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会计政策与纳税问题
即使GAAP有缺点,我也讨厌制定一套更好的规则。然而,现有规则的局限不需要克服:CEO不必受人摆布,IEGAAP报表作为他们对所有者率债权人义务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事实上他们必须如此。毕竟,任何一位子公司经理如果报告了不加渲染的GAAP数字,而这些数字遗漏了他的老板册母公司的CEO-册他要的关键信息,都会发现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为什么CEO本人就应该保留实质上对他的老板们—公司的持股所有人—有用的信息呢?
需要报告的是有助于了解金触的读者回答以下三个关桩问题的数据—无论它们是GAAP数据、4PGAAP数据、还是翻外的GAAP数据:(1)这家公司大约值多少钱?(2)它能够履行未来义务的可能性?以及(3)考虑到经理们分派到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表现有多好?
在大多数惰况下,从最低限度的GAAP提示中收集上述一个或更多问题的答案介乎困难与不可能之间。企业界真是太复杂了,以至于不能用单单一组规月,有效地描述所有企业的经济事实,尤其是那些广泛涉足各种不同业务的企业,如伯克希尔。
使间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许多管理人员不是把GAAP者做一种者要达到的标准,而是看做一种需要克服的障碍。会计人员欣然协助他们的事不胜枚举。(“2加2,”客户问,“等于几?”合作的会计师回答,‘.你想它等于几?”)即使是诚实而且出于好意的管理人员,有时也会稍稍曲解GAAP,以展示他们认为可以更加合理地形容他们业绩的数值。平滑收益以及“巨额冲销”季度是正直的管理人员采用的其他“没有恶意的谎言”。
于是,还有一些经理积极地使用GAAP进行欺诈,他们知道许多投资者率审计师视GAAP结果为真理。因此这些江湖骗子“富于想像地,,解释会计规则,并用技术上遵守GAAP,但实际上向世界显示一种经济幻觉的手段记录业务交易。
只要投资者—包括想像中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沉迷于符合稳定增长的报告“收益”,那么你们就可以相信一些经理和推销员会利用GAAP产生这些数字,而无论事实如何。多年来,查理和我观察到了许多规模难以置信的会计诈骗,只有少数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了惩罚;许多甚至未受到任何谴责。用钢笔窃取一大笔钱比用枪抢劫一小笔钱要安全得多。
7.1盘购一联营争论
收购中的会计应用是目前非常有争议的话题,而且在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国会甚至可能干预(一个真正可怕的念头)。
当一家公司被收购时,通用会计准则(GAAP)现在抵消了记录这笔交易的两种截然相反的方法:“盘购”和“联营”。在联营法中,股票必定是货币;在盘购法中,付账可以用现金或股票。无论货币是什么,管理层通常僧恶盘购会计法,因为它几乎总是要求建立一个“商誉”账户以及随后的注销—一种通常持续几十年的,使盈利背上巨大年费用的过程。相比之下,联营法避免了商誉账户,这就是为什么管理层爱它的原因。
现在,财务会计标准委员会(Financial Accounting Standards Board,FASB)已停止使用联营法,因此许多CEO正在准备战斗。这将是一场重要的战斗,因此我们将斗胆提出一些观点。首先,我们认同许多经理的观点.他们认为商誉摊销费用通常是假的。
对于会计规则来说,批准在通读情况下与现实相冲突的摊销非常棘手:大多数会计费用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关,即使它们不能精确度量它。作为一个例子,折旧费不能精确标定物理资产遭受的价值下跌,但是这些费用至少可以描述一些真实发生的事:物理资产总在损坏。相应地,存货的陈旧费、应收账款的坏账准备和保修单的应计费用,都处在反映真实成本的各项费用之中。这些开支的年度费用不可能得到精确侧量,但是估价它们的必要性显而易见。
相比之下,在许多情形中,经济商誉并没有减少。实际上,在许多例子中—也许是大多数情形中,它的价值实际上随时间的推移而增长。在性质上.经济商誉很像土地:两种资产的价值肯定会波动,但价值运动的方向决不是注定的。例如,See公司的经济商誉已经以一种不规则但很稼定的方式增长了78年。而且,如果我们正确地运作这家企业,这种增加很可能至少会持续另一个780
为了逃避商誉费的假象,许多经理信奉联营法的假象。这种会计习俗建立在诗歌般的想法上,也就是当两条何并在一起时,它们的水流就不分彼此了。在这种概念下,已经并给大企业的公司并没有“燕发,(即使它常常能收到一笔数额巨大的“出卖”锐价〕。相应地,商誉没有得到创造,因此那些降低盈利的讨厌费用就被消除了。相反,对于正在前进的实体的会计方法,就像这个公司永远是册个单元那样得到处理。
就这么写诗情画惫。兼并的现实通常远非如此:无论这笔交易如何拟定,都无可争辩地有一个获得者和一个被获得者,而且后者已经被“晌买”。如果你另有想法,就去问间那些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工作的雇员。你会一清二楚。因此在这点上,FASB是正确的:在大多数合并中,购买已经做出。是的,确有一些真正的“同等公司合并’,但它们寥寥无几。 查理和我相信,有一种以事实为依据的方法,既可以满足FASB-希望正确记录一次收购,又能满足管理层对减少商誉荒谬费用的异议。我们会首先使购人的公司的公允价值记录其收购价格—不论用股票还是现金支付。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个过程将会创造一笔代表经济商誉的巨大资产。然后我们会把这项资产留在账面上,不要求摊销。最后,如果经济商誉受损,因为它时常会,它就会像其他许多被判定为受损的资产一样受到减计。
