌可危，房屋呈负资产状态。

8月中旬开始出现要求英国英镑贬值的呼声，但是表面上亲欧洲、内心对欧洲持怀疑态度的财政大臣强力为英国的政策辩解，农示政府不会贬值英镑，会竭尽所能保持英镑的强势，并留在汇率体制内。德国虽然对兄弟国家的经济和政治遭遇不无同情，而自己也是自顾不暇。它提出两个解决方案，都是非黑即白的方法。第一就是贬值。第二就是上调利率。然而，英国财政大臣拉蒙特自己却想着第三个解决方案。他认为德国联邦银行应该降低自己的利率，以减轻困难国家的一些压力。

同时让拉蒙特倍感振奋的是德国总理科尔曾在非正式场合暗示过他有意降低德国利率，出于这种考虑，他将9月4日在巴斯举行的欧洲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视作解决问题的一次机会。

在这次会议上，花白头发、外号“獾熊”的诺曼·拉蒙特和他的同僚们卸下了所有政治伪装，开门见山直奔主题。拉蒙特几乎是发号施令般要求德国联邦银行的赫尔穆特·施莱辛格立即下调利率。被如此当作下属对待，施莱辛格努力控制自己的怒火，对拉蒙特回以羞辱。他先是打政治牌，表示联邦银行要先解决国内问题，随后突然离开了会场，甩门而去，给这位英国财政大臣一记响亮的耳光。

巴斯会议并没有取得任何积极的结果，这就像是开了一盏绿灯，释放出更多导致英镑走向毁灭的信号。伦敦金融区的交易员开始卖出相对较弱的欧洲货币，囤积德国马克。首当其冲的就是意大利。当时的英镑还在苟延残喘，英格兰银行的交易员时刻监控英镑价格并采取干预手段确保其交易区间，而意大利却是气数已尽，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它就成为第一个缴械投降的国家。

9月11日星期五，意大利里拉面对巨大压力，意大利银行和德国联邦银行为了提振里拉已经注资数十亿美元。施莱辛格最终忍无可忍，致电意大利总理朱利亚诺·阿马托，称德国将不再支持里拉。其实，施莱辛格就是要告诉阿马托，这样实在是太费钱了。在面见科尔后，施莱辛格给意大利提供了一个折中方案。如果意大利和其他国家都将货币贬值，德国就会同时下调利率。

阿马托给约翰·梅杰打电话转达了这条消息。梅杰的立场毫不含糊。英国将会以现行汇率将英镑保持在汇率机制内。其实就在前一晚，他在格拉斯哥参加苏格兰英国工商联合会时就曾表明了自己这一立场。尽管阿玛托苦苦恳求，并且分析称如此咄咄逼人的金融市场很可能会攻击另一个货币，但是梅杰依然强硬坚持，英国不会将英镑贬值。

9月14日星期一，意大利将里拉贬值7%，德国也将利率下调0.25%。交易平台顷刻之间陷入混乱，那些陷入困局的交易员急忙回补自己的损失。而他们的抛售却正中获利者下怀。一方的喜悦与另一方的灾难形成巨大反差。骄傲的孔雀在梳理自己的羽毛，沮丧的驼鸟却将头埋在沙土里。英镑的不祥之兆已经显现，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如果德国联邦银行利率下调0.25%给了英国一丝希望，那么这种希望也是转瞬即逝。在意大利投降之后，交易员的交易量巨大，在其后的两个交易日内转手量达到数十亿英镑。英国财政部在9月15日周二深夜开会，同意为提振英镑而注资十亿英镑，以防范投机商生事。但是就在会议即将结束时，他们气愤地得知施莱辛格在接受《德国商报》记者维尔纳·贝克霍夫采访时以为自己的评论不会被公开报道，就表示称“意大利里拉的贬值还不够”，他想要意大利和其他国家更彻底、更全面地贬值本国货币。这则消息在第二天早上就会成为英国报纸头条。英国财政部近乎绝望，他们给德国联邦银行打电话，恳求施莱辛格撤回评论，但是评论还是“公之于众”了。如果施莱辛格在巴斯仅仅是甩门而去，那么现在他就是当众将英镑彻底断送。十亿英镑也不足以将其拯救。

