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社会总需求

什么决定社会总需求？

我们知道，社会总需求相对社会总供给，也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是一个社会对产品和劳务的需求总量。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它表现为有货币支付能力的有效需求，这种需求不仅仅是指对商品和劳务需要的一种欲望，更主要的是对商品和劳务的支付能力。例如一些奢侈品，像爱马仕的提包，香奈儿的香水和高档名钻戒等，对于一些富裕阶层的人，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购买它，因为他们有这个支付能力，这就是有效需求。而对于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你对它有需求，想得到它，但是你却并没有支付能力，那么这只是一种需要，并不属于有效需求。

那么，社会总需求都是由哪些方面构成的呢？这里有一个统计角度的问题。

我们从需求使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社会总购买力可能花在哪些项目上来看，社会总需求=投资需求总量+消费需求总量+国外需求总量。如果从需求形成角度测算来看，就是侧重影响因素和总购买力的因素，社会总需求=国内生产总值-储蓄+银行信贷收入+财政赤字+出口。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从需求使用的角度来分析社会总需求的。这里我们也主要从这个方面讲一讲。

由于社会总需求是由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国外需求构成的，所以，影响社会总需求的因素可从这三个方面来分析。

影响消费需求的因素主要有居民收入水平、利率水平、物价水平及其心理预期和社会保障程度等。对于居民收入水平，大家都知道，只有你获得了一定的收入，你才可能去购买你所需要的商品。当你工资增多，或者你预期自己的工资会增加的时候，你就可能会更多的消费。而对于利率水平，当银行的利息很高时，很多人会把钱存入银行获取利息，这样他们的消费便减少了。再有是物价水平，当物价水平的变动和你的收入变动差不多的话，你的消费还会和往常一样没有大的差异，但是当物价水平的变动高于或低于你收入变动的话，你的消费需求便会相应地减少或增加。另外，价格预期也会影响消费开支，如果你预期未来物价上涨，自然会增加当前消费支出；相反，你会减少当前的消费支出。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保障体系健全，也会增强人们的消费信心，消费程度也会提高。另外，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状况、GDP的增长等都会对消费产生影响。

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有投资收益率的估算、技术变化、需求状况、政府政策等多个方面。对于投资收益率的估算，就是要看预期利润率和市场利润率，我们说，投资是要获得回报的，如果前者大予后者，那么投资就会有利可图；反之，就达不到投资的目的，甚至会蒙受损失。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技术的革新和生产方法的变革具有重要作用。我们知道，一种新技术、新能源或者是新市场的出现，会给企业带来有利的投资机会，也会增强企业的投资动力。此外，市场需求也会影响投资。由于市场需求状况决定了厂家产品或劳务的销售状况，如果市场需求旺盛的话，企业投资的信心就会增强，相反如果市场低迷，投资就失去了基础。再有，政府的税收政策、利率政策、行业政策等各项经济的措施，也都会影响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此外，宏观经济环境下的货币供应量、经济体制等也都是影响投资需求的因素。

由于国外需求就是产品和劳务的输出，影响它的因素也会有很多，这和进口国的经济有着直接的联系，另外，进口国对出口国出口物品的需求程度和购买力水平等因素都能影响到国外的需求。

我们知道，社会总需求也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就业状况，它反映了社会经济运行的倾向，所以我们说它也是宏观经济状态的晴雨表。我们想象或者推断一下，在社会就业充分的状态下，一般总需求是均衡的，这就使得总需求能够适度增长，有利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出现社会就业不充分的状态，总需求就会失去均衡，导致需求萎缩或增长停滞。

