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计与纳税
对于你们当中那些对会计不敢兴趣的人，我为这篇论述感到抱歉。我意识到，你们中的许多人对我们的会计数值没有进行过深人的思考，但却持有伯克希尔的般票，这主要是因为你们知道：（l)查理和我把我们的大部分钱投在了伯克希尔；（2）我们想要经营企业，因此你们的盈利率损失与我们的成正比；（3）到目前为止，盈利记录尚令人满意。这种“信任”投资法不可能出什么差错。但是，其他股东偏好一种“分析、投资法，所以我们要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在我们自己的投资过程中，我们寻找用两种方法都能给我们相同答案的情形。
A.对会计把戏的讽刺
美国钢铁公司宣布彻底现代化的方案
美国钢铁公司（U.S. Steel Corporation）的蓝事长迈伦C.泰勒（Myron C.，Taylor）今天宜布了一项期待已久的计划，对这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企业进行彻底的现代化。出乎意料的是，公司的生产策略或销售策略没有任何变化，相反，公司的簿记制度将全面修改。通过采用并进一步改进一些现代会计手段和金融手段，公司的盈利能力有了惊人的转变。甚至在低于正常条件的1935年，人们估计新的簿记方法也可在财务报告中产生每股普通股近50美元的利润。这个改进方案是普莱斯·培根·古施亚·科尔彼茨会计事务所（Messrs. Price,Bacon, Guthire＆Colpitts）经过全面调查后的结果，它包括以下6点：
(1)将厂房设备账户（Plant Account）减值至负1000000000美元；
(2) 普通股的面值减至l美分；
(3)用认股权证支付所有的薪酬；
(4)把存货转记成1美元；
(5)用可以按50%折扣赎回的无息债券置换优先股；
(6)设立1000000000美元的或有准备金（Contingency Reserve）。
这个非常现代化方案的官方声明全文如下：
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会很高兴宣布，在对因行业条件变化产生的问题经过深人细致的研究之后，为重建公司的会计方法，董事会已经批准了一个全面的方案。在普莱斯·培根·古施亚·科尔彼茨会计事务所的帮助和推动下，专门委员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利用某些先进的簿记方法上，我们公司已经落在了其他美国企业的后面，用这些方法，公司的盈利能力可以大大增强，而无需任何现金支出，或者任何营运条件或销售条件的变化。我们已经决定不仅采用这些新方法，而且要把它们发展到一个更高的，尽善尽美的层次。董事会采用的这些变革可以从以下6个方面来概括：
1．固定资产减值至负1000000000美元。
许多有代表性的公司已经通过将它们的厂房设备账户减值至1美元，从而减轻了它们的收益账上因折旧产生的全部费用。专门委员会指出，如果他们的工厂只值1美元，那么美国钢铁公司的固定资产就比这个数字小得多。许多厂房设备实际上与其说是资产倒不如说是负债，如今这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资产不仅需要记提折旧费用，而且需要承担税赋，维修费用以及其他支出。因此，董事会已经决定延续从1935年的年报开始的资产账面减值策略，并将固定资产从1 338 522 858.96美元减至大约负1000000000美元。
这个措施的好处应当显而易见。在厂房设备磨损的同时，负债就会相应减小。因此，公司现在每年不是有一大笔47 000 000美元的折旧费用，而是有了每年5%的利润增值，也就是50 000 000美元。每年，这会增加不少于97000000美元的收益。
2.普通股的面值减至1美分。
3.用认股权证支付所有的薪酬。
许多公司已经能够用购买股票的权证来支付主管人员的大部分薪金，以大幅减少一般管理费用，认股权证不会产生任何抵消收益的费用。这种现代手段的所有可能性显然还没有充分实现，董事会已经采用了这个想法的下述先进形式：
公司的所有人员都将收到以可按每股50美元的价格购买普通股的认股权证形式支付的报酬，比例是根据他们目前的薪酬总额按每50美元支付一张认股权证。普通股的面值将减至1美分。
以下可以看出，这个新方案的几乎不可思议的好处显而易见：
a.公司的工资单将完全消除，根据1935年的经营情况，每年可以节省250000000美元。
b.同时，我们所有雇员的有效报酬将增长数倍。由于在新的方法下普通股上显示的每股巨额盈利，所以可以肯定股票在市场中的价格将远远高于每股50美元的期权水平，使这些认股权证可以轻易实现的价值大大超过它们将取代的当前现金工资。
c．通过执行这些权证，公司每年将实现一大笔额外的利润。既然每股的面值将固定在1美分，因此它认购的每一股都将有49.99美元的利润。但是，为了保守的会计核算，这笔利润将不包括在收益账上，但会另外作为资本盈余（Capital Surplus）的贷方显示出来。
d.公司的现金头寸将会大大巩固。通过执行可认购5000000股的认股权证，每年就会有250000000美元的现金流入，而不是目前每年因支付工资产生的250000000美元（1935年的基数）现金流出。高盈利和强大的现金头寸使公司能够慷慨地支付红利，因而导致这些认股权证发行后被立即执行，因而又进一步增加了公司的现金头寸，因而又允许更高的红利率，等等，无穷无尽。
4.把存货转记成1美元。
由于有根据市场行情调整存货价值的必要，因此在经挤不景气的时候就会出现严重的亏损。各式各样的企业—尤其是处于金属领域和棉纺织领域中的企业—已经通过以极低的单位价格把它们的部轨或全部存货人账，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俐铁公司已经决定采用一种更加进步的策略，并将全部存货以I美元人账。每年末，存货都要受适当的减值影响，该减值的数额将从下文提到的或有准备金中提取。
这种新方法产生的好处非常巨大。它不仅排除了所有存货跌价的可能，而且还大大提高了公司的年收益。年初手中估价成1美元的存货，可在年内以极高的营润出售。估计用这种方法，我们的收益每年至少可以增加150 000 000美元，同时，这个数字大约等同于每年或有准备金中扣减的数额。
为了保持连贯性．并获得其他与刚刚讨论过的好处相似的好处，专门委员会中持不同意见的少数委员单独提出的报告建议，应收账款（AccountReceivable）和货币资金（Cash）也应减值至1美元。这个建议当时遭到了拒绝，因为我们的审计师们仍旧要求，任何因此冲销的应收胀款率货币资金的回笼，都必须贷记人资本盈余而不是当年的收益。但预计这种审计规则—颇能使人联想起过去的时光—很快会改变，以符合现代的趋势。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少数委员提出的报告就会得到进一步积极的考虑。
5.用可以按50%折扣赎回的无息债券里换优先股。
在最近的萧条时期，许多公司已经能够通过按大大低于面值的折扣价格赎回它们自己的债券产生的收益，来冲销它们的营业亏损。不幸的是，美国钢铁公司的借贷总是居离不下，因此这个赚钱的收人来源对它来说还不能用。本现代化方案将改善这个条件。
董事会建议将每股优先股换成300美元面值的无息偿债基金债券，这些债券可用抽签的办法，按面值的50%在为期10年的等额分期偿付中赎回。这就要求发行1080 000 000美元的新中期债券，这之中每年都有108000000美元的债券以对公司来说仅仅54 000 000美元的成本被收回，因而产生了同等数额的年利润。
就像在上面第3点中阐述的薪酬方案，这种安排既可使公司受益，又可使优先股的股东受益。后者保证能以面值的150%在平均5年的时间里从他们现有的股票中获得报偿。既然目前短期证券实际上产生不了回报，那么无息的特征也就无关紧要。公司将把其目前每年用来支付优先股股利的25000000美元的费用，转换成每年54 000 000美元的债券回收利润—总计每年79 000 000美元的利得。
6.设立1000000000美元的或有准备金。
董事们相信，在这之前提到的各项改进措施将确保公司在未来的所有条件下拥有令入满意的盈利能力。但是，在现代会计方法下，任何不营的业务发展导致的最轻微的亏损风险都不存在，因为所有这些都可通过或有准备金加以预防。
专门委员会已经建议，公司应当用相当殷实的1 000 000 000美元建立或有准备金。如前所述，每年对1美元存货的减值将被这个准备金吸收。为了避免或有准备金最终耗尽，董事会己经进一步决定，每年通过从资本盈余中转移一定金额来加以补充。既然后者每年可以通过行使股票认股权证（见上面第3点）至少增加250 000 000美元，那么它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补偿或有准备金的任何流失。
在准备这个方案时，董事会不得不遗憾地承认，在固定资产、资本盈余、或有准备金与资产负债表上的其他账目之间转移大量金额的过程中，他们已经不能改进许多大公司已经采用的策略。实际上，必须承认我们的会计分录可能有些过于简单，而且缺乏表征这个领域中最先进会计程序的、极端故弄玄虚的要素。但是，董事会坚决主张，在制订现代化方案时要简洁明了，甚至是为了公司的盈利能力而牺牲可能的有利条件。
为了表明新建议对公司盈利能力产生的组合效应，我们因此提交了一张基于两种方法计算出的1935年的简明收益账户，即：
也许没有必要向我们的股东指出，现代会计方法导致资产负债表看起来与那些处于不太先进时期的有所不同。考虑到公司资产负债表上的这些变革导致的非常巨大的盈利能力，就不必指望对资产与负债细节的过分注意。
总之，蓝事会很想指出，组合的业务程序—藉此，厂房设备将以一个负值人账，我们的工资单将会消除，而存货将在我们的账薄中不名一文—将在行业中给美国钢铁公司一种巨大的竞争优势。我们应当能够以极低的价格出售产品，而且仍旧可以显示出漂亮的利润空间。蓝事会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是，在这个现代化方案之下，我们应当能够以低于所有竞争对手的价格销售产品，此时反垄断法是100%地控制整个行业的惟一障碍。