9月16日星期三

一场屠杀即将上演。索罗斯就是屠夫，同时还有许多市场参与者疯狂地围攻上来，导致英镑遍体鳞伤。英格兰银行的感受就像是1879年祖鲁战争中保卫罗克渡口的第24步兵团。9月16日星期三很可能是他们终生难忘的一天。当时英格兰银行的外汇工作人员还在慢条斯理地为早上8点钟开市做着准备，而世界各地的大人物们都已经严阵以待，准备对英镑发起全方位毁灭性的打击。

在新加坡，当亚洲开始向伦敦传输交易账本时，货币经纪市场已经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即将发生的一切。中间商之间的交易匹配一直是金融机构Harlow Ueda Sassoon的主要业务，没有人比穆尔蒂·桑达西万更精于此道，他可以找到许多对手方进行英镑买卖的匹配。当他看到英镑对马克交易走低时，在他的庄家显示板上出现了一批惊慌的卖家。从汉华实业信托银行传来一个尖锐的声音：“卖500万。”桑达西万都不需要报10时20分市场的买卖交易点差。“您在2.9510卖出500万。”他说道。

“谁是买主？”电话的另一端传来这样的询问。

“英格兰银行。”桑达西万回答道。

“他们并不在我的名单里。他们是谁？”焦虑的庄家回答道。

“他们是英国中央银行，我的朋友。我们之后会告诉你细节。简要地说，您刚以2.9510的价格卖出500万，再见！”

在瑞士，瑞士银行的交易平台比伦敦早开市1小时。这些瑞士银行家们中午一起用餐，午后喜欢玩玩美元对法郎作为消遣。但今天是个星期三的早晨，他们已经蓄势待发，准备要对另一种货币穷追猛打。其实在英格兰银行的交易员介入之前，他们就已经开始卖空英镑，但是与那天后的交易规模相比，完全是小巫见大巫。

在英国伦敦佛里特街，高盛公司的交易员们在早晨6时30分之前就已经在交易平台前准备就绪。在彼得伯勒大楼二楼巨大的固定收益货币和大宗商品交易大厅以前通常是人声鼎沸，而今天大家都聚集在外汇交易部门那一片区域内。高盛磨下有两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一一加文·戴维斯和大卫·莫里森。莫里森有不少追随者，曾一度有人争论称他的言论和推测改变了市场走向。早些年，他声名鹊起，被认为是支持英镑升值的英镑大师。然而现在，他与大多数人一样都在呼吁英镑贬值，而且他与戴维斯连续几周都在晨会上要求卖空英镑。此前因为成功预测了意大利里拉贬值而小赚了一笔，现在高盛外汇交易平台旁的各位都是信心满满。

高盛的交易平台曾为业内几个最大的对冲基金做市，对以交易所之名冒大风险这种做法也并不陌生。在麦克·奥布莱恩的领导下，经公司上层授权，高盛的自营交易员已经蓄势待发。这些人中就有拉里·贝塞拉，一个很与众不同、穿皮靴牛仔、骑哈雷摩托、喜欢本垒打的芝加哥牛仔。与此同时，高盛的代客交易员也保持警惕、时刻待命，捕捉并反映任何异常的大额订单。很快高盛的交易平台就会处理数额异常巨大的英镑交易。

在圣保罗大教堂以东的坎农街119号，年轻的罗斯·唐纳修才入职英国货币经纪商GODSELL ASTLEY & PEARCE公司几周时间，那天他刚为睡眼惺怡的同事们买来培根三明治和咖啡，就被从美元对日元交易平台招呼到“电缆”交易（英镑对美元）这边来暂时帮忙。对于这个年仅17岁、人畜无害的孩子来说，这就是一场战火的洗礼。他自己也承认，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有见过那样的景象。与哈罗和马绍尔等英国公司一边，许多货币经纪商在那一天时间里就赚到了自己一年的利润。