我们再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观察，在总需求均衡状态下，社会经济运行良好，投资、消费、出口比例适宜，整个经济在“三驾马车”的拉动下平稳运行，经济适度增长。在总需求失衡状态下，反映出经济过程中的倾向性问题，或是投资比例失调，或是消费比例失调，或是出口比例失调，这就需要进行宏观政策调整。如果总需求不足的话，表明经济发展过程放缓，需要扩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如果总需求膨胀的话，则表明经济发展过热，需要抑制需求，下调经济发展速度。如果总需求出现结构性失衡，则需要进行对经济的结构性调整，这解决起来就困难得多。举例来讲，我们国家目前投资和出口比例很大，而消费比例偏低，这种失衡的经济结构，确实制约了发展，现在正下决心解决，但我们知道，这个问题涉及面广，需要在众多领域坚持不懈的努力才能逐渐改善。

探解需求约束型经济增长

纵观我国的经济发展，在改革开放年以前，“短缺经济”特征明显，经济增长主要受自然资源、资金等有效供给不足的约束。改革开放以后，经济不断改善和发展，但还没有彻底摆脱“短缺经济”。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始告别“短缺经济”，但有效需求不足又成为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制约因素，也就是说，我国经济今后的持续增长将不得不受到需求的约束。也就是在这时，需求约束型经济初步形成。所谓需求约束型经济，是指经济运行主要受需求因素约束的经济类型。而需求约束型经济增长可以理解为在需求因素的约束下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在这种类型的经济中，培育需求，提高需求，成为促进发展的首要因素。

我们知道，在需求约束型经济环境中，需求约束比资源约束对生产活动更具限制力。经济运行以市场需求为推动力，一旦脱离市场需求，经济运行就会丧失内在动力而处于停滞或衰退状态。

其实需求约束也可以从个人消费、投资、出口等需求状况和构成中反映出来。我国的消费率与投资需求持续扩张、投资率长期处于较高水平相比，有持续下降的趋势，2000年至今已下降13.7个百分点。另外，与政府消费率相比居民消费率下降更为明显，从1978年的48.8%下降到2008年35.3%。从国际上的情况看，我国消费率不仅明显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且也明显低于巴西、印度等发展中国家。

虽然最近几年我们采取了很多重大措施来解决民生问题，但仍未改变我国居民消费比重持续下降的局面，并且两极分化现象比较突出，收入活动性降低。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不同社会阶层之间收入差距仍有扩大的趋势。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我国的消费率持续走低，迫使我国大量过剩产能更多地只能依赖国际市场来消化，这就导致了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0年的38.47%快速上升到2007年的66.82%。要知道对于一个大国的经济增长，如果长期只是高度依赖外部市场，那么必将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风险。而2008年的一场国际金融危机掠过，广东、浙江等沿海省份的出口型企业就开始大量的停工减产了，这个问题已经开始显现了。

我们知道，高投资、低消费、弱内需、强外需等结构性失衡的核心，还是需求问题。所以，关注民生、刺激消费、扩大内需、减少产能投资、转变投资一出口驱动型的经济增长方式等，这些确实是我们国家现阶段发展中面临的巨大而紧迫的任务。

世界还需要凯恩斯吗？

上世纪30年代初，在资本主义严重经济危机的时候，“凯恩斯主义”诞生了。“凯恩斯主义”主张国家采用扩张性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政府干预等促进经济增长的措施，克服了当时严重的经济危机。它是曾经引领了一个半世纪资本主义繁荣的古典经济理论。

而2008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金融危机并迅速蔓延到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以来，凯恩斯这位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又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那么金融危机下的世界还需要凯恩斯么？答案是明显的。因为世界各国政府一定意义上说，正是采取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主张，积极干预、从容应对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挑战。我国政府实施的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各项措施以及财政剌激经济4万亿的投资计划，成效明显。而且，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各国也纷纷出手“救市”。例如在此轮的国际金融危机中，为了解决金融机构太大而不能破产的棘手难题，美国和欧洲国家都采取了相当力度的注资措施，致使一些金融机构（例如花旗银行等）和大型私营企业（例如通用汽车公司等），国家资本占了相当比例，实际效果也是可圈可点的。这些措施不仅稳定了金融，也使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型企业避免了破产重组的厄运。我们说，人生病了，当然需要治疗，市场失灵的时候，当然需要凯恩斯所主张的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弥补。完全依赖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有的时候只是一种幻想。