我们的一些竞争对手可能通过采用相似的会计改良寻求抵消我们的新优势，在陈述的过程中，蓝事会并非对这种可能性毫不在意。但是，我们相信，作为这些钢铁用户服务新领域的组织者和先锋，美国钢铁公司能够通过增加客户忠诚的独特威望，保持新老客户的忠诚。而且，如果必要性增加，我们相信我们应当能够通过引人更加先进的薄记方法—这些方法现在甚至还未在我们的试验会计学实验室中进行开发。
B.透明盈利
当一家公司拥有另一家公司的一部分时，就必须从三大轨类中挑选一类属于这种所有权益的适当会计程序。拥有的有投票权股票的百分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应当利用何种类型的会计原则。
通常接受的会计原则要求（自然地，受意外的影响……）完全合并所持股份超过50%的企业的销售额、费用、税金和收益。伯克希尔拥有6090股份的蓝筹食品代用券公司正好落人此类，因此，所有蓝筹的收入和费用项目都完整地包含在伯克希尔的合并收益表中，其他股东在蓝筹净收益中4090的所有权益在报表中作为“少数股东权益”的扣减。
而对于那些股份占20%至50%的公司(通常称之为”被投资方”)，它们的收益通常被完全并入另一类财产。这种公司例如由伯克希尔控制的但仅拥有48%股份的Wesco财务公司—的收益通过单线分录并人所有者的收益表中。不同于股份超过50%的那一类，所有的收人和费用项目都被省略；仅按比例算人每股的净收人。因此，如果A公司拥有B公司的1/3，那么B 1/3的收益—无论B是否派发—都会在A的收益中反映出来。在这一类以及股份超过50%的那一类中，对公司间税金和收购价格的调整有一些修改，我们会在稍后对此做出解释。（我们知道你们已经不能再等了。）
最后是那些代表另一家公司有投票权的证券不到20%的所有权的财产。在这些情况下，会计规则要求持股公司只能把从这些财产中轨得的股利并人它们的收益中，未派发的收益忽略不计。因此，如果我们拥有1980年的收益是1 000万美元的X公司的10%，那么我们将在我们的收益（忽略公司间股利的相对微量的税赋）中报告（a）100万美元，如果X宣布将1000万美元的收益全部作为股利派发；（b）50万美元，如果X派发了50%的收益，或500万美元；或者（c)0美元，如果X将所有的收益再投资。
我们把这个短期的—而且是过于简单的—会计课程强加于你们，因为伯克希尔在保险领域内的财力集中，导致其在那个第三类（股份低于20%）公司中资产的相应集中。许多这样的公司以股利的形式派发相对一小部分收益，这意味着，它们的当期盈利能力仅有一小部分记录在我们自己的当期营业利润中。但是，虽然我们报告的营业利润只反映从这样的公司收到的股利，但我们的经济收益取决于它们的收益，而不是它们的股利。
最近几年，因为我们的保险公司生意兴隆，又因为证券市场在普通股领域展示了特别有吸引力的机会，所以我们在第三类公司中拥有的财产大幅增长。这类财产的大幅增长，加之这些部分所有的公司的盈利不断上升，已经产生了非凡的业绩；去年这些公司留存的“属于我们的”那部分收益（没有以股利方式派发给我们的那部分收益）超过了财务报告中伯克希尔的年营业利润总额。因此，一般看来，常规会计只允许我们在水面上暴露收益“冰山”的一半还不到。在股份公司界中，这种结果极为少见；但在我们的公司中很可能再次出现。
我们自己的实际收益分析与通常所接受的会计原则有所不同，尤其是当这些原则必须应用在一个通货膨胀率高企而且易变的世界中时。（但是抨击这些 会计规则，比改进它们容易得多。内在的问题非常大。）我们已经拥有许多企业100%的股份，尽管就会计惫义来说，我们完全控制了它们收益的处里权，但是他们报告的收益对我们来说并没有账面数字反映的那么多。（这种“控制”是理论上的。除非我们把所有的收益再投资．否则这些已经处于原地的资旧价值就会出现巨大的损耗。但是，这些用于再投资的收益不可能实现接近于资本的市场回报率的收益。）因为不同寻常的投资机会，我们还拥有许多公司的一小部分股权，这些公司的留存收益所具有的经济价值对我们来说远远超过账面上的数值。
对伯充希尔·哈撒韦来说，留存收益的价值并不取决于我们是否拥有这些企业100%，50%，20%或者1%的股份。相反，留存收益的价值取决于它们的用途，以及这种用途后来产生的收益水平。无论是我们决定留存收益的用途，还是我们不曾雇用的经理们—但的确被选来加人我们的行列—决定其用途，这些都是确有其事。（是表演重要，而不是演员重要。）而且这些价值根本不会受是否在我们自己报告的营业营润中计人这些留存收益的影响。如果一棵树在部分属于我们的森林中成长，那么虽然我们没有在我们的财务报告中记录它的成长，但我们仍然拥有这棵树的一部分。
我们要提醒你们．我们的观点是非常规的。但是，我们宁愿让没有在我们帐面上反映的收益，在那些并非由我们个人雇用的管理人员管理的，我们拥有10%股份的公司中派上好用处，也不愿意把在我们联面上反映的收益投到由另一些管理人员—即使我们就是那些管理人员—管理的，潜力更不确定的项目中。
(我们不禁要在此暂停下来，做一则简短的商业广告。我们在其中有投资的那些公司在使用留存收益时，我们通常热烈欢迎的一种用途是回购它们自己的股票二推理过程很简单:如果一家优秀的企业在市场中的售价远低于其内在价值，那么有什么能比以这种便宜的价格大幅度提高全体所有者的权益，从而更加确定的实现利润更大化的资木用途呢?当一家公司购买另一企业的全部所有权时，公司收购活动的竞争天性.几乎可以保证足价—甚至常常超出足价一一付款。但是，证券市场的拍卖天性允许一家运作良好的公司有机会，按比通过协议收购获得有相同盈利能力的另一家企业所需支付的价格低50%以上的价格，购买它们自己公司的部分股权。)
“收益’这个术语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因此，如果盈利数值伴随者不合格的审计师签发的证书，那么天真的读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数值定能与之相比，小册位上的数字无穷无尽。
但是在现实中，江湖骗子领导的公司在报告收益时，收益就像腻子粉那样序易扭曲。真实的收益最终会读出水面，但同时大笔的钱会易手。实际上，美国的某些重要财富就是通过会计幻影的货币化创造出来的。
在会计方面滑稽可笑的公司并不鲜见。对于这些诡计多端的鉴赏家种种作派，[可以看看前面由本·格雷厄姆在1936年撰写的讽刺小品]。唉!与他那时嘲讽的会计把戏相同的暴行，已经多次在美国大公司的财务报表中出现，而且得到了大名鼎鼎的审计师事务所的认可。很明显，投资者必须永远保持警惕，而且将这些会计数字当作计算产生它们真正“经济收益”的开端，而不是结尾。
伯克希尔自己报告的收益以另一种不同的，但却十轨重要的方式让人误解：我们在许多公司（“被投资方”）中有巨大的投资，这些公司的盈利远远超过他们派发的股利，而且我们仅根据我们收到的股利记录我们的每股收益。极端的例子是大都会/ABC公司。去年我们在这家公司收益中17%的份额总计超过8300万美元。然而，仅有大约530000美元（它派发给我们的600000美元股利减去一大笔70000美元的税）的收益计人了伯克希尔的GAAP收益中。剩余的8 200多万美元作为留存收益放在大都会公司中为我们的利益工作，但却没有记录在我们的账簿中。
我们对这种“被遗忘但未消失的”收益的看法非常简单：解释它们的方法根本无足轻重，但它们的所有权以及随后的用途则极端重要。我们并不关心审计事务所是否听到森林中有一棵树倒下；但我们确实关心谁拥有这棵树，以及要拿这棵树干什么。
如果可口可乐用留存收益回购它的股票，那么这家公司就增加了我们在我认为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特权中的所有权百分比。（当然，可口可乐还通过其他许多可以提高价值的途径使用留存收益。）除了回购股票，可口可乐可以以股利的形式将这些资金派发给我们，然后我们再用这些钱购买更多可口可乐的股票。这是一种低效率的情形：由于我们必须支付股利所得税，所以在购股时，我们就不能像可口可乐那样成比例地提高我们的所有权。但是，如果采用这种低效率的过程，伯克希尔就可以报告多得多的“收益”。
我相信最佳途径是用“透明盈利”考虑我们的收益，其计算方法如下：拿2.5亿美元大约是1990年我们所投资的公司留存的营业利润；减去3 000万美元—这是如果把这些留存收益以股利的形式派发给我们时本该缴纳的税款；然后把剩余的2.2亿美元计人我们报告的3.71亿美元的营业利润中。这样，我们1990年的“透明盈利”大约是5.9亿美元。
我们认为，对于全体所有者来说，一家企业留存收益的价值取决于这些收益的使用效率而不是哪个人所有权百分比的大小。在过去的10年中，即使你只拥有伯克希尔的1%的0.01，你也能从你那部轨留存收益中得到完整的经济利益，无论你的会计方法是什么。按比例计算，你获得的收益与你拥有不可思议的20%的股份时获得的一样。但是，如果在过去的10年中，即使你拥有一大把资本密集型企业的100%股权，那么在标准会计方法下对你来说可以全部确认的以及极为精确的留存收益，只会产生很少的经济价值或者零经济价值。这并不是对会计程序的批评，我们并不想有一份设计更好会计制度的工作。这仅仅是说明，经理们率投资者们都必须懂得，会计数字是企业估价的开始，而不是结尾。
在大多数股份公司中，少于20%的所有权无足轻重（部分原因也许是它们防止了对人们怀有深厚感情的报告收益的最大化），而且我们刚才讨论的会计成效与经济成效间的区别也无关紧要。但是，在我们自己的公司中，这些定位的重要性不仅非常大，而且与日俱增。我们相信，它们的重要性使我们的报告营业利润数字的意义有限。
在由美国大公司的完整编队组成的巨大竞卖场中，我们的工作是挑选那些有着可以让每一美元留存收益最终转换成至少一美元市场价值的经济特性的企业。尽管有许多过失，但我们已大致实现了这个目标。在调整的过程中，我们到了阿瑟·奥肯（Arthur Okun）的经济学家守护神—圣抵销（St.Offset）的巨大协助，即在一些情况下，归我们所有的留存收益对市场价值产生了毫无意义的甚至是负面的冲击，与此同时，在其他所有权占很大比例的情形中，被投资方留存的1美元收益已经转化成2美元甚至更高的市场价值。时至今日，我们那些表现出众的公司远远抵销了落后者。如果我们可以保持这个纪录，那么我们使“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努力就会卓有成效，而无论这种努力对“会计”收益的冲击如何。
我们还相信，投资者还可以从专注于他们自己的透明盈利中受益。要计算这些盈利，他们就应当测定属于他们的证券投资组合的各种股票的根本收益，并把它们相加。每一位投资者的目的应当是，创造一个从目前开始的10年左右的时间中可以带给他或她最大限度透明收益的证券投资组合（实际上是一家“公司”）