让我们继续走，来到利物浦大街旁边的德文郡广场。在保诚贝奇公司，巴里·汉尼刚刚写完早晨的外汇展期票据。据他回忆，7点刚过几秒，行动就开始了。保诚贝奇为许多对冲基金和商品交易顾问提供服务，客户中有许多都是趋势跟踪交易员。它有能力为知名大公司执行大额订单。但是那一天只有一个响亮的名字：索罗斯。在他们昏暗的交易大厅，迪米特里·尼科利奇负责管理英镑账簿。尼科利奇冷静沉稳，动作就像拳击手一样敏捷，曾涉足汽车行业，在周末也会去布兰兹－哈奇赛道开法拉利赛车。很快，他就要充分调动自己的灵巧和速度，才能跟上英镑的自由精体运动。

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外汇市场，英镑交易的首选银行是米特兰银行、劳埃德银行、巴克莱银行、国民西敏寺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等英国商业银行。这些银行的员工博采众长，形形色色，来自英国的各行各业。银行的交易大厅常常混杂着香烟味和隔夜啤酒味，充斥着各种诅咒和谩骂。

在国民西敏寺银行，掌管“电缆”交易平台的是年仅30岁的奈杰尔·马修斯，他的副于是约翰·拉姆金。作为银行间交易商，拉姆金将经历他人生中最忙碌、最紧张的一天。在国民西敏寺银行工作了18年，拉姆金在外汇交易行业勤恳工作，职位稳步提升，与其他同事一起，有幸成为银行首要货币的做市商。

就在前一天晚上，他们还和吉姆·特罗特以及他的英格兰银行交易商们在一起。特罗特和他的团队会定期讨好商业银行交易商，收集有关谁在做“电缆”交易的消息。他们一般会在晚上9点钟给各个清算银行打电话。当英格兰银行关门歇业时，商业银行仍然会为“电缆”交易做市，先是在伦敦，然后是在美国。而在这段时间里，英格兰银行的交易商正常情况下都是待在家里，守着一台能给他们传递价格信息的路透寻呼机和一部大小重量像砖头的移动电话。如果“电缆”交易的价格接近了它的区间极限，由于不能通过他们自己的交易平台下达订单，这些在家办公的英格兰银行交易商就会指示商业银行“尽可能大张旗鼓地买卖电缆”。9月15日夜里，英格兰银行交易商特别关注如此大的订单流是从何而来的，可能他们也感觉到第二天将是局势动荡的一天。特罗特团队与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交易商在外面吃过晚饭后，非正式地提醒他们要提高警惕。

不可思议的是，在那个年代，竟是由一群英格兰银行交易商在自己家里组织起英国货币的脆弱防线，这些人每天的班次是10小时，晚上睡觉时会时不时被路透寻呼机的嗡鸣声或是来自清算银行海外交易平台的电话声吵醒。这些交易商其实并没有太多的火力可以用来守卫英镑。英国财政部对时局的认识太幼稚、太不切实际，仅仅调拨了10亿英镑的“战争基金”来挽救英镑在外汇机制中的地位。在意大利里拉贬值的几天后他们的认识依然如此。

国民西敏寺银行和英格兰银行的交易商们晚餐时尽情享用着啤酒、红酒和牛排，彼此客套寒喧。虽然他们提供了有关总体头寸的信息，但是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交易商出于保护客户隐私的考虑并没有透露他们的姓名。来自美国的信息对估算不同基金、银行和公司的头寸非常有用。总体而言，美国人是准备做空英镑，而且已经逐步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头寸。吉姆·特罗特逐渐清晰地认识到英格兰银行就是英镑的最后一条防线，用以保护英镑免遭土崩瓦解。

