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 新曼哈顿计划
斯莫林和温斯坦的计划很简单:可以将过去金融学与经济学之间不同方法的区别搁置一边。他们呼吁经济学家和物理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更大规模上开展全新的合作。他们说，这可能是经济学领域的"曼哈顿计划"。
又是一场辩论! 皮亚马拉尼(Pia Malane)将她的手臂放在桌子上，身子向前倾斜，为的是更好地昕未婚夫埃里克·温斯坦( Eric Weinstein) 说话。温斯坦是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位博士后，他刚从哈佛大学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他们坐在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市的一间酒吧里，此时，温斯坦正滔滔不绝地解释如何将他论文中的思想运用到未婚妻的论文中。问题在于，他的论文是将抽象几何运用在数学物理中，而与此同时，马拉尼的研究领域则是经济学。这两个项目看上去差别很大。马拉尼叹了口气表示回应，口气中带有点儿讽刺的味道。
马拉尼是在1988 年的时候遇见温斯坦的，那个时候，温斯坦还是一名研究生，而马拉尼则是韦尔斯利学院经济学的本科生，韦尔斯利学院是一个女子学校，坐落在波士顿城外。回到那个时候，温斯坦对经济学仅仅是有一些朦朦胧胧的认识，这些认识都来源于他的数学家同事们的观点。他认为经济学里面包含的一些简单的数学理论，不可能会对全面理解人类行为的复杂性有多大帮助。由于戏谑地称呼经济学所研究的领域是"鸡尾酒会式的谈话"，既不现实也不重要，温斯坦惹怒了他那些在经济学系的朋友们。他宁愿快乐地承认他并不是很了解经济学，因为，毕竟经济学也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了解的东西。
马拉尼并不赞同未婚夫经常向她表露的这一观点。多年来，她坚定地支持她经济学的同行们，有力地回击温斯坦对经济学的攻击。
有一天，马拉尼发现她已经说服了温斯坦。突然之间，温斯坦跟以前所说的经济学是元用的论调完全不一样了，他宣告说他们俩应该合作。温斯坦所说的内容都是在讨论，如何将他在数学物理学领域所受的训练与她在经济学领域所受的训练结合起来，解决经济学家们在过去的岁月里所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难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们俩讨论的焦点就是让温斯坦学习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从而更好地理解经济学背后的各种问题。现在，尽管马拉尼发现她已经涉入数学物理学领域，然而，这并不是她"交易"的东西。
尽管如此，她却不能否认他们的合作确实是富有成果的。他们开始关注一些被称为指数问题( index number problem )的事情。指数问题关注的是如何将这个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复杂信息，比如有关各种各样商品的成本和质量信息，转换成可以用来比较的单一数字，例如将一个国家在某一个时点的经济健康情况与另外一个时点的状态进行比较分析。与其类似的例子就是市场指数，比如道琼斯工业指数或者标准普尔500 指数。这些数字都能够将美国股票市场上的所有复杂信息反映出来。另外一个我们经常听到的指数问题的例子就是消费者价格指数( Comsumer Price Index , CPI)，这一价格指数能够反映出普通居民的日常生活成本，包括各类生活物资的价格信息，比如食品和住房。各类指数变化对经济政策的制定和修改来说非常重要，因为这些指数提供了对不同时期或不同地点的经济状况进行比较的标准。《经济学人》杂志曾经提出使用一个特别直观性的指数，这个指数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巨无霸指数" (Big Mac Index)。这一指数的基本思想是， 麦当劳一个巨无霸汉堡包的价值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常量，它可以用来比较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货币价值变化情况。
马拉尼和温斯坦联手，通过对来自数学物理学领域的一个工具做适当的修改，研究出了一个全新的方法，用来解决指数问题。他们俩所利用的工具就是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规范理论(gauge theory)。现代规范理论的早期数学方面的进展(这也是温斯坦所写论文的主题)很大程度上都是建立在西蒙斯的工作基础之上的。规范理论运用几何学对那些明显不能进行对比分析的物理量做比较分析， 这正是马拉尼和温斯坦所争论的问题，也是指数问题讨论中的关键所在。只不过，在指数问题上，他们想要比较的对象是不同的经济变量。
这是一种以不常见的、高度技术性的方式来考虑经济学问题。这让马拉尼稍微感到有点儿紧张，因为她不知道那些不习'惯用这种高水平数学分析方法的经济学家们会如何反应。不过，当她将这一想法告诉她的导师、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权威大师埃里克·马斯金( Eric Maskin )教授之后，她决定继续研究这一项目，并将它作为博士论文的研究选题。马斯金于2007 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遇到马拉尼之前就已经完成的研究成果。马斯金告诉马拉尼，她的这一想法非常不错，他相信她将会在这一重要的领域取得不错的成果，而这一成果将会在政治和经济领域有着较为深远的影响和启示。1996 年夏天，马拉尼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并开始考虑向顶级的研究型大学申请教职。有这么好的论文以及博士生导师的鼎力支持，她完全有理由相信自己在申请这些非常诱人的教职岗位时具有比较强的竞争力。马拉尼怀揣一个美好的学术梦想。
钱的价值到底是多少?