如果我们建议的规则被采纳.就应当追溯地得到运用,这样盘肋会计法就会在整个美国保持一致—离今天存在的还有漫漫长路。一个预言:如果这项计划会起到效果,那么管理层就会拟定更加明智的收购,为他们的股东按实际的结果,而不是为他们的报告盈利按虚幻的结果,决定用现金还是股票。
7.2股票期权
在主管人员和会计师们做出的让我们不要面对现实的行为中,册惊人的情形出现在股票期权的世界中。在伯克希尔1985年的年报中,我曾摆明了我对利用期权和滥用期权的观点。。但即使期权设计得当,事实证明也是毫无意义。缺乏逻辑并非巧合:几十年来,大多数企业发动了针对会计规则制定者的战争,试图避免在发行股票期权的股份公司的利润中反映出它们的成本。
看管人员常常认为期权难以估价,所以理应忽略它们的成本。在另一些时候.经理们又说,为期权指定成本会伤害那些用起步的小型企业。有时,他们甚至庄严地宣称“价外选择(Out-of-the-money)’’的期权(那些执行价格等于或大于当前市场价格的期权)在发行时毫无价值。
奇怪的是,机构投资者理事会(Council of Institutional Investors)已经就这个主题表达了不同的观点,它认为应当视期权为一种成本,因为它们“不是来自公司保险箱的钱”。我认为这种推理思路为美国的股份公司立即增加它们的报告收益提供了徽动人心的各种可能,例如,它们可以用期权支付保险成本来消除保险成本。所以如果你是一名CEO,而且赞成这种“没有现金收付就没有成本(No Cash-No Cost丫的会计理论,那么我将给你一个你不会拒绝的报价:请打电话到伯克希尔找我们,我们会高高兴兴地卖给你保险,用来交换一大捆你们公司股票的长期期权。
股东们应当明白,公司在向另一个当事人交付有价值的东西时就会产生成本,而不必仅仅在现金易手的时候。而且,仅仅因为不能精确量化就说一项重要的成本不应确认不仅愚蠢而且玩世不恭。现在,会计有很多不精确的地方,毕竟,没有哪一个经理或者审计师知道一架波音747飞机的寿命有多长,这意味着他也不知道这架飞机每年的折旧费用是多少。没有哪一个人可以确切知道一家银行每年的贷款损失费用应当是多少。而且,财产保险公司在估计损失时的失准早已是声名狼藉。
这是否意味着仅仅因为这些重要的成本项目不能绝对精确地量化,就应当将其忽略呢?当然不行。相反,应当由诚实且富有经验的入来估计并记录这些成本。如果你们正确地对待它,那还会有其他什么重大但难以精确计算的成本—也就是不同于股票期权的成本—会让会计专业人员说应当在计算收益的时候忽略呢?
而且,期权并非那样难以估价。无可否认,给予主管入员的股票期权在各个方面受到的限制增加了估价难度。这些限制影响估价,但是,它们不会排除枯价。实际上,既然我有心出价,我会给任何被授予有限制的股票期权的主管人员一个报价,尽管它有可能较现值不利:在发行日,伯克希尔会为他或她在期权上实现任何未来收益的权利付上一大笔钱。因此,如果你们发现一位CEO说他新发行的期权价值极小或者毫无价值,那么就告诉他试试向我们询价。说实在的,相比为我们的喷气式公务机确定一个合适的折旧率,我们对为任何一种期权确定一个合适价格的能力有信心得多。
会计专业入员和SEC在期权会计问题上长期被企业主管人员挤着走,他们应当为此感到羞愧。此外,主管人员参与的游说可能产生一种不幸的副产品:我认为,企业精英在对自己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鼓吹不可信的东西时,在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对此精英可能有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可说—却冒着失去信誉的风险。
我们对于通用再保险公司的收购,使会计程序中一个异乎寻常的缺陷非常突出。目光敏锐的股东在阅读我们的委托书时,很可能注意到了其中一个不同寻常的项目。在收人预测表中—详细描述了两个实体1997年的联合收益如何受到兼并的影响—有一个项目说报酬费用会增加6300万美元。
我们赶紧增加的这个项目并没有发出信号说,查理或我已经经历了重要的入格变化。(他仍然乘长途客车旅行,并引用本·富兰克林的话。)它也不表明通用再保险公司的会计行为有任何短处,这种会计严格按照GAAP。相反,预测报表调整的出现是因为我们用现金计划替换了通用再保险公司长期存在的股票期权计划,这个计划将通用再保险公司管理层的激励报酬与他们的营运业绩联系在一起。从前,对这些经理们来说,重要的是通用再保险公司的股价;现在他们的工资将来自他们递交的公司业绩。
这项新计划以及被终止的股票期权安排有相匹配的经济效果,这意味着它们给雇员的报酬对于一个给定的业绩水平来说应当是相同的。但是,这些人先前本可以从新授予的期权预测的盈利现在用现金支付。(过去几年授予的期权仍然在外流通。)
尽管这两种计划是一种经济冲击,但我们提出的现金计划将会产生一种截然不同的会计结果。这种梦幻般的结果出现是因为,现存的会计原则在计算收益时忽略了股票期权的成本,尽管在许多股份公司中,股票期权是一项巨大而且不断增长的费用。结果,会计原则给管理层提供了一种选择:以一种形式给雇员支付报酬并计算成本,或者以另一种形式给他们支付报酬并忽略成本。因此使用期权的小奇迹迅速增加。然而,这种不平衡的选择对于所有者来说是很不营的:尽管期权—如果得到合理的构建册能够是一种正确甚至理想的酬报并激励高层经理的方法,但它们在分配奖赏时却经常反复无常,作为激励因素也效率低下,而且对于股东来说非常昂贵。
不论期权的优点是什么,它们的会计处理都是让人不能容忍的。考虑一下我们在今年要在GEICO花的1.9亿美元广告费。假定我们不是为广告付现金,我们在十年中向媒体以市价支付伯克希尔的股票期权,那么会有入在乎说,伯克希尔没有承担广告的成本,或者不应当在其账面上扣除这笔成本。