需求法则与吉芬商品

一般而言，在其他情况不变的假设下，当商品的价格越高，消费者对此商品的需求量就越少；价格下跌，需求量会增加。这里我们看到，价格与需求量成反向变动的关系，这一规律在经济学上称为需求法则。而这样的烧烧板效应源自两种更具体的效应一一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之和为总效应。

我们举例来说，在苹果和梨子价格都是1元钱1个时，如果一个人一月吃30个苹果和30个梨子，共需要60元钱。现在假定梨子的价格不变，苹果降为5角钱，那么，他一定多吃苹果少吃梨子，这是因为苹果比梨子便宜，他用苹果代替了梨子，这就是替代效应。同时，当苹果降为5角钱时，即使这个人还维持原有的苹果和梨子的消费数量各买30个，也只需要45元钱即可，他多出来的15元钱还可以再多买一些苹果，这是因为他实际可支配的钱变得更多了。由于苹果和梨子都是正常商品，那么他消费苹果和梨子的数量也会更多些，这就是收入效应，所以说，价格下降，总效应增大。

在我们的生活中，大多数商品都是遵循需求法则的，它们的需求量与其价格呈反方向变化。也就是价格上涨时，需求量下降；价格下降时，需求量增加。但也有一些“反例”，其中最著名的是以英国人而得名的“吉芬商品”。英国统计学家罗伯特·吉芬发现，在1845年爱尔兰发生灾荒时，当时土豆价格急剧上涨，但是爱尔兰人对土豆的需求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还增加了。这一现象在当时被称为“吉芬难题”。后来，经济学家就把需求量与价格呈同方向变动的特殊商品（低档品），称为“吉芬商品”。

看上去它似乎推翻了需求法则，其实，它是以特殊的方式验证了需求法则。

对于“吉芬商品”来说，在大饥荒中几乎所有的商品都涨价了，这就与需求法则强调的“其他条件不变”这一前提有所区别了。我们知道，对于陷入贫困的家庭，土豆这样的仅能维持生活和生命的低档食品，无疑会在大多数贫困家庭的消费支出中占较大比重。商品价格上涨后，会导致贫困家庭实际收入水平大幅度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贫困的人们为了生存下来，就不得不大量地增加对低档品的购买而减少对正常品、优等品的消费。而相比起土豆这种低档品来说，已经没有比这更便宜的替代品了，因此，它价格上涨的替代效应就会微不足道。而这时的收入效应就比较明显，也就是说，由于价格的上涨使得人们实际收入下降而不得不较大幅度增加对低档品土豆的消费，以至于超过了替代效应，从而使得总效应与价格成同方向变化，这样就造成了土豆的需求量随着土豆价格的上升而增加的现象。

我们说，一种商品只有同时具备“是低档品”和“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这两个条件时，才可以被称之为“吉芬商品”。当人们的收入迅速增长时，许多低档品会变成“吉芬商品”。例如，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众多家庭使用了轻薄的液晶显示屏电视机，传统的电子管显示屏电视机的价格比以前虽然降低了很多，但人们对它的需求量还是大大地减少了。那么对于一些厂商来说，如果生产的是低档品，他就得注意生产的商品是否有可能变成“价格下降，需求量反而减少”的另一类的吉芬商品。

需求约束型经济对于我们解决和提升社会需求有着更高、更苛刻的要求。我们知道，现在消费者的需求标准在不断提高，各类产品的提供商必须不断地实现产品的升级换代，否则你的产品就过时了，就会陷入困挠，即使价格下降，销售量却不断减少。

从社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上看，我们说，现在升级换代的周期明显缩短，比如从手机等家用电器、日用生活品到工业设备以及旅游、金融服务产品等等，几乎涉及所有的方面，这些都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切实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