钱的价值到底是多少呢? 这看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钱并没有任何内在价值。钱的价值在于， 你可以用钱做什么。可能，钱买不到你想要的爱情，不过，它肯定能够买到你想要的一杯橘子汁、一条裤子或者一辆新车。随着时间的推移，想要买到眼原来一样的一杯橘子汁、一条裤子或者一辆新车所需要的钱的数量会发生变化。在通常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的价格会变得越来越昂贵，至少你仅仅是看价格标签的话，会发现情况确实如此。爷爷奶奶们会告诉你，过去的一块巧克力或一张电影票是多么的便宜。5 美分在195 0 年所能够买到的东西远比今天要多得多。钱的购买力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降低，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
但是，你该如何来衡量通货膨胀呢?从整体来看，并不是所有的价格上涨的幅度都一样。甚至有些时候，有些商品的价格变得更贵，而另外一些商品的价格却变得更加便宜了。
回想一下，当1977 年第二代苹果电脑面世的时候，标价是2638 美元，这是第一批大规模生产的个人电脑，当时配直很高的处理器速度达到1MHz ，内存为48K。而今天，也就是在第二代苹果电脑面世35 周年之后，你只需妥花费原来电脑价格的一小部分，也就是几百美元，就可以买到这样的一部台式电脑: 其处理器的速度是第二代苹采电脑的3000倍以上，而内存更是达10 万倍以上。因此，如果说巧克力比以前更加昂贵的话，那么，电脑的价格跟20 世纪70 年代的水平相比，则显得极其便宜。
经济学家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方法之一，就是将观察价格变化的商品的种类，扩展到一个比较大的范围。他们通过追踪"一篮子商品" (a standard market basket) 价格的变化来实现这一目标。你可以想象一下，你的购物车里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包括汽油和食用油等家用商品与日杂用品，以及教育、医疗等各类服务。这就是计算CPI 时所包含的商品， CPI 能够有效地反映购物车里各种各样的商品和服务的平均价格变化情况。通过这种方式，考察许多不同种类商品价格的变化情况，你可以与过去某一时间进行比较，从而大概地估算出今天的美元或其他货币大概贬值多少。汽油的价格可能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飘升，而电脑的价格可能在几年时间里逐渐走低，但一篮子商品总体价格的变化可能会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为稳定的水平，它代表的是在一段时间里消费能力的变化情况。
考虑到CPI 在计算诸如通货膨胀等领域里面的重要作用，因此，获得准确的CPI 数据就变得非常重要。遗憾的是，这又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第一，哪些商品应该包括在这一篮子商品中呢? 不同生活方式的人，消费习惯通常也有很大的差别:生活在纽约北部且有好几个孩子的家庭(可能需要购买冬天的大衣)与生活在南加州的单身男性(可能需要冲浪板)所买的东西就有很大的差别;生活在爱达荷州的农场主与生活在弗吉尼亚州的煤炭工人生活需求和爱好也存在很大的差异。因此，很难说，单一的一篮子商品就能够反映出这些不同生活方式的全部变化。正是因为这个方面的原因，负责计算美国CPI 数据的美国劳工统计局，根据工作在不同行业的、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的情况等类似的标准，构建出了许多不同的指数。
不过，这种类型的变量却暗示着一个更为麻烦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或者一个家庭所购买的东西会根据不同的家庭或者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选择，那么，这个选择也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出现这种变化的情况，规模可能会很大，也可能会很小。
回顾一下1950 年时一篮子商品的构成情况，在那个时候，还没有手机和个人电脑，也很少有人能够上大学，家庭外出度假时也不会乘坐飞机。如果你现在再看看当时的一篮子商品的价格，你会发现这并不是衡量今天生活成本的一个好指标。不过，即使你在一个相对比较短的期限内考察某个人在同类型商品上的消费情况，也会出现类似的结果: 比如，当某个人刚从大学毕业时所需要的一篮子商品，几年之后，也就是工作稳定并结婚了，这个时候的一篮子商品跟之前又不一样，或者，再隔几年时间，等有了孩子之后，一篮子商品跟之前又发生变化了。
文化、人口分布和科技领域的变化，都会影响通货膨胀或者影响生活成本，所以要准确地计算CPI 看上去似乎不可能实现。这就是为什么指数问题会这么难解决的原因所在: 你需要找到一种正确的方法来比较不同时期、不同生活方式的居民消费变动情况。
这样看来，CPI 这个衡量工具就显得有些生硬和愚钝。实际上，学经济的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那就是，有必要找一些方法让CPI 不这么愚钝。当然，对政策制定者来说， CPI 毫无疑问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因为它在衡量通货膨胀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货膨胀又会反过来影响各个方面的预算。例如，在美国，纳税等级的临界值与官方制定的通货膨胀率水平紧密相关。这样的话，政府雇员的工资水平也与之相关。社会保障支出同样也决定于通货膨胀的水平。每一年，这些变量都会以上一年的通货膨胀率水平为基础进行重新计算，目的是根据生活成本的变化做相应的调整。1995 年6 月，美国参议院批准成立了研究消费者价格指数顾问委员会( Advisory Commission to Study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教授迈克尔·博斯金( Michael Boskin )成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之后，这个委员会通常被称为"博斯金委员会" 。"很快就会被羞辱"说法的提出者，后来成为美国参议院金融委员会主席的参议员鲍勃·帕克伍德(Bob Packwood) ，要求博斯金委员会务必找到一个更好的方法来计算CPI，要将广义的通货膨胀考虑进来。
对马拉尼和温斯坦来说，博斯金委员会看起来就像是天赐之物。由参议院批准成立的委员会，其目标就是为了解决马拉尼和温斯坦准备研究的难题，这让他们俩立刻有动力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对他们俩来说，这是能够做出贡献的一个非常不错的机会，不仅是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有帮助，还有可能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带来影响，因为帕克伍德计划立即采用博斯金委员会的研究成果。还有一个更好的消息，那就是，来自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戴尔·乔根森教授( Dale Jorgenson) 也是委员会的经济学家之一。