也许贝克莱大主教(Bishop Berkeley)—你可能会记得他在周围没人时沉思在森林中倒下的大树—会相信会计没有看到的花费就不存在。然而,查理和我对于用哲学眼光看待未记录的成本感到担优。当我们考虑投资于发行股票期权的公司时,我们会对报告盈利适当地向下调整,只是减去的数量等于这家公司因公众抛鲁同样数量和结构的期权本会实现的数量。相似地,如果我们考虑收购,我们会把里换任何股票期权计划的估计成本考虑在内。因此,如果找们做尸笔交易,我们会马上把隐截的这种成本去除。
不同意我关于股票期权观点的读者,此时可能在心里抱怨我把发行给雇员的期权成本等同于那个理论上可以公开买卖的期权成本。为了说明这些论点之一,雇员的期权有时会被没收—这减少了对股东的损害—而公开发行的期权不会,这是事实。当雇员行权时,公司会得到减税;而公开交易的期权没有这种好处,这也是事实。对这些观点有一种补偿:发行给雇员的期权常常被再次定价,这种改变使它们比公开交易的期权贵得多。
市场有争论说,给雇员的不可转让期权,相比可以自由卖出的公开交易的期权,价值要低。然而,这个事实并没有减少不可转让期权的成本:给雇员配一辆只能用于某些目的的车,对于雇员来说降低了车的价值,但对于雇主来说至少没有降低它的成本。
最近几年,查理和我为期权做出的盈利调整经常把报告盈利数字削减了5%,而10%也很正常。有时,向下的调整太大,因此它影响了我们的投资组合决策,这使我们或是卖出或是放弃购买,而要不是因为向下调整我们就会这么做。
在几年前我们曾间过三个问题,至今我们还没有得到答案:“如果期权不是一种报酬的形式,那么它们是什么?如果报酬不是一种费用,那么它是什么?以及,如果费用不应当计入盈利的计算中,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它们应当去哪?
7.3“重组”费用
管理层在股票期权案件中扮演的角色几乎没有仁慈的:最近几年令CEO们和审计师苦恼的数字严重地阻止了FASB用事实代替期权这种虚构事物的努力,面且实际上没有人大胆地声援FASB,其对手甚至在战斗中争取到了笑国国会的支持,宜传被夸大的数字符合美国的利益。
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管理层的行为在涉及重组和兼并会计时更加坏。此时,许多管理人员有目的地操纵数字,欺骗投资者。因此,正如迈克尔·金斯利(Michael Kinsley)e对华盛顿说的那样:“丑闻并不在于干非法的勾当,而是在于干合法的勾当。”
在会计中区分良秀曾经相对简单:例如,在20世纪60年代末,曾经上演过江湖骗子称之为“大胆的、有想像力的会计”的行为(偶然使他受到华尔街一段时间爱戴的行为,因为他从不让入失望)。那个时期的大多数投资者知道谁在玩游戏。因此,为了他们的信用,实际上所有美国最受尊敬的公司当时都避免欺骗行为。
在最近几年,正直已经受到了腐蚀。许多大公司仍然做事坦诚,但有相当数量而且不断增加的高级经理们已经形成了这种观念,也就是操纵盈利去满足他们相信是华尔街愿望的东西是可行的。实际上,许多CEO认为,这种操纵不仅可行,而且实际上是他们的职责。
这些经理以实在太普通的假设开始,也就是他们每时每刻的工作就是尽可能促成最高的股价(一种我们坚决不同意的前提)。为了推高股价,他们令人钦佩地为优秀的营运奋斗。但是当营运不能产生期望的结果时,这些CEO们作为求助于不值得赞美的会计谋略。这些谋略或者是制造所希望的“盈利”,或者为将来产生这些盈利创造条件。
为使这种行为合理化,这些经理们常常说,如果股东用来做交易的货币,即股票,没有得到充分定价,那么股东就会受损,而且他们还争论说,在使用会计诡计获得他们要的数字时,他们只做其他每一个人做的事。一旦这种人人都这么干的态度被接受,道德的疑虑就会消失。就叫这种行为是格雷欣(Gresham)。之子:劣会计驱逐良会计。
这种失真的灾难是“重组费用”,一种当然能合法的会计条目,但经常是操纵盈利的工具。在这种小把戏中,应当合理分摊到几年中的一大块成本,被倾泻到了一个季度中,这个季度通常已经注定要让投资者失望。在某些情况下,这种费用的目的是整理过去错误的盈利陈述,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它是要给未来的错误陈述做准备。在任何一种情况下,这些费用的大小和提取时机都受到了玩世不恭的主张的控制,也就是如果在给定的季度每股盈利减少5美元,华尔街是不会在乎的,只要这种亏空量保证将来每股的季度盈利会稳定地超出预期5美分。
这种把所有的东西倾泻到一个季度中的行为,使人联想到一种相应的“大胆的、有想像力的”手法—应用到高尔夫球分上。在第一轮赛季中,高尔夫球手应当不在乎他的真实表现,而是仅仅用恶劣的数字填满他的记分卡-2倍、Stn、4倍的柏忌—然后取得,比方说,140分的成绩。建立了这种“留存”之后,他就应当去高尔夫球店,并告诉他的职业运动员希望“重组”他不完美的挥杆。下一步,当他把新挥杆带人赛程时,他应当数自己的好洞,而不是坏洞。这些来自他老挥杆的残留,反而应当从他先前建立的“留存”中扣减。那么,在5轮结束时,他的记录将是140,80,80,80,80,而不是91,94,89,94,92。在华尔街,他们不会在乎140-这毕竟来自‘.停止的”挥杆—而会把我们的英雄分类成一名80杆的射手(而且永不让人失望的射手)。
对于那些宁愿预先欺骗的人,有这种策略的一个变体。这个高尔夫球手,单独与合作的球童一审计师一起玩时,应当递延记录坏洞,记录4个80杆,接受他为这种运动员气质和连贯性获得的喝彩,然后取得记载了140杆的第5张记分卡。在用这种“巨额冲销”调整了他早先的计分罪恶之后,他会咕峨几句道歉,但会避免回到先前在俱乐部会所里他从比较记分卡中收集的总数。(这个球童,如果我们需要加上,将会获得一个忠诚的赞助人。)
不幸的是,在现实中使用这些记分法变种的CEO们,往往变得沉溺于他们正在玩的游戏中,毕竟,用记分卡伪造成绩比花时间练习发球容易,而且永不鼓起决心放弃游戏。他们的行为使人想起伏尔泰(Voltaire)e对性别检验的解释:“查一次是哲学家,查两次是性变态。”