这种方法可以迫使投资者考虑企业的长期前景，而不是股票市场的短期前景，这是一种很可能提高收益的眼力。当然，在长时间内，投资决策的计分牌的确是市场价格，但是价格将取决于未来的收益。在投资过程中，如同在棒球运动中那样，要想让记分牌不断翻滚，你就必须盯着球场，而不是计分牌。
对管理经济表现的主要评价标准是对使用的权益资本实现高收益率（没有过高的财务杠杆、会计花招，等等。），而不是实现每股收益的持续增长。我们认为，如果管理人员和财务分析师们可以修改他们着重强调的每股收益以及这个数字每年的变化，那么许多公司就能更好地为股东以及普通大众所理解。
C.经济商誉与会计商誉
我们的企业内在价值大大超过账面价值。主要有两条原因：
（1)标准的会计原则要求我们保险子公司持有的普通股在我们的账簿上以市场价值表示，而我们拥有的其他股票则按总成本与市场价值孰低法计算。1983年末，后一组股票的市场价值超过账面记录的价值达税前7000万美元，或者约税后5 000万美元。这部分超额属于我们的企业内在价值，但不计人账面价值的计算。
(2）更重要的是，我们拥有的几家企业的（可以完全归人企业内在价值中的）经济商誉远大于记录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并在账面价值中反映出来的会计商誉。
你即使从未想过商誉及其摊销，也能过上一种殷实的生活。但是，投资与管理专业的学生就必须了解这个看题的各种细微的差别。我本人的想法已与35年前的大相径庭，当时，我所受的教育青睐有形资产，而回避那些大部分价值是经济商誉的企业。这种偏见使我因遗漏犯下许多业务上的大错，尽管极少是受人之托。
凯恩斯看出了我的毛病：“困难的是摆脱旧思想的束缚，而不是新思想的运用。”我摆脱得太迟了，部分原因在于我从老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过去（而且仍然）极具价值。最终，直接的和代理的业务经验，使我现在特别倾向于那些拥有巨额持久经济商誉的企业，以及那些利用最少的有形资产的企业。
我把下文推荐给那些熟悉会计名词，以及对了解商誉的各种业务方面感兴趣的人。无论你是否希望理解下文的实质，你都应当明白，查理和我相信伯克希尔拥有非常巨大的经济商誉，比账面价值所反映的高。
下面的讨论仅涉及经济商誉和会计商誉—而不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友好。例如，一家企业可能深受其客户的喜爱，甚至是钟情，但却毫无经济上的友好。（AT&T在解体前目被人们看好，但没有一丁点儿经济商誉。）而且，遗憾的是，一家企业可能令其客户厌恶，但却拥有巨额的而且不断增加的经济商誉。因此，暂且忘却情感，并只专注于经济学和会计。
如果一家企业被收购了，那么会计原则就要求收购价先转人收购到的可确认为个别资产的公允价值（Fair Value）中。这些资产（在扣减了负债之后）的公允价值之和通常小于企业的收购总价。在这种情况下，差额就会转入一项名为“收购成本超出所得资产净值的部分”的资产中。为了避免重复这种冗长的描述，我们将用“商誉”代替。
在1970年11月以前收购企业产生的会计商誉有一种特殊的续存期。除了极少数情况之外，只要被收购的企业尚存，它就可以作为一项资产留在资产负债表上。这意味着不需要产生会降低收益的逐渐消灭那项资产的摊销费用。
但是从1970年11月起进行的收购就有了变化。如果这些收购产生了商誉，那么商誉就必须在40年内通过收益账户的借项摊销—每年的摊销费用相等。既然40年是允许的最长摊销时间，因此管理人员（包括我们）通常挑选40年。这种收益账户的借项不允许作为一种应税收益额减免，因此它对税后收益的影响大致相当于其他费用的两倍。
会计商誉就是这样起作用的。要想看看它与经济现实有何差别，让我们看一个就在手边的例子。我们将四舍五人一些数字，并大大简化，以使例子更容易理解。我们还牵涉到了投资者和经理。
1972年初，蓝筹食品代用券公司用2 500万美元买下喜诗糖果，当时喜诗大约有80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净值。（在整个这次讨论中，应收账款将归人有形资产，这个决定对企业分析来说非常合适。）这个水平的有形资产足以在不举债的情况下—除了短期季节性借贷—管理企业。喜诗当时的税后利润大约是200万美元，而以1972年的不变美元计算，这种盈利看起来保守地代表了公司未来的盈利能力。
因此我们的第一堂课是：如果我们能够希望公司在有形资产净值基础上以大大超过市场的回报率产生利润，那么在逻辑上这些公司比其有形资产净值值钱得多。这种超额回报的资本化价值就是经济商誉。
在1972年（和现在），相对来说只有几家企业可以指望持续产生喜诗获得的25%的有形资产净值税后收益率—而且是在保守的会计和没有财务杠杆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并不是存货、应收账款或固定资产的公允市场价值产生了超额回报率，相反，是无形资产的结合产生了这种超额回报率，尤其是消费者在与产品和雇员的无数次偷快经历的基础上普遍认同的良好声誉。
这种声誉创造了一种消费者特许权，对购买者来说，它使产品的价值，而不是产品的生产成本，成为售价的重要决定因素。消费者特许权是经济商誉的一个主要来源。其他来源包括不受利润管制影响的政府特许权，例如电视台，以及在一个行业中作为低成本生产者的持久地位。
让我们回到喜诗例子中的会计核算。蓝筹公司以超出有形资产净值1 700万美元的价格收购喜诗，这就要求建立一个同等金额的商誉账户，作为蓝筹公司账簿中的一项资产，而且随后一连40年每年都要在收益中扣减425 000美元，以摊销该项资产。到了1983年，也就是经过11年的摊销之后，1 700万美元已经减至大约1 250万美元。同时，伯克希尔持有蓝筹公司60%的股份，因此也持有喜诗60%的股份。这个所有权意味着，伯克希尔的资产负债表反映了喜诗商誉的60%，或者大约750万美元。
1953年，伯克希尔在一次兼并中获得了蓝筹公司剩余的股份，这次兼并要求使用与在某些兼并中允许使用的“股权联营法(Pooling)相对照的盘购法。在盘购法下，我们给予(或“支付给”)蓝筹公司股东股票的“公允价值”必须超过从蓝筹公司得到的资产净值。这个“公允价值”要用放弃的股票的市场价值来衡量，公众持股公司在用它们的股票进行收购时几乎总是采用这种方法。
“收购到的”资产是蓝筹公司全部拥有的40%（正如你们注意到的那样，伯克希尔已经拥有另外的60％）。伯克希尔“支付富的是超出我们收到的可确认资产净值的5 170万美元，而这个金额被转人两个商誉：2 840万美元转人喜诗的商誉，2330万美元转人《布法罗晚报》的商誉。
因此，兼并留给了伯克希尔一项有两个组成部分的喜诗商誉资产：1971年收购时剩余的750万美元，以及1983年“收购到的”40%股份新创造出的2 840万美元。眼下，我们在下一个28年中每年的摊销费用大约是100W7英元，在随后2002年至2013年的12年中是70万美元。
换言之．不同的收购日期和收购价格已经使我们对相同资产的两个部分有大相径庭的资产价值和摊销费用。（我们再次重复我们常用的声明：我们根本提不出什么更好的会计制度。要解决的问题是心智的衰退以及随心所欲。）
但什么是经济现实？一种现实是每年在利润表中已经作为成本扣减的摊铂费用．因为对喜诗的收购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成本。我们知道那是因为喜诗去年凭大约200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净值赚取了1 3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这种业绩表明，现存的经济商誉远大于我们会计商誉的原始总成本。换言之，在会计商誉从收购之时起就规则地减少的同时，经济商誉则以不规则但却非常稳固的方式增加。
另一个现实是，未来每年的摊梢费用与经济成本不符。当然，喜诗的经济商誉有可能消失殆尽，但它不会在平稳的消耗或与这些消耗不太相似的活动中缩水。最可能出现的是，由于通货膨胀，这种商誉不断增加—即便不按不变美元，而按现时美元来衡量。
这种可能性的确存在，因为真正经济商誉的名义价值会与通货膨胀同步增长。为了解释这种现象的机理，让我们拿一家喜诗式的企业与一家更平凡的企业相对照。记忆中，当我们在1972年收购喜诗时，它用80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净值赚取了大约200万美元。让我们假设，我们假定的平凡企业当时也有200万美元的收益，但为了正常运转它需要1 800万美元的有形资产净值。收益仅为设定的有形资产净值的11%，这家平凡企业拥有的经济商誉极小，甚至没有。
因此，这样一家企业很可能按其有形资产净值，也就是1 800万美元出售。相比之下，我们为喜诗支付了2 500万美元，尽管它的收益相同，而且这种“真正的”资产还不到它的一半。像我们的收购价格暗指的那样，有形资产净值较少的企业真的更值钱吗？回答是“是的”—即使指望两家公司有相同的单位产量—只要你像我们在1972年时那样身处一个通胀不断的世界中。
要弄明白原因，想像一下物价水平上涨一倍对两家公司产生的影响。两家公司都需要将它们的名义收益翻番至400万美元，以使它们与通货膨胀扯平。这看上去只是小事一桩：仅需按以前价格的两倍出售相同单位数量的产品，假定利润率维持不变，利润就必定翻番。
但极其困难的是，要想实现这个目标，两家公司很可能不得不使他们在有形资产净值中的名义投资翻番，因为这是通胀通常强加于企业—无论好坏—的一种经济要求。销售额翻番意味着应收账款和存货也会增加，用于固定资产的投资对通胀的反应较慢，但很可能与通胀相同。而所有这些因通胀产生的投资不会提高回报率，这种投资的目的是为了公司的生存，而非所有者的发达。
但是要记住，喜诗的有形资产净值仅为800万美元。因此只要另外投人800万美元满足因通胀造成的资金需求。同时，那家平凡企业有超过它两倍以上的负担—需要1 8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
尘埃落定之后，现在年收益达 400万美元的平凡企业可能仍值其有形资产的价值，或3 600万美元。这意味着，它的所有者仅从新投入的1美元中获得了1美元的名义价值。（如果他们把钱存到一个储蓄账户中，也能得到相同的1美元对1美元的结果。）