路径独立与路径依赖
1913 年，赫尔曼·韦尔( Hermann Weyl )被任命为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数学系主任，彼时，他只有27 岁。韦尔从德国的哥延根大学来到苏黎世的。哥廷根大学在20 世纪20 年代早期，代表着国际数学领域里的最高水平。韦尔的导师是戴维·希尔伯特(David Hilbert)，希尔伯特被认为是他那个年代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数学家。作为希尔伯特在哥延根大学的学生，韦尔一直都处在数学领域的中心位置。
但苏黎世的情况与哥廷根不一样。苏黎世的王海士联邦理工学院声誉非常不错，不过，它还只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学校。它仅仅是在1911 年重建的时候，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开始招收研究生，而之前，它只是一所以工程为导向的学校。苏黎世还有其他的大学，比如，苏黎世大学，它是瑞士规模最大的大学。但是，它没有哥廷根大学有名。
事实上，韦尔并不是那个时候瑞士联邦理工学院唯一新近聘用的教员。在学院重建的过程中，物理系聘用了一大批工作人员，其中最有名的年轻物理学家就是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是瑞士联邦理工学院的本科生，随后去了苏黎世大学攻读物理学博士学位，并于1905 年毕业。也就是在同一年，他发表了一篇用数学的方法来分析布朗运动的论文，并提出了光电效应理论(他正是凭这一贡献获得了1921 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并发明了相对论，其中还包括著名的质能方程(E=mc2)。可是，很奇怪，这些都没有为爱因斯坦带来巨大的成功。在研究生毕业之后，他搬到了150 公里之外的伯尔尼(Bern)，在那里，他唯一能够找到的工作竟然是专利审查员。很偶然的一个机会， 他被允许在当地的一所大学教书。
不过，渐渐地，随着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们开始理解爱因斯坦于1905 年发表的论文，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大了。1911 年， 一所在布拉格(Prague) 的德国大学为爱因斯坦提供了一个教授职位，第二年，他的母校为他提供了另外一个工作岗位。于是，爱因斯坦又回到了苏黎世，当他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是物理学领域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他声名鹊起，影响力迅速扩大。不过，他在苏黎世并没有待多久。1914 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凯瑟· 威廉研究所( Kaiser Wilhelm Institute )的主任。就在爱因斯坦和韦尔共事的一年时间里，两个人一起对韦尔所研究的课题做了非常充分的交流和讨论。另外，尽管最初只是以一个数学家的角度来看的，但韦尔发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非常具有吸引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他们碰面交流后，爱因斯坦开始意识到高性能的现代几何学对相对论的重要意义。
广义相对论的基本思想是物质(普通的物体，比如汽车、人和星星)会影响空间和时间的几何属性。同时，几何学决定着物体如何运动。正是通过畸形空间和时间的巨大物体的运动，才会出现这样的物理现象，那就是让我们紧紧地依附在地球表面，并且让地球围绕着太阳做轨道运动，我们通常将这类运动看成是重力。广义相对论所描述的情形与过去的牛顿力学理论所描述的情形不一样。在牛顿力学理论中，空间和时间都是静态的。它们的属性与在空间分布的其他物质没有任何关系。物体相互之间的重力是通过无法解释的力量实现的，这种力量在有距离相当的时候就会立刻起作用。
在爱因斯坦的理论体系中，通过引入曲率( curvature) 来说明物质会影响空间和时间。当物理学家和数学家说什么东西是"弯曲的"，他们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通常所认为的那种意思。桌面或者一张没有折叠的白纸是平的，篮球和一卷纸巾就是弯曲的。然而，从数学家的角度来看，将桌面与篮球区分开来的因素并不是篮球是圆的，而桌子不是圆的，或者站在桌子上很容易，而站在篮球上却很难。相反，在数学家看来，弯曲的特征在于当你拿着一支箭沿物体表面移动的时候，让它保持同一方向的难度有多大。如果物体是平的，那么，沿着同一方向移动就会特别容易。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物体就是歪曲的。
必须承认，这听上去感觉很怪异，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不过，要看看在现实中这到底是如何运行的，倒不是一件难事。首先，想象一下你现在正站在城市的人行道上，比如，站在曼哈顿中心市区的人行道上，这个地方的街道呈网格状分布。如果你在这个街区按顺时针走一圈，看看会发生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你面对的方向始终保持一致，比如一直面向的是北方，也就是朝向布朗克斯(Bronx )。一开始的时候，你可能需要沿着住宅区往前走一阵子。当你到达下一个转角的时候，你将要向右转，向东穿过城市的街道。不过，这个时候，你不能在转角转动你的身体，因为你所面对的方向，必须始终保持一致，也就是始终都需要面向北方。这就意味着你必须保持横向行走的姿势穿过街道。当你再次到达下一个转角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你必须向南转，于是，为了始终保持面向北方的姿势，你需妥倒着走。如果你一直遵循这样的指令行走，顺时针走一圈都没有转动过身体，你会发现你回到起点的时候，你所面对的方向与你最开始行走时所保持的方向是完全一致的。
这似乎一点儿都不会让人感到惊讶。毕竟，你从未转动过你的身体。现在，让我们将行走的旅程放得更长些，我们不再是围绕街区顺时针行走一圈。想象一下，当你环游地球一圈的时候，你试图始终保持面向同一个方向，比如，还是面向北方，看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作为你环球旅行的第一站，假设你是从纽约出发，面朝东方，目标是欧洲。当你到达法国的时候，你将要以像螃蟹一样横着走的方式向亚洲出发，在这个过程中，你需要始终将脸朝向北极。在经过很长一段跋涉之后(可能会走得非常不舒服)，你最终将会抵达太平洋，然后，跨过太平洋，前往加利福尼亚。当你最终再次回到纽约的时候，如果你在整个环游的过程中都没有转动过身体，那么，你到达纽约的时候，脸部依然朝向的是北方。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起点和终点都是同一个地方，但却是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旅行。你在开始的时候，仍然是往东走，跟前面讲过的例子是一样的。不过，当你到达哈萨克斯坦的时候，开始绕道而行。不是像之前那样，直接前往中国，而是往北走，前往俄罗斯。至少这个时候，你行走的方向是你脸部正对着的方向。你一直朝着北极圈前行，身体从未发生过任何转动。当你到达北极的时候，你会发现，纽约就在你的正前方，也就是离你比较远的南方。你继续前行，先到达加拿大的北部，然后沿着哈得孙河前行，最终你也会回到纽约。但是，这一次，当你重新回到起点的时候，你面对的方向跟上一次却是完全不一样的: 你面向的是南方!这中间出了什么问题呢? 在整个旅途当中，你并没有转动你的身体，可到终点的时候，你面对的方向与最开始出发的时候竟然完全相反，同时也与你第一次环球旅行回到终点时所面对的方向完全相反。