在收购领域,重组已经上升到了一种艺术形式:管理层现在频繁使用兼并,不诚实地重新整理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作用的方法将允许他们既可以平滑又可以增加未来的盈利。实际上,在交易时,大审计公司有时指出小(或者大量)会计魔术的可能性。从布道坛获得这种推进,一流的人会频繁屈从于三流的战术。CEO们理解很难拒绝审计师保佑的、可以增加未来盈利的战略。
来自财产保险行业的一个例子将说明这种可能性。当一家p-c公司被收购时,买家有时会同步增加损失准备金,常常量很大。这种增加或许只反映了先前准备金的不足—尽管这很离奇,有多少次这种精算师的“革命”与签订交易同时发生。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步骤建立起了“盈利”在后来某日流进收人的可能性,因为准备金得到了释放。
伯克希尔已经完全清除了这些行为:如果我们要让你失望,我们宁愿以盈利而不是会计方法。在我们所有的收购中,我们留下的损失准备金完全与我们发现的一样。毕竟,我们一直与熟悉业务、诚实报告财务状况的保险经理们联姻。当交易发生时,如果负债受到迅速而且相当大地提高.那么简单的逻辑说明那些优点中至少有一项必定一直缺乏—或者换言之,收购者正在铺设未来注人“盈利”的基础。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故事,说明了在美国股份公司中一个实在太普通的观点。两家大银行的CEO,其中一个是已经进行过许多收购的人,不久以前牵涉到了一次友好的兼并商讨中(最终商讨没有导致交易)。老练的收购者正在详细阐述可能发生的联合的种种优点,只不过被另一位CEO怀疑地打断了:“但那不意味着一笔巨大的费用吗?”他问道,“也许多达10亿美元?”那位“老道的人”没有多说废话:“我们会让费用比那更大—这就是我们做交易的原因。”
巴尔的摩的R. G.合伙公司(R.G. Associates)对于1998年间所提取的特殊费用或者宜布提取的特殊费用—也就是重组、进行中的R&D、与兼并有关的条目,以及减记的费用—所做的初步记录确定了1369*,共计721亿美元。这是一个令人惊愕的数字,因为这个视角证明:《财富》500强公司1997年的盈利总和是3240亿美元。
显然,今天许多管理人员对准确报告所持有的无礼态度,是一种公司耻辱。而审计师,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在积极的一面无所作为。尽管审计师应当把投资大众当做他们的客户,但他们往往向选择他们并施舍给他们工资的经理们磕头。(吃谁的面包,唱谁的歌。)
然而一条大新闻是,在阿瑟·莱维特主席领导下的SEC看来决心要使美国的股份公司清除这种陋习。9月在一次里程碑式的演讲中,莱维特召唤“盈利管理”的结束。他正确地观察到,“太多的股份公司管理者、审计师和分析师正在参与一场点头和使眼色的游戏。”然后他提出一项真正的控诉:“管理或许正在向操纵让步;正直或许正在向假象投降。”
我力劝你读读主席的讲话(你能在因特网站www.sec.gov中找到它),并支持他使美国股份公司向投资者讲述直白故事的努力。莱维特的工作将是咫风,很难想象对于他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做。
7.4分部的数据与会计合并
1988年,根据GAAP做出的一项重大变革,我们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中完全合并了我们所有的子公司。过去,共同储贷公司(Mutual Saving andLoan)以及思考特·费泽财务公司(一家主要为世界百科全书公司和Kirby公司的产品提供分期付款销售贷款的财务公司)都在“单一的”基础上加以合并。这意味着我们,(1)把我们在它们合并净资产中的权益在伯克希尔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作为单项资产表示,以及(2)把我们在它们合并年利润中的权益在我们的合并收益表中作为单项收益表示。现在,这项规则要求我们在资产负债表中合并这些公司的每一项资产与负债,而且将它们的每一项收人和开支都包括在我们的收益表中。
这项变革强调公司还需要报告分部的数据:在传统的财务报表中,需要汇总在一起的业务部门的经济多样性越大,这些披露的用途就越小,而且能够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能干的投资者就越少。实际上,我们在伯克希尔永远准备合并数值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达到外部的要求。另一方面,查理和我一直在研究我们的轨部数据。
既然已经要求我们在GAAP报表中捆绑更多的数字,我们已经决定出版我们认为可以帮助你衡量企业价值和管理表现的补充信息。(无论你检验什么样的会计报告,伯克希尔向债权人履行其义务的能力—我们列出的第三个问题—应当有目共睹。)在这些补充披露中,我们不必遵循GAAP程序乃至法人结构,相反,我们将试图用有助于分析但又不会使你们陷入细节的泥潭中的方式,汇总重要的企业活动。我们的目标是以如果角色变换时我们希望获得的信息的形式,给你们重要的信息。
7.5递延税
前面我曾经提到过1990年GAAP会出现一项重大的变革,这一变革与递延税额(Defferred Tax )的计算有关,它不仅复杂而且颇具争议—以至于原计划在1989年强制实施的变革推迟了一年。
在实施过程中,新规则将会从各方面对我们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规则要求我们改变对保险公司持有股票的未实现收益的递延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顷刻间,我们的负债大大增加。对于可追溯至1986年甚至更早年份的未实现收益-12亿美元,我们已经按28%的税率将应纳税额(Tax Liability)人账。对于那以后的未实现收益-6亿美元,应纳税额以34%的税率人账。这个差别反映了1987年开始生效的税率的增长。