但是，收益也是400万美元的喜诗，如果按我们收购时的基础估价（逻辑上会采用的方法），可能值5 000万美元。这样，它就增加了2 500万美元的名义价值，而所有者仅投人了800万美元的额外资金—从投入的每1美元上获得超过3美元的名义价值。
即使如此也要记住，喜诗式公司的所有者因通胀被迫预付的800万美元额外资金，仅仅是为了保住真实的收益不变。任何需要有一些有形资产净值运作 的（几乎所有的企业都是如此）无财务杠杆的企业都会受到通胀的伤害，对有形资产需求不大的公司只不过受的伤害最小。
当然，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事实很难把握。多年来，持有上述通胀防护观点的传统智慧传统长，智慧被装满了自然资源、厂房设备、或其他有形资产〔“让我们确信的事物”）的企业津津乐道。通常，资产庞大的企业回报率低，这种回报率常常仅能提供资金满足现有企业的通胀需求，而剩不了什么用于实际增长，或用来给所有者派发股利，或用来收购新的公司。
相比之下，建立在通胀年月的异常多的巨大企业财富，来自于把价值持久的无形资产与对有形资产相对较少的需求相结合的公司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收益按名义美元计算向上跳跃，而且这些美元基本上能用来收购其他企业。这种现象在通信企业中尤为明显，这些公司对有形资产的投资很少—但它的特许权仍能持续。在通胀时期，商誉是不断给予的礼物。
但是，这种说法自然只用于真正的经济商誉。假会计商誉周围到处都是另一回事。如果过于兴奋的管理人员以荒谬的价格收购了一家企业，我们就能注意到前面描绘的相同的会计细节。因为这种荒谬的价格去不了别处，所以最终只能反映在商誉账户中。考虑到创造这个账户的管理纪律之匾乏，因此在这种条件下这个账户最好标成“无目的（No-will）”。无论用什么名词，40年的惯例有目共睹，而且大大资本化的肾上腺素仍然作为一项“资产”留在账簿中，就好像收购很明智一样。
如果你们坚持认为对商誉的会计处理是对经济现实的最好衡量，那么我建议你们深思下面的最后一个问题。
假定一家公司每股20美元的净值全都是有形资产，再假定这家公司已经在国内建立起了某种巨大的消费者特许权，或者它很幸运，经FCC（Federal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的许可收购了一些重要的电视台，因此，它用有形资产赚了一大笔，比方说每股5美元，或有形资产净值的25%。
有了这种经济状况，它也许可以卖每股100美元，甚至更高，而且还很有可能在一次企业的整体协议出售中达到这种价格。
假定一位投资者以每股100美元买进该股票，为商誉支付了每股80美元（就像一个公司买家购买整个公司时做的那样）。这位投资者可转嫁用每年2美元的摊销费用（80美元除以40年）以计算每股的“真正”收益吗？如果可以，那么每股3美元的“真正”新收益可使他重新考虑他的收购价吗？
我们相信经理们和投资者同样应当从两个方面看待无形资产：
(1）在分析营运成果时—即，在评估一家企业的基本经济状况时—摊销费用应当忽略不计。能期望一家公司在没有财务杠杆的有形资产净值上赚多少—不包括任何减少收益的商誉摊销费用，是这家公司经济吸引力的最佳指南．也是这家公司经济商誉当前价值的最佳指南。
(2）在评价收购行动是否明智时，摊销费用也应当忽略不计。它们不仅应当从收益中扣减，还应当从企业成本中扣减。这意味着，在任何摊销前，永远以全部成本看待收购到的商誉。而且，在所有给定的因素中，成本应当定义为包括全部企业内在价值—并非仅仅是记录下来的会计价值—而与相关证券在兼并时的市场价格无关，而且也与是否允许使用联营处理法无关。例如，在兼并蓝筹公司时，我们对喜诗和《布法罗晚报》商誉的40%所支付的价钱超过计入我们账簿的5 170万美元。这种不平衡的存在是因为，在兼并中放弃的伯克希尔股票的市场价值小于它们的企业内在价值，对我们来说后者是决定真正成本的价值。
从（1)看显然是赢家的公司，从（2）看却可能苍白无力。一家好企业并非总是好的收购对象—尽管它是寻找收购对象的好地方。
如果伯克希尔以超过被收购方GAAP资产净值的溢价购买一家企业这很常见，因为我们要购买的大多数公司都不会以折价出售—这个溢价必须记人我们资产负债表的资产方。仅仅是一家公司应该如何记录溢价，就有许多会计规则。但为了简化这次讨论，我们将专注于“商誉”，几乎所有伯克希尔的收购溢价都归人该项资产。例如，最近当我们收购我们以前不曾拥有的GEICO的半数股权时，我们记录了大约16亿美元的商誉。
GAAP要求在不超过40年的时间中摊销也就是减值—商誉。因此，为了消灭我们在GEICO商誉中的16亿美元，我们将逐年从收益中扣减大约4 000万美元的摊销费用。这笔费用不能抵税，所以它把我们的税前收益和税后收益都减少了4000万美元。
结果，在会计意义上，我们的GEICO商誉将以等额摊销的方式逐渐消失。但我能向你保证的一件事是，我们在GEICO收购的经济商誉不会以同样的方式下降。实际上，我最好的猜测是，属于GEICO的经济商誉根本不会下降，反而会上升而且很可能是大幅上升。
在1983年的年报中，我对喜诗糖果的商誉也做过相似的陈述，当时我把该公司做为讨论商誉会计的一个例子。那时，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记人了约3 600万美元的喜诗的商誉。从此，我们每年都要从收益中扣减大约100万美元，以摊销该项资产，因此，现在喜诗的商誉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上已减至约2 300万美元。换言之，从会计的观点来看，现在的喜诗自1983年来已经失去了一大笔商誉。
经济事实不可能差别太大。1983年，喜诗凭1 100万美元的营业净资产赚取了大约2700万美元的税前收益；1995年它凭区区500万美元的营业净资产赚取了5 000万美元的税前收益。显然，在此期富可，喜诗的经济商誉已经大大增加而不是减少。同样清楚的是，喜诗的价值比它在我们账簿上记载的价值高几千万美元。
当然，我们有可能失手，但是我们希望GEICO逐渐损失的账面价值能与其经济商誉的不断增加对应起来。在我们的大多数子公司里而非喜诗一家，这确实己经成了一种模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以让你忽略所有盘购会计调整的方式展示我们的营业利润。
将来，我们也会对透明盈利采取相似的策略，除去因被投资方的重大盘购会计调整产生的收益。我们不会对账簿上仅有少量商誉的公司运用这种策略，如可口可乐和吉列。但是，我们会将其推行至富国银行和迪斯尼，两者最近刚有过巨额收购行动，而且正在处理由此产生的异常高昂的商誉摊销费用。
在结束这个主题之前，我们必须提出一个重要的警告：投资者常常被CEO和华尔街的分析师们引人歧途，他们把折旧费用与我们刚才讨论的摊销费用相提并论。这两者无法等同：除了极少数例外，折旧费用是一种经济成本，从哪一点看都与工资、原材料或税金一样实在，在伯克希尔以及在几乎所有其他我们已经研究过的公司中，这无疑是事实。此外，我们并不认为所谓的EBITDA（Earnings Before Interest，Taxes，Depreciation and Amortization，支付利息、税款、折旧费用和摊销费用前的收益）是一种有意义的业绩评价方法，不理会折旧费用的重要性而强调“现金流”或EBITDA-的管理人员容易做出错误的决策，而且你们在做出自己的投资决策时，也必须将其牢记在心。
D.所有者收益和现金流的谬误
正如GAAP规定的那样，许多企业收购都要求重大的收购价格会计调整。GAAP数值当然就是我们在合并会计报表中使用的数值，但是，我们认为，对于投资者或者经理来说，GAAP数字并不一定是最有用的数值。因此，特定营运单位的数值是收购价格调整人账前的收益。实际上，如果我们没有收购这些企业，那么这些企业本会报告这些收益。
对我们偏向采用下述这种提示形式的原因的词论，永远不能取代一部色情小说，而且绝对不是非读不可。但是，我知道在我们的6000名股东中，确有一些因我的会计文章吓得胆战心惊——因此我希望你们中的两类人都喜爱会计分析。
先来一个小测验:下面是两家公司1986年度的利润简表。哪一家公司更值钱?
正如你已经猜到的那样，O公司和N公司是同一家企业—思考特·费泽。在“O"（代表“老公司”）栏中，我们给出了如果我们没有收购这家公司时它的GAAP收益；在“N’，（代表“新公司”）栏中，我们给出了伯克希尔实际报告的思考特·费泽的GAAP收益。
必须强调，两栏描述的都是同一种经济状况，即相同的销售收入、工资、税金，等等。而且两家“公司”都为投资者创造了相同数量的现金。只有会计方法不同。
那么，哲学家们，哪一栏展现了事实？经理和投资者应当关注哪组数字？
在我们解决这些问题之前，让我们看看是什么导致了。公司和N公司间的这种差异。在某些方面，我们将简化我们的讨论，但是这种化繁为简不应在分析或结论中产生偏差。
公司和N公司间的这种差异是因为我们为思考特·费泽支付了与它报表中的资产净值不同的价格。根据GAAP，这种差异—这种溢价或折扣—必须用“收购价格调整册解决。在思考特·费泽的案例中，我们为它在账薄上记录的1.724亿美元净资产支付了3.15亿美元。这样，我们就付出了1.426亿美元的滥价。
对任何溢价进行会计处理的第一步是将流动资产的生存价值（CarryingValue）调整为现值。在实际操作中，这个要求通常不会影响按现值例行人账的应收账款，但会影响存货。因为有2290万美元的LIFO准备金。及其他会计杂项，思考特·费泽的存货账户与现值相比有3 730万美元的折扣。因此，我们用1.426亿美元溢价中的3 730万美元来增加存货的置存价值，作为我们的第一步会计行动。
在调整流动资产后若还有溢价剩余，那么下一步是按现值调整固定资产。在我们的案例中，这种调整也需要几个与递延税额有关的会计技巧。既然是简化的讨论，那么我将跳过细节，直接向你们亮出底线：我们把6800万美元加到固定资产中，再把1 300万美元从递延税额负债中消除。经过这8 100万美元的调整之后，我们还剩下2 430万美元的滋价要分配。
如果情况需要，就还要采取两个步骤：按公允现值祠整除商誉以外的无形资旧，以及按公允现值重新编制负债账户，后者通常仅形响长期负债和未备基金的养老基金负债。但是，在思考特·费泽的案例中，这两个步魏都没有必要。