你第二次环游世界到达终点时，所面对的方向跟出发时完全相反的原因就在于地球的表面是弯曲的(见图8-1 )，而城市的街区则是平的。至少，坐落在地球表面上的城市街区看上去都是平的，但地球表面是弯曲的。只不过，你在比较短的距离范围内看不出弯曲的痕迹。如果你想象一下，在厨房的餐桌上，一只蚂蚁试图经历与你环球旅行类似的事情，你就会发现，不管蚂蚁选择什么样的路线爬行，最后结束的时候，它面对的方向都是相同的。这就是数学家们在探讨"平面或图形是平的"时所想要表达的意思:它向我们展示了"平行传输的路径独立" (path independence of parallel transport )。之所以说是平行传输，是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试图让你的身体与最后要达到的方向总是保持平行。与此同时，对于弯曲的表面来说，在终点处，箭头所指的方向则是"路径依赖"( path dependent )。在不同的弯曲表面，不同的路径会导致不同的结果。
路径依赖与弯曲之间的关系，对于非数学领域的专业人士来说，可能并不是很熟悉。但是，路径依赖的基本思想却不难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容易找到哪些事情是路径依赖的，哪些事情是路径独立的。如果你去商店买日用品，当你回家的时候，你所购买的牛奶的数量就属于路径独立。从商店回到家，牛奶的数量并不会因为你选择不同的路径而发生改变。不过，你油箱里面的油量就属于路径依赖。如果选择开车走直线回家，当你到家的时候，通常情况下，你油箱里面剩下来的油量比你选择走观光路线回家剩下来的油量要多。平行传输中的路径依赖正好就是常见事实中的一个特殊案例，所谓常见事实就是很多时候，事情的结果不仅取决于你从哪里开始和你在哪里结束，同时还取决于你走哪条路到达目的地。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空间和时间是弯曲的"就源于平行传输的路径依赖，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就是对这一事实的完美运用。不过，韦尔认为爱因斯坦的分析还不够深入。在广义相对论中，如果你在一开始的时候用一支箭进行移动，当环绕一圈重新回到起点的时候，箭头所指的方向可能完全相反。但是，在这种情形下，路径长度都还是一样的。韦尔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随意的差别，可能并没有物理学上的意义。于是，他提出了一个修正理论，在这个修正理论中，韦尔认为长度也是路径依赖的。因此，如果你用一把尺子对这两条路径进行测量就会发现，当重新回到起点的时候，两条路径的长度是不一样的，长度取决于路径。
韦尔将他的这一新理论称为规范理论。他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是基于这样一个思想，即并不存在一个普遍的、一劳永逸的方法，可以"规范"或者衡量尺子的长度。
假设你和你的邻居一大早都准备开车去单位上班。你们俩开的车是完全一样的，也在同一个地方工作。当你们到达目的地后，如果某人向你们俩问起，谁车油箱里面的油剩下来的更多些，你们俩该如何回答呢?你可能会瞅一眼你的油表，发现你的油箱是满的，然后你会问你的邻居，他的油箱里面还剩下多少油。不过，这对正确回答这个问题并没有提供足够的信息。答案取决于你和你的邻居上班所走的路是哪一条: 你可能选择走的是直线道路，而你的邻居可能行驶的是观光道路; 你的邻居可能行驶高速，而你却依然选择走市区道路。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当到达目的地后，你们俩车里所剩下的油量都取决于你们选择走哪一条道路去上班。比较一些路径依赖的数字变量并不会产生直接的答案。
这就是韦尔提出来的理论所描述的情形，没有一个万能的方法可以衡量一把尺子，因为并不存在路径独立的方法来比较不同地点的两把尺子。不过，韦尔意识到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问题:如果你想比较测量芝加哥的尺子与测量哥本哈根的尺子，或者是测量火星的尺子，你需要做的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将所有的尺子放在同一个地方，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将它们连接起来使用。虽然这并不是路径独立，但是这却行得通，只要你能够找出长度的变化是如何依赖于你所选择的路径。换句话说，韦尔意识到对他的理论来说，真正重要的是确定数学标准，通过这个确定的数学标准就可以对不同的长度进行比较，即以一种讲究原则的方式将不同的点"连接"起来。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对不同的尺子进行比较，即使它们的长度是路径依赖的。从数学的角度来看，韦尔所做的事情就是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对两个不能比较的变量进行对比分析，这个对比分析是通过将这些变量放在相同的位置来实现的，在这个相同的位置，可以直接对它们的特征加以比较。
韦尔的理论并不是很成功。爱因斯坦很快就指出这一理论与很多广为人知的实验结果并不一致，所以，很快它就被贬为科学理论中的垃圾。不过，韦尔有关规范理论的基本思想注定比理论本身带来的结果要重要许多。他的核心思想是，如果两个变量在物理理论中是完全一样的，你需要找到这样的一个比较标准，能够解释可能出现的路径依赖。20 世纪50 年代，规范理论在两个来自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年轻研究人员的努力下，重新流行起来了，这两个人就是杨振宁(C.N.Yang) 和罗伯特· 米尔斯( Robert Mills )。杨振宁和米尔斯将规范理论进一步向前发展了。如果在长度符合路径依赖的情况下可以构建一个理论，那么， 是不是可以在其他变量符合路径依赖的情况下也构建一个理论呢? 他们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于是，他们在韦尔规范理论基础上， 提出了一个更为宽泛的分析框架，从而可以构建更为复杂的规范理论。