然而,现在看来新的会计制度要求我们在1990年按34%的税率建立整个负债,这减少了我们的收益。假定到1990年税率没有变化,那一年这种措施会减少我们的收益(以及我们由此报告的净资产)达7 100万美元。建议中的规则还影响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项目,但是这些变革对我们的收益和净资产只有很小的冲击。
在计算递延税额时,我们对这种变革的要求还没有成熟的见解。但是,我们应当指出,无论是按28%的税率还是34%的税率计算出的应纳税颊都没有精确描绘出伯克希尔的经济现实,因为我们没有计划出售账面上已经获利颇丰的股票。很可能会采用的一项会计新规则将要求公司按当前的税率—无论税率如何—从所有的盈利中提取准备金。在34%的税率下,这一规则会增加我们的递延应纳税额,并减少我们的资产净值约7 100万美元—结果在我们1987年之前的盈利中提取的准备金增加了6个百分点。由于建议中的规则已经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而且它的最终形式还不清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这种变化。
如果我们要按年底的市价出售我们的所有证券,那么我们会欠下11亿美元以上的税。这11亿美元的负债,与年末后15天向购销债权人支付的11亿美元负债相等乃至相似吗?显然不是—尽管两个项目对经审计的资产净值的影响相同,它们都将其减少了11亿美元。
另一方面,因为对递延税负债的支付仅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抛售打算的股票出售的时候才触发,那么它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会计虚构?回答再一次是“不是,,。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负债就像来自美国财政部的,仅由我们挑选的免息贷款(当然,除非国会(Congress)提议在它们实现以前就征税)。该项“贷款”在其他方面也很独特:它只能用来投资个别已增值股票的所有权,而且规模上下波动—因市场价格变化而每天波动,以及因税率变化而周期性地波动。结果,这种递延应纳税额相当于一笔非常巨大的转让税,它仅在我们选择从一项资产转向另一种时才需缴纳。实际上,1989年我们出售了一些数量相对较少的股票,因此在2.24亿美元的盈利中产生了大约7600万美元的“转让,,税。
由于税法的工作方式,我们青睐的瑞普·凡·温克尔a式的投资风格—如果成功的话—相对于更加疯狂的投资方法有着极大的数学优势。我们应该强调,由于这些数学计算结果,我们没有采用倾向于长期投资的策略。实际上,通过更加频繁地从一项投资转向另一项投资,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大的税后利润。许多年前,查理和我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我们宁愿留在原地不动,尽管这意味着较低的回报。我们的理由很简单:我们已经发现辉煌的业务关系不仅少见而且令入愉快,因此我们要保持我们业已发展的关系。这个决定对我们来说尤其简单、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关系将会产生良好的—尽管可能不是最优的富财务成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放弃与那些挽们认为有趣而且值得敬佩的人在一起的时间,而转向那些我们并不了解而且很可能资质一般的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
一项与递廷税妞有关的会计新规她自1993年起生效。它在我们的帐薄中擞销了我已经在以前的年报中讲述过的,以及与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未实现资本增值的应计税欲有关的二分法。在1992年底,资本增值总计达,侧记美元。对其中的64亿美元,找们按目前3456的税率计税,对于剩下的12亿美元,我们按2856的税率计税.在那部轨资本增值出现时实行这种税率。新的会计规则说从今以后我们必须按目前的税串—对我们来说还算合理—发生所有的递延税翔。
新的开拔令意味者,在1993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将对所有未实现的资本增值应用3496的说率.从而增加我们的应纳税饭并减少资产净值达7 000万美元。这个新规则还导致我们在递延税板的计算中做出其他徽小的调整。
未来税串的变化将会迅速反映在递延税顿负债,以及相应的资产净值中,这种冲击很可脂十分巨大。然而,最终重要的是我们出售证券时的税率,属时,我们的未实现资本增值将变成已实现资本增值。
7.6退休福利
从1993年册月旧起开始执行的另一项重大会计变革要求企业为雇员的退休健康福利确认它们的负债现值。尽管GAAP以前已经要求确认在未来支付白养老基金,但它不合逻辑地忽略了那时公司将为健康福利负担的成本。新规背将强制许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一笔巨大的负债(而且相应地碘少资产净值),而且今后还要在它们计算年利润时确认更高的成本。
在进行收富时,查理和我已经趋于避开那些有巨大退休负债的公司。因此,伯克希尔当前的负债以及退休健康福利的未来成本—尽管我们现在有成千上万名雇员—微不足道。然而,我要承认我们曾中过一发近失弹(Near-miss)e:1982年,我在表态要收购一家负担巨额退休健康义务的公司时曾犯下大错。但幸运的是,白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这笔交易失败了。我在1982年度的年报中报告这件事时曾说:“如果我们要在报告中引人图表,说明在过去一年中令人欣喜的业务发展,那么解释这笔已经告吹的交易的两张白纸将是最合适的夹页。”即使如此,我也不希望事情恶化。另一个买家出现了,这家企业很快破产并关门歇业,成千上万的工人发现,那些医疗保健的慷慨允诺简直一文不值。