巴克莱银行的掌舵人是汉佛莱·珀西。他是一个英国贵族，手下掌管着一群交易商。在其他交易大厅，这个首席交易员也许都无法通过基础数学考试，但是不知何故，简单的心算能力和冷静的头脑却使他在一个竞争最激烈的银行部门事业突飞猛进。在不忙的时候，交易大厅也会有短暂的轻松时刻，但是当市场起伏波动或是经济数据公布时，人们就会高度紧张聚焦，而且这种紧张和聚焦程度是在其他行业是很难见到的。几乎就在一瞬间，戏谑玩笑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精准和专注，然后只要混乱重归秩序，胡闹玩笑就会再次出现。交易大厅不适合那些生性腼腆、缺乏激情的人。在交易走向改变的紧张时刻，政治正确也会被抛之一边，人们的行为都近乎癫狂，整个交易大厅都会炸开了锅。在这样一个高速运行的市场，却很少出现错误。说起团队协作，外汇交易团队真可被比作正常运作的机器，毫不费力就能够平稳换挡，从0码加速到60码再减速停车就是一眨眼的工夫。在一天工作结束，交易账簿被转交至纽约后，经常能看到交易商们在酒吧放松，依然在用交易时的大嗓门吵嚷着，回味着当天交易日的某些瞬间，随着体内肾上腺素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几瓶啤酒和一段并不精彩的地铁或火车返家之旅。

20世纪90年代初期，电子平台还处于萌芽阶段，唯一有些名气的电子通讯网络就是路透交易系统。路透恰好也是“电缆”交易员喜欢使用的工具，在英镑/美元货币对交易方面公认的实力强劲。除此以外，其他交易还是全部采取喊价交易和手写纸质票据的方式，由强大的后台部门来输入交易，以确保在交易日结束时账簿平衡。

外汇市场中的其他大玩家当然还包括德意志银行、信孚银行、美林证券公司、摩根大通公司、摩根士丹利投资公司、贝尔斯登投资银行、化学银行、所罗门兄弟公司和花旗银行。尽管在此只是简单地提到它们的名字，但是这些银行都曾参与到外汇交易史上最著名的一天中来。

那一天早晨天气闷热，天空中响起阵阵惊雷。伦敦的银行家和交易员们都在赶往金融区的路上，到处弥漫着一种与外面天气十分契合的紧张氛围一一一种情况不太对劲的偏偏不安，许多人凭直觉都感到有大事将要发生。

约翰·拉姆金照例早上5时20分起床。他现在每天从起床到办公室的过程完全是一种机械惯性，他很快就来到罗姆福德车站搭乘早上6时30分的火车前往利物浦街，车程29分钟。他的办公室就在车站出口转弯处，主教门135号。人们都期待着外汇交易市场忙碌一天的开始，蹿升的肾上腺素将前一晚的些许疲乏全部带走。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交易商们有些紧张。在意大利这个缓冲l垫破裂以后，他们就开始替英格兰银行进行市场干预，在伦敦和纽约交易时间买入“电缆”。

在20世纪90年代，一周的外汇交易往往是忙乱的，大呼指令，填补交易，填写一摞摞的交易票据。截至周二晚上，外汇交易员已经完成了往常1周的工作量。截至周三午夜，许多平台已经赚得了往常1年的收益。直白地说，整个世界都在进行单向交易，只有英格兰银行凭借190亿英镑的外汇储备，挡在了这些交易员和一夜暴富之间。

据拉姆金回忆称：“在周三，我们都在早晨7点到达办公室，身上还带着前一晚的些许倦怠，有些客户正在交易，但是银行间的交易要到早晨8点才会开始。经纪商给出了一些报价，大概有几百万英镑（200万英镑）在支持着市场的流动性。有时这就能让你感觉到市场的方向。随着电话逐渐打进来，英镑对马克平台交易活跃起来。双向交易有序地进行。早晨8点钟，‘电缆’交易平台开始接到信孚银行、化学银行、米特兰银行、巴克莱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嫌犯’银行打来的电话。所有人都在相互打听，打电话抛补。信孚银行的交易员是市场里的大玩家，他经常会戏弄市场，放出风声来改变定价的方向。但是在当前的市场情况下，想这样做是不可能的。市场很快就忙碌起来，而且交易的方向也十分明显。如何尽快补进所有的卖出订单成为一个棘手问题。我自己的卖空头寸很快做了补进，因为我不得不从市场买进。”