这些理论就是今天我们所熟悉的杨·米尔斯理论( Yang Mills theory)，有时候它也被称为是规范理论革命。1961 年，考虑到规范理论的影响，基础物理学重新改写了。10 年之后，当杨振宁意识到杨-米尔斯理论与现代几何学存在着非常紧密的关系时，这个过程得以加速。随后，杨振宁还与西蒙斯的文艺复兴科技公司合作过。规范理论在物理学中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因为它们证明了在一个自然的环境下追求"统一的理论"是可以实现的。所谓"统一的理论"指的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即不同的变量可以在这样的理论中进行比较。到1973 年，粒子物理学中出现的三个基本的力量电磁力、弱力和强力都被统一进了一个单独的规范理论分析框架中。这个分析框架被称为粒子物理学的标准模型。今天，这一模型被认为是所有被发明的模型中表现最好的，它是现代物理学的核心。
破解指数难题
学术领域中的研究工作，特别是那种非常吸引人的终身教授职位，都有固定的招聘计划。到每个暑期快要结束的时候，那些快要完成自己博士论文的学生们就需要做出决定，是不是在这一年申请学术研究工作职位。如果申请人和导师觉得仅仅是博士论文还不够的话，申请人就要准备一份详细的履历，履历里面包括学院其他教授的推荐信，为博士论文所做的研究工作，以及一份描述研究兴趣和爱好的声明。然后，等到秋季学期的时候，准备招聘新教职员工的各个系会对外公开招聘的岗位，应聘的截止日期一般都是到11 月末。如果你很幸运，招聘教师的单位会面试你，如果面试进展顺利，对你感兴趣的学院还会邀请你去访问，给你机会宣讲自己的博士论文。在很多学科领域，包括经济学，这个过程被称为"市场化应聘" 。这是一个很恰当的词语，从本质上将这种学术聘用关系描绘出来了。同时，这个过程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与其他的事情不一样的是，你学术成果得到市场认可的程度将会决定你未来职业生涯的轨迹。
一个研究生的研究工作经历以及他的毕业论文质量对他能否获得某一学术职位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比这两项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学院教授为学生就业所写推荐信的力度。如果著名的、受人尊敬的教授为你写推荐信，并说你的研究非常好或者很重要，结果就会大不相同。每年，哈佛大学经济学都会召开全系大会，讨论并决定受到学校著名经济学家全力支持的学生名单。经济系将会认真审核每个学生的申请，学生们导师的推荐信将会帮助经济系更加重视该学生研究情况和未来发展前景。这是一个关门会议，只有经济系的教职员工才知道具体的过程。不过，一旦会议结束，学生们都会以飞快的速度奔向会议室门口，第一时间获知结果。当准备招聘新教师的各个系开始给学生们打电话时，这些进入名单的学生将会得到特别的支持，而另一些学生则没有那么幸运。
考虑到马拉尼研究工作的重要性以及她导师对她的大力推荐，马拉尼有理由相信她的求职过程应该会比较顺利。一切看上去都很有保障。10 月的工作见面会很快来到了。考虑到系里的决定意见，马拉尼和马斯金讨论了她的工作问题。遗憾的是，事情看上去不再像之前那么顺利。
在开会的时候，马斯金认为她的论文非常棒。然而，系里面的其他同事，并非都表示认同。有一位同事还特别地提出了自己的保留意见，这个人就是戴尔·乔根森教授。乔根森是哈佛大学在博斯金委员会里的两位代表之一，同时也是指数问题方面的专家。马拉尼的研究项目与博斯金委员会准备调查的事情完全一致。马拉尼已经构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数学分析框架，用来准确地分析博斯金委员会准备解决的难题。于是，当马拉尼获知了乔根森教授的预约时间后，她专门安排了一次与他面谈的机会。她非常兴奋地向乔根森教授描述她的工作情况，并向他演示了如何将规范理论运用到这个重要问题的分析当中。乔根森将她轰出办公室，并且告诉她"你什么都不懂! "
马拉尼感到非常沮丧，但她不准备放弃。她第一次的努力不能让乔根森信服，那又会怎么样呢?马斯金非常欣赏这篇论文所要表达的思想，将会大力宣传她的这篇论文。从长远来看，作品本身会为自己代言。然而，在当时，考虑到马拉尼正在准备申请工作，关于未来作品表现的想法很快就被打消了。在工作会议期间，乔根森对马拉尼项目的反对立场非常坚定。几个月之后，当博斯金委员会对外公布其研究发现时，乔根森反对的理由才变得逐渐清晰起来。
马拉尼花了好几年的时间才让温斯坦真正重视经济学。她试过了所有的办法: 介绍著名的经济学家;介绍最著名的经济学理论;阐述重要的经济学实证研究成果。然而，温斯坦对这些做法却很抵制。他总是认为经济学中的数学模型太简单，而要研究的主题却又太复杂。经济学不值得研究，是伪科学。最终，就在快要放弃的边缘，马拉尼做了最后一次尝试。她给温斯坦带来了一个挑战，让他解决一个难题，而这个难题的答案就是经济学领域中非常有名的科斯定理( Coase's theorem )所推导出来的结论。
罗纳德·科斯( Ronald Coase )是一名英国经济学家，但他的大多数职业生涯却是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度过的。他对他称为"社会成本" (social cost)这个研究主题非常感兴趣。
想象一下，你是农业社会时期美国某一州的地方警察局局长。当地的两个选民找到你，让你帮助他们解决一项未决的争端。他们中的一个人是牛仔，养了一群牛。另外一个人是这个牛仔的邻居，种植大豆的农夫。争端的起因就是牛仔养的牛经常跑到农夫的土地上，毁坏农夫所种的农作物。最近，矛盾开始变得尤为突出，因为农夫得知牛仔将会饲养更多的牛，所以他很担心牛仔的牛会给他的农作物带来更大的损失。如果你是局长，你该怎么协调呢?
当科斯试图为此类社会问题找到一个标准化的答案时，他得出了一个让人感到惊讶的结论。至少站在长期的角度来观察，不管局长怎么做，他所做的选择都应该满足三个条件:所带来的损失必须能够充分量化;有关财富的定义必须非常明确和严格;协商必须是零成本。为了搞清楚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就有必要考虑一下:如果局长告诉牛仔，他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随意增加牛群的数量，但是，他必须承担他所养的牛群给农夫带来的损失，那么，情况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本质上来说，牛仔将会为饲养新增加的牛群而支付额外的成本。这样的话，牛仔想增加牛群的数量就会考虑他支付给农夫的大豆赔偿，这个赔偿的金额取决于牛群对大豆造成的损失有多大，以及这个损失又应该折算成多少钱。如果牛仔赔偿给农夫的金额与受损大豆的价值相当，那么，农夫应该不会在意这个收入是来自卖出大豆的所得还是来自牛仔的赔偿。他甚至可能会将牛仔看成是自己的客户，牛仔所买的大豆正好就是牛仔的牛群所破坏的大豆。最终，牛仔和农夫将会达成一致意见: 牛仔养多少头牛取决于在什么条件下，双方的利益能够实现最大化。但是，如果局长做出其他的选择呢? 如果农夫为了阻止牛仔的牛群破坏他所种植的大豆，而不得不支付一定的补偿给牛仔，那么，同样的讨价还价也会发生。科斯理论表明，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双方最终达成的协议一定是能够实现各自利益最大化的目标。