在最近几十年中,没有哪一个CEO梦想过带着这样的建议去董事会:他的公司要成为一家其他股份公司建立的无限退休健康福利的保险公司。CEO不必成为医疗专家,以了解不断延长的平均寿命以及快速上升的健康福利成本会保证保险公司从这样一种业务中遭受财务上的打击。尽管如此,许多经理偷快地让自己的公司致力于一仲正好包含相同承诺的自身保险计划—并因此让他的股东遭受这种必然结果的厄运。在医疗保健方面,无限度的承诺已经创造了无限度的负债,这些负债企一些情况下膨胀得大到威胁美国主要工业的全球竞争力的程度。
我相信,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的部分原因是,会计规则长久以来并没有要求在退休后医疗保健成本发生的时候人账,相反,规则允许现金收付制的会计方法,这大大少报了正桩不断增长的负债。结果,管理入员以及他们的会计师对这些债务的态度是“看不见,想不到”。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这些经理中的一些人,会迅速批评国会在考虑社会保障及其他产生大量未来负债的计划时所采取的“现金收付钊”的思维方式。
考虑会计问题的经理永远不应忘记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喜欢的一则谜语:“如果称尾巴是腿的话,一只狗会有几条腿?”回答是:“四条腿,因为称尾巴是腿井不能使尾巴成为腿。”即使审计师愿意证明尾巴是腿,经理们也应牢记亚布拉罕的正确答案。
7.7公司税负的分配
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对我们的各种企业产生了重大且背道而驰的影响。尽管我们发现法案中有许多地方值得称赞,而它们对伯克希尔的最终财务影响是负面的:相比在旧法案下,我们的企业价值增长率在新法案下很可能更加缓慢。法案对找们股东的最终价值的负面影响更大:企业价值增长的每1个美元—假设这种增长伴随着伯克希尔股票市场价值的同步增长,给我们股东产生的税后收益是 72美分,而不是旧法案下的80美分。这个结果的确反映了个人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从20%增至28%。
下面是影响伯克希尔的主要斌税变化:
·按日程,公司普通收益的税率将从1986年的46%降至1988年的34%。这个变化显然对我们有正面影响—而且它对我们三家主要被投资方中的两家有重要的正面影响,它们是大都会/ABC以及《华盛顿邮报》。
说这些时我知道,十多年来,关于谁在真正支付各种公司税—是企业还是它们的客户—已经有许多模糊的而且常常带有偏袒的解释。当然,这种争论通常转向增税,而不是减税。那些坚持要求提高公司税率的人通常认为,股份公司实际上没有缴纳任何向它们征收的税款,相反只是作为一种经济管道,把所有的税转嫁给消费者。根据这些说法,对股份公司来说,任何公司税率的提高将导致与之抵销的更高的价格。站在这个立场上,“管道”理论的支持者必定还能得出结论,对股份公司减税不会有助于提高公司利润,相反只会造成税收流失,因为对消费者来说减悦相应地会导致更低的价格。
相反,其他入则认为股份公司不仅缴纳向它们征收的税款,而且还吸收了税款。这些学派说,消费者不会受到公司税率变化的影响。
究竟会发生什么?如果公司税率下降,伯克希尔、《华盛顿邮报》、大都会等等这些公司本身得益了吗,或者这些公司通过降价的形式让利给它们的消费者了吗?这对投资者和经理们来说,同政策制定者一样,是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降低公司税的好处完全或者几乎是完全落到了公司及其股东的身上,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好处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传递给了消费者。决定结果的是股份公司业务特许权的实力,以及从特许权中获得的利润是否受到监管。
例如,如果这种特许权很大,而且税后利润以一种相对精确的方式受到监管,就像对电力公司那样,那么公司税率的变化大部分将在价格,而不是在利润中反映出来。如果减税,价格通常会迅速降低;如果增税,价格就会上涨,尽管速度不快。
相似的结果也会出现在第二个竞技场归—在价格竞争的行业中,这些行业中的公司通常在非常微小的业务特许权下运作。在这种行业中,自由市场以滞后的、无规律的但通常成效显著的方式“监管着”税后利润。结果,在对付价格竞争的行业时,市场起到了大部分公用事业委员会(Public UtilitiesCommission)在对付电力公司时起到的相同作用。因此,在这些行业中,税率变化对价格的最终影响比利润大。
然而,至于那些被踢予强大特许权的不受监管的企业,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股份公司及其股东因此是减税的主要受益昔。这些公司从减税中获益,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电力公司从缺乏监管的强制降介中获益一样。
我们的许多企业—全部所有和部分沂有的企业—具有这种特许权。结果,降低它们赋税的好处大部轨都进人了找们的口袋而不是消费者的口袋。虽然说这些可能是失策的,但否认是不可能均。如果你总想相信别的东西,那么稍许想一想你们这个地区最能干的脑外科医生或律师。既然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正在从50%降至28%,你真的指望这些专家(在他或她的专长中的本地“特许权所有人勺会降低收费吗?