在为所有的资产与负侦记录了公允市场价值之后，我们需要做的最后一项会计调整是将剩余的溢价划人商誉账户（技术上称为“成本超过所得净资产的公允价值的部分”)。剩余的溢价总计有2 430万美元:因此，斯考特·费泽在收购前的资产负债表—概括于O栏中—通过收购转变成了N栏中显示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两张资产负债表都描绘了同样的资产与负债—但是，正如你们着到的那样，某些数字大不相同。
N栏中显示的较高的资产负债表数值导致前面损益表的N栏中较低的盈利数值。这是资产价值增记（Write-up），以及某些价值被增记的资产必须折旧或摊销的结果。资产数值越高，每年从收益中扣减的折旧费用或摊销费用必定也越高。因资产负债表的价值增记而流转入损益表中的费用已在前面列示的损益表中计算出来：
1，4979000美元的非现金存货成本主要是因为对思考特·费泽在1986年对存货的减值；在未来的年度中，这种费用将逐渐变小，甚至不复存在；196
2.5054000美元的颊外折旧费用归因于固定资产的价值增记，每年如此数额的费用还需再发生12年；
3.595 000美元的商誉摊销费用，这笔费用还需要再发生39年，而且数额会略增，这是由于我们的收购发生在1月6日，所以，1986年的数值仅是当年摊销费用的98%；
4.998 000美元的递延税款技巧，这些技巧超出了我简要说明（甚至是详细说明）的能力之外；每年大约同样数倾的费用很可能会再发生。
重要的是要理解这些新创造的会计成本总计1 160万美元中没有哪一项可以用来抵扣所得税。。尽管“新”思考特·费泽与“老”思考特·费泽间的GAAP收益相差甚远．但是这两个经济实体缴纳完全相同的税。而且就营业利润而言，将来也会如此。但是，如果出现思考特·费泽出售它拥有的一家企业这种不太可能出现的情况，那么“新”公司和“老”公司的纳税影响就可能大相径庭。
到1986年末，通过从“新”思考特·费泽的利润中倾外扣减1 160万美元的费用，“新”、“老”经济实体资产净值间的差异已经从1.426亿美元缩小至1.310亿美元。随着时间的流逝，从利润中扣减相同的费用会使大部分滋价消失殆尽，而且两张资产负债表将汇聚到一点。但是，除非转让土地或者进一步降低存货水平，否则在新资产负债表中创造的较高的土地价值以及大部分较高的存货价值仍然会保留下来。
所有这些对所有者来说意味者什么？1986年．伯克希尔的股东购进的是一家盈利4020万美元的企业，还是册家盈利2860万美元的企业？这些11印万美元的新费用对我们来说是一种真正的经济成本吗？相比N公司的股票，投资者应当为0公司的股票支付更多的钱吗？而且，如果一家企业值其盈利的好几倍，那么思考特·费泽在我们购买它之前比这之后值钱得多吗？
如果我们想通这些问题，就能领悟到什么才可称之为“所有者收益”。这些收益代表（a）报告收益，加上（b）折旧费用、折耗费用、摊销费用率某些其他非现金费用—如N公司的项目（l）和(4），减去(c）企业为维护其长期竞争地位和单位产量而用于厂房和设备的年平均资本化开支，等等。如果企业需要超额流动资金维护其长期竞争地位和单位产量，那么超额部分也必须包含在（c）中。但是，如果单位产量不变，那么采用LIFO存货法的企业通常不需要超额流动资金。
我们的所有者收益公式不能产生GAAP的欺骗性精确值，因为（c）必定是猜测而且有时是一种极难做出的猜测。尽管存在这个问题，但我们认为所有者收益数值，而不是GAAP数值，才是与估价目的相关的项目对正在购买股票的投资者们和正在购买整个企业的经理们来说都是如此。我们赞同凯思斯的观察结果：“我宁愿模糊地正确，而不是精确地错误。”
我们已概括出来的这种方法为。公司和N公司产生的“所有者收益”完全一致，这意味着对两家公司的估价也完全一致，就像常识告诉你们应该是这种情况那样。得到这种结果是因为（a)与（b）之和在O栏和N栏中完全相同，以及（c)在两种情况下必定完全相同。
那么，作为所有者和经理，查理和我认为哪个才是思考特·费泽所有者收益的正确值呢？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相信（c)非常接近于“老”公司（b)的830万美元，而大大低于“新”公司（b）的1 990万美元。因此，我们相信，相比N栏中的报告收益，O栏中的报告收益更能说明所有者收益。换言之，我们认为思考特·费泽的所有者收益比我们报告的GAAP数值大得多。
这显然是件喜事，但是这种计算通常不能提供这种令人高兴的消息。大多数经理很可能会承认，在更长的时期中他们需要在企业上投人比（b）更多的资金，这样做仅仅是为了坚守企业的单位产量和竞争地位。如果有这种必要也就是，如果（。）超过（b）—那么 GAAP收益就会夸大所有者收益。这种夸大常常太过头，近些年，石油工业就有这种现象的突出例子。如果大部轨大石油公司每年仅花费（b），一那么按实数计算它们肯定亏损。
凡此种种都清楚地表明，常常在华尔街的报告中侃侃而谈的“现金流，’数字非常荒谬。这些数字例行公事地包括（a)加上（b）—但没有减去（c )a 大多数投资银行家的销售手册也有这种欺骗性的介绍，这些销售手册暗示正在出售的企业是一座商业金字塔永远是第一流的，而且永远不需要更新、改善或修整。实际上，如果所有待价而沽的美国股份有限公司同时通过我们一流的投资银行家进行销售—而且，如果介绍这些公司的销售手册让人信服那么政府对全国厂房和设备开支的预测将不得不大幅削减90%。
在说明某些房地产企业，或者其他初始费用巨大而后费用较小的企业时，“现金流”的确可以作为起到某种效用的速记法，财产仅有一座桥梁的，或是开采期特别长的油气田的公司就是个例子。但是“现金流”在制造、零售、采掘和公用事业这样的企业中毫无意义，因为对它们来说（c)总是很大。当然，在特定年度这种企业能够递延资本支出。但是在5年或10年中，它们必须投资否则企业就会垮掉。
那么，为什么“现金流”今天会如此流行呢？我们承认我们在回答的时候玩世不恭：我们相信企业和证券公司的销售经理们常常试图用这些数字证明那些不能证明的东西（并就此卖掉那些根本卖不出去的东西）。如果（a)也就是，GAAP收益—本身看起来不足以偿付垃圾债券或者被证明是愚蠢的股票价格，那么它对那些要专注于（a）十（b）的销售入员来说又有什么便利呢？但是，你应该加上（b)而不减去（c)，尽管牙医说得有道理，如果你不关心自己的牙齿，他们只能由你去了，但是同样的情况不适用于（c )o相信债务维护能力，或者权益估价，或者一家可以用（a）加上（b）而忽略（c）来衡量的公司或投资者，是在自找麻烦。
总而言之：在思考特·费泽和我们的其他企业中，我们认为以历史成本为基础的（b）也就是，不包括无形资产的摊销和其他收购价格调整在数额上相当接近于（c）。（当然，这两项并不完全一样。例如，我们在喜诗每年产生超出折旧费用500 000美元至100万美元的资本化开支，仅仅是为了保持我们的竟争地位。）我们对此深信不疑是我们将摊销费用和其他收购价格调整分列的原因……而且也是在看待单个企业的收益时……更注重所有者收益而不是GAAP数值的原因。
怀疑GAAP数值在某些入看来有些不敬。毕竟，如果不是为了了解企业的“实情”，那么我们付钱给会计师是为了什么？但是，会计师的工作是记录，而不是估价。估价工作是投资者和经理的事。
会计数字当然是商业语言，而且为任何评估企业价值并跟踪其进步的入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没有这些数字，查理和我就会迷失方向：对我们来说，它们总是评估自己的企业和他人企业的起点。但是，经理们和所有者们要记住，会计仅仅有助于业务思考，而永远不能取代业务思考。
E.内在价值、账面价值和市场价格
内在价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它为评估投资和企业的相对吸引力提供了惟一的逻辑手段。内在价值的定义很简单：它是一家企业在其余下的寿命中可以产生的现金的折现值。
但是，内在价值的计算并不如此简单。正如我们定义的那样，内在价值是估计值，而不是精确值，而且它还是在利率变化或者对未来现金流的预测修正时必须改变的估计值。此外，考察同一组事实的两个人一一甚至对查理和我也同样适用—几乎总是不可避免地得出至少是略有不同的内在价值。这是我们永远不会给你我们对内在价值的估计值的一个原因。然而，我们的年度报告提供的东西是我们自己用来计算这种价值的事实。
同时，我们定期报告我们的每股账面价值，这是一个很容易计算的数值，尽管用途有限。这种局限并不来自于我们持有的可交易证券，它们按现价记录在我们的账簿上。相反，账面价值的不足之处与我们控股的公司有关，它们在我们的账簿上记载的价值可能与其内在价值大相径庭。
这种差别可以朝两个不同的方向发展。例如，在1964年，我们可以确信地说伯克希尔每股的账面价值是19.46美元。但是，这个数字大大夸大了公司的内在价值，因为公司的所有收人来源都捆在了盈利能力低下的纺织业务上。我们的纺织资产既没有继续经营的价值，也没有等同于其置存价值的清算价值。
但是，今天伯克希尔的处境已经逆转：我们在1996年3月31日15 180美元的账面价值，远远低于伯克希尔的内在价值，这是事实，因为我们控制的许多企业比它们的置存价值值钱得多。
尽管不能说明全部问题，但我们还是要给出伯克希尔的账面价值，因为今天它们是对伯克希尔内在价值粗略的跟踪方法尽管低估了许多。换言之，账面价值在任何特定年度的百分比变化，很可能接近于该年的内在价值变化。
通过考察一种形式的投资大学教育，你们可以洞察账面价值和内在价值之间的差别。把教育成本看作是它的“账面价值”。如果想要得到精确的成本，就必须包括学生放弃的收益，因为他选择了上大学而不是工作。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将忽略教育的各种重要的非经济效益，而严格集中于它的经济效益。首先，我们必须估计毕业生在他的整个一生中得到的收益，然后从这个数值中减去如果他缺少这种教育所获得的收益的估计值。我们会得到一个超额盈利数值，因此必须按一个适当的利率将其折现至毕业日。这样计算出的收益等于教育的内在经济价值。
一些毕业生会发现，他们所受教育的账面价值超出其内在价值，这意味着不管谁为这种教育掏腰包都没有得到学费的价值。在另一些情况下，教育的内在价值远远超出其账面价值，这个结果证明资本的运用非常明智。显而易见，在任何情况下，作为内在价值的指示器，账面价值毫无意义。
比较我们的控股公司与那些我们持有少数股权的公司的报告财务收益，得出了一种有趣的会计讽刺。后者有20多亿美元市场价值，然而，它们在1987年仅为伯克希尔在报表上产生了1 100万美元的税后利润。