当马拉尼向温斯坦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温斯坦开始很认真地思考起来。与科斯一样，在做了一些简单的数学假设之后，温斯坦很快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正是科斯所提出来的方法。不过，温斯坦觉得这让人感到很惊讶。至少，从这个案例来看，数学是以一种正确的方式解决了问题。然而，这个结果看上去完全与直觉背道而驰，但它确实又发挥了作用。这个过程与物理学中数学工具的运用惊人的类似: 首先需要做出一些简单的假设，然后运用数学对某一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可能这个问题从其他方面来分析的话，会感觉很棘手。更重要的是，如果某人在温斯坦自己找到答案之前就告诉他科斯的理论，他可能会认为科斯理论所给出的答案源自政治因素，为减少政府干预而蒙上一层薄薄的面纱。而从数学的角度出发，所得到的答案则是非常严格的。但是，现在温斯坦发现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
温斯坦的兴趣被激发起来了，他开始寻找其他类似的经济学案例，看看这些案例中，数学是如何被运用的，并推导出与直觉相反的结论。他发现了几个有趣的例子。布莱克.斯科尔斯模型是其中的一个，这个模型运用了非常复杂的数学知识，解决了期权的产生和交易的核心问题。另外一个例子就是阿罗定理( Arrow' s theorem )，这是社会选择理论中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它从根本上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你面对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在三个甚至更多个选项中进行排序选择，那么，并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选择系统，能够将群体中的每个人对选项的不同偏好排序转变为一个群体的、相对公正的排序。
温斯坦意识到他之前对经济学的批评可能是错误的，他现在相信数学可以用来帮助更好地理解经济学问题。这是一个让人感到非常兴奋的认识，因为它意味着某个有数学天赋和物理学背景的天才，有机会在解决经济学中的难题上，做出一些重要的贡献。很快，温斯坦和马拉尼不再寻找那些已经用数学来加以创造性解决的经济学难题，而是转向寻找经济学中还没有运用数学知识解决的难题。这样一来，他们俩正好想到了指数问题。考虑到将某个数字分配到某件事上是非常之复杂，与将货币的价值分配到消费者身上的复杂程度相当，而与之相对应的是，CPI 背后所用到的数学知识其实简单得让人吃惊。这正好是一个值得研究的地方。
从概念上来讲，韦尔的创新体现在他发现了这样的一个数学理论，可以将那些无法进行比较的变量加以对比分析。在他的理论中，这些无法比较的变量就是不同地点的尺子的长度。他的对策就是找到一个方法，将这些尺子放在同一个地点，然后将它们连接起来，找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系。
现在，当考虑指数问题时，我们发现，这个问题的核心，就包含了如何对那些从表面上来看无法比较的变量加以对比分析的思想。你怎样才能确保货币的价值对两个不同的人来说意义是一样的呢? 特别是当这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完全不一样的时候? 此外，你怎样才能让在1950 年看上去比较合理的一篮子商品与1970 年的一篮子商品，或2010 年的一篮子商品，均具有比较的价值和意义呢? 放眼一看，这些问题对温斯坦和马拉尼来说，似乎很难解决。不过，在韦尔以及后来人的持续努力下，将这些问题放在他们所构建的数学分析框架中，至少还是能够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办法。所有他们应该做的工作就是找到这样的一个方法，能够将两个不同的人，比如1950 年的伐木工人和1995 年的程序员，放在相同的环境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对他们两个人的偏好和价值进行比较分析。这个事情看上去似乎比较怪异。毕竟，伐木工人和程序员之间的谈话可能会有点儿小尴尬。然而，从韦尔的数学模型来看，这应该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为了解决指数问题，温斯坦和马拉尼都觉得他们需要利用经济学中的规范理论。
2005 年晚些时候的某一天，李·斯莫林(Lee Smolin) 收到了一封不同寻常的电子邮件。这封邮件有点儿出乎斯莫林的意外，因为它是在讨论经济问题，而斯莫林对经济学是一无所知的。斯莫林是一位物理学家。他过去研究的、未来还会继续研究的领域是物理学最前沿的量子引力学。这个领域是将20 世纪早期物理学中两个革命性的、取得巨大成功的重大理论创新结合起来加以分析，组合成一个有效的分析框架。这两大创新，一个是研究如电子这类非常细小物体的孟子力学，另一个是研究如恒星系和银河系这类非常巨大物体的爱因斯坦引力理论。斯莫林的研究跟经济学没有任何关系，至少在他看来，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早在几个月之前，斯莫林在《今日物理学》 (Physics Today) 上发表了一篇论文，这是一份半公开的杂志，目的主要是向那些非特定领域专家的物理学家们介绍物理学的最新发展情况。斯莫林的文章试图解释为什么量子引力学领域没有出现像爱因斯坦这样的研究人员，他们能够通过跳出原有思维框架，从而成功地给物理学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这篇文章其实是对斯莫林刚刚完成的、名为《物理学的困惑》( The Trouble with Physics )的新书导读。在这篇文章和他的新书中，斯莫林都认为，物理学研究，特别是量子引力学研究都面临着社会学的问题。一群研究弦理论的物理学家们，发明了一种方法，用来解决如何将引力物理学与量子物理学相结合的问题，他们逐渐主导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工作。当每年物理系准备招聘新的研究人员时或准备发放少量研究基金时，这些弦理论物理学家都倾向将资源分配给其他的弦理论研究人员而不是用其他方法研究量子引力学的研究人员。
正是发表在《今日物理学》上的这篇文章让斯莫林收到了这封意外的电子邮件。给他写信的正是温斯坦，现在他已经是曼哈顿的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顾问。温斯坦非常认同斯莫林关于物理学界的评论，这也是他多年来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以数学物理学家的身份工作时所形成的认识。不过，他还有更深一层的认识，那就是社会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其扭曲程度可能更加夸张。正如温斯坦所说的那样，物理学领域的社会问题其实并不算什么。经济学领域的社会问题比物理学领域要严重10 倍以上。