更低的税率会使我们的几家营运企业及被投资者受益,但是你们对我们的结论的喜悦应当被我们确信的另一件事剧烈调整:列人日程的1988年的税率富个人的和公司的—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切实际。这些税率很可能给华盛顿造成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将证明与价格稳定不兼容。因此,我们相信,最终—比方说,在5年之内—要么是更商的税率,要么是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几乎肯定出现。所以,见到哪一种情况我打都不会吃惊。
·公司资本收益税率已经从28%增至富987年开始生效的34%。这个变化会对伯克希尔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找们希望将来我们在企业价值中的大部分增益,就像过去那样,由资本收益产生。例如,我们的三项主要投资—大都会、GEICO以及《华盛顿邮报》—在年底曾有超过17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接近于伯克希尔资产总值的75%.然而它仅给我们带来大约900万美元的年收益。但是,所有三家公司留存了绝大部分收益,我们希望这些留存收益给我们带来资本收益。
新法案提高了所有在将来实现的资本收益的税率,包括在法案颁布前存在的未实现收益。在年末,我们的股权投资中有12亿美元的这种未实现收益。新法律对我们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会滞后,因为一条GAAP规则规定,适用于未实现收益的递延应纳税额应当以上一年度的28%的税率而不是目前34%的税率表示。这项规则有望很快改变。在它有效的时候,大约有7 300万美元会从我们的GAAP资产净值中消失,然后加到递延税额账户中。
·我们的各个保险公司收到的股利和利息收入在新法案下课税更重。第一,所有股份公司从其他国内的股份公司收到的股利的20%需纳税,而旧法案的是15%。第二,对于剩下的80%有一项专门适用于财产/灾害保险公司的变革:如果支付股利的股票是在1986年8月7日以后买人的,那么剩余部分的15%需纳税。第三个变革—又是仅适用于财产/灾害保险公司—涉及免税债券:这些保险公司在1986年8月7日以后买人的债券的利息仅有85%的部分免税。
最后两项变革非常重要。它们意味着,我们从未来几年的投资中获得的收人,将会大大少于在旧法案下我们本可以获得的收人。我最乐观的推测是,单单这些变革将最终把我们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在我们以前的期望上至少降低10%a
·新的税收法案还实质性地改变了财产,灾害保险公司的纳税时机。一条新规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税单(Tax Return)中折现我们的损失准备金(Loss Reserve),这项变化将减少各种减项(Deduction),并提高应税收益(Taxable Income)。另一项在6年中分阶段实施的规定要求我们将预收保险费准备金(Unearned Premium Reserve)的20%包含在应税收人中。
没有哪一条规则会改变我们给你们的财务报告中每年的应计税款,但是每一条都显著加快了纳税的进度,也就是从前递延的税额现在被向前娜了,这个变革会大大降低我们企业的盈利能力。用一个类比可以说明这种税赋:如果要求你一过21岁就立刻为你在整个一生中要得到的全部收人纳税,那么你一生的财富以及你的不动产相比你在死时缴纳的所有这些税款将是一个区区小数。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所说的话中有一个矛盾。先前,在讨论处于价格竞争行业的公司时,我们认为增税或减税对这些公司的影响很少,相反会大部分传递给它们的客户。但现在,我们又在说增税会影响伯克希尔的财产,灾害保险公司的利润,尽管它们在一个价格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营运。
就我们的一般规则来说,这个行业可能是个例外的原因是,并非所有的大保险公司都使用完全一样的纳税方程式。由于几个原因会存在重要的差别:一项新的可选的最小税种会大大影响一些公司,但不会影响另一些公司;某些大保险公司有巨大的,至少可以在几年中保护它们的大部分收益免交巨额税金的损失移后扣减(Carry-forward)气以及一些大保险公司的收益将与非保险企业一同计人公司合并收益中。这些完全不同的条件将在财旧I灾害保险行业中导致大范围变化的边际税率,但是,这不会是大多数其他价格竞争行业的境况,如铝业、汽车业或百货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大玩家通常以相似的纳税方程式竞争。
对财产l灾害保险公司没有一种公用的税额计算法意味着,落到这个行业上的增加的税额很可能不会像它们在典型的价格竞争行业中那样,传递到消费者身上。换言之,保险公司本身将承受许多新税负担。
·对这些负担的部轨抵销是一种于1987年1月1日出现的“新开始(Fresh Start)’’调整,那时,我们1986年12月31日的损失准备金数值因纳税目的转换到了新要求的折现过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们给你们的报告中,准备金仍旧完全按照以前的基础—未折现,除了在像结构化清算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之外。)“新开始”的最终影响是给了我们一种双重减项:我们将在1987年和未来年度中获得应税收益额减免,比例是我们的已经作为成本在1986年和更早的年度中完全扣减的,已经发生但未赔付的保险损失。
因这种变革导致的资产净值增加还没有反映在我们的财务报表中。相反,在目前的GAAP规则(可能会改变)下,这种效益将流人收益表,并因此在今后几年中通过税费减少进人资产净值中。我们希望从新开始调整中获得的收益在3 000万至4000万美元之间。但是必须注意,这是一次性效益,而其他与保险有关的税收变革的负面冲击不仅正在发生,而且在各个重要方面将随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剧烈。