会计规则要求我们仅将这些公司派发给我们的股利只不过是名义上的，而不是它们的收益中属于我们的份额人账，后者在1987年总计大大超过1亿美元。另一方面，会计规则要求这三种少数股权—由我们的保险公司拥有的置存价值，必须按当前的市场价格记录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结果是：GAAP会计方法允许我们在净值中反映我们部分拥有的企业到目前为止的实际价值，但不允许我们在收人账户中反映它们的根本收益。
在我们的控股公司中，反过来做才对。这时，我们在收入账户中反映出了全部收益，但是永远不能在资产负债表中变动资产的价值—无论企业的价值在我们收购之后有多大的增长。
对这种会计上的精神分裂症，我们的思维方法是，忽略GAAP数值，而且仅将注意力放在我们的控股企业和非控股企业的未来盈利能力上。用这种方法，我们建立了我们自己的企业价值观念，使企业价值独立于账簿上控股公司的会计价值，也独立于愚蠢的市场有时为我们部分所有的公司设定的价值。这正是我们希望在未来的岁月里以适度的（最好是过高的）速率增长的企业价值。
历史上，伯克希尔的股票总是按稍低于企业内在价值的价格出售。有了这种价格，购买者就可以肯定（只要他们没有经历过这种折扣的扩大），他们的个人投资经历将至少与企业的财务经历相同。但是，最近这种折扣已经消失，而且时常会出现适度的溢价。
这种折扣的消失意味着，伯克希尔的市场价值比企业价值（它本身在以令人高兴的步伐前进）增长得快。这对任何在出现这种运动时已经持有股票的所有者来说是个好消息，但对新所有者或未来的所有者来说却是个坏消息。如果伯克希尔新所有者的财务经历仅仅能跟上公司未来的财务经历，那么他们付出的任何市场价值大于企业内在价值的溢价就必定会维持下去。
管理人员不可能决定市场价格，尽管他们可以通过公告和经营策略鼓励市场参与者的理性行为。正像你猜到的那样，我自己的偏好是一种持久接近企业价值的市场价格。有了这种关系，所有者就可以在其整个所有期中，精确地与企业的繁荣同步繁荣。市场价格在企业价值上下的大幅波动，总的来说不会改变所有者的最终收益；最终，投资者获得的必定与企业获得的一样多。但是长期大幅度的低估和（或）高估会导致企业利润在各种不同的所有者中不公平地分配，因为任何特定所有者的投资成效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是幸运、精明还是愚蠢。
长久以来，伯克希尔的市场价值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比其他任何我熟知的公开交易股权的这种关系都更加恒定。这是给你的馈赠。由于你们有理智、兴趣和投资倾向，所以伯克希尔股票的市场价格几乎总是切合实际的。这种不寻常的结果由不寻常的入口统计学得出的一群股东实现了：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股东都是个人投资者，而不是机构投资者，再没有哪一家像我们这种大规模的公众持股公司能够同样做到这一点。
40年前，本·格雷厄姆曾讲过一个故事，说明为什么投资专家会有他们的表现：一位正在走向天堂的石油勘探员，在遇到圣·彼得（St. Peter）e时听到了坏消息。“你有资格在此居住，”圣·彼得说，“但是，你也看到了，为石油大王们保留的院子已经挤得满满的。没办法再把你塞进去。”勘探员想了一会儿问圣·彼得，他是否能对现在的居民说八个字。这看起来对圣·彼得没什么害处，所以勘探员把手罩在嘴边大声叫嚷，“地狱里发现了石油。”立刻，通向院子的大门打开了，所有的石油大王都涌了出来朝地狱走去。惊讶之余，圣·彼得邀请勘探员进人院子，勘探员却踌躇了，“不行，”他说，“我想我得跟那些家伙一起其。毕竟，地狱里可能真有石油。”
在1995年的信中，由于伯克希尔的股票卖到了36000美元，我曾告诉你们：（1）最近几年伯克希尔市场价值的增长已经超出了其内在价值的增长，尽管后者的增长令人十分满意；（2）这种过度的表现绝对不可能持续下去；（3）查理率我那时并不认为伯克希尔会被低估。
自从我发出了这些警告之后，伯克希尔的内在价值已经大大增加……而我们股票的市场价格变化很小。这当然意味着，1996年伯克希尔的股票超越了企业的表现。因此，今天的价格价值关系，不仅与一年前的大不相同，而且在查理和我看来也更加合适。
随着时间的流逝，伯克希尔股东获得的累计收益必定与公司的业务收益相同。如果股票暂时超出或低于企业的表现，那么一小部分股东卖家或买家就会在交易这些股票时获得超撅利润。通常，在这场游戏中，成熟的参与者比单纯的人有优势。
尽管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使我们的股东从其伯克希尔所有权中获得的总收益最大化．但是我们还希望使一些股东以其他股东为代价获得的利润最小化。这些是如果我们在管理家族合伙制企业时会有的目标，而且我们相信它们对公众持股公司的经理来说也有同样的意义。在合伙制企业中，公平要求合伙利益在合伙入进出的时候得到平等的估价；在公众持股公司中，当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保持同步时．就出现了公平。显然：它们总是达不到这种理想状态，但是一位经理富通过他的经营策略和交流可以为培养公平多出一把力。
当然，股东持有股票的时间越长，伯克希尔的企业收益对其金融经历的意义就越大—而且在他买卖股票时相对内在价值有什么样的滋价或折扣的重要性就越小。这是我们希望吸引有长远投资眼光的所有者的一个原因。总的来说，我认为我们已经在这个追求上获得了成功。对于由长远眼光的所有者持有的股票百分比，伯克希尔在所有大型美国股份公司中很可能名列第一。
F.分部的数据与会计合并
即使GAAP有缺点，我也讨厌制定一套更好的规则。然而，现有规则的局限不需要克服：CEO不必受人摆布，IEGAAP报表作为他们对所有者率债权人义务的开始而不是结束事实上他们必须如此。毕竟，任何一位子公司经理如果报告了不加渲染的GAAP数字，而这些数字遗漏了他的老板册母公司的CEO-册他要的关键信息，都会发现自己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为什么CEO本人就应该保留实质上对他的老板们公司的持股所有人有用的信息呢？
需要报告的是有助于了解金触的读者回答以下三个关桩问题的数据无论它们是GAAP数据、4PGAAP数据、还是翻外的GAAP数据：（1)这家公司大约值多少钱？（2）它能够履行未来义务的可能性？以及（3）考虑到经理们分派到的工作，他们的工作表现有多好？
在大多数惰况下，从最低限度的GAAP提示中收集上述一个或更多问题的答案介乎困难与不可能之间。企业界真是太复杂了，以至于不能用单单一组规月，有效地描述所有企业的经济事实，尤其是那些广泛涉足各种不同业务的企业，如伯克希尔。
使间题进一步复杂化的是，许多管理人员不是把GAAP者做一种者要达到 的标准，而是看做一种需要克服的障碍。会计人员欣然协助他们的事不胜枚举。（“2加2，”客户问，“等于几？”合作的会计师回答，“你想它等于几？”）即使是诚实而且出于好意的管理人员，有时也会稍稍曲解GAAP，以展示他们认为可以更加合理地形容他们业绩的数值。平滑收益以及“巨额冲销”季度是正直的管理人员采用的其他“没有恶意的谎言”。
于是，还有一些经理积极地使用GAAP进行欺诈，他们知道许多投资者率审计师视GAAP结果为真理。因此这些江湖骗子“富于想像地，，解释会计规则，并用技术上遵守GAAP，但实际上向世界显示一种经济幻觉的手段记录业务交易。
只要投资者—包括想像中成熟的机构投资者沉迷于符合稳定增长的报告“收益”，那么你们就可以相信一些经理和推销员会利用GAAP产生这些数字，而无论事实如何。多年来，查理和我观察到了许多规模难以置信的会计诈骗，只有少数作恶多端的人受到了惩罚；许多甚至未受到任何谴责。用钢笔窃取一大笔钱比用枪抢劫一小笔钱要安全得多。
1988年，根据GAAP做出的一顶重大变革，我们在资产负债表和收益表中完全合并丁我们所有的子公司。过去，共同储贷公司(Musual Savinand Loan)以及斯考特·费泽财务公司(一家主要为世界百科全书公司和科拜公司(Kirby)的产品提供分期付款销售贷款的财务公司)都在”单一的”基础上加以合并。这意味着我们(1}把我们在它们合并净资产中的权益在伯克希尔的合并资产负债表中作为.单项资产表示，以及(2)把我们在它们合并年利润中的权益在我们的合并收益表中作为单行收益表示。现在，这项规则要求我们在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合并这些公司的每一项资产与负债，而且将它们的每一项收人和开支都包括在我们的收益表中。
这项变革强调公司还需要报告分部的数据:在传统的财务报表中，需要汇总在一起的业务部门的经济多样性越大，这些披露的用途就越小，而且能够回答前面提出的三个问题的能干的投资者就越少。实际上，我们在伯克希尔永远准备合并数值的唯一原因是为了达到外部的要求。另一方而，查理和我一直在研究我们的分部的数据。
既然已经要求我们在GAAP报表中捆绑更多的数字，我们已经决定出版我们认为可以帮助你衡量企业价值和管理表现的补充信息。(无论你检验什么样的会计报告，伯克希尔向债权人履行其义务的能力—我们列出的第三个问题应当有目共睹。)在这些补充披露中，我们不必遵循GAAP程序乃至法人结构。相反，我们将试图采用有助于分析但又不会使你们陷人细节的泥潭中的方式，进行合并重要的企业活动。我们的目标是以如果我们的角色变换时我们希望获得的信息的形式，给你们重要的信息。
G.递延税额
前面我曾经提到过1990年GAAP会出现一项重大的变革，这一变革与递延税额（Defferred Tax )的计算有关，它不仅复杂而且颇具争议以至于原计划在1989年强制实施的变革推迟了一年。
在实施过程中，新规则将会从各方面对我们产生影响。最重要的是，规则要求我们改变对保险公司持有股票的未实现收益的递延应纳税额的计算方法。
顷刻间，我们的负债大大增加。对于可追溯至1986年甚至更早年份的未实现收益-12亿美元，我们已经按28%的税率将应纳税额（Tax Liability）入账。对于那以后的未实现收益-6亿美元，应纳税额以34%的税率入账。这个差别反映了1987年开始生效的税率的增长。
然而，现在看来新的会计制度要求我们在1990年按34%的税率建立整个负债，这减少了我们的收益。假定到1990年税率没有变化，那一年这种措施会减少我们的收益（以及我们由此报告的净资产）达7 100万美元。建议中的规则还影响了我们的资产负债表中的其他项目，但是这些变革对我们的收益和净资产只有很小的冲击。