小报的头版头条简直不能将情况写得更差了。《每日邮报》竟然刊出了“德国人暗中破坏”的标题。银行、投资基金、养老基金和对冲基金都排着队卖出英镑。他们卖得义无反顾，因为他们中有一些人依然还能感到意大利里拉贬值所带来的刺痛。英格兰银行此时开始介入。

在歌德赛，形势开始升温。“我们有英格兰银行在出价，有一群公司在卖出。”唐纳修解释道，“开始时是500万和1000万。英格兰银行全部买下，卖多少买多少，填补所有的交易，然后几乎是同时，更多的卖出订单涌进来，英格兰银行就继续进行交易。我并不是说一开始就一片混乱，但是伙计，我们真的很忙！”

在保诚贝奇也是一样的情形。保诚贝奇分支办公室网络庞大，商品交易顾问客户众多，它的庄家显示板不停地闪亮，许多客户都在询问当前的情况，大笔的交易从交易平台流过。每一次路透交易系统传来电话问询，交易平台那边总会吵吵着让人赶紧接起电话，而通常情况下都是汉尼接起电话。他就像是一个长着三头六臂的超级计算机，在不断加剧的紧张气氛中依然保持着冷静。有人打进电话来要卖2亿英镑。“买5000万。”尼科利奇喊道。“你的了。”汉尼喊道。“给我2000万。”尼科利奇又叫道。顿时，整个交易大厅的目光都聚焦到庄家显示板上。“请给我2000万。”“给我1600万。”“你的了。”“给我1000万。”“你的了。”“给我1200万。”“成交。”“800万。”“成交。”“600万。”“成交。”“900万。”“成交。”“400万。”“成交。”“我一共做了多少了？”“1.4个亿。”“够了。”尼科利奇从其他地方又凑来6000万英镑。以平均交易利润为8个点值计算，他的交易赚了16万美元。

在瑞士银行和高盛的交易平台同样也有大额订单流过。通常情况下，如果是金额巨大的订单，对冲基金或商品交易顾问会要求交易员在市场上悄悄地执行订单。但是今天的市场不同于往日。由于英格兰银行介入，固守英镑的汇率机制区间下限，很容易就能做到在市场不压低价格的情况下卖出10亿英镑。然而，英格兰银行的10亿英镑的现金马上就要用尽，但此时还不到上午9点。

坐镇英格兰银行的是行长罗宾·利·彭伯顿，这个老派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毕业生正在调兵布阵。在最前沿拼杀的是吉姆·特罗特和他的交易团队。交易已经进入白热化。买入“电缆”，维持住出价，他的团队正在遭遇十面埋伏。特罗特告诉副行长艾迪·乔治，他们的储备金快用完了。英格兰银行要想提升英镑价格，只有两个选择。很显然市场干预并不起作用。利·彭伯顿和他的副手艾迪·乔治感到是时候选用第二个选项了。他们给英国财政部打去电话，提议需要上调利率。

财政大臣诺曼·拉蒙特对此表示赞同，并给首相打去电话。约翰·梅杰紧急召开会议，与会成员都是他的内阁资政：内政大臣肯尼斯·克拉克、贸易委员会主席边克尔·赫塞尔廷、外交大臣道格拉斯·赫德。他们渐渐认识到一个残酷的现实，为了保住他们的汇率机制成员国地位，他们要大幅上调利率，而如此高得惊人的利率是当前经济无法支撑的，这种做法简直就是政治上的切腹自尽。他们四人心情沉重，批准上调利率，并将决定通报给伦敦金融区。上午11点钟，英国利率上调至12%。