·新税法废除了通用电力公司式的教条(GeneralUtilitiesDoctrine)。这意味着,在1987年及以后,对公司破产清算的税收会翻番,税的一半在公司级,另一半在股东级。过去,公司级的税可以避免,例如,如果伯克希尔要破产清算—根本不可能,那么在新法案下,股东从出售我们的财产中获得的现金,将远少于他们在过去从这些资产出售中获得的现金—假定每次出售的价格完全相同。尽管这种结局在我们的情形中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法律上的这种变革将大大影响许多公司。因此,它也影响我们对未来各种投资的评估,例如,对待希望为偿债而出售的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挑选出来的媒体公司,房地产公司等等。它们的股东可以实现的价值很可能大幅减少,这仅仅是因为通用电力公司式的教条已经废除—尽管公司的营运经济状况根本不会逆转。我的印象是.这种法律上的重大变革还没有被投资者或经理完全领会。
伯克希尔的纳税条件时常受到误解。首先,资本利得对我们没有待别的吸引力:一家股份公司为应税收人支付35%的税率,无论它来自资本利得还是普通的营运。这意味着,伯克希尔在长期资本利得上的税,比个人在相同利得上支付的税整整高75%。
某些入抱有另外一个错误概念,相信我们可以把收到的全部红利的70%不予计列在应税收人中。实际上,这个70%的比率适用于大部轨股份公司,而且当我们在非保险类子公司中持有股票时,它也适用于伯克希尔。然而,几乎我们的全部股权投资都被我们的保险公司持有,因而在那这种情况下不予计列率为59.5%。这仍然意味着,每一个美元的红利对于我们来说比一个美元的普通收人有价值的多,但还未到通常假设的那种程度。
7.8税制与投资哲学
伯克希尔是联邦所得税的大付款人。总计,我们将在1993年缴纳3.9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其中大约2亿美元归因于营业营润,而另外的1.9亿美元归因于已实现的资本收益。。此外,由我们的被投资方缴纳的1993年度联邦所得税和境外所得税远远超过4亿美元,你们不会在我们的财务报表中看到这个数字,但它无疑是存在的。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伯克希尔缴纳的1993年度的联邦所得税大约将占前一年所有美国股份公司缴纳的总和的5%。
说到我们自己的股份,查理和我对这些税收绝对毫无怨言。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基于市场的经济中工作,相比其他对社会做出相同甚至更大贡献的人的工作,市场对我们的工作做出的报偿慷慨得多。税制应该,也确实补偿了这种不平等,即使如此,我们仍享受了特别优厚的待遇。
如果,伯克希尔是合伙制或"S”股份公司.—两种为企业活动经常采用的结构,那么伯克希尔及其股东合起来就可以缴纳少得多的税。由于种种原因,伯克希尔这样做不可行。但是,伯克希尔的公司形式带来的不利影响已经通过我们的长期投资策略得到了缓和—尽管还远未消除。即使查理和我经营一家免税的机构,我们也会采取买人并持有的策略,我们认为这是最稳健的投资方式.还能平和我们的个性。然而,青睐这种策略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只有在资本利得实现的时候才需纳税。
从我喜爱的连环漫画(李尔·阿伯纳)(Li'i Abner) e中,我有机会在年轻的时候看到递延纳税的好处,尽管当时我错过了这堂课。为了使读者感觉高人一等,李尔·阿伯纳在狗斑(Dogpatch)地区过着欢乐但鲁钝的遇通日子。某一天,他迷恋上纽约的一位妖妇,艾普丝伊娜塔·范·克莱麦克斯(Appassionatta Van Climax),但对娶她丧失信心,因为他只有块一美元的银币,而她则对百万富翁情有独钟。遭到拒绝后,他到老摩西(Old ManMose)—狗斑地区的百科全书—那里寻求答案。这位圣人说:把你的钱翻20倍,艾普丝伊娜塔就是你的了(1,2,4,8,,··…,1048576).
我对这部连环漫画的最后印象是,阿伯纳进了一家小客栈,把他的银币投到一部老虎机里,然后撞上大运,懂的钱戮得满地都是。阿伯纳严格遵从摩西的建议,抢起两美元,然后离开小客栈,去寻找下一个翻倍的机会。那以后,我把阿伯纳扔到了垃圾堆里,开始拜读本·格雷厄姆的著作。
称康西是位大师,显然言过其实:除了未能预见阿伯纳对指令的盲从之外,他还忘了纳税。如果阿伯纳须缴纳,比方说伯克希尔缴纳的35%的联邦所得税,而且如果他每年都使资金翻番,那么20年后他只能搜下22 370美元。实际上,如果他同时保持每年让资金翻番,并缴纳35%的税,那么他本来再需7.5年就可得到燕得艾普丝伊娜塔芳心的100万美元。
但是,如果阿伯纳反过来把他的钱放到一项投资中,然后一路持有,直至资金同样翻27.5倍,那会怎么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实现约2亿美元的税前利润,或者在最后一年缴纳7000万美元的税款后,实现大约1.3亿美元的税后利润.艾普丝伊娜塔可以为此爬到狗斑去。当然,当又一个27.5年过后,艾普丝伊娜塔会如何者待另一个坐在1.3亿美元之上的家伙,就是另一个间题了。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的是,相比按给定复利增长的连续投资,纳税的投资者可以从每年按相同复利增长的一项投资中实现多得多的利润。但我怀疑许多伯克希尔的股东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计算出了这个数字。
获得一家公司的100%,而不是一小部分,在伯克希尔的这种偏好背后有者强烈财务动机,而且它与税收有关。对我们来说,税则使伯克希尔拥有一家公司80%或更多的股份,相比按比例地拥有较少的股份,更加有利可图。当我们全资拥有的一家公司赚了1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时,全部金额都是我们的利益。如果这100万美元上交给伯克希尔,我们无须为这笔红利纳税。而如果这笔收益得到了留存,并且我们要为比买入价多出的100万美元出售这家子公司—在伯克希尔这不可能,那么我们也不欠资本利得税。这是因为,我们在出售上的“税赋成本”会包括我们买这家公司的成本以及该公司之后留存的全部收益。
与这种情形相对照的是我们在一种可流通证券中拥有的投资。那时,如果我们在一家赚了税后1 000万美元利润的公司中拥有10%的股份,那么我们在这笔利润中的100万美元就会受到州税和联邦税的影响:(1)如果这100万美元派发给我们,就要纳税约 140000奖元(大多数红利税率是14%);或者(2)如果这100万美元被公司留存,而随后又被我们以资本营得税的形式获得,就要纳税35000(册美元(我们的资本利得税率通常是35%,尽管有时会达到40%)o不立刻实现这种资本利得,我们可以递延支付这350 000美元,但最终我们必须纳这笔税。结果,当我们通过股票投资部分拥有一家公司时,美国政府当了2次我们的“合伙人”,而当我们至少拥有80%时,它只当了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