斯莫林希望能够听到更多的见解，于是，他邀请温斯坦来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 Perimeter Institute )访问，这个研究所位于加拿大安大略省(Ontario) 的滑铁卢市( Waterloo )，是斯莫林工作的基地。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是由迈克·拉扎里迪斯( Mike Lazaridis )于1999 年创建，拉扎里迪斯也是加拿大RIM 公司(Research in Motion , RIM) 的创建者和负责人，这家公司是黑莓手机的供应商。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致力于在基础物理学领域开展研究工作，这家研究所的声誉非常不错，其原因就在于它拥有针对基础问题运用不同方法开展对话和讨论的良好机制，而这个机制主要是源于斯莫林早期在研究所的强大影响。在某些方面，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试图回答斯莫林在他的新书和文章中所提出来的社会学问题。对温斯坦来说，考虑到他所拥有的数学物理学背景，以及对运用新方法来理解经济理论表现出来的浓厚兴趣，这个地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006 年5 月，温斯坦访问了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他做了一个演讲，讨论的是规范理论思想在新经济理论中的重要作用，并介绍了他和马拉尼在前几年所做的研究工作。然后，他离开了。斯莫林和研究所的其他人员都发现温斯坦的思想非常引人注目。不过，他们都为温斯坦感到很遗憾，因为他们并不是需要被说服的对象。
然而，温斯坦和斯莫林却一直保持着联系。斯莫林去纽约拜访过温斯坦，在那里，他见到了温斯坦的妻子马拉尼和他们的孩子。斯莫林开始研究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知识，目的是更好地理解温斯坦所表达的思想。随着他和温斯坦待在一起的时间越长，他越觉得温斯坦的想法有意思。斯莫林将温斯坦形容成充满着智慧和创造力的思想家，他所了解的知识面非常之宽泛，跟他谈话，在通常情况下，所谈论的主题都是些无法比较的内容，比如进化生物学与自然选择、当代数学与19 世纪的物理学。
2008 年9 月，温斯坦再次访问了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这次是为了参加一个有关21 世纪科学的研讨会。这次研讨会的主题集中在科学研究领域将会随着外界条件的变化而可能发生的一些新变化，这些外界条件的变化包括研究基金来源的不同; 传播研究思想的方式不同，如可以通过博客和在线会议进行传播;新思想可能在哪些领域出现; 像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和圣塔菲研究所这些地方将会成为传统大学之外的新的研究中心。
不过，在那次会议期间，温斯坦最前沿的思想并没有考虑科学的未来情况。在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会议结束的一个星期里，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在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经营之后，宣告破产。事实上，与此同时，当今世界上前二十大公司之一的美国国际集团，信用等级也被下调，从而引发了蔓延性危机。如果美国政府不出手干预，美国国际集团公司很有可能就会倒闭。2008年9 月初，世界经济已经危在旦夕。作为一名对冲基金经理和金融顾问，温斯坦对金融领域，或者更广泛一点儿说是经济领域，所发生的事情感到非常惊讶和恐慌。就温斯坦所知，没有人预料到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索内特曾经预测过，但是，他并没有对他的预言进行广泛的宣传。
对温斯坦而言，美国银行系统发生的这种意料之外的巨大危机进一步证明了现代经济学有必要采取措施。我们有必要反思今天这些有毒证券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同时，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经济学需要一套全新的分析工具。正如上一代的物理学家们所做的那样，经济学家们也有必要拓宽他们的理论分析框架，更好地研究越来越复杂的经济现象。经济学需要一套全新的理论和模型，以适应今天越来越复杂的现实世界。温斯坦认为这次危机提供了这样的一次机会，可以将过去金融学与经济学之间不同方法的区别搁置一边。他呼吁经济学家和物理学以及其他学科领域的研究人员，在更大规模上开展全新的合作。他说，这可能是经济学领域的"曼哈顿计划" 。
1935 年，作为用来结束20 世纪30 年代大危机的罗斯福新政之一的社会保障计划( Social Security )，即美国联邦养老、遗属和残疾保险计划(U. S. Federal Old-Age, Survivors and Disability Insurance Program) ，被罗斯福总统签署，目的是剌激消费和建立保障范围更加广泛的美国福利系统。这是美国联邦政府用来帮助维持老年人生活、帮助父母双亡的孩子维持到达工作年龄之前的生活、以及帮助残疾人和元工作能力的人维持基本生活的计划。这个计划被设计成可以自给自足的模式，就好比真正的保险产品一样，政府通过向工人们征收强制性的税收，将这些收取的税收纳入基金，用来支付项目的各种成本费用。
这个项目具有较大的争议性。最开始的时候，它受到了美国最高法院发起的好几次挑战(但都未成功)。在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后代人将他们工作期间的收入贡献到基金中，大多数美国人开始依赖该项目获得退休保障和伤残福利。到20 世纪60 年代，这个项目已经成为美国人生活的一部分，那些临近退休的工人们开始将这当成是一项津贴。到了20 世纪70 年代，经济发展处于低增长、高通胀时期，社会保障计划开始变成了一个政治上的难题。很明显，它已经处于困境中。考虑到项目未来的发展，政治家们和经济学家们意识到在未来的几十年时间里，大规模婴儿潮时期出生的民众将会退休(随后他们也需要领取这个津贴)，那个时候，需要支付给他们的福利规模由于增长速度飞快，已经超过了基金项目本身能够筹集的资金规模。
然而，能够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却很少。对一个政治家来说，将民众的注意力引到社会保障问题上无疑是自寻烦恼。解决这一资金不足的难题有两个显而易见的办法，即减少福利和增加税收，但这两个办法都没有任何吸引力。社会保障问题是政治领域中"第22 条军规"的典型代表。直到20 世纪90 年代中期，参议院金融委员会的两位领导者，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 Daniel Patrick Moynihan )和鲍勃·帕克伍德才想到了一个不错的办法。如果你想弥补一万亿美元的空缺而又不想被人注意到，你能够做的事情就是改变钱的价值。
下面，我们解释一下这一计划是如何运作的。关于未来社会保障费用支出的估算是建立在预期通货膨胀率基础上的，而预期的通货膨胀率又取决于CPI 。莫伊尼汉和帕克伍德意识到如果官方公布的通货膨胀率可以被调低，来自社会保障税的收入就会上升，因此管理这一项目的成本就会下降。这样做的效果将是增加了税收，减少了津贴支出，从而相应地改变了货币的购买力，而不需要专门告诉民众你是如何做的。这么操作的难度在于，找一个什么样的理由来说明应该对通货膨胀率的计算做相应的调整。这个时候，就需要博斯金委员会参与进来。这是他们所熟悉的花招。回到前面我们提到的一万亿美元的数字规模，这是莫伊尼汉认为要确保社会保障体系能够维持下去的最低金额，于是，他和帕克伍德决定，通货膨胀率有必要下调1.1个百分点。