在利率上调前，德鲁肯米勒和索罗斯已经积累了大约40亿英镑的卖空头寸。对于报纸上关于施莱辛格评论的报道，索罗斯曾这样回忆道：“联邦银行基本上是在怂恿投机商针对较弱的货币进行投机交易，我们也是从联邦银行那里得到了启发。”

王与英国上调利率时，索罗斯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竟会如此幸运。他督促德鲁肯米勒要“瞄准要害一招致命”，量子基金开始肆意卖出英镑。索罗斯讲道：“我们强烈地感到我们已经锁定了致命要害。上调利率表明我们已经进入最后的拼杀，他们已经陷入绝望。这实际上就是在邀请我们做追加，所以我们也不再拘着自己，尽可能多地实出英镑。”

吉姆·特罗特和他被围困的团队现在又开始经历新一轮抛售。整个金融区都领会了索罗斯的意图，英镑的价格并没有提振。英国12%的利率是难以维持的。而上调利率其实就是势弱的表现。整个金融街好像都要将英镑击垮。整个市场都沸腾了。

在4小时不停歇地疯狂抛售后，保诚贝奇交易所里的氛围已经达到白热化。“ 卖出1000万，卖出5000万，卖出3000万。”路透交易系统的单向交易请求一直没有停歇，庄家显示板全部亮成红色。其中一个高级销售员，平时很有自控能力，却也一时失控，对一个偷懒的初级销售员发了火。“我在接两个电话，谈4个路透交易，给我把扫帚，我也能扫地。你个蠢货，赶紧接电话。” 交易所里所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他之后很快又会喧嚣戏谑，笑逐颜开， 一切如常。

在歌德赛，唐纳修同样感到了压力。“现在都是5000万左右的交易订单，我们还是不停地将订单卖给他们（英格兰银行），他们依然固守着自己的出价。太神奇了！”在英格兰银行，特罗特和他的团队仍然在进行市场干预，每小时就要投入20亿英镑。若以这样的速度，英格兰银行就要花光自己的储备金了！

英国首相以及其他高层很快就清楚地认识到将利率上调2%并没有起作用。他又将自己的内阁资政召集在一起开会。财政大臣和英格兰银行副行长都认为英国应该暂停自己的汇率机制成员国地位。在海军部大楼，当4位围坐在一起的英国政坛要员听到这个提议时当即将其否决。在他们看来，他们还有最后一次机会，那就是再次上调利率。下午2点15分，利率被上调至15%。

英国金融区准确地判断出这是惊慌之举，并见风使舵加量抛售英镑。特罗特和他的小团队竟然能坚持这么久也确实令人吃惊。索罗斯将当时的场面描述成一场“名副其实的抛售雪崩”。当依稀有消息传出称德国联邦银行要下调其市场流通利率时，局势略有片刻缓解。但是传言并不属实。一记记重拳向英镑打来，英格兰银行仍在坚持市场干预。

特罗特对当时的场景有如下描述：“骑士援兵就是德国联邦银行。我们不停地向山那边张望，但是空中并没有扬起尘土，也看不到骑士的帽子和军刀。后来在电话会议上，他们突然不说英语了，这也很不寻常。所以那一天我们真的是有点扛不住了。”“扛不住”一词说得太轻描淡写！特罗特和他的团队已经买入了150亿英镑，几乎用尽了英格兰银行所有的储备金。每一笔交易他们都是赔钱的，而且损失还会越来越严重。

感到再将剩余的40亿英镑准备金挥霍殆尽也徒劳无益，英格兰银行的高层管理者通过财政部提交紧急请求，申请暂停英国的汇率机制成员国地位。英国政府最终让步，决定暂停英｜写的汇率机制成员国地位。英格兰银行收回出价，不再苦苦支撑英镑价格。