在计算递延税额时，我们对这种变革的要求还没有成熟的见解。但是，我们应当指出，无论是按28%的税率还是34%的税率计算出的应纳税颊都没有精确描绘出伯克希尔的经济现实，因为我们没有计划出售账面上已经获利颇丰的股票。很可能会采用的一项会计新规则将要求公司按当前的税率无论税率如何从所有的盈利中提取准备金。在34%的税率下，这一规则会增加我们的递延应纳税额，并减少我们的资产净值约7 100万美元结果在我们1987年之前的盈利中提取的准备金增加了6个百分点。由于建议中的规则已经引发了广泛的争议，而且它的最终形式还不清楚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做出这种变化。
如果我们要按年底的市价出售我们的所有证券，那么我们会欠下11亿美元以上的税。这11亿美元的负债，与年末后15天向购销债权人支付的11亿美元负债相等乃至相似吗？显然不是—尽管两个项目对经审计的资产净值的影响相同，它们都将其减少了11亿美元。
另一方面，因为对递延税负债的支付仅在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没有抛售打算的股票出售的时候才触发，那么它是不是一种毫无意义的会计虚构？回答再一次是“不是”。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负债就像来自美国财政部的，仅由我们挑选的免息贷款（当然，除非国会（Congress）提议在它们实现以前就征税）。该项“贷款”在其他方面也很独特：它只能用来投资个别已增值股票的所有权，而且规模上下波动—因市场价格变化而每天波动，以及因税率变化而周期性地波动。结果，这种递延应纳税额相当于一笔非常巨大的转让税，它仅在我们选择从一项资产转向另一种时才需缴纳。实际上，1989年我们出售了一些数量相对较少的股票，因此在2.24亿美元的盈利中产生了大约7600万美元的“转让”税。
由于税法的工作力一式，我们青睐的瑞普·凡·温克尔式的投资风格一一如果成功的话一一相对于更加疯狂的投资方法有着极大的数学优势，让我们看看一个极端的比较。
想像一下伯克希尔仅有1美元，我们用它投资的一种证券到年底涨了一倍，然后我们将证券抛出，进一步想象一下我们用税后利润在下一个1年中簿年重复这种投资过程，每次都翻番。到第20年末，我们为每一次抛售获得的利润缴纳的34%的资本利得税，将会给政府送去13000美元，而我们只1下大约25250美元。这还不算太坏。但是如果我们在20年中进行了一项翻了20倍的美妙投资，那么我们的钱就会增至1048576美元。如果我们在那时套现，那么我们缴纳的34%的税大约是356 500美元.然后剩下大约692 000美元。
这种惊人差异的唯一原因是纳税的时机选择。有趣的是，政府从第二种情形中获得的收益与我们一样正好是27比1用356 500美元的税款比上13 000美元的税款。尽管，无可否一认，政府必须花时间等待这笔钱。
我们应该强调，由于这些数学计算结果，我们没有采用倾向于长期投资的策略。实际上，通过更加频繁地从一项投资转向另一项投资，我们可能会获得更大的税后利润。许多年前，查理和我就是这样做的。
现在我们宁愿留在原处不动，尽管这意昧着较低的回报。我们的原因很简单:我们已经发现辉煌的业务关系不仅少见而且令人偷快，因此我们要保持我们业已发展的关系。这个决定对我们来说尤其简单，因为我们认为这些关系将会产生良好的—尽管可能不是最优的—财务成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认为放弃与那些我们认为有趣而且值得敬佩的人在一起的时间，而转向那些我们并不了解而且很可能资质一般的人，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意义。这可能类似于为了金钱而结婚——在大多数条件下这是一个错误，而且，如果一个人已经非常富有，那他一定是精神异常。
一项与递廷税额有关的会计新规则自1993年起生效。它在我们的帐薄中撤销了我已经在以前的年报中讲述过的，以及与我们的投资组合中未实现资本增值的应计税欲有关的二分法。在1992年底，资本增值总计达76亿美元。对其中的64亿美元，找们按目前3 456的税率计税，对于剩下的12亿美元，我们按2 856的税率计税。在那部轨资本增值出现时实行这种税率。新的会计规则说从今以后我们必须按目前的税串—对我们来说还算合理—发生所有的递延税翔。
新的开拔令意味者，在1 993年的第一季度，我们将对所有未实现的资本增值应用3 496的说率．从而增加我们的应纳税饭并减少资产净值达7 000万美元。这个新规则还导致我们在递延税板的计算中做出其他微小的调整。
未来税率的变化将会迅速反映在递延税顿负债，以及相应的资产净值中，这种冲击很可能十分巨大。然而，最终重要的是我们出售证券时的税率，届时，我们的未实现资本增值将变成已实现资本增值。
H.退休福利和股票期权
从1993年起开始执行的另一项重大会计变革要求企业为雇员的退休健康福利确认它们的负债现值。尽管GAAP以前已经要求确认在未来支付白养老基金，但它不合逻辑地忽略了那时公司将为健康福利负担的成本。新规背将强制许多公司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一笔巨大的负债（而且相应地碘少资产净值），而且今后还要在它们计算年利润时确认更高的成本。
在进行收购时，查理和我已经趋于避开那些有巨大退休负债的公司。因此，伯克希尔当前的负债以及退休健康福利的未来成本—尽管我们现在有成千上万名雇员—微不足道。然而，我要承认我们曾中过一发近失弹（Near-miss）：1982年，我在表态要收购一家负担巨额退休健康义务的公司时曾犯下大错。但幸运的是，白于我们无法控制的原因，这笔交易失败了。我在1982年度的年报中报告这件事时曾说：“如果我们要在报告中引人图表，说明在过去一年中令人欣喜的业务发展，那么解释这笔已经告吹的交易的两张白纸将是最合适的夹页。”即使如此，我也不希望事情恶化。另一个买家出现了，这家企业很快破产并关门歇业，成千上万的工人发现，那些医疗保健的慷慨允诺简直一文不值。
在最近几十年中，没有哪一个CEO梦想过带着这样的建议去董事会：他的公司要成为一家其他股份公司建立的无限退休健康福利的保险公司。CEO不必成为医疗专家，以了解不断延长的平均寿命以及快速上升的健康福利成本会保证保险公司从这样一种业务中遭受财务上的打击。尽管如此，许多经理偷快地让自己的公司致力于一仲正好包含相同承诺的自身保险计划并因此让他的股东遭受这种必然结果的厄运。在医疗保健方面，无限度的承诺已经创造了无限度的负债，这些负债企一些情况下膨胀得大到威胁美国主要工业的全球竞争力的程度。
我相信，这种不顾后果的行为的部分原因是，会计规则长久以来并没有要求在退休后医疗保健成本发生的时候人账，相反，规则允许现金收付制的会计方法，这大大少报了正桩不断增长的负债。结果，管理入员以及他们的会计师对这些债务的态度是“看不见，想不到”。有讽刺意味的是，同样是这些经理中的一些人，会迅速批评国会在考虑社会保障及其他产生大量未来负债的计划时所采取的“现金收付钊”的思维方式。
考虑会计问题的经理永远不应忘记亚布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喜欢的一则谜语：“如果称尾巴是腿的话，一只狗会有几条腿？”回答是：“四条腿，因为称尾巴是腿井不能使尾巴成为腿。”即使审计师愿意证明尾巴是腿，经理们也应牢记亚布拉罕的正确答案。
主管人员和会计师们做出的让我们不要面对现实的行为中最惊人的情形出现在股票期权的世界中。在伯克希尔1985年的年报中，我曾摆明了我对利川期权和滥用期权的观点。但即使期权设计得当，事实证明也是毫无意义。缺乏逻辑并非巧合的是:几十年来，大多数企业发动了针对会计规则制定者的战争，试图避免在发行股票期权的股份公司的利润中反映出它们的成本。
主管人员常常认为期权难以估价，所以理应忽略它们的成本。在另一些时候，经理们又说，为期权指定成本会伤害那些刚起步的小型企业。有时，他们甚至庄严地宣称“较现值不利(Out-of-the-money)”的期权(那些执行价格等于或大于当前市场价格的期权)在发行时毫无价值。
奇怪的是,机构投资者理事会(Council of lnstitutional Investors)已经对这个主题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它认为应当视期权为一种成本,因为它们“不是来自公司保险箱的钱”。我认为,这种推理思路为美国的股份公司立即增加它们的报告收益提供了激动人心的各种可能。例如,它们可以用期权支付保险成本来消除保险成本。所以如果你是一名CEO,而且赞成这种“没有现金收付就没有成本(No Cash--No Casl)”的会计理论,那么我将给你一个你不会拒绝的报价:请打电话到伯克希尔找我们,我们会高高兴兴地的卖给你保险,用来交换一大捆你们公可股票的长期期权。
股东们应当明白，公司在向另一个当事人交付有价值的东西时就会产生成本,而不仅仅在现金易手的时候。而且,仪仅因为不能精确量化就说一项重要的成本不应确认不仅是愚蠢的而且玩业不恭的。现在，会计有很多不精确的地方。毕竟,没有哪一个经理或者审计师知道——架波音747飞机的寿命有多长,这意昧者他也不知道这家飞机每年的折旧费用是多少。没有哪个人可以确切知道一家银行每年的贷款损失费用应当是多少。而且，财产保险公司在估计损失时的失准早已是路人皆知的。
这是否意昧眷仅仅是因为这些重要的成本项目不能绝对精确地量化,就应当将其忽略呢？当然不行。相反,应当由诚实而且富有经验的人来估计并记录这些成本。如果你们当真正确地对待它,那还会有其他什么重大但难以精确讣算的成本 也就是不同股票期权的成本一会让会计专业人员说应当在计算收益的时候忽略呢?
而且,期权并非那样难以估价。无可否认,给子主管人员的股票期权作各个方而受到的限制增加了这种难度。这些限制影晌估价。但是，它们不会排除估价。实际上，既然我有心情卅价,我会给任何被授于有限制的股票期权的主管人员一个报价,尽管它有可能较现值不利:在发行日,伯克希尔会为他或她在期权上实现任何未来收益的权利付上一大笔钱。因此,如果你们找到一位CEO说他新发行的期权价值极小或者毫无价值,那么就告诉他试试向我们寻价。说实在的，柑比为我们的喷气式公务机确定-个合适的折旧率，我们对为任何一种期权确定一个合适价格的能力要有信心得多。
在我看来，股票期权的现实可以相当简单地加以概括:如果期权不是一种酬报的形式,那么它们是什么?如果酬报不是-种费用,那么它是什么?而且，如果费用不应当进人收益的计算,那么它们应当去哪里?