罗伯特·戈登( Robert Gordon )是美国西北大学的-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博斯金委员会5 名成员中的一位，按照他所写的说明，乔根森(就是将马拉尼撵出自己办公室的那位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早些时候就向委员会报告过，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在未来10 年的时间里，让社会保障储蓄能够结余一万亿美元，那么，这就意味着必须对通货膨胀率作必要的下调。于是，委员会分成了两个小组，分别从不同的方式来研究如何通过改变偏好式改变质量从而影响CPI的计算。戈登和另一名委员会成员组成了一个团队，他们俩共同合作，得出了一个数字。另外一个团队由乔根森、博斯金和另外一名成员组成，他们得出了另外一个数字。于是，当两个团队将他们的结果进行合并处理时，"按照某种方式" (戈登的原话)，委员会最终提出的建议的是，"正确的"通货膨胀率应该下调1.1% 。
博斯金委员会的研究成果遭到了社会各界的批评。正如戈登后来在报告时所描述的那样，这个项目上马很仓促，而且不够严谨。在委员会向参议院上报研究最终报告几天之前，他和他的合作者才完成了他们应该做的工作。报告里面的计算被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们称为"信封的背面"，那些数字远不是什么正式的估算。在报告提交给参议院之前，报告从未送给专家评审过。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也从未主动询问过戈登，他的团队是如何计算出这些数字的，或者其他人又是如何看待这些数字的。这些问题的答案会让人感到不舒服。最终，博斯金委员会的很多建议都被丢弃到一边。大约在5 年之后，美国国家科学院和美国劳工统计局开始重新考虑如何计算CPI的问题，他们采用了更加严谨科学的研究方法，得出的结论也更加细致。
在博斯金委员会成立后不久，马拉尼带着她和温斯坦有关指数问题的想法拜访了乔根森。乔根森可能对马拉尼和温斯坦的研究提出了比较犀利的批评意见，这些批评意见可能都是不错的建议。不过，这很难让人不去猜想，博斯金委员会可能在进行他们本应该计算准确的数字方面，失去了一个可以利用新的、严谨的数学方法的好机会，从而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似乎，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马拉尼和温斯坦的建议拒之门外。
曼哈顿计划的启示
将物理学中的规范理论或者其他思想运用到经济学中，仍旧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事情。温斯坦是正确的， 2008 年晚些时候爆发的金融危机对某些人来说是一个不错的机会，可以让经济学家们看待现实世界以及经济学问题的思路发生一些改变。不仅金融领域、经济学领域的很多人被吓到了，很多普通的民众也被吓到了。那些人们按照通常想法所理解的事情被发现正在发生改变和变得不再值得信赖了。与此同时，在其他领域工作的人们，如物理学和数学领域工作的人们，却发现这是一个进军被困难包围的领域的好机会。有人认为现在是对现代经济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方法进行重新评估的好时机，而这一提法引发了很多人的共鸣，其中就包括斯莫林和其他一大批在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的物理学家们。
斯莫林曾经在空余时间研究过经济学，现在他开始以更加严肃认真的态度来考虑这一问题。他将自己就各类主题写过的文章收集起来(其中包括他昕从温斯坦和马拉尼的建议所写的文章)，并将这些文章放在某一在线档案管理网站，在这个地方，经常会有物理学家将他们的最新研究放上来。这些文章就像一个翻译词典，向物理学家们解释一些基本的经济学概念，然后向大家演示，如何将物理学家们所熟悉的思想运用到其他科学领域的研究中。
与此同时，斯莫林和温斯坦计划在圆周理论物理研究所组织一场研讨会，研讨会召开的时间原定是2009 年5 月。研讨会计划邀请经济学领域的代表人物参加，目的是让不同研究领域的人在一起共同讨论"如何在经济危机后更好地推动经济学的发展" 。斯莫林和温斯坦参与了这次研讨会，还有其他的一些物理学家也参加了这次研讨会，包括法默和德曼。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同样也受邀参与这次会议，这其中就包括来自纽约大学的鲁里埃尔·鲁比尼( Nouriel Roubini )，来自哈佛大学的理查德·弗里曼( Richard Freeman )以及塔勒布。理查德·亚历山大( Richard Alexander )是一位著名的进化论生物学家，他也同样受邀参加这次研讨会，并向大家讲解生物学和人类行为学会如何影响经济学的发展。计划其实很简单，将一大群聪明绝顶的人集中在一间屋里子，让他们发现经济学领域已经出现的非常明显的问题，通过他们集体的努力，共同提出新的理论框架。计划准备通过这次研讨会开启一个全新的曼哈顿计划。
研讨会本身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由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和金融界专业人士组成的、研究领域广泛的群体发现了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当研讨会结束的时候，研究人员们却分道扬镰了。正如斯莫林后来所解释的那样，即使在经济学界以外的这些研究人员中，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刚懂自用的倾向，从而很难开展富有成效的合作。每个人都同意经济学理论面临着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对这些问题到底是什么，却难以达成共识，更不用说如何去解决这些问题了。这次研讨会的很多参与者，与经济和金融领域的其他评论者一样，甚至都不认为集中力量提高经济学模型的严谨程度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实际上，这背后涉及资金分配的问题:如果这个项目得到基金支持，那么又该在参与者中如何分配这些资金呢?这使得参与这次研讨会的每个人，在涉及是不是支持开启更大的研究项目时，表现得非常谨慎和小心，大家都担心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项目基金被克扣。将不同学科的研究人员集中起来，成立一个更大的研究团队，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解决经济学面临的问题。如果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这次研讨会其实是失败的。几个月之后，斯莫林放弃了研究经济学，重新
回到物理学研究中。现在，当他发现自己还有空余时间的时候，他就会研究气象学。他觉得，经济学是很棘手的，不仅是因为研究的主题很麻烦，同时还因为这个领域并不适合运用开放的思维方式去研究。温斯坦是对的: 与物理学相比，经济学要差劲儿几十倍。
直到今天，温斯坦和马拉尼还在继续将数学模型扩展到经济学理论研究中。索内特继续研究他的预测工具。法默回到了圣塔菲研究所，继续探索复杂科学与经济学模型之间的关系。尽管有这些智囊团，世界经济还是支离破碎，依然处于2007一2008 年发生的金融危机的余波震荡中。难道就不能做点儿什么事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