要描述接下来的场景，可以将其比作烟火表演走向高潮的喧嚣。如果之前只是吵闹的话，那么对于英格兰银行不再支持英镑的决定，市场所做出的反应就是对英镑发起最后的肆无忌惮、狂轰滥炸般的毁灭性打击。

约翰·拉姆金曾这样回忆道：“由于市场没有了买主，‘电缆’和英镑对马克交易价格开始做自由落体运动，几分钟时间，‘电缆’（英镑对美元）价格从大约1.90跌至1.60，英镑对马克价格从大约2.90跌至2.40。直到市场开始见利补进时下跌才停止。”拉姆金讲道，“作为银行，我们是做空英镑的，所以那一天我们大赚了一笔。”

在整个金融区，随着英镑价格跳水，各个银行、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企业集团和对冲基金都拼命地抛售英镑。“现在抛售的金额都是5000万、1亿、2亿，”唐纳修评论道，“但是现在并没有买家出价，所以很难出手。但凡有一些出价，也会立刻被淹没。”

保诚贝奇的交易大厅里一片嘈杂，旁边的交易平台和员工都停下了手头的工作，惊愕地看着这些交易员，整个大厅的目光都聚焦在这20来个人身上，只见他们两耳各贴着话筒，嘴里吵嚷着，手上比画着，疯狂抛售英镑。客户即使是想要问个报价也需要排队，他们绝望地等待着，心中还盘算着市场上每一个跌点给自己所带来的损失。但是跌点并不仅仅是跌点。它们是“大数”跌点，每百万英镑的一个“大数”相当于1万美元的损失。以5000万英镑计算，一个“大数”就价值50万美元。而市场正以每分钟几个“大数”的速度下跌。

对于高盛的自营交易员和其他已经卖空英镑的交易员来说，这正是他们无限欢乐的时刻。现在唯一一个艰难的选择就是在何价位见利补进。如果意大利里拉贬值7%，施莱辛格还觉得不够的话，那么10%可以吗？或是15%？一个10亿英镑头寸的10%就是1亿美元。以盈亏计算，1亿美元就相当于是几个月后的1000万奖金。对于一天的工作来说，这个收益相当不错。

国民西敏寺银行的交易员实际上赚了不止1亿美元，在伦敦金融区，大赚一笔的情况比比皆是。哥大德赛和保诚贝奇的收益达到数百万美元。而高盛也赚了几千万美元。在如此一个高收益的时代，这样的收益为高盛的一周交易完美收官。连同此前德国马克对意大利里拉的成功交易，高盛的交易平台着实大赚了一笔。高盛首席执行官史蒂芬·弗里德曼称其为他所见过的“最棒的”交易机会。

最大的输家当然就是英格兰银行。在此次英镑保卫战中，吉姆·特罗特的努力令人钦佩，堪得嘉奖。当然，他什么也没有得到，倒是行长罗宾·利·彭伯顿被封为终身贵族。特罗特称那天的代价“贵得惊人”，英格兰银行损失了30多亿英镑，用尽了150亿英镑的储备金。尽管被要求辞职的呼声高涨，但所有的政府内阁大臣们都保住了工作，最终也都被授予终身贵族地位。

然而，最大的赢家显然是乔治·索罗斯。量子基金那一天赚了10亿多美元，对于一个100亿英镑的头寸来说收益率超过10%。如果将此次交易的想法归功于斯坦利·德鲁肯米勒，那么索罗斯的功劳就在于掌控交易，并且预感到自己可以战胜英格兰银行。如果不是索罗斯将交易量从40亿英镑增加至100亿英镑，英格兰银行也许还能挺过那一天。他的连续抛售迫使英国政府上调利率，此后他继续抛售英镑，经纪商和庄家的单向交易以及他抛售英镑的传染效应，这些合力形成了反身过程。索罗斯有能力做150亿英镑的交易量，这其实也正是英国政府的市场干预规模，他凭借一己之力也足够对付英格兰银行。但是大单交易形成了市场噪音，“机构羊群效应”最终压垮了英格兰银行的防线。索罗斯交易的过人之处还在于他做到了见利补进，在市场卖到他的出价时买入100亿英镑。这真的是一个交易壮举，规模巨大，执行巧妙，成就了外汇交易市场上最著名的交易日。