会计专业人员和SEC应当为长期让他们自己在期权会计问题上被企业主管人员挤着走而感到羞愧。此外，主管人员参与的游说可能有种不幸的副产品:我认为,企业精英在对它自己有着重大意义的问题上鼓吹令人难以置信的东西时.在对社会有重大意义的问题上一对此精英可能有许名有价值的东西可说一一却冒着失去信誉的风险。
I.公司税收负担的分配
1986年的税收改革法案（Tax Reform Act）对我们的各种企业产生了重大且背道而驰的影响。尽管我们发现法案中有许多地方值得称赞，而它们对伯克希尔的最终财务影响是负面的：相比在旧法案下，我们的企业价值增长率在新法案下很可能更加缓慢。法案对找们股东的最终价值的负面影响更大：企业价值增长的每1个美元，假设这种增长伴随着伯克希尔股票市场价值的同步增长，给我们股东产生的税后收益是72美分，而不是旧法案下的80美分。这个结果的确反映了个人资本利得的最高税率从20%增至28%。
下面是影响伯克希尔的主要斌税变化：
．按日程，公司普通收益的税率将从1986年的46%降至1988年的34%。这个变化显然对我们有正面影响。而且它对我们三家主要被投资方中的两家有重要的正面影响，它们是大都会/ABC以及（华盛顿邮报》。
说这些时我知道，十多年来，关于谁在真正支付各种公司税—是企业还是它们的客户，已经有许多模糊的而且常常带有偏袒的解释。当然，这种争论通常转向增税，而不是减税。那些坚持要求提高公司税率的人通常认为，股份公司实际上没有缴纳任何向它们征收的税款，相反只是作为一种经济管道，把所有的税转嫁给消费者。根据这些说法，对股份公司来说，任何公司税率的提高将导致与之抵销的更高的价格。站在这个立场上，“管道”理论的支持者必定还能得出结论，对股份公司减税不会有助于提高公司利润，相反只会造成税收流失，因为对消费者来说减悦相应地会导致更低的价格。
相反，其他人则认为股份公司不仅缴纳向它们征收的税款，而且还吸收了税款。这些学派说，消费者不会受到公司税率变化的影响。
究竟会发生什么？如果公司税率下降，伯克希尔、《华盛顿邮报》、大都会等等这些公司本身得益了吗，或者这些公司通过降价的形式让利给它们的消费者了吗？这对投资者和经理们来说，同政策制定者一样，是个重要的问题。
我们的结论是，在某些情况下，降低公司税的好处完全或者几乎是完全落到了公司及其股东的身上，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这种好处全部或者几乎是全部传递给了消费者。决定结果的是股份公司业务特许权的实力，以及从特许权中获得的利润是否受到监管。
例如，如果这种特许权很大，而且税后利润以一种相对精确的方式受到监管，就像对电力公司那样，那么公司税率的变化大部分将在价格，而不是在利润中反映出来。如果减税，价格通常会迅速降低；如果增税，价格就会上涨，尽管速度不快。
相似的结果也会出现在第二个竞技场归在价格竞争的行业中，这些行业中的公司通常在非常微小的业务特许权下运作。在这种行业中，自由市场以滞后的、无规律的但通常成效显著的方式“监管着”税后利润。结果，在对付价格竞争的行业时，市场起到了大部分公用事业委员会（Public UtilitiesCommission）在对付电力公司时起到的相同作用。因此，在这些行业中，税率变化对价格的最终影响比利润大。
然而，至于那些被踢予强大特许权的不受监管的企业，就是另一个故事了：股份公司及其股东因此是减税的主要受益昔。这些公司从减税中获益，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电力公司从缺乏监管的强制降介中获益一样。
我们的许多企业全部所有和部分所有的企业具有这种特许权。结果，降低它们赋税的好处大部轨都进入了找们的口袋而不是消费者的口袋。虽然说这些可能是失策的，但否认是不可能均。如果你总想相信别的东西，那么稍许想一想你们这个地区最能干的脑外科医生或律师。既然最高的个人所得税率正在从50%降至28%，你真的指望这些专家（在他或她的专长中的本地“特许权所有人均会降低收费吗？
更低的税率会使我们的几家营运企业及被投资者受益，但是你们对我们的结论的喜悦应当被我们确信的另一件事剧烈调整：列入日程的1988年的税率富个人的和公司的在我们看来完全不切实际。这些税率很可能给华盛顿造成财政问题，这个问题将证明与价格稳定不兼容。因此，我们相信，最终比方说，在5年之内要么是更商的税率，要么是更高的通货膨胀率几乎肯定出现。所以，见到哪一种情况我打都不会吃惊。
公司资本收益税率已经从28%增至1987年开始生效的34%。这个变化会对伯克希尔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找们希望将来我们在企业价值中225的大部分增益，就像过去那样，由资本收益产生。例如，我们的三项主要投资—大都会、GEICO以及《华盛顿邮报》—在年底曾有超过17亿美元的市场价值，接近于伯克希尔资产总值的75%．然而它仅给我们带来大约900万美元的年收益。但是，所有三家公司留存了绝大部分收益，我们希望这些留存收益给我们带来资本收益。
·新法案提高了所有在将来实现的资本收益的税率，包括在法案颁布前存在的未实现收益。在年末，我们的股权投资中有12亿美元的这种未实现收益。新法律对我们资产负债表的影响会滞后，因为一条GAAP规则规定，适用于未实现收益的递延应纳税额应当以上一年度的28%的税率而不是目前34%的税率表示。这项规则有望很快改变。在它有效的时候，大约有7 300万美元会从我们的GAAP资产净值中消失，然后加到递延税额账户中。
·我们的各个保险公司收到的股利和利息收入在新法案下课税更重。第一，所有股份公司从其他国内的股份公司收到的股利的20%需纳税，而旧法案的是15%。第二，对于剩下的80%有一项专门适用于财产／灾害保险公司的变革：如果支付股利的股票是在1986年8月7日以后买人的，那么剩余部分的15%需纳税。第三个变革—又是仅适用于财产／灾害保险公司涉及免税债券：这些保险公司在1986年8月7日以后买入的债券的利息仅有85%的部分免税。
最后两项变革非常重要。它们意味着，我们从未来几年的投资中获得的收人，将会大大少于在旧法案下我们本可以获得的收入。我最乐观的推测是，单单这些变革将最终把我们保险公司的盈利能力在我们以前的期望上至少降低10%a
·新的税收法案还实质性地改变了财产，灾害保险公司的纳税时机。一条新规定要求我们在我们的税单（Tax Return）中折现我们的损失准备金（Loss Reserve），这项变化将减少各种减项（Deduction），并提高应税收益（Taxable Income）。另一项在6年中分阶段实施的规定要求我们将预收保险费准备金（Unearned Premium Reserve）的20%包含在应税收人中。
没有哪一条规则会改变我们给你们的财务报告中每年的应计税款，但是每一条都显著加快了纳税的进度，也就是从前递延的税额现在被向前娜了，这个变革会大大降低我们企业的盈利能力。用一个类比可以说明这种税赋：如果要求你一过21岁就立刻为你在整个一生中要得到的全部收人纳税，那么你一生的财富以及你的不动产相比你在死时缴纳的所有这些税款将是一个区区小数。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我们所说的话中有一个矛盾。先前，在讨论处于价格竞争行业的公司时，我们认为增税或减税对这些公司的影响很少，相反会大部分传递给它们的客户。但现在，我们又在说增税会影响伯克希尔的财产，灾害保险公司的利润，尽管它们在一个价格竞争激烈的行业中营运。
就我们的一般规则来说，这个行业可能是个例外的原因是，并非所有的大保险公司都使用完全一样的纳税方程式。由于几个原因会存在重要的差别：一项新的可选的最小税种会大大影响一些公司，但不会影响另一些公司；某些大保险公司有巨大的，至少可以在几年中保护它们的大部分收益免交巨额税金的损失移后扣减（Carry-forward）气以及一些大保险公司的收益将与非保险企业一同计人公司合并收益中。这些完全不同的条件将在财产/灾害保险行业中导致大范围变化的边际税率，但是，这不会是大多数其他价格竞争行业的境况，如铝业、汽车业或百货行业，在这些行业中，大玩家通常以相似的纳税方程式竞争。
对财产/灾害保险公司没有一种公用的税额计算法意味着，落到这个行业上的增加的税额很可能不会像它们在典型的价格竞争行业中那样，传递到消费者身上。换言之，保险公司本身将承受许多新税负担。
·对这些负担的部分抵销是一种于1987年1月1日出现的“新开始”调整，那时，我们1986年1月31日的损失准备金数值，因纳税目的转换到了新要求的折现过的基础之上。(但是，在我们给你们的报告中，准备金仍旧完全按照以前的基础—未折现，除了在像结构化清算这样的特殊情况下之外。)“新开始”的最终影响是给了我们一种双重扣减:我们将在1987年和未来的年度中获得应税收益额减免，比例是我们的已经作为成本在1986年和更早的年度中完全扣减的，已经发生但未支付的保险损失。
因这种变革导致的资产净值增加还没有反映在我们的财务报表中。相反，在目前的GAAP规则（可能会改变）下，这种效益将流人收益表，并因此在今后几年中通过税费减少进人资产净值中。我们希望从新开始调整中获得的收益在3 000万至4000万美元之间。但是必须注意，这是一次性效益，而其他与保险有关的税收变革的负面冲击不仅正在发生，而且在各个重要方面将随时间的推移变得更加剧烈。
·新税法废除了通用电力公司式的教条（General Utilities Doctrine）。这意味着，在1987年及以后，对公司破产清算的税收会翻番，税的一半在公司级，另一半在股东级。过去，公司级的税可以避免，例如，如果伯克希尔要破产清算—根本不可能，那么在新法案下，股东从出售我们的财产中获得的现金，将远少于他们在过去从这些资产出售中获得的现金—假定每次出售的价格完全相同。尽管这种结局在我们的情形中仅是理论上的，但是，法律上的这种变革将大大影响许多公司。因此，它也影响我们对未来各种投资的评估，例如，对待希望为偿债而出售的生产石油和天然气的企业，挑选出来的媒体公司，房地产公司等等。它们的股东可以实现的价值很可能大幅减少，这仅仅是因为通用电力公司式的教条已经废除—尽管公司的营运经济状况根本不会逆转。我的印象是．这种法律上的重大变革还没有被投资者或经理完全领会。
J.税制与投资哲学
伯克希尔是联邦所得税的大付款人。总计，我们将在1993年缴纳3.9亿美元的联邦所得税，其中大约2亿美元归因于营业营润，而另外的1.9亿美元归因于已实现的资本收益。此外，由我们的被投资方缴纳的1993年度联邦所得税和境外所得税远远超过4亿美元，你们不会在我们的财务报表中看到这个数字，但它无疑是存在的。无论是直接地还是间接地，伯克希尔缴纳的1993年度的联邦所得税大约将占前一年所有美国股份公司缴纳的总和的1%的1/2。
说到我们自己的股份，查理和我对这些税收绝对毫无怨言。我们知道我们在一个基于市场的经济中工作，相比其他对社会做出相同甚至更大贡献的人的工作，市场对我们的工作做出的报偿慷慨得多。税制应该，也确实补偿了这种不平等，即使如此，我们仍享受了特别优厚的待遇。
如果，伯克希尔采用合伙制或“S”股份公司—两种在公司活动中广泛采用的结构，那么伯克希尔及其股东加起来就可以缴纳少得多的税。由寸种种原因，伯克希尔这样做不可行。但是，伯克希尔的公司形式带来的不利影响，已经通过我们的长期投资策略得到了缓和，尽管还远未消除。即使查理和我经营一家免税的机构，我们也会采取买入并持有的策略。我们认为它是最稳健的投资方式，而且它还平和了我们的个性。但是，青睐这种策略的第三个原因是，只有在资本利得实现的时候，我们才须纳税。
从我喜爱的连环漫画（李尔·阿伯纳）（Li'i Abner) 中，我有机会在年轻的时候看到递延纳税的好处，尽管当时我错过了这堂课。为了使读者感觉高人一等，李尔·阿伯纳在狗斑（Dogpatch）地区过着欢乐但鲁钝的遇通日子。某一天，他迷恋上纽约的一位妖妇，艾普丝伊娜塔·范·克莱麦克斯（Appassionatta Van Climax），但对娶她丧失信心，因为他只有块一美元的银币，而她则对百万富翁情有独钟。遭到拒绝后，他到老摩西（Old ManMose）—狗斑地区的百科全书那里寻求答案。这位圣人说：把你的钱翻20倍，艾普丝伊娜塔就是你的了（1，2，4，8，，··…，1048576)。
我对这部连环漫画的最后印象是，阿伯纳进了一家小客栈，把他的银币投到一部老虎机里，然后撞上大运，懂的钱戮得满地都是。阿伯纳严格遵从摩西的建议，抢起两美元，然后离开小客栈，去寻找下一个翻倍的机会。那以后，我把阿伯纳扔到了垃圾堆里，开始拜读本·格雷厄姆的著作。
称摩西是位大师，显然言过其实：除了未能预见阿伯纳对指令的盲从之外，他还忘了纳税。如果阿伯纳须缴纳，比方说伯克希尔缴纳的35%的联邦所得税，（而且如果他每年都使资金翻番，那么20年后他只能搜下22 370美元。实际上，如果他同时保持每年让资金翻番，并缴纳35%的税，那么他本来再需7.5年就可达到赢得艾普丝伊娜塔芳心的100万美元。）
但是，如果阿伯纳相反把他的钱放到单项投资中，然后一路持有，直至资念同样翻27 1/2倍。会怎么样?在那种情况下，他可以实现约2亿美元的税前利润，或者在最后一年缴纳了7000万美元的税款后，实现大约1.3亿美元的税后利润。为此，艾普丝伊娜塔可以爬到狗斑去。当然，又一个27 1/2年过后，艾普丝伊娜塔会如何看待另一个坐在1.3亿美元之上的家伙，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这个小故事告诉我们的是，相比按给定复利增长的投资，纳税的投资者可以从每年按相同复利增长的单项投资中实现多得多的利润。但我怀疑许多伯克希尔的股东很久以前已经计算出了这个数字。