索罗斯的影响

说这一切都始于索罗斯并非言过其实。索罗斯激励了一代交易员去追逐自己的交易梦想。他将“对冲基金”变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名词。在那个1年赚100万美元都被认为是一笔巨款的年代，他用一下午时间赚了10亿美元。但是我们能从他身上学到什么？我们是否有可能复制他的成功？

在索罗斯的生活和职业中有许多积极的方面，可以激励刚入行的交易员。他一个人开始创业，并没有得到什么大的帮助，大学毕业时也没有获得什么突出的荣誉，最初进入金融市场时也几经坎坷，在快40岁时才创办了自己的基金，资本只有区区400万美元。但是要记住，在短短16年时间里，他就将最初的400万美元变成了10亿美元。

他所拥有的是一种信念，虽然那不是要变成亿万富翁的信念。他的信念就是在赚够了钱后去追逐自己的爱好——成为哲学家。他的哲学理念演变成为一部尚未完成的作品，事实证明这为他带来惊人的经济收益，同时他又将其应用于创建开放社会，那是一种拥有民选政府，崇尚法治，尊重人权、少数族裔和观点多样性的开放社会。

索罗斯常常会提及自己真正的导师、自己的父亲以及自己认定的导师卡尔·波普尔教授。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父亲在困境中的领导力，以及他自己的求生信念教会了他许多，让他认识到人类行为的不理智性以及人类同低等生物一样的从众性。见识了最阴邪和肮脏的死亡，索罗斯懂得了生命的价值。他的人生一直是积极向上的。从1979年至今，他的慈善捐助已经超过80亿美元，这些善举确实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感谢上苍给我们带来了乔治·索罗斯。

至于他的基金，他完全懂得保存资本、时常评估风险，实时客观分析自己交易的重要性。他也表现出过人的直觉和勇气。没有人能比他更好地诠释完美交易员的美德一一从头脑精明、直觉敏锐的战略家到勇敢无畏、冷酷无情的投资家。在追逐利润时，尤其是当他发现弱点时，他行事果诀，不留情面，但同时他又能表现出自己的人性和谦逊。他明白虽然他对市场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市场最终还是比他强大，他也并不是所有的交易都能盈利。索罗斯感到当主流偏好即将发生改变时，要对自身处境时刻保持清醒的认识，并相应地调整自身头寸。

如果说索罗斯给了我们一个交易礼物的话，那就是他的反身理论。如果将其应用在我们的交易中，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思考型交易员的新时代。求生就是要保持竞争力，你只有保持竞争力才能够赚到钱。外汇交易是一个高风险市场，其中涉及大量的头寸。索罗斯在1992年就展现了如何正确使用头寸。

在市场中不断会有反身过程发生，并且这种反身过程仍将继续发生。自2012年9月以来，我们看到美元对日元升值近60%；在2014年中期以来，我们看到美元对许多货币都升值20%。在2014年12月，俄罗斯卢布经历了自己的“黑色星期二”，仅仅一天时间，卢布对美元就贬值近25%。美元又能继续增值多久？

其实，在金融市场总是会有机会。例如，在2015年1月，瑞士国家银行不再人为打压瑞士法郎，导致美元对瑞郎汇率呈自由落体式运动，在数分钟内下跌近40%，导致许多外汇交易客户和经纪商破产。在进入失效安全交易时保持谨慎是有好处的，这一案例就是有力佐证。

在他85岁时，索罗斯的累计资本净值已经接近惊人的250亿美元。虽然他可能希望自己因慈善事业而流芳百世，但他一定会因1992年9月16日这个特殊的日子而被人们牢记。在那一天，他成为一个交易传奇，一个与众不同的、最伟大的